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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搞好大国企?

作者:释芳   来源:红色文化网  

一、时代背景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经济是绝对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只是我们的父辈虽有一腔热血和高尚无比的革命情操,但限于那个年代东西方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国家在政治、经济、科技、外交等方面倍受西方发达国家的孤立和挤压,只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一大片积贫积弱的土地上辛苦地劳动,艰难地探索。今天,我们不要埋怨大跃进、放卫星、人民公社给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经济造成的影响,因为至少在那个时候,从党和国家领导者到基层的普通百姓,他们的心是热的,出发点也是好的,不过是好心也可能会办点错事而已。

    改革开放是新中国的第二个关键节点,邓公的伟大就在于继承并发展了 “实事求是”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科学发展观理论,对外开放政策与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的经济优先发展战略也颇有汉初道家“休养生息、富民强国”的意味。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成果也许已经超出了当初改革家的预想,短短的三十来年,中国人所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让全世界为之瞠目结舌,我们当为之骄傲。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当前,国有企业改革还存在许多问题有待通过进一步改革来解决。今后的国企改革将主要集中于调整战略布局、深化股份制改革、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及国企领导方式等几个方向。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从总体上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和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同时,在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以来,也时时不断地充满着意识形态的思考与探索,长时期在人民专政、阶级斗争、姓资姓社、“左”与“右”、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公与私、发展与反腐败等问题上徘徊争论,直到今天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成为有着重大影响的世界大国。

    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改革的重要部分,也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过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可划分为改革的初步探索、制度创新以及纵深推进三个阶段。今天的国企改革应该是处于制度完善到深层推进的关键时期,依然存在着很多的矛盾和争论,也仍然存在犯错误的可能,但是,无论在具体操作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需要有一个客观清醒的头脑。毛主席当年在延安还被农妇骂过“遭雷劈”,但他老人家没有认为这是对领袖的污辱,也没有因为怕别人知道他被骂而掩盖,而是当作一种提醒并由此要求调查研究当时更深刻的社会原因而积极改进相关政策和工作方法。今天是一个信息开放的年代,“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我们不能也没有必要回避事实矛盾,而是要勇敢地直面非议和困境。因此,对于那些长期影响着国人思维的重要问题,我们也应本着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的态度认真面对,不回避,不遮掩,把道理想明白,把话讲清楚,方能统一思想,顺势而行。

二、大型国企改革深层次思考

    位卑不敢忘忧国。作为国有企业员工,这些年亲身体验着国有企业的荣辱进退,也饱经国有经济体制及管理机制改革的种种努力和无奈,因此,这个命题令我特别心感沉重。

    我来自大国企基层,隶属于河南省最大的省管国有能源型集团公司,集团在这些年借助国家煤炭政策调整与黄金十年的市场机遇大幅度扩张企业规模与产能,并在煤化工、制造业、有色金属等方面均有所建树。2013年以来,随着国家宏观经济调整与经济增速放缓的总体发展形势,企业快速扩张与集团化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便逐渐显现,2014年已经形成大额亏损局面。

    煤炭行业,因前期的混乱发展和突出的安全生产问题促使国家政策调整近些年向国企倾斜,加之国家经济发展过快过热,资金宽松,大量投资涌入煤炭领域,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市场竞争恶化,这是已经达成共识的公共原因,但国企本身的特性却仍然是形成现在不利局面的根本因素所在。   

    这些年来,国企改革重点主要集中在国资管控体制与内部管理机制方面,这是一个十分庞大的命题,也有很多这方面的分析研究可供借鉴参考。但是,为什么国企改革以来出台了那么多的有关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和红头文件,却总是又会冒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呢?究其原因,不管是控制性政策的制定者还是被管控者,不管是管理制度的制定者还是执行者,归根结底都是人的因素。所以,我想重点就关于国企人的主体能力发挥以及国企改革、国企治理等方面加以分析。

1、体制决定用人机制

    张维迎教授讲到,所有制决定着企业负责人对谁负责,负什么责任。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国家,国家如同任何一个组织一样,是一个虚拟的存在,只能由代表国家的政治家和政府官员行使。这些政治家和官员作为国家的代理人,在选拔和监督国有企业领导人时,有私有企业股东的权利,但并不承担私有企业股东的责任,并不会因为企业盈利而增加自己的合法收入,也不会因为企业亏损而遭受个人财产损失,因此,他们并没有最好的积极性要选择真正具有企业家素质的企业领导人。

    而从人性的角度考虑,政治家这样思考与处理问题又都是正常的,因为国企的性质本身就具有厚重的政治色彩,从政治角度来说要保证对下属国企的控制力, “忠诚”显然比“业绩”更重要,这就是最大的矛盾所在。试分析之:

如果从企业本身的生存和赢利目的来考虑选人用人时,我们可能会排列参考以下因素:能够创造业绩;工作能力;优秀品质。

如果从社会对一个企业的期望角度考虑时我们可能会排列参考以下因素:优秀品质和公德;能够创造良好的业绩;工作能力。

如果从保证政治控制力的角度选人用人时,则可能会排列参考以下各种因素:行动上,要听话;思想上,要一致;政绩上,要业绩;工作上,要能力;原则上,要品德。

    从上面的对比分析来看,可以看出政府对国企负责人的选用实际上是一件挺难的事情,这个人既要是企业家,又要是政治家,需要考虑的因素更多更复杂,要选出能够同时符合以上所有条件的一个人很不容易。但是有一条,这位国企负责人首先一定要是一位政治上忠诚可靠的同志,然后才是一位优秀的企业家人才,纯粹的企业家要素肯定不是第一位。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样的人事体制也不一定就完全不好,诸葛亮骑不了马,拿不动刀,但他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还是位文学家,把《出师表》写得声情并茂。出资人在民营企业里出任董事长,也不一定要懂得投资和管理,但他知道选用懂得这些的人。所以,政府选择的国企负责人是政治家没有什么不对,不太懂得所在国企技术专业也没有什么,重要的是要有一定高度的管理思路,特别是懂得用人之道,能够选好用好懂管理懂技术的人。

    只是这种人事体制在某些环境影响下容易形成一种不好的国企用人机制,那么在国企内部一些国企负责人在向下选人用人时考虑的因素又会如何排列呢?当然,国企不乏英明的负责人,但有很多地方基层国企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选人要素有规范排列的,也有像下面这样排列的:

    上面有管得住自己的人打招呼。有人的话叫“朝里有人好做官”,没有这种关系的叫“寡妇睡觉,上面没人”;直系亲属。这是亲情;亲戚同学。这是人情;会跑会要。这叫有本事;有企业需要的特殊工作才能。啥地方都少不了干活的嘛。

    这就好像排队上车,前面有一两个人插队倒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关键是插队的人多了,后边排队的人就秩序大乱了。

    其实,这也不是国企一家的问题,很久以来,在中国各个公有领域方面都是一个普遍现象。在以前这是国企员工最大的不满之处,这两年这种不正之风在国企也已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从中国的人情社会角度与人性方面考虑,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不可理喻的事,谁让你在国企里呢,国企在很多人的眼里本身就是“唐僧肉”。

    终其原因,正是因为国企负责人实行的是各级组织部门任免制和国企内部实质上“一把手”说了算,在有些企业才会最终形成全员“唯上不唯下”的工作思路,从而才会形成圈子文化、人情文化、奴才文化、路线文化等现象,也造成一些结党营私、权力腐败的恶果,最终使各级企业管理者们在国企内部无休止的内耗中大量消磨着人生宝贵的时光和精力。

    这就是中国国情,这就是很多国有企业中生产要素与体制之间所必然形成的矛盾。

    现在来对比分析一下,如果是一位私营老板或投资者呢,他选人用人的参考因素是什么呢?只有一条就够了,那就是能够为老板创造效益!

