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我们以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谁知“老大哥”说没就没了。后来，我们又以为经济全球化是浩浩荡荡的现代化大潮，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于是主动顺应潮流与国际接轨，谁知偶一回头，竟发现自己成了孤独的擎旗者，正如习总说的：“20年前甚至15年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今天反而是我们被认为是世界上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积极主动同西方国家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作斗争。”[1]
世道变得真快。曾经积极倡导自由贸易的西方国家，现在一个个都成了制造贸易摩擦的高手。美国不但自己爱搞摩擦，还不断警告欧盟不要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左的桑德斯和右的特朗普居然倡导同一个理念——抵制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当选呼声最高的希拉里也不得不出尔反尔地表态反对自己曾经大力支持的国际贸易协定！潮流逆转，曾经的边缘思想和理念如今已进入政治主流。前几天，欧洲议会全体会议以546票赞成，28票反对，77票弃权通过决议，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这消息在中国激起一阵喧哗，其实人家不过是要表明，他们才是今天顺应潮流的人！
自由贸易的时代已经落幕。我们要正视这个现实，不要幻想能用从西方舶来的自由贸易理论来说服西方人。我们能够做的，是静下心来，从头梳理自由贸易理论，看看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要看清当今国际贸易的真相，要从一部荒诞小说说起。
清朝有个作家叫李汝珍，他写过一部小说《镜花缘》，里面讲了不少荒诞不经的故事。其中第十一回，书中主人公周游列国，来到了一个超乎寻常的礼义之邦“君子国”，诧异于那里的交易与常规相反：买者尽可能付高价，卖者尽可能出低价。如果卖者不按买者的意愿加价，买者就责其有失“忠恕之道”。好不容易谈定价钱，买者还不肯拿走全部货物，只肯拿一半。我们可以设想，要是这个君子国也有经济学的话，其经济人假设肯定与我们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相反，是“利他”而不是“利己”。当然，这只是小说家言，不能当真。
可是，当我们将现在的国际贸易情形与君子国相对照时，居然能找出不少一一对应的地方！比如，进口国常常不允许出口国要价太低（倾销）。即使按国际市场价成交，数量也常常有限制（配额）。也就是说，亚当·斯密认为“对每一个私人家庭来说是精明的行为，对一个大国不可能是愚蠢的行为”，[2]在现实的国际贸易中，至少是部分失效了，因为在这个领域里私人家庭式的精明并不是通行无阻的交易原则。现代国际贸易中无硝烟的“贸易战”，用传统智慧来理解就很荒诞——为何要把价廉物美的商品阻挡于国门之外？不过，这种荒诞感局中人是很难体会到的，因为当他们一步一步慢慢走向荒诞时，就如温水煮青蛙，感觉难免迟钝。只有外人——比如外星人——骤然一看，才有可能出现《镜花缘》式的大惊小怪：居然会有这么不可思议的世界，在那里，穷国尽管本身还有大批贫困人口衣食不周，却不断把自己生产的消费品输送到富国；而富国还不领情，要把送上门的便宜货挡回去！只是，我们不清楚外星人在“友星惊诧”之余，会把我们这个世界称作“君子世界”还是“傻子世界”。
主流学界之所以不能从根本上解释清楚自由贸易潮流逆转的原因，就因为学者们还未意识到这种荒诞。比荒诞小说更荒诞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但这个世界的绝大多数人却懵然不知，这就是当今国际贸易的真相，正所谓现实比小说更精彩。
那么，从理论上看，这种绝对会被后人笑话的荒诞现象是怎么形成的？
在逻辑上，自由贸易理论是根植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稀缺性假设的。这个假设是说，我们只有有限的资源，却要满足无限的欲望。由此，西方主流经济学为社会的生产和消费预设了一个“有限－无限”的基本模式，设定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这一假设的直接理论含义便是消费品的生产越多越好——消费品的数量越多，品种越丰富，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就越高。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自由贸易理论非常完美地证明了在不变的资源约束条件下，贸易确实能使各国所能得到的消费品数量更多、品种更丰富。
