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以下简称“新”资本论)英文版出版以后，在美国学界和政界引发了广泛热议。用左翼自由派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的话来讲，该书让右翼保守派陷入了“恐慌”，因为它击垮了长期以来后者对社会财富分配模式及后果的自信。从后者对该书的回馈来看，他们已经“没了主意”。面对“新”资本论“旋风”，传统基金会、企业研究所等右翼智库组织召开了多次学术研讨会商讨对策，来自右翼学者的反击之声也屡屡见诸报端。不过迄今为止，虽然右翼学者们的观点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在经济周期循环跌宕、贫富差距问题广受关注的当今美国，这些说法很难抵御“新”资本论所带来的阵阵寒潮。从某种意义上讲，“皮凯蒂问题”对美国社会的再解构，让中下层民众感受到了一丝抗争的新希望，也让保守派知识精英陷入了失去拥护者的危机。

　　一、“新”资本论对美国右翼思想基础构成的挑战

　　美国右翼阵营的主流价值观是保守主义理念。在经济领域，它坚持自由企业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两大原则，敌视一切“大政府”观念及经济平均主义倾向，包括强调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和主张国家全面调控的社会主义。皮凯蒂理论的激进之处，在于其揭开了不受干预(或少受干预)的市场经济是“最优”经济的神话。皮凯蒂在书中指出了不受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拙劣”本性——无论经济增长多么强劲，劳动增值的速度都无法超过资本增值的速度。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分配方式就会问题越来越大，资本持有者越来越富、劳动生产者则越来越贫穷。而在经济低增长或危机状态下，情况会更糟糕。

　　对于这一观点，一些保守派学者从学术严谨性方面提出了质疑。专栏作家克莱夫·克鲁克称，书中数据存在缺陷、所得结论狂妄自大、不能自证、前后矛盾，明显缺乏专业性和严肃性。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也可以看出，从资本积累中受益的，不仅包括资本所有者，还有劳动者。AlterNet网站资深编辑琳恩·S·帕拉莫和传统基金会研究员柯蒂斯·S·杜拜认为，皮凯蒂研究中的历史数据明显匮乏，罔顾国家、人口等许多变量。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经济学家菲尔·格莱姆等声称，皮凯蒂书中对于里根以后美国财富分配问题的研究只将着眼点放在了税前现金收益上，忽略了税收、非现金补偿及社会福利体系等对最终分配结果的影响，从而得出了“扭曲”的结论。

　　还有一些保守派经济学家对书中的核心模型提出质疑，指正其在资本和劳动替代问题上的“错误”。皮凯蒂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住房价格的上涨是造成资本增长超过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富裕的房主们通过收益再投资的方式制造了更多的资本。麻省理工学院学者马特·罗格奈尔批评称，如果用常规的替代评估法(准确计算折旧率)加以度量，厂房作为资本要素的财富收益比从长期来看，并没有皮凯蒂所描述的那样高。罗格奈尔通过研究发现，富人拥有的财富越多，他们能分享全部收益的份额就越低，其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影响也会相应走低。杜拜则声称，导致社会不平等的原因很多，皮凯蒂所说的“资本”只是其中一个。

　　右翼保守派学者之所以重视他们认为言之无据、漏洞百出的“新”资本论，是因为后者挑战的是他们一直奉为圭臬的核心价值观念，这种观念不容半点“玷污”。克鲁克称，皮凯蒂理论中的最可怕之处在于，善于投资的资本家已经不再是经济的“救世主”，而是变成了社会的“毁灭者”。资本积累也因此变成了一种与生俱来的“原罪”，成了造成社会不平等的全部原因。如果是这样的话，资本所有者与其躬行节俭，还不如倾情挥霍。

　　基于皮凯蒂研究及结论的“顽劣”，美国右翼保守派毫不犹豫地给他扣上“马克思主义”的帽子。《国民评论》影评作者罗斯·都塞特径直将皮凯蒂称作“马克思还魂”，称皮凯蒂是一位拒绝马克思主义标签的社会民主党人，但皮凯蒂观点却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一种“仁慈的”马克思主义。企业研究所的詹姆斯·佩特库奇斯则把皮凯蒂称作“马克思主义的卫道士”，其观点是一个“共产主义阴谋”。大卫·布鲁克斯也将皮凯蒂的观点称作“准马克思主义”。对此，皮凯蒂并不认同，并一再表明自己的非马克思主义身份，称他本人相信市场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创新能力，这些能力足以带来足够多的收入增长，也足以阻止大众走向革命。