    私营企业本质上对企业负责人的要素要求就是这么简单,甚至可以简化到只需上述一个要素,其它的皆不用过多考虑,更不用承担政治社会后果。这就是私营企业所谓的优势与先进性所在,不用考虑国家安全,不用承担社会责任,不用维护生态环境,不用顾忌大众民生,把邓公的“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活学活用为“黑人白人弄得到钱就是红人”。当然,爱国的民族的红色资本家也有很多,他们注重品质和公德,但那一般需要等到发家致富之后。

2、国企法人治理结构与人的要素矛盾

    “马背上画道道并不能把马变成斑马”理论。

    国有企业改革通常从模仿市场经济中公司治理结构开始,即“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扩大企业自主权”。 认为只要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国有企业完全可以像私有企业一样有效率。这种观点主导了2003年后的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国资委自成立以来的工作重点就是完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治理有两个基本功能:一是选拔具有企业家素质的人领导企业;二是激励和监督企业领导人更好地创造价值。公司治理结构中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等以及在实践中存在的诸如股票期权、业绩奖金、股票交易、公司并购、诚信义务等内容,本质上都是为了这两个目的。

    那么,国有企业能建立的公司治理结构能够有效运行吗?答案是,目前的国企管理背景下值得怀疑。原因就是上面所述国企选人用人机制。

    现如今市场经济中都知道“国企明显干不过私企”,这其中还有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人的能力发挥问题。

    首先,国企绝对不缺乏人才,这些年国企始终是大学生毕业的首选之所,为社会和私营企业主培养了大批的懂政策、会管理、思维缜密的优秀人才,这些人才调转枪口与国企竞争可谓得心应手。

    但是,当一个国企负责人坐在他的职位上时却完全不是那么从容,简单一句话,虽然你挂个名叫董事长,但企业的很多事你说了不一定算数,国企负责人的上面有很多层的上级领导管,还有各个政府主管部门管,有纪委管,有检察院管,那个的话都要听,那个部门都不得罪,弄不好就有可能让人穿上小鞋子甚至于被请去喝茶,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人只有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今的国企你见过还有个性鲜明、风格突出的负责人吗?你让陈光标到国企当个负责人试试!

这就是国企领导和精英们的无奈。

    而私营企业老板呢,他只需要向两个人负责,一个是出钱的老板或公司里的董事长,一个是家里的董事长---老婆。如果自己就是公司的董事长,老婆又得靠他养着,那么这两个谁也管不着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要不是趟上了政治浑水,那些当官的哥们没有人来找你的事。

    在张维迎教授《国企不可能建立有效公司治理》的文章里,他对这个问题的现象分析倒是很详细很实在,他认为,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践来看,国有企业不可能建立真正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在马背上画道道并不能把马变成斑马。还说:假使通过治理结构的改善,国有企业在所有方面可以像私有企业那样有效运行,民营化不是更简单、更直接的方式吗?为什么要用一个复杂的方式解决简单的问题呢?

   对张教授的话我没有完全看懂,他好像并没有为国企改革提出什么好的办法,而只是否定。他的意思是认为可以全盘私有化吗?这样是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吗?

如果是这样,我建议大家好好思考我文章的第三部分:国企改革必须立足于国情,基本点不能动摇。

3、国企管理体系中制度与人的矛盾。

    国有企业现在都有了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大型国企董事还会有各种各样的专门委员会,如战略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审计委员会、风险控制委员会等,机构健全,人才济济。

    大型国企集团化管理中多采用集中统一管理的管控模式,统一文化、统一资金、统一采购、统一销售、统一标准、统一劳动关系等等。这是成熟跨国集团普遍采用的发展和管理模式,适用于产品服务较为单一的易于快速复制的行业。国内的特大型集团往往管理层级多,跨区域涉及多元化经营,不同产业的行业特征不一样,不同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和方式也不一样,如果把这个模式当作万能钥匙而简单复制则一定会有水土不服的地方。

    统一管理的最直接体现就是管理权力的高度集中。这需要决策者和决策部门具有极大的精力,极高的效率,而第二、三、四层级只需按照指令行事即可。集团总部如果把各级子、分、控股公司的经营决策权完全控制,无论大小事都需要按流程逐级上报审核同意后再执行,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效率模式呢?

“一个事无巨细的老板手下,一定有一群快乐的懒汉”。

一个特大型国企集团下辖各级各类公司数百家,一家十个文件就是几千个,总部的高管及部门领导就算是三头六臂,他能有这么大精力认真思考每一个基层单位上报的各种问题吗?更不要说有多业务需通过实地考察了解准确掌握第一手资料。这就是国企的决策质量问题。

二级集团为区域化或专业化公司,一般就成了传话筒和二道贩子,成了向上公文的传达室,其经营决策事项需要由总部批准后再召开董事会进行程序性表决,其董事会成了“执行董事会”,工作内容实质上是保证程序合法,避免政策风险,而非投资经营决策。

三级公司以下为基层单元企业,也是组成集团公司的基础生产、效益、成本核算单元,从工作计划到资金申请、从办公用品到大宗原材料及设备采购、从员工内部岗位调动到大批招收新职工等皆需向上逐级申请,公文先到上一级集团公司转一圈研究一下,再由上一级公司向集团总部申请,总部领导批示一圈,由总部主管部门研究一下拿出意见,再报总部领导同意下发意见,二级集团公司得到批示再转一圈平衡研究一下,由部门拿出同样的处理意见下发基层,基层以此开展工作。如果向上的报告没在得到同意或者行文格式不符合要求,没关系,修改一下红头文件再如此上报一次,每一次最多也不会超过一个月嘛!这就是国企效率。

    问题是每一个基层多数都是一个独立法人单位,每天所面临的对外工作对象和需要处理的内部事务大小不一,千差万别,轻重缓急,何其多哉,如果真要干好的话有时即使让人跑着干都干不完,这下好了,有了理由,文件没到就等着吧!