这里的关键在于消费是否有上限。西方经济学的祖师爷亚当·斯密说：“随便什么地方，消费的一般情况，与其说受真实消费能力的支配，倒不如说受赚钱的难易程度的支配。”[3]亚当·斯密囿于历史局限，其观察可能不够深入和全面是情有可原的。不可原谅的是，自亚当·斯密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这方面居然没有一丁点进步，反而在庸俗的泥坑中越陷越深，以至于在当今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出现登峰造极的煽情说法：“一个简单的智力实验可以证明这点：假如所有社会成员都被要求开出他们在无限收入下所想购买的物品和服务的清单，你认为这些清单还会有结尾吗？”[4]大概所有的主流经济学家都在这个无庸置疑的反问面前顺利地证明了自己的“智力”，只是没人想过这一壮观场景与安徒生那脍炙人口的童话“皇帝的新衣”有什么联系。其实简单的智力实验只能证明简单的智力，我们只须用同样简单的逻辑推理就可以让这种层次的智力贻笑大方。
仔细推敲就会发现，这个假设其实是完全脱离实际的空中楼阁。我们稍加观察就能了解，现实中的生产，并不需要满足漫无边际的消费欲望，只需满足人们的消费能力即可。而现实中的消费能力是不可能无限扩张的，因为消费能力受制于三大因素：生理约束、时间约束和预算（收入）约束。生理约束最容易理解，在此不再多说。时间约束则基于一个明显的事实——所有消费活动都是需要耗费时间的，[5]由这一事实推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只能是：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间段内，人的消费能力都是有限的——这就是时间约束。对于消费能力而言，生理约束和时间约束因其自然规定性，是无法通过理论、制度或技术的创新从根本上突破的，因而是硬约束。预算约束，作为现实中普遍存在的贫困和消费不足现象的原因，才是经济学应当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是，即使每个人都拥有无限的收入，由于前两个硬约束的存在，消费能力也只能是有限的。换句话说，消费能力也是一种稀缺资源。所以，现实中生产与消费的模式不是由稀缺性假设臆造出来的“有限－无限”，而是“有限－有限”。
再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科学技术和经济制度的进步，对于提高生产能力具有明显而直接的促进作用，但对于突破消费能力的硬约束则效果不彰。由此我们就很容易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相关论述：“生产力按几何级数增长，而市场最多也只是按算术级数扩大。”[6]也就是说，社会生产和消费的更为准确的模式应该是“大－小”模式。于是，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有一种现象将变得越来越明显，那就是生产过剩。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过剩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失业。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基石的稀缺性假设，由于从根本上抹杀了生产过剩的可能性，所以主流经济学只能对现实中日益明显的生产过剩现象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任由理论与实践的鸿沟越拓越宽，以致许多本来很容易解决的问题都成了长期困扰经济理论界的所谓难题。
认识到消费能力是一种稀缺资源，而消费能力稀缺会导致生产过剩，就很容易解释贸易保护主义存在的根本原因，以及国际贸易中的种种看似荒诞的现象。因为每个国家的消费能力都是稀缺资源，被外国商品占用，本国商品的销路就会萎缩，失业率就会上升，所以需要对可替代的进口商品设置壁垒。道理就是这么简单。[7]也就是说，在生产过剩条件下，各国所争夺的，已经不是物质财富，而是消费能力，因为消费能力后面站着的，是就业机会。假如我们把就业机会的得失放入视野，在国际贸易中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就昭然若揭了，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指出的：“贸易自由化时常不能实现其诺言——相反，它导致更多的失业——这就是它为什么遭到强烈反对的原因。”[8]在当下的现实中，由于无法和中国出口的钢铁进行竞争，欧洲大量的钢铁厂倒闭，工人失业。数据显示自2009年起，欧盟已有1/5的钢铁工人失业，这正是推动欧洲议会否决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直接原因。
更有象征意味的是，中国古代建筑长城，是为了阻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抢劫财富；美国总统2007年签署了在美墨边境建设700英里围墙的法案，目的却是防止手无寸铁的墨西哥移民“抢”走美国人的就业机会，无怪乎当年的墨西哥总统将此墙斥之为“新柏林围墙”。在今年的美国总统竞选活动中，特朗普把民众夹杂愤怒的热情引导到非法移民的议题上，再次炒热这一话题。他向活动现场民众大声发问：“谁来为‘这道墙’付钱？”来自现场的响应自然是“墨西哥！”
