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其学术话语体系都会随着学术的发展而发展。一些不成熟的学术话语会被舍弃，比如，化学中的燃素说，牛顿力学中的流数说就是这样。不那么确切的学术话语会加以更正，一些旧的学术话语也往往会在内容上得到更新，还有一些新的学术话语会被创造出来。现代经济学自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建以来，经过了数百年的发展，其话语体系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并明显地发展为两大流派。一派是扬弃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成熟化和现代化的经济科学；一派是庸俗化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西方经济学，丧失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残余的科学性，纯粹成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一、西方经济学话语体系的阶级性

　　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西方经济学，其首要任务就是为资本家剥削工人提供辩护，这自然要在其话语体系中体现出来，按生产要素分配、生产函数、企业家才能、劳动力资源、为纳税人服务等话语都是这样的例子。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经马克思科学化之后，人们已经认识到价值是劳动创造出来的，资本家只不过剥夺了工人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对此，西方经济学抛弃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部分，提出生产要素共同创造价值的说法，伪造生产函数，把固定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和产出之间可以有多种多样的比例关系这样一个事实所表现出的数量关系，用计量经济学伪造成按价值量或价格量计算的资本和劳动直接形成产出的数量关系，进而提出要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

　　然而，一方面，对于农业生产有着巨大贡献的生产要素——阳光、雨水和空气从来没有参与过农业产品的分配；另一方面，参与生产的资本不能是货币形态的资本，只能是实物形态的资本，如机器、原料等，其在生产中的存在也是根本不能按价值量或价格量来计算的。更重要的是，即便我们“认可”资本和土地对于财富创造有所贡献，这个贡献也与资本家和地主无关，因为他们本身并没有参与生产过程。如果真的是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分配物也应当直接归实物形态的资本和土地所得，比如把钱财直接埋进地里或贴在机器身上，而不能被资本家和地主拿走。如果因为资本家和地主是资本和土地的所有者就可以拿走这些分配物，那么，这实际上是按生产要素的所有权进行分配，仍然是资本家按照其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性占有权不劳而获，只不过他的剥削对象是纸币或机器。但是，机器是不能创造价值的。否则，今天复制出一百年前的机器来使用就也能像一百年前那样创造出同样的价值，获得同样的收益，但这是不可能的。相反地，人则不会这样，即便是像一百年前那样的劳动者，在今天仍然有用武之地，而且并不需要多长时间的培训，他们也能运用新的生产方式进行劳动。虽然机器等生产手段在生产中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创造价值的只是人的劳动，尽管先进的机器能够在全社会的价值分配上帮助企业主瓜分出一些额外的利益。

　　西方经济学还用企业家才能为资产阶级辩护。企业家才能成为资产阶级的一个本质属性，工人们因为没有经营才能而“理所应当”地要接受资本家的剥削。但是，“资本家所以是资本家，并不是因为他是工业的管理者，相反，他所以成为工业的司令官，因为他是资本家。工业上的最高权力成了资本的属性，正像在封建时代，战争中和法庭裁判中的最高权力是地产的属性一样。”这也就是说，资本家之所以成为“企业家”，与其自身的经营能力并没有什么关系。“对科学或物质财富的‘资本主义的’占有和‘个人的’占有，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尤尔博士本人曾哀叹他的亲爱的、使用机器的工厂主们对力学一窍不通。李比希也曾述说英国的化学工厂主们对化学惊人地无知。”同样地，对经营知识的“资本主义的”占有和“个人的”占有也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能够指挥企业获得利润，不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也能够指挥企业获得一定的利润，这是因为企业的利润来自工人的剩余劳动，而所谓的资本家的经营才能，无外乎是能够更多地榨取本企业工人的剩余劳动，或者能够用欺诈等手段将其它企业的工人的剩余劳动从他们的资本家手中瓜分过来而已。事实上，现代大学的工商管理专业的重点不是把学生培养起来去做企业家，而是招收企业家来做学生，也间接地说明了这一点。

　　与企业家相对立的是劳动力。劳动力成为资源，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早就指出过的劳动力成为商品。把劳动力视为资源，也就是不把劳动者当人看，自然就会站在企业主的角度即表面上的经济数据的角度来对待劳动者，而不顾劳动者的死活。这也是中国的西方经济学家和饱受西方经济学教育的政府官员站在中外资本家一边，以敌视工人阶级的态度来反对严格落实《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但是，西方经济学话语体系则不提为人民服务，甚至也不提为生产要素的贡献者服务，而是强调为纳税人服务。虽然每个人在购买商品的时候，都会附带承受税款，但资本家纳的税无疑要比工人的多。更重要的是，虽然资本家缴纳的税收来源于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资本家阶级负担的国家的和地方的各种税收，土地所有者的地租等等，都是由无酬劳动支付的。”但在形式上，纳税人还是资本家，即便工人也支付了税收。这是因为，“工人应交付的税金始终不断地包括进劳动力生产费用之中，因而要由资本家一并偿付。”也就是说，在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中，包含了工人要缴纳的税款。因此，西方经济学的所谓为纳税人服务，摆明了就是要为中外资本家服务，而不是平等为人民群众服务。同时，这种适合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说法，也完全忽略了国有企业这样的公共经济部门也是纳税大户，抹杀了国有企业及其职工对税收的贡献，并有把它们排除在服务对象之外的嫌疑。