    都说如今是“政府越来越像企业在搞经营,企业越来越像政府在搞计划审批”。果真如此。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管理体系呢?原因分析有二:

一是要保证对基层企业的控制能力。但如何控制,控制那些方面,控制什么节点,把握什么样的度没搞清楚,结果以一种怀疑基层和不信任的态度制订出一系列成套管理规定一竿子到底,节节控制,事事审批。

二是要考虑自身风险因素,保证不出事。纵观一些国企总部下的各项管理制度皆有两个特点,一是说过来说过去最后一句话 “报集团公司审批”,也就是权力集中上收。二是上报的重要事务最终都会交由多个部门联合协调协商处理,也就是集体免责。

    这就是当前大型国企管理体系中的现状,管理制度确实制订得非常认真严密,从方方面面对企业的战略实施和日常经营能够起到重要的指导和规范作用,对各类风险因素起到了很好的防控作用,但从人为因素角度来看,其中有很多制度更在于防范责任追究和集体免责,权力与免责条款成了各项管理制度的本质,从制度执行角度则造成“一人干活,三个人监督”的局面,最终仍旧是程序繁杂,效率低下。

    有句话,“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很简单,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很复杂”。而国企最让人头痛正是在管理流程这个方面。特别是在大型集团化多层级管理体系中出现的低效和无效劳动问题严重地制约了基层单元企业自主发展、创造效益的主动性、积极性。

三、大国企改革立场

在中国,国企就是国情的缩影。

    改革开放之前,一家大国企在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小社会,改革开放以后,虽然很多社会职能已经回归政府,但国企无论在人财物各种血缘关系到管理模式均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有着高度的一致性,这是国企的性质决定的,也是中国的特色国情决定的。

     因此,国企的改革也一定会是和整个国家的建设与改革方针政策相一致。当前国家正处于一个深度改革的时期,从治国理念到具体领域都有很多亮点和有效的措施方法,国企改革应该从中受到那些启发呢?

1、国企改革必须立足于国情,基本点不能动摇。

    国企的主体地位不能动摇。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国有经济是国家政治、经济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的核心支柱。

    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国有经济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行业、自然垄断行业、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国有经济这种初步整体定位,使国有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面临“盈利性使命”与“公共政策性使命”的诉求冲突。下阶段,要给国有企业具体明确的使命定位,对国有企业进行具体分类,不同类型的企业应该承担国有经济不同的功能定位。基于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明确将国有企业分为公共政策性、特定功能性和一般商业性企业三类。

    对于国企,我们除了上述三种使命性定位及功能性定位,还有一种情况也许需要值得我们重视并研究,就是大国企与小国企区别对待,以及地方性大国企在区域经济中的影响力分析。

    如今即使在中西部地区,国有企业也都差不多全卖完了,现存的国企规模一般较大,往往是在区域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成为地方政府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和缓冲区。国企改革一定要考虑这些企业在国家政治安全、资源能源安全、生态环境安全、民生及稳定等方面的长远影响,不可简单化处置,不要搞运动,不要压政治任务,更不能一卖了之。特别是在行业里处于重要地位的大型国企、特大型国企更要注意妥善处理。

    国企改革中国企的初步定位对有些行业界定是大的概念,比如有色金属中的铝行业算不算“涉及国家安全行业、自然垄断行业”呢?中铝总公司是共和国的长子,却在这些年里大幅度亏损,大踏步后退,在铝土矿资源及氧化铝、电解铝、铝加工产业链条中失去了大半壁江山,不知在当下的混合制经济改革政策推进中下一步将如何发展。如今,中铝所面对的市场竞争者已不是小打小闹、吃点边边角角的小型私企,而是可能吞掉大象的变异巨蟒,不但早已打破中铝早些年试图打造的市场垄断,恐怕很快将会出现“反向垄断”的可怕局面,要知道不仅中国的铝土矿资源是极其宝贵的,而且铝工业的最终高端铝加工产品关系着国防工业中武器装备轻量化的核心材料技术,同时,中铝总公司在中国几个省份占有多数铝土矿资源,拥有几十万名职工,承担着多少资源保护与职工家属的吃饭和稳定问题,而如河南、山西、贵州等省份恰恰也都是把铝工业立为本省的支柱性产业之一。因此,此类国企的改革影响巨大。

    针对国有资本对国家政权的影响,逄先知谈到,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有重要的反作用,但归根到底决定于经济基础,适应经济基础。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并为经济基础服务。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往往发展成为政治斗争,最后会导致政权的争夺。拿当前国有经济来说,它的总产量只占经济总量的25%,只占出口贸易额的11%,国有经济是不是处于主导地位都成问题,怎能保证主体地位。他还讲到,在“国退民进”与“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方面,近来一些人还在极力鼓吹“民进国退”,也有人想把“混合经济”这种合法形式作为推行私有化的途径。另一方面,则拚命抹黑国有企业,把国企说得一无是处。这是不公道的,别有用心的。真正能同外国资本进行竞争的也是国有大企业。邓小平同志从实行改革开放那天起,就一直强调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这是非常重要的,必须坚持。现在我们国家的国企经济所占比例,还不如有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基础变了,加上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大量涌入,就出现了今天思想领域的混乱情况。

    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认为,混合所有制可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企的问题。对一些小型的国企来说没有太大的问题,民资一进去成为主导,这样就可以把治理结构完全调整过来。但对于大型国企,要靠这种混合所有制去改变这种治理结构是有难度的。中石化刚把加油站的那些商店给卖掉了,卖掉之后对中石化的股权结构没有多大影响,因为中石化的资产太大了,对中石化的内部治理根本没有任何影响,所以达不到改革的目的。改革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这些国企真正变成一个社会性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变化最重要的核心的东西,就是它的经理必须是社会来产生,如果这条不变,我觉得国企改革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他认为,这种大型国企的改革只有一条路,就是上市变成一个公众公司。这种私有化是一种社会的私有化,完全是社会化的私有化,而不是被少数人控制的私有化。在亚洲地区,包括俄国在90年代,都出现了资本干预政治。私人垄断资本往往就要干涉政治,因为他知道这是一条捷径能争取更高的垄断地位。最后造成的结果是对全社会是不利的。我们不希望看到中国发生这种情况。这是最坏的私有化,我们应该避免。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皮凯蒂在《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中说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是资本越来越集中,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头。这个集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少数人用他们手中的资本,在购买更多的资本,积累更多的资本,最后一代一代传下去,当然资本是越来越集中。但凡公共资本小于私人资本的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他结合历史数据和财政数据分析财富分配的状况,指出公共资产私有化的结果,便是公共债务的增长。中国有太多的公共资产,而西方可能有更多的税,西方可能需要增长公共财产,来用公共资本为大众服务。相信非常庞大的政府掌握公共资产,来防止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我赞同上面三位学者的分析,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要目的有三,一是充分发挥董事会的自主决策作用,二是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三是引入民营企业简便高效的管理体制,出发点非常好,特别是第三条确实对现有国企的基础管理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试点改革中会出现什么问题呢?一是大国企可能把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一项政治任务,被动地拿资源和市场换取民企的合作,不会过多考虑国家经济战略与安全,因为那是上级的事;二是对经营状况不良的下属企业可能以甩包袱的心态撒手不管, 全盘交给民营企业管理,更无人愿意为此负责,这种落难“大小姐”与发迹“暴发户”式的婚姻会是一种什么滋味呢(仅是形式上的比喻,无意贬低)!