美国从掳掠黑奴到筑墙自闭，两种同样臭名昭著的现象，折射出一个强烈的信息：被技术进步不断提升的生产能力需要的是海外市场的扩张而不是廉价劳动力的供给。但这样的沧桑巨变却不能在封闭保守的主流经济学界内激起一点小小的涟漪，没有一个主流经济学家意识到他们所推崇的自由贸易已经成了虚无缥缈的乌托邦梦呓。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那是早有论断的：“自由贸易已经无计可施了”！[9]
认清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谬误之后，我们就能得到结论：只有在各国有限的消费能力被充分满足之前，贸易才会使各国都受益。而当一国出现生产过剩现象、失业问题表面化时，可替代的进口商品就不再受欢迎。这时国际贸易关系就开始扭曲，各国虽然仍以“自由贸易”为旗号，其实都不得不推行老掉牙的“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重商主义，这实质上是一种企图把失业问题推到国外的“以邻为壑”策略，难怪最终要出现君子国式的荒诞现象了。
总之，只要我们认识到生产过剩问题的客观存在，仅凭常识就可以解释国际贸易遇到的各种难题。但如果钻进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死胡同，那么再明显的问题我们也认识不清，更遑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如果认为欲望有多大能力也会有多大，这样的认识水平就跟我们当年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落到同一档次上了。这说明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会犯错误，有时甚至会犯很低级的错误。不同的是，这一档次的错误我们早已发现并予以纠正，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础性错误，不仅至今未被主流学者发现，反而还用数学模型编织成的“皇帝新衣”乔装打扮起来，继续误导学界。
现在的情况是，自由贸易理论在西方学界尚未得到认真清算，但西方政治家们已经在实践中认识到这个理论并不可行。西方政治家都是实用主义者，不管一种理论怎么天花乱坠，只要不好用，马上就会遭到抛弃。在中国，自由贸易理论的苦果尚未充分暴露，所以我们的顶层精英在认识上已经落后了一大截。每一步都落在别人后面，真让人着急。
最后说明一下，阐述上述观点的相关论文已经在学界内多次获奖。就是说，这些观点已经不是笔者个人“独具慧眼”的发现，而是学界内的一种“非主流共识”。希望这种非主流最终能够逆袭为主流，把忽悠人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赶回西方去！
注释：
[1]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05月10日．
[2] [英]亚当·斯密著，杨敬年译．国富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504．
[3] [英]亚当·斯密著，谢祖钧、孟晋、盛之译．国富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M]．武汉：中南大学出版社，2003（397）．
[4] [美]麦克康耐尔、布鲁伊著，陈晓等译．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8）．
[5] Gary S. Becker．A Theory of the Allocation of Time[J]．The Economic Journal，Vol．75，No．299，1965，（9）： 493-517．
[6] 恩格斯．《资本论》英文版序言，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4．
[7] 这一道理马克思也曾讲过：“某种产品今天满足一种社会需要，明天就可能全部地或部分地被一种类似的产品排挤掉。即使某种劳动，例如我们这位织麻布者的劳动，是社会分工的特许的一部分，这也决不能恰好使他的20码麻布的使用价值得到了保证。社会对麻布的需要，像对其他各种东西的需要一样，在有限度的，如果他的竞争者已经满足了这种需要，我们这位朋友的产品就成为多余的、过剩的，因而是无用的了。”见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27－128．
[8] [美]斯蒂格利茨著，夏业良译．全球化及其不满[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49．
[9] 恩格斯．《资本论》英文版序言[M]．资本论（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4）．
（作者是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