　　在谈到民主派代表人物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但却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时，马克思指出，“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界代表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同样地，由于西方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完全局限于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其学术观点和政策意见完全是按照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的引导提出的，因此，西方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只不过是具有强烈资产阶级属性的意识形态。

　　二、西方经济学话语体系的欺骗性

　　西方经济学话语体系为极少数资产阶级服务的阶级性必然意味着它的欺骗性，意味着“资产者的假仁假义的虚伪的意识形态用歪曲的形式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冒充为普遍的利益”。明明是“替资产阶级说话，为资产阶级办事”的主张，如鼓吹剥削穷人的高利贷，却要打着“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旗号。盗用全体民众的名义，把资本家的私有企业称为“民营企业”；少数资本家的剥削红利冒充为广大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西方经济学还提出什么涓滴效应或滴漏效应，把财富向富人集中，然后通过富人的投资和消费，让穷人通过为富人卖命来获得毛毛雨般的收益，也就是富人得一大桶水，而穷人只是通过大桶的缝隙得到漏出来的几滴水。因此，他们漠视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维稳负担日趋沉重的现状，并不赞成我党提出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主张，一是反对在分配问题上的政府干预，反对落实相关劳动法规的依法治国；二是转移视线，青睐依赖于富人“自觉”进行社会慈善的第三次分配。其实，恩格斯早就指出，“千万不要以为‘有教养的’英国人会公开承认这种自私自利。相反，他们用最卑鄙的伪善把它遮盖起来。怎么，难道英国的富人不关心穷人？他们不是已经创办了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的慈善机关吗？是的，慈善机关！你们吸干了无产者最后一滴血，然后再对他们虚伪地施以小恩小惠，以使自己感到满足，并在世人面前摆出一副人类大慈善家的姿态，而你们归还给被剥削者的只是他们应得的百分之一，似乎这样做就是造福于无产者！”

　　西方经济学还标谤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但是，西方经济学中的所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最大多数人在现有处境下凭借各自所拥有的财富所能达到的最大幸福，实际上是局限条件下的所谓最大

　　幸福，从而乞丐和亿万富翁都能达到自己的最大幸福，尽管前者最大幸福状态下的生活水平还远远达不到后者宠物狗的生活水平。西方经济学不仅回避了共同富裕的问题，更是完全漠视了资产阶级把自己的幸福建立无产阶级的不幸之上的事实。“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极微小的一部分可以靠观念上的权利来满足，绝大部分却要靠物质的手段来实现，而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所关心的，是使绝大多数权利平等的人仅有最必需的东西来勉强维持生活，所以资本主义对多数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所给予的尊重，即使有，也未必比奴隶制或农奴制所给予的多一些。”

　　西方经济学还鼓吹让市场自由发挥作用，但是，市场本身只是一个客体，只能被动地被起作用，或者是作为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背景或环境，而不能像主体如政府那样主动地起作用。所谓市场自由发挥作用，其实只是让市场中的一大主体，资本家自由发挥其主体作用，是资本（家）起作用，而这种自由只不过是“资本所享有的压榨工人的自由。”

　　西方经济学鼓吹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理性经济人，无限上纲上线人们的私心，声称雷锋等先进人物和革命先烈也是主观为自己的自私者，进而提出，如果人的出发点是自私的，那么私产制就是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但是，一方面，西方经济学者虽然尽可以把革命先烈的献身行为称为是自私的，但只要他们做不出同样的举动，那么这些西方经济学者的自私就远远大于革命先烈的自私，从而完全可以认为革命先烈的出发点相对于这些西方经济学者及西方经济学的信奉者是大公无私的，就像太阳的质量虽然有限的，但是相对于地球上一幢楼房的质量而言，在物理学上它可以被当成是无穷大的一样。另一方面，如果人人都是自私自利的话，私有产权制度，恰恰就是最糟糕的制度。这是因为，私有制度正好使自私者们损人利己的行为得以释放，使其后果得以放大。私有产权制度强调的是“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但我们恰恰是不要让洪水滔天。所以，就算每个人的出发点都是自私的，，也不意味着一个社会要实行私有产权制度，反而意味着这个社会需要实行一种能够限制有产者自私自利本性膨胀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只能是某种具有共产主义因素的制度。