    对于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与其让一些经济学者把国企改革的结论归结为全盘私有化,为什么就没有去想大国企全盘私有化会对国家政权形式产生什么样的重大影响呢?为什么不是通过认真分析当前大国企管理效果不如民营企业的更深层次原因所在,想一想如何通过国企治理理念和制度改革来改进国企管理的可行性呢?

     “央企市营”理论中提出:国企的实力+民企的灵活=竞争力,其中,“实力”是要靠诸多因素长期积累的结果,得来不易,而“灵活”却是思想、理念和工作方法等软件要素,更易于调整,关键就是一个思想的转变问题,孰难孰易,孰轻孰重?为什么我们要舍近求远,拿大换小呢?

    同时,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也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一是需要政策理论上的突破,二是实际中的可操作性问题。作为改革主体的国企,在此改革思路和工作中应该积极尝试,同时谨慎应对。乐观之处在于,一是可以有限度地寻求民营合作,实现产权多元化;二是建立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真正发挥公司董事会职能;三是引入民营管理理念,完善内部激励机制, 提高经营活力;四是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通过自主培养与市场选聘选配优秀专业人才充实董事会及经营管理层,建立简洁高效的内部管理制度体系和“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的劳动用工激励机制,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困难之处在于“生意好做伙计难当”,何况一个为“公”,一个为“私”,从资本性质、企业功能到最终的管理者责任落实都有极大的差异。多年来参与的合作洽谈无数,但成者几无。

    因此,对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改革与推进应该遵循下面几个原则,这其中有可以灵活掌握的中线,也有需要我们坚守的红线、底线。

    一是关系国家政治安全、国防安全、敏感经济、环境保护、民生稳定等重要基础性产业应坚决保证国企主体地位不动摇,引入非国有资本时要坚决保证国有资本在主业领域的绝对控制权。下阶段的工作重点是进行“依法治企”、“依德治企”的渐进式改革,保证国企更加健康发展并壮大;

    二是国企在非主业领域应主动引入非公有制资本及其管理模式,提升国企市场竞争力,着力解决现有部分国企生存与发展能力不足问题。

    三是积极尝试国有资本进入非公有制企业,一来可支持非公有制企业发展,二来可通过民营企业灵活的管理与较强的市场竞争力获取利润,多渠道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

     四是鼓励引导非公有制企业在一般性工业、商业、其它服务业等市场竞争性行业中的健康发展,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和混合经济体走出国门,提高中国品牌国际竞争力,突破单一国有资本向外发展的诸多困难和障碍。

2、国企改革进程不能因为怀疑而动摇

    国企改革的信心不动摇。

    国企改革与私有化进程是目前大家争论和充满疑问的地方,在国企改革中遇到的问题有两种不同的思想议论,多数人难分伯仲。一是认为全盘私有化是最简单、有效、彻底的办法,二是坚持国有资本主体地位不动摇。

    私有化倒是来得干脆,当下就可以解决国企面临的诸多经营性问题,但是你认真想过以后吗?这种彻底的革命性大变革对于有着数千年东方传统文化思想基础的十三亿人组成的中国社会来说将会带来什么呢?俄罗斯的私有化进程以及中东、东南亚、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民主化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问题就是充分好的例子。如果你再从目前国内已经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快速向后推演一下,立刻就能感知其中问题的严重性,并且一旦形成常态,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而难以扭转,特别是私有垄断资本与代表最普遍劳动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组织纲领之间的矛盾,终将会和中国特色国情形成不可调和之势。届时等待中国社会的将是国家政治动荡,思想混乱,百姓生活如落叶浮萍,无根之草,正好走上如《较量无声》中所讲的被“和平演变”之路。

    而我们并非只有这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坚定改革的信心和决心,坚持国企主体地位不变。诚然,现在国企改革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困难很多,一路艰辛,但是,从国家治理大战略方面,从党对自身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决心方面,我们已经清晰地看到太阳升起的方向和力量,这就决定了我们以后的路子将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平坦,国企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将会一个一个地解决掉。

    这样来对比的话,大家还会有什么疑问吗?很明显一个是饮鸩止渴,前途凶险,一个是循序渐进,日渐向好,那么,我们大家是要在抑郁中被捂上眼睛跳崖呢,还是在清醒中努力地埋头爬坡呢?如此分析,岂不一目了然。

    然,国企改革绝对不是排斥私有化,私有化经济对国家商品经济发展和对社会的稳定以及对广大的劳动人民个体就业、提高生活质量水平起到了极大的补充作用,国企改革要学习的正是私有企业机制所激发的那个活力而不是垄断经营。本文推究的是资本在治国大计中的根本性作用,而国企改革与私有资本的关系关键就在于一个字:度。

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与完善不动摇。

    当前,国企改革需要的是改进而不是革命。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国家经过三十多年的探索,付出很多代价才走到今天这个程度,实属不易。国企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也是国资管理广泛采用的一种基本形式,虽然和国情体制有一定的不合拍的地方,但其基本的管理理论、组织架构、管理模式是可行的,可控的。因此,我们需要做的是改掉国企本身的毛病,使之更有效率,更健康更壮大,而不是消极悲观,一味否定。我们需要下功夫的是国企有什么问题就改什么,而不是也不能借机搞私有化。国企是全国人民的财产,不能轻易一卖了之,化公为私。需要国家经济管理部门适时改进调整,在所有权、经营权、企业自主权等方面化解矛盾,从实质上激发大国企经营活力。

    那么,争论过后,我们就应该把最主要的精力拿出来,好好考虑一下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推动大国企改革向上向好,不要像一些专家那样把问题看得那么悲观又那么肯定。寒流可以让你窗外的草木枯黄,恶风啸叫,同样道理,春风一起,必然也能使得冰雪消融,嫩芽复苏。不久的将来,一觉醒来时,也许你会忽然觉得,在润物细无声的春雨中,国企的那些小问题已经解决于无形之中。

依法治国与依德治国就是国企的春风。

四、大国企改革启示

    也许与我所处的国企环境有关,也许我有比较保守的观念,但是我十分看重国企改革中稳妥与适度的重要性。其实中国人就此早有一个充满智慧的文化理念,可以修身,也可以用来治国治企,即是“中庸”文化,动中取衡,静中就重,不辞两极,勾势恰作。

1、大国企改革将立足于国家治理大背景

    国企的生存土壤是特色国情,改革首先也要立足国情,与国家治理同步,要从国家新时期治国理念和发展战略中汲取营养,认真学习依法治国和依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理念,在国家发展建设道路上搭便车,培养国企职工使命感,寻找灵感,顺势而行,找到突破口,实现新时期国企管理新常态。

    国家治理,无论是设计这样那样的组织架构,还是制定这样那样的法律法规,归根到底还是对人的治理,是对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治理。