　　历史上，右翼保守阵营曾借助麦卡锡“谣言”在美国国内掀起长达数年的白色恐怖。“新”资本论所带来的“均贫富”的思想苗头，让这些人再次想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威胁。不管这种观点对错与否，先为其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有利于对其从源头上的扼杀，以保护他们心中所珍视的“自由制度”。

　　二、“新”资本论对美国右翼的社会基础构成的挑战

　　在社会秩序观上，美国右翼保守派坚持自我长成的“有机体”理论，倾心于人与人之间的“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们透过各种各样的经济模型所表达的，多数也都是增长与不增长的效率问题，而不是平等与不平等的公平问题。保守派一直宣扬，从某种程度上说，不平等也是“一种积极的、不可缺少的社会价值”，个人凭借勤奋和努力出人头地本无错误，失败者往往也是自身不幸的制造者，不能让前者为后者的问题买单。

　　“新”资本论与美国右翼保守派的社会秩序观念有明显的冲突之处。皮凯蒂认为，在市场经济背景之下，不仅资本的所有者会从国民收入中逐渐攫取更多的份额，而且劳动收入中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份额用来供养一群从自身利益出发、垄断支付系统的“超级经理人”。皮凯蒂声称，这样一个“富人”阶层具有强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影响力的社会，无论如何都称不上一个好社会。皮凯蒂强调，他之所以不断提醒人们重视当前的经济不平等问题，并不是为了让社会走向财产均分，而是让人类社会避开比“镀金时代”更糟糕的悲剧。但保守派理论家们担心，这种“无尽头的不平等螺旋”理论的传播，会加剧美国社会的心理失衡。“新”资本论的存在，会让很多人对财富问题产生误解，不求自身努力，但求归咎于人，不求安分守己，但求剥夺瓜分。如此一来，阶级对抗意识会充斥整个知识阶层，“精英价值观”在西方社会中的基础性地位会被颠覆，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之间的契合性也会荡然无存。总而言之，这是极其恐怖的“非美国”话语方式，会导致资本主义社会价值的分裂和秩序的丧失。

　　事实上，“新”资本论的传播，也的确激起了美国社会底层群体进行政治抗争的欲望和情绪，尤其是曾参与和支持“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人。2011年爆发的这次运动，有上百条的标语和口号，但其核心是控诉金融领域的贪污和腐败、经济不平等和社会不公、钱权政体和资本主义制度危机。其中，“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标语与“新”资本论的结论惊人合拍，“推翻整个制度，资本主义是有组织的犯罪”的口号，则让华盛顿的统治者们如坐针毡。在华尔街“富人”的反扑下，这次运动在美国没有被描述为“民主的觉醒”，而是被描绘成了“种族主义者”进行的颠覆社会制度的“恐怖主义”暴行。当局最终选择了暴力高压，和平占领运动被瓦解。

　　“占领华尔街”运动没有严肃的理论支撑，也没有明确突出的领导人，但运动所表达的“穷人”对资本垂帘和寡头听政问题的愤慨，却恰恰是美国社会和文化分裂的真实写照。在美国，有4600万人生活在联邦贫困线以下，尽管其中大部分人终日操劳，但其生活水平越来越远离相对富裕的“中产阶层”。右翼保守派担心，“新”资本论的面世会让诸如此类的运动长出理论的翅膀。

　　“新”资本论在美国“走红”以后，皮凯蒂受到了自称“占领华尔街”运动领袖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的邀请，在MoveOn网站进行了一次“特别的对话”。沃伦是美国民主党内进步民粹主义左派，主张“抓尽华尔街高管”和激进环保主义，被美国右翼称作“坦诚激昂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谈后，沃伦呼吁MoveOn网站的几万名支持者“行动起来”，改变美国社会的不平等状况。