　　前些年，西方经济学者为了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塞进中国宪法，以强化新兴资本家集团的政治经济权力，频频引用18世纪英国一位首相的演讲中的句子：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寒舍中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风可以吹进这间房子，雨也可以打进这间房子，房子甚至在风雨中飘摇战栗，但是国王不能随意踏进这间房子，国王的千军万马也不能踏进这间门槛早已磨损的破房子。但这只不过是一种欺骗。事实上，在《资本论》中就早已揭露了这样一个事例：在那位首相演讲之后的19世纪初，英国国王的士兵为帮助英国一个氏族大人将该氏族的公有土地攫为己有，强行驱离该氏族的普通民众，将一个拒绝离开小屋的老太婆烧死在小屋里。而且不说国王的大火可以覆盖在穷人的小屋上，穷人的那点财产不用侵犯也难保长久。在《资本论》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穷人家庭在工资极低的水平上辛辛苦苦地攒了20英镑，由于失业又把这笔钱花了个精光，陷入深深的困境。显然，对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说，只有生产资料的公有才能保证他们对于生产资料长久的个人所有，才能“使每个人都能得到自己劳动的果实。”而把穷人的打狗棍和富人的别墅“同等”保护的所谓“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保护的只是大财主和大资本家而已。

　　西方经济学还用物价指数的涨幅来代表通货膨胀，以便自欺欺人地掩盖通货膨胀的真实程度。事实上，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意味着单个商品的价值必然下降。如果单个商品的价值（或生产价格）已经下降了，而它的（纸币）价格却保持不变，特别是当这种情况发生在物价指数所包含的许多商品上时，尽管物价指数不变，但通货膨胀却已然发生了。这种物价指数不变的通货膨胀，意味着技术进步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成果被纸币的滥发所抵消，意味着这些成果被国内的金融资本家或国外的金融资本家（如果本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的话）所掠夺。如果在技术进步的同时，物价指数还上涨了，那么通货膨胀的程度就更大了。而西方经济学恰恰把实际包含较大通货膨胀的所谓物价指数的小幅上张如4%左右的居民消费价格涨幅，称作控制通货膨胀，掩盖并加深金融资本家对人民大众甚至产业资本家的掠夺。为了增强其欺骗性，西方经济学还抢夺话语权，自称主流经济学，以及相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去政治化

　　的经济学，也就是“科学”一点的经济学。但是，西方经济学话语体系的阶级性表明它根本不是一个去政治化的经济学，它标谤主流经济学，更是离科学性相距甚远。要知道，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谁也没有听说过主流数学、主流物理学、主流化学等等，而且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也没有主流历史学这样的说法，尽管恩格斯早就指出，“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西方经济学家一方面大量运用数学模型，制造其“科学性”假象，另一方面又说什么，“数学是没有研究对象的，从这个意义上，数学不是科学”。如果数学不是科学，那么用数学模型来包装的西方经济学话语体系也不具有科学性。其实，“纯数学是以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也就是说，以非常现实的材料为对象的。……它在以后被应用于世界，虽然它是从这个世界得出来的，并且只表现世界的构成形式的一部分——正是仅仅因为这样，它才是可以应用的。”西方经济学家对数学的不理解，恰恰暴露出他们对数学的运用则是基于意识形态的，他们不是在运用数学，而是在糟蹋数学。关于这一点，本人所著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耻辱》和《微观经济学批判》两本书已经充分地进行了说明，这里不再赘述。

　　三、西方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坏心恶意

　　诚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所言，“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无私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不偏不倚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

　　在19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已经清楚地了解到，“国民财富和人民贫穷是一回事。”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中指出，“使国家的纯收入<即地主和资本家的收入，如李嘉图在同一个地方所说明的。在经济学看来，他们的财富就=国家的财富>增加的原因，同时可以使人口过剩和使工人状况恶化。”此后，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韦克菲尔德在英国的美洲殖民地发现了关于欧洲宗主国的资本主义关系的真理。“他证明，不剥夺劳动者，不相应地把他们的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协作、分工以及机器的大规模使用等等，都是不可能的。为了所谓国民财富的利益，他要寻找那些制造人民贫穷的人为的手段。”