    当前,国家已经确立“依法治国”与“依德治国”的治国理念,这个现象颇有汉唐盛世之神韵,那个时候叫做“外儒内法”,现在应该叫做“外法内德”。“法”为全民界定行为规范,“德”为大众树立起境界标杆,一个治标,一个治本。国企改革与管理也应遵循如此治国大道,内外结合,相辅相成。“依宪治国,依法治国,依德治国”是新时期国家的治世方略,如果拿来套用到国企头上就是“依国治企,依规治企,依德治企”,就是指导国企要与国家大政方针保持高度一致,树立大国企使命感、责任感;要依靠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规范运作,发挥企业活力;要通过国企全员职业道德培养,树立国企管理新风气、新常态。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不搞空想社会主义,但在行动之前,首先应该树立一个有高度的理想和信念。实现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理想信念,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社会阶段和生活状态呀!偶然想来,忽然觉得共产主义社会竟然和佛家描述的无量净土佛国有几分相似。共产主义社会是温暖和谐的社会,净土佛国也是纯净无染的和谐之地;共产主义社会具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丰富的物质来源,净土佛国诸佛菩萨无量,皆具神通,魔波旬等无有是处;共产主义社会人们道德水平高尚,净土佛国诸佛菩萨也是安然自在,境界无上。

     “现实的残酷往往比希望来得更猛烈,但我们永远不要失去对希望的追求”。虽然国家发展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还生活在一个矛盾和冲突十分激烈的地球上,虽然共产主义仍然很理想化,似乎离我们还十分遥远,但是,既然我们有了这个理想,至少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前进的方向,可以看清我们脚下的道路,可以发现我们思想和行动上的偏差。信心比黄金更重要,这么大的国家我们都有信心治理得好,难道对各种因素简单得多的国企我们都没有信心去管理好吗!

2、大国企改革将得益于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与党建成果

在国家新时期的治理理念中,法制是行为框架,德治是内生动力,而党建则是核心所在。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党就像中国古代的皇帝,一个政治清明的党就像一个汉武明君,一个内部思想混乱的党就像蜀汉的刘阿斗,好在古代的皇帝代表的是一家江山,而领导新中国的党的宗旨是代表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好在皇帝只是一个人,而党却是一个很大的民主化领导集体;好在皇帝只有一个单体,先天后天因素诸多,说病就病,说死就死,而我们的党则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自我修正的集体智慧。

    对于党建工作来说,党章就是党建的宪法,党纪就是党内的法律,共产主义理想就是党内德治的最高体现,党建工作也要“依法治党”,依靠党章党纪自我建设自我完善自我提升,这是中国所有建设工作中最为核心重要的工作,也是有效解决新中国各种不和谐问题的根本所在,因为党建的成果最终也将落实到政府及国企各级领导的实际工作上来。在新的党建形势下,各级党员有了组织就是有了家,有了纪律就是有了规矩,有了章程就是有了思想行动的依据,如果能够加入深刻的传统文化道德教育,就能够让共产主义思想与全社会民众真正形成血肉一体、经脉相连的深刻关系,所以,对党员领导干部为政之德的培养当是党建工作的重要内因。

    当前,党中央明确提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和“依宪治国,依法治国,依德治国”的治国理念,百姓能够感知其中的决心和信心,我们也应该相信党能代表人民把国家治理得越来越好,也就肯定有条件把概念更小的国有企业管理得越来越好。

    在党的建设过程中,随着党组织自我健全、自我约束体制愈加完善,那么首先思考并解决的将是人事体制改革和各级政府及国有企业负责人的用人机制问题,国企经营管理与体制之间最大的矛盾将会逐步缓解。

    想一想,如果中国的各级政府官员和国企领导在新时代社会主义价值观思想教育背景下,也能够真心融入传统文化思考,治理以“师法自然,天人和谐”为道,行事以“仁义礼智信”以标,生活以“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为念,树立对内“文官不贪财”,对外“武将不怕死”的群体形象,居安思危,清正廉明,除妖降魔,保家护国,那么,百姓的拥戴和国家的凝聚力将会是何等强大!普天之下,哪一个还敢辱我中华。

3、大国企改革将顺应国资管理的改革方向

    国资委是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资产管理权的机构组织,这些年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先期的主导国有资本配置、保值增值监督、国有企业重大投资审核、备案,或者是在未来可能借鉴“新加坡模式”成立各级“淡马锡”,其职能总是在不断地改进与完善。但是作为国有经济发展的领导者和带路人,对于国企的管理方面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重点工作。

一是重点向党中央、国务院负责,研究报告关系国家安全的经济发展规划与政策方针,研究确立国企应该担负的重要责任和重占发展领域,并向中央建议制定促进国企在重点领域优势发展的方针政策。因为,国资委是国企的“掌门人”、“娘家人”,除了对国企行使综合管控的权力之外,有责任代表国企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好的发展机遇,这不是门户之见,而是国企的发展成败关乎国家根本,与国有利,与民有利。

二是在国企综合管理方面,应重点考察国企发展是否与国家战略安全和既定经济建设方针相一致,评估国企在国民经济与国家安全中的特殊地位,分类分级,从多方面综合考核,对功能性国企要弱化利润指标,不能简单把困难国企扔给市场,也不能让垄断性企业一味追求高利润,影响民生大计。

三是日常工作运行方面,重点指导国企战略规划的编制,监控其战略实施过程,监督重大战略投资方向,考核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业绩,以此几项指标按不同性质、不同权重综合考核国企负责人的尽职能力,并向党组织汇报建议国企负责人选任意见。

四是国资委要把握好对国有企业正常经营管理工作的“度”,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在“管得少担心国企乱作为,管得深担心国企失去活力”的矛盾中找到适度的平衡点。避免过度参与国企一般性投资经营决策和投融资业务,避免干涉国企日常经营管理事项,也不要以审核或备案等工作要求影响国企经营效率和效果。

五是国资委对上市公司等实现直接控股的工作思路应慎重考虑,毕竟国资委的名称前面冠有“政府”两个大字,国资委和公司企业实质上还是“政”和“企”两个概念。

总之,国资委的权利应突出在指导权、监督权、否决权、考核权、人事建议权。国有企业的权利则突出在有限决策权和自主经营权。

4、大国企更需要加强自我改革与进步

    通过多年来的改革完善,大集团化管理的组织架构已逐步实现科学优化。目前,特大型国企多是采用扁平化组织架构,通过专业化、区域化分工成立相应二级集团公司,多级子公司在法人治理结构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方面也具备了十分完整的组织架构形式。那么,分析当前大国企出现的种种问题,作为国企自身我们应该着重解决那些问题呢?