　　三、“新”资本论成为美国“左翼”政治斗争的新武器

　　“新”资本论通过经济学的推理，将读者带入了“公平”这一社会核心命题，也为美国两党之间关于增税、减税孰是孰非的长期论争注入了新的“谈资”。在书中，就如何终结“富人”劫掠社会财富这一问题，皮凯蒂总结出了三种方法：战争、税收和罚没。其中，向“富人”增税是最保守且有效的选择。“新”资本论的这种观点，非常符合民主党的胃口，即以提高税收和再分配的方式调节贫富差距，但也同时激怒了一直以减税为法宝的右翼保守派。

　　保守派认为，皮凯蒂有关战争会阻断资本传承、迅速消耗财富的说法还靠点谱，其他两种方法，只能导致集权和滥权。即便是最“温和”的增税理论，也不过是克鲁格曼等自由派理论家的“百年陈旧观点”的新帮凶。凯恩斯主义不受阻遏的结果，将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到来。不知不觉中，美国会走上俄罗斯式甚至中国式“威权政治”的道路。他们相信，增税会抑制经济增长，让普通家庭失去收入增加的机会，坏处远比好处多。相反，最好的办法是让社会低收入阶层有机会积聚资本、享受回报。如果每个人都想的是分蛋糕，而不是把蛋糕做大，不平等问题会更突出。

　　针对皮凯蒂的观点，保守派经济学教授阿兰·梅尔策和斯科特·理查德亦利用“劳动经济学”模型和不同的数据对政府的二次分配问题进行了再研究。结果表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管理方式不会减轻不平等问题，因为高税收会抑制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甚至鼓励失业，进而降低经济增长率。 都塞特也称，20世纪一个繁荣的、非革命性的工人阶层的崛起，足以说明皮凯蒂的观点缺乏说服力。同时，以增税的方法剥夺“富人”财富太激进和不公平，因为在这些人所挣得的财富中，99%都来自于踏踏实实的正常收入。

　　不过，保守派经济学家有权利说增税不好，却没有能力说减税哪里都好。冷战结束以来，他们一直在强调减税和放松管制，告诫政府要相信市场经济的自我恢复能力。但结果是，1997—2011年，美国最富有的400位富翁的年收入增长了3倍有余，而针对这些人的所得税税率一直未超过40%。奥巴马政府推出对高收入阶层增税的政策之前，他们的个人所得税税负下降到了17%，比一个年均只有2.6万美元收入的公交司机的税负比例还要低5个百分点。沃伦称，此类政策只会让少数“富人”受益，而广大中产阶级所能得到的，只会是不断增加的经济压力。

　　2011年，奥巴马政府决定拿“富人”开刀，新税收计划限制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个人，以及年收入超过25万美元的家庭，从税收中扣除抵押贷款利息和慈善捐赠，并对所谓的“附带权益”(主要包括投资利润)征收较高的所得税。被逼到墙角的“富人”伪装成草根阶层、以“茶党”运动的形式发起了对民主党的反击。在压力之下，国会共和党人为白宫制造了“财政悬崖”、立志推翻“奥巴马医改”，并威胁以“滥权”的罪名起诉总统。“茶党”运动支持者声称，无论如何，政府也没有权力让辛苦挣钱的中产阶级为豢养“穷人”的医保体系买单。

　　归根结底，虽然难以填补的贫富差距鸿沟一直存在，但在美国现存的政治体制之下，想让“穷人”翻身，太难了。民主党很愿意把“新”资本论作为控诉共和党的思想武器，但更多是出于谋取政治资本的需求。同时，在解决社会不公问题时，单纯应之以向“富人”增税的手段，显然有些过于化繁为简了。皮凯蒂认为，美国的不平等主要不是税收，而是民众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对于正身处困境的民主党来说，皮凯蒂的建议也许可以为该党在其他领域的改革提供一些参考。

　　总体而言，“新”资本论给长时间处于左右“僵持”状态的美国思想界投下了一颗激起涟漪的小石子，但该理论所提供的解决当前社会财富不均问题的各种路径，或许能激起美国社会对某些环节的些许改良，却难以撼动左右两大政治阵营通过“拉锯”方法谋求中间道路的固有发展模式。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外部干预与重建政权合法性的生成”[12YJGJW010]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模式与进程：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政治制度现代化”[8016]项目的资助项目)

　　(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