　　实际上，现代西方经济学话语体系中的“效率”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这种国民财富，为了追逐这种效率，让效率优先而牺牲公平，其实就是人为地制造人民贫穷，也就是人为地制造不公平。这就是前些年学术界关于效率与公平孰先孰后争论不休的现实背景。对此，西方经济学家得意地指出，“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于是，娴熟西方经济学话语体系的所谓学者型的政府官员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演讲中也拿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为威胁，鼓吹“工资增长快，造成了通货膨胀压力”的谬论，反对对劳动者的待遇有所保障的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提出所谓“在正常情况下，工资的增长一定要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的“铁律”，以及“政府收入占比，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宏观税负，要逐步提高，提供再分配”的所谓“一般规律”。这位西方经济学家式的部长没有注意到，他要进行的再分配，其实也是一种“成本的非真实化”，并存在再分配后工资和福利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问题。而曾经的中国首富——娃哈哈集团的老总宗庆后在实施《劳动合同法》后还呼吁政府少收点税，以便他能给工人涨工资。

　　其实，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早就提到，“工资越低，它的任何提高，即使是微不足道的提高，在百分比上也表现得越高。”例如，月工资是2000元，提高到2200元，就是提高10%；但如果月工资只有800元，同样是增加200元，提高到1000元，那就是提高25%，这听起来就相当可观了，尽管实际工资水平不到前者的一半。而在资本存量较大的企业里，即便工资增长率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资本家的利润仍然是增长的，而且利润增长率并不一定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为了说明中国工人的工资偏高，这位部长指出，2014年，我们的人均GDP是7500美元左右，比马来西亚低，比泰国略高。但是，上海的工资是吉隆坡的1.16倍，曼谷的1.8倍。我们的工资已经没有竞争力。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位部长认为上海的工资比吉隆坡和曼谷高时，他比较的不是上海与吉隆坡和曼谷的人均GDP，而是比较中国与马来西亚和泰国的人均GDP，这是为了得到“我们的工资已经没有竞争力”而坏心恶意地加以扭曲进行的比较。事实上，在中国的GDP差不多有三分之一属于外国人时，中国还能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的第二大国，就足以表现中国的工资普遍偏低了。

　　更重要的是，这位部长讲的是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而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意味着要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如果广大劳动者被维持在低收入水平上，又如何成为高收入国家？即便可以通过高收入者的超高收入在平均计算时，把人均收入拉高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准，那么，这种高收入国家的“荣誉”对于广大低收入劳动者又有何意义？

　　这位部长还提到，“我们是开放的受益者，是加入WTO的受益者。我们自己和国际的分析都认为，WTO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国，而且我们是全方位的逐步开放。”但是，当中国在生产的一件100元T恤中，只能收回15元的成本和收益，反而要让出85元的利益给外国大资本家时，又谈何WTO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国，而不是那些已经逐步控制了中国经济命脉和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如自来水供应的外国大资本家？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创造财富的很大一部分被外国资本所掠夺和占有，进而导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被低估，那么中国劳动生产率和经济的增长将会快得多，中等收入陷阱早就一跃而过了。

　　西方经济学还把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歪曲成产能过剩。而马克思早就指出，“生产过剩这个词本身会引起误解。只要社会上相当大一部分人的最迫切的需要，或者哪怕只是他们最直接的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自然绝对谈不上产品的生产过剩（在产品量超过对产品的需要这个意义上讲）。相反，应当说，在这个意义上，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经常是生产不足。生产的界限是资本家的利润，决不是生产者的需要。”套用前面的术语，所谓产能过剩只是效率意义上的过剩，而决不是公平意义上的过剩，相反地，从公平意义上来说，是产能不足。西方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使得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让位于资本的保值增值，而西方经济学淘汰或化解过剩产能，甚至连保值增值也做不到，其目的只是为了消弱国有企业的力量，让更多的工人下岗和失业，同时让私人大资本尤其是外国大资本，借机控制更多的国有企业。

　　四、小结

　　西方经济学说什么，“科学不问‘怎么办’，也不问‘好不好’”。但这只不过掩饰西方经济学打着科学的名义，欺骗民众，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事实上，如果不问“好不好”，如果平等和公平不是好词，西方经济学也就不会强调什么机会公平和公平竞争了。但是，既然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极微小的一部分可以靠观念上的权利来满足，那么让在占有生产资料方面即在物质手段上存在巨大差距的资本家和工人享有同样的“机会公平”，让延长工作时间和给工人微薄待遇的私有企业去与维护工人福利从而成本较高的国有企业去“公平竞争”，再好不过地表明了西方经济学话语体系的阶级性和欺骗性。

　　在谈到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学派时，马克思指出，“一种理论体系的标记不同于其他商品的标记的地方，也在于它不仅欺骗买者，而且也往往欺骗卖者。”而恩格斯也指出，“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在今天，西方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也是在自欺欺人，我们必须认清它的阶级性和欺骗性，坚决抛弃不科学的西方经济学话语体系，转向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才能真正做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发展下去，不犯颠覆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