一是与中央党建工作保持高度一致,着力抓好大国企党组织建设,真正改进用人机制,真心把“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等选人用人理念和口号落到实处。这个过程深受国家治理和社会大气候的影响,也是要做好国企各种生产经营和政治生活最根本的因素。

二是做好企业的“依法治国”和“简政放权”。即加强制度体系建设,法人治理结构要健全,制度体系也应该尽量完善,但管理流程不是越复杂越好,要把制度的严肃性、灵活性、可操作性充分结合,要遵循一个原则:简洁方能高效。

因此对于多数大国企来说,当前最需要的是研究改进大集团化管控模式。

    国务院在新时期行政体制改革中提出要简政放权,转变职能,提高市场经济活力,大国企改革应该从中得到什么启发呢?以前,农村人家的孩子多,孩子大了都要分家,亲亲的一家人为什么要分家呢?分家就是今后儿子的事情要让他自己去做,而大家长经验足,眼界广,就站在背后把握指导,当家族遇到大事了老子才会把儿子们叫到一起主持开个家庭会共同商量一下拿个主意。如果老子很能干把儿子们的事情都干了,那么儿子一是永远不成才,二是没有劲头干。

目前大国企普遍采用的是“N统一管控模式”,统一管理模式当然有其可取之处,但不是万事皆一统则了之,这是一个需要适度把握的管理艺术性问题。当前有一些大集团化的管理已经快要演变成“计划经济”模式了,效率相当低下。

比如,其中文化统一就很好,统一企业文化理念,统一企业形象识别系统,这十分有利企业形象和品牌建设。

    统一采购也很好,民营企业集团在一些异地同类企业中建立起远程网络采购平台,统一竞标,统一采购,公开公平高效,有效地降低了综合采购成本。而我们的大国企呢,是一纸文件把所有基层的采购事项全部收回总部组织招标,还要分出份量,大标自己组织,小标下放一级,本来是一个简单的服务性机构硬是被搞得象一个“衙门”,基层单位采购个东西需要几级行文,无数的部门审批研究,有的会签审批流程简直繁杂到无聊之地步,还美其名曰“风险控制”,而问题恰恰最终就出在这些权力部门和环节当中。

    统一资金管理也很好,所有子公司资金在规定时间内必须全部注入总部财务公司帐户,这样有利于总部对资金集中使用,还能有一部分财务公司理财收益。关键是二、三、四层级的基层经营单位在资金计划申报方面却有着冗长的申批程序,一般需要提前一个月、一个季度上报资金计划,试想在一个大家庭里,不管家长多么开明,哪一个男人喜欢做那个天天向管帐老婆汇报讨要香烟钱的“气管炎”,再说财务管理、资金管理本是一件十分严谨的工作,当期结算时的票据审核等十分重要,俗话说“计划赶不上变化”,计划工作再严谨细致也不可能代替当期即时审核工作。打出这么多计划性质的提前量,基层如何能够准确判断出一两个月后的资金收付细节和票据的即时审核情况呢!

     统一销售也很好,关键是这样的销售思路适合集团化企业处于平稳增长期,一旦处于低谷期,统一销售的弊端便会立即显现,上门生意好做,若是处于销售被动局面需要大量人员出去找市场的情况呢?我们能够指望集团总部的销售主管个个都是世界级营销大神吗?  

因此,大国企在集团化管理方面应当更多地站在基层的角度反向思维,“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多从有利于各层级子公司现场管理等方面考虑管理流程的设计与执行,这样工作效率会更好一些,总部机关也会更轻松一些。

    可以理解,当前集团化管理模式的出发点肯定是好的,管理架构也是逐步趋向科学合理,没有必要进行大的改革,只需要在集权与分权、权力下放与风险控制及某些管理流程做出一些微观调节就可以解决很大问题,其中最关键的还是要把那个“度”字把握好。

    总之,集团化管理模式关键是要体现控制与管理体系的科学性与可行性,突出对下级子公司的集权与分权的合理界定,以及对下级子公司的权力责任分配与考核机制的严肃性、合理性。建议大国企集团总部要适度放松对二级集团以下公司的自由度,激发其自主能动性和市场竞争积极性。

    总部对基层单位应持信任、激励、放权、可控的原则,重点做好战略规划制定、重大投资决策、重大人事安排、年度综合指标考评、统一企业文化建设等工作。在日常工作管理方面重点做好总量控制、适时监督、节点考核、风险评估等工作,变事事审核审批为“重大事项审批制+常规业务备案制”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对众多常规性工作由基层单位按照集团公司统一管理制度要求,变各主管部门逐级汇报请示为“备案制”,由二级以下子公司根据其实际工作需要主动负责,规范运作,并在相关主管部门备案备查,由主管部门随时或定期核查。如此以来,集团总部的权力则突出在战略性决策权、总量考核权、重大事项否决权,二级以下基层公司则突出在有限的决策权、自主经营权。

三是抓好企业的“依德治国”,即员工道德素质和职业操守。

    中国人的聪明是全世界公认的,为什么我们在国企管理就不能有效地来考虑并设计呢?是设计不了还是思想中有什么因素影响着我们不愿意这么设计呢?或者是设计得挺到位而执行时则口是心非呢?心念一转天地宽,大集团化国企改革并不需要什么革命性变革,很多地方的改进只需要一点合理的微调就可起到很好的效果,关键因素还在于人,在于人的思想认识观念,在于一些国企高管对下级实施控制权的认识和方法,在于基层领导 “自家一亩三分地”的小局意识,在于员工“上有计策下有对策”的习惯性思维。要解决国企这种无谓的内耗现象,只有在不断的工作改进当中逐步提高全员思想道德和职业操守,激活企业主体人的内生动力,才能如顺风行船。

这是大型国企企业文化建设的根本所在。企业文化的建设绝不应该仅仅停留在那些如企业愿景、企业精神、管理理念、人才理念、营销理念等文字游戏上,最重要的是去做,去行动,“知行合一”,让广大职工在各级管理领导者的实际行动中感受企业,读懂企业,认同企业,方能形成一个企业真正的强大的凝聚力,这是我们各级领导层的最大履职责任之一。

5、大国企基层单元企业的管理方法

    每一个法人单位是国家总体经济的细胞,单体企业是组成大国企集团的细胞,这些细胞的健康与否最终关系着国家总体经济的健康程度。这些年来,中国经济进入市场化阶段,也引入了许多外来企业管理文化,为中国企业提供了许多可借鉴的管理模式和思路,中国的企业家们还是十分注重学习和提高的,有的企业是搞行政命令式强力推进,有的企业则善于结合自身行业特点灵活运用,到如今真正留在企业里的外来管理模式已经不多见了,最终还是慢慢被吸收并融入到了国企员工熟悉的自有模式当中,这就是中国文化思想的包容性和强大的消化吸收能力。

在此画蛇添足,把这些年个人亲历组织实施的几种单元企业管理模式思路简要描述给大家,以供批评。

(1)大项目建设期:“大三角”模式与风险管控体系

项目建设期主要是投资花钱期,重点是做好安全、质量、进度和投资四大控制和项目技术、市场、财务三大风险防控。在组织机构设置、部门职责划分、制度体系建设等方面以“机构精简,严谨高效”为原则,以“大三角管理”理论为支撑进行管理架构设计,实现“部门分工明确,岗位职责清晰,管理流程规范,支付依据充分”。

大三角管理责权描述,

决策机构:集体决策权;

执行机构:业务处置权;

审核监督机构:审核权、否决权。

大三角管理岗位责任描述

决策机构:接收、研究决策信息,下达决策指令;向上级主管部门提供总体情况报告,自觉接受上级风险管理机构监督审核;

业务执行机构:根据工作计划和相关决策指令完成部门具体工作;按照规章制度接受风险管理机构的业务审核和工作监督;

风险管理机构:根据决策指令编制下达工作计划并对执行机构按期实施考核;监督审核执行机构工作程序和投资支付依据;向决策机构提供决策依据;直接向最高决策人或上级风险管理机构负责。

效果:通过对原有项目管理体系的微调,增设风控机构,形成三角责任管理模式,有效规范了项目管理程序,控制了项目成本,化解诸多风险,实现高效管控,勤政廉政。

参考:煤炭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大三角”内控与风险管理模型在大中型项目投资活动中的成功应用》

(2)、生产经营期:“三横五纵网格精细化”管理模式

单元企业在进入生产经营期后将需要重点做好技术研发、新技术应用、市场开拓、资源能源优化配置、产业链完善、内部生产经营各项管理等工作,其中内部经营管理的关键任务就是确保公司生产经营适应市场竞争,精细管理,高效运作。

“三横五纵”全员岗位价值网格精细化管理模式的核心内容是:三级梯度考核+五条线管理。

三级梯度考核体系是精细化管理的基本框架,主要是依靠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和考核指标体系来指导检验“五条线”的各项工作。

三级梯度考核中,一级考核是指公司对业务科室和生产车间的总量考核,与部门月度工资总量挂钩;二级考核是业务科室按照五条线分工对生产车间进行每周现场考核,突出技术经济指标的持续改进过程;三级考核是各车间对基层班组、岗位的日考核,与职工个人工资挂钩。

五条线管理是指公司由上到下把各项管理路径划分为“五条线”,权责清晰,分工明确,保证了各部门考核与被考核指标的力度和深度。

五条线分别是:经营管理线、生产机电线、安全文明线、文化礼仪线、环境美化线。

突出特点:全面覆盖,全员参与,化繁为简,可操作性强。

效果:体现全员岗位价值精细管理,实现经营管理水平的螺旋式升级。

参考:煤炭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三横五纵网格精细化”管理模式应用》。

(3)车间管理:“三洁”工作法

整洁:设备、工器具定位摆放,整洁有序;

清洁:设备机具干净无染,环境卫生清洁;

简洁:管理制度、工作流程及工作指令简洁,简洁方能高效。

(4)员工职场四要素

态度,新员工在大家都不熟悉你的情况下,要积极主动为自己争取工作表现机会,才会让大家特别是上司认识你,记住你。工作态度不好,其它免谈。

能力,上司认可了你的工作态度,就会观察你的工作能力如何,认为可以才会放心交给你更多更重要的工作。如果仅是态度好,能力一般,总办不成事,那怎么行呢。

品德,态度积极,工作能力又强,这是你取得工作成绩的基本优势条件,但是请切记,上司在对你安排越来越重要的工作时,他会越来越慎重地考虑你的品德,品德好才会放心委以重任,品行不端,即使能力再强,也是容易走歪门邪道,可利用不可重用。

业绩。具备以上三个要素,就会慢慢取得并积累工作上的业绩,也许你很辛苦,但请放心,你的业绩上司和员工都会看得见,只要你不是运气差碰上个破烂公司的话,个人事业发展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如今,各种潜规则让年轻人无所适从,“三观”尽毁,希望上面的话能给新入职的年轻人以少许安慰,增加一点正能量。

五、大国企文化

     习近平在《论如何做合格的共产党员》时讲到:“要力戒浮躁,多用一些时间静心读书、静心思考,主动加快知识更新,优化知识结构,使自己任何时候才不枯、智不竭。要增强改革创新意识,敞开思想谋划新思路,放开手脚追求新突破,善于从事物的对立面、差异性、因果关系中及时发现并解决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要增强信仰力量和道德力量,正确对待权力,正确对待名利,正确对待群众,做到坚定清醒有为、为民务实清廉。”

    这段话里提示国人特别是处于大大小小领导岗位的人要读书,思考,提升知识水平和思想境界,要学以致用,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是要增强“信仰和道德”力量,方能用好手中权利。这就是德治。总书记的前半段话很多人都能做到,但后半段话却是很多人都做不到。

    王岐山对中国腐败治理工作讲到要分三步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这是什么意思呢?当前问题严重,要以惩治为主,刹住这股歪风,再以制度化建设为主,从严控制,最后通过思想教育使各级官员达到更高的精神境界才能治标治本。这个过程实质上也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过程。

    两位领导人的话实是异曲同工,皆是从解决眼前问题开始,再规范化制度化,最终的落脚点均是一个“德”字。

    当前,无论是国家治理中出现的腐败问题、国企改革中出现的体制性问题,还是国企管理体系中出现的流程通道阻塞问题,有一定的技术原因,但归根结底都是因为人的因素,都是因为人的思想道德问题,都是人的精神境界问题。由此可知,理论研究和依德治国治企的重要性。

     对当前的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我们有很多专家学者在深入研究,时常会看到某某专家学者在各种论坛和学术著作中发出各种声音,有的甚至针锋相对,这种争论是好的,说明了问题的复杂性和任务的艰巨性。在这里也想给专家们提几点建议。

一是对国企改革研究问题要深入实际,不要习惯于高谈阔论,语不惊人死不休,你们的评论带有很大的权威性,对社会基层思想认识的影响很大,要谨言慎行,要真正了解基层的小问题,读懂基层民众的基本诉求,才能真正从解决基层单元的问题着想推及改革源头。我在上面画蛇添足地叙述关于单元企业管理部分的文字本和大国企改革命题没有多大关系,就是想提醒高级专家要多了解最基层的国企和员工是怎么回事,他们是怎么做的,是怎么想的,很多这些基层国企在国家经济改革进程的荣辱进退都是最好最生动的活标本。

二是很多专家多是注重技术层面的分析,喜欢用现代东西方个案分析和高深难懂的经济理论来阐述观点并得出结论,在此,我特别想提醒一下,其实我们的很多问题并非是在现代理论上设计得不科学不周密,但为什么就是落实不到位呢?原因就在其根源上都离不开特色国情这个土壤和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重要影响,所以,也要注重以中国的特色国情为基础,研究其思想文化方面的本源。

三是做学问要符合国情,实事求是,不要习惯于用西方的逻辑和专业名词来强行抨击中国现状,不要动不动就用肯定的结论否定一切,国家最需要的不是批评否定,而是积极想出解决的好思路好办法。一个医生只会检查毛病而不会开处方治病,那绝对算不上是好医生。

回过头来,再继续思考如何把国企改革和发展与“以德治企”的关系联系起来呢?

国企是国家的长子,是这个大家庭里最主要的劳动力,国企的文化当然是和国家治理文化一脉相承,因此,国企的管理文化建设可以直接参照并应用国家治理文化的研究成果。

国企除了着重进行技术创新、管理创新、转型升级等发展战略调整和加强员工各种技能培养外,也要特别重视制度建设与职业道德培养,一是可以引入基本的经济管理理念,也可以因地制宜创新特色管理模式,建立适合自身行业特色的现代企业文化。二是国企和国家一样同样需要对员工进行思想文化教育,培养广大员工的行为道德和职业操守。这就相当于国家治理中的法治与德治相结合,这是国企管理文化建设的基本思路。

一是加强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想一想父亲的那一辈人,他们为什么能够真正做到公而忘私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党的理想宗旨在他们那一代每一个党员心中的真实体现。如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时期,我们同样不能忘记老一辈共产党员的崇高理想和高尚情操,他们永远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因此,树立新时期社会主义价值观是各级党员干部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国梦的根本动力。

二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深邃及其经世致用、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身为中华子孙当完全有理由引以为傲,如果还有人妄加指责,那只能说明你并未真正深入领会中国儒道释易等传统文化的真正核心要义和其中蕴含的大智慧。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汉唐宋明傲视全人类之盛世文明,也经历过多次外族入侵而江山易主,但历时数千年,民族文化不但没有像其它古文明那样或凋零或消亡,却始终生生不息,人丁兴旺,时至今日,与西方古希腊文明发展而来的民主自由思想遥相呼应,共同引领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二者虽有某些文化冲突,但终将相互融合,世界大同。这就是中国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因此,我们要像总书记要求的那样,多读书,读好书,读正确的书。

“鱼对水说:我一直在哭泣,可是你永远都不知道,因为我在水里。水说:我知道,因为你一直就在我心里”,这就是传统文化和生活于其中的我们。“上善若水”, 今天,从国家层面皆大力倡导传统文化的回归与学习,希望传统文化精髓与现代文明发展能够深入地和谐融通,打造中国走向世界无坚不摧的软势力。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我们该如何引导大家解读中国传统文化,如何以传统文化中的大智慧来指导我们在工作生活中学习践行呢?

十岁学礼,二十岁学技,三十岁学术,四十岁问道。有一句话“人生的前半生是为生存与发展而奋斗,人生的后半生就应该为生命的意义而思考”,我特别希望各阶层已经脱离温饱、事业有成的人士能对这句话引起深思,不要长于技、善于术而止步于道,要知道除了各种欲望满足以外,还有更高的精神境界,那才是人生真正的“奢侈品”。

六、结束语:爱国爱企

前一段时间,央视发起了一个随机采访的大众命题:什么是爱国?

这种形式非常好。听到了很多百姓真诚质朴的话,感到十分温暖和亲切。也就是这一个命题,竟也让我好多天搜肠刮肚,念念不忘,终天在看到年迈母亲的那一刻我想到了一句再贴切不过的俗话: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

说心里话,我瞧不起那些在中国这片黄土地上吃着喝着长大的人,跑到别人家吃了两片洋面包,听到别人骂自己的国家,就反过来跟着也骂,甚至骂得更起劲儿,骂得更难听,骂得更彻底。

正如“人无完人”之言,我们不否认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的探索实践方面确实也出现过曲折、偏颇甚至错误,并为此付出过十分惨重的代价,但错误并不可怕,只要我们能够正视错误,修正思想,就永远会有希望。今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共产党正在做出的各种努力以及对“八项规定”、“反四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法论的推崇,并且,我们也一直把西方民主制度在大学课堂和各种论坛上公开学习讨论,客观地分析其先进性与局限性,研究其与中国国情的矛盾与文化差异,同时,并没有刻意去批评打压西方民主与普世价值观的传播,而如今却有一些人自诩公共知识分子,利用国家大量的公共资源和被赋予的话语权对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中国共产党的一党执政全盘否定,大肆诋毁,全然不顾中国文化背景与基本国情,居心何在,公平何在!

中国并非没有民主,中国的民主是以广泛民主为基础的民主集中制,这是中国特色国情和文化决定的,也有着复杂问题决策效率快、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等优点,缺点是有的时期会出现“集中”大于“民主”的假象,从而授人以话柄。中国的民主制度也并非拒绝改革,一成不变,中国的民主制度改革进程必须是谨慎的渐进的过程,是要和中国的政治改革、经济发展以及文化建设成就相同步,不能搞休克式、跳崖式的革命性大变革,这里面有许多社会性因素和技术性困难必须谨慎应对,否则很容易造成天下大乱,那样的话,受苦受罪的首先还是广大的老百姓。

一个人的家里出了大事难事,不去请教父辈先祖的智慧,反而跑出去听人家的话叫外人给你拿主意,这不是傻瓜吗!而我们几千年来无数先贤智者创造出来的治世方略和传统文化智慧就摆在那里,为什么就偏偏要“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呢?

试问一下,如果西方民主自由化思想是万能的上帝,正文的化身,先进的代表,为什么会有一战、二战的全面爆发,为什么会有数不清的对其它民族的侵略、杀戮和殖民地政策,而在文化战争方面,对于这几年亚非大陆上的各种颜色革命,特别是目前中东伊拉克、叙利亚等乱局以及出现的ISIS血腥屠杀,与其说是自由化民主思想输出的失败,还不如说是西方某些国家借民主思想之旗帜自私地打开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潘多拉魔盒”,原因就是他们根本不会设身处地去考虑这些国家的民族文化、宗教背景和他们的基本国情,而是为了一己不可告人之动机支持鼓动各种异见势力毫无顾忌地去打破他们千百年来艰难搭建起来的平衡,而这种平衡本来就是那么宝贵,又是那么敏感脆弱。这样的自我标榜的所谓民主政权你能说他是全世界最美好、最高尚的吗?不,恰恰暴露出他们那种资本政权和流氓政治的本来面目。国人当警醒!

近来,部分美欧学者已经开始了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反思甚至批判,开始重新认识中国,寻找中国发展的密码,甚至提出“向中国学习越来越重要”,“参照物”就是中国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文化价值观等。福山在新著《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中流露出对美国政治衰败的失望,写过《当中国统治世界》的马丁·雅克在英国媒体上批评西方对中国经济崛起“短视”, 十多年前曾写过《中国即将崩溃》的美籍华人学者章家敦现在成了美国学术界的笑柄,那么,作为创造了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奇迹的中国人,我们为什么要妄自菲薄,自费武功呢。国人当自强!

我本草根,来自于基层,但多少次参加升国旗仪式,每每都会心如潮涌,眼眶湿润,至今仍清楚而真实地感受到:国歌永远是我心中最动听的音乐,国旗永远是我眼中最美丽的风景。此刻,我又想起了艾青的那首小诗《我爱这土地》。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夜深人静,文止于此。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愿以此心上报国恩,后安然入睡。

明天,太阳依然会是从东方升起。

注:依义不依言,对事不对人,本文言语不针对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当之处,敬请原谅。同时,对文中引用诸位大家之言在此一并感谢。

写于2014年12月,冬。

(作者单位:河南省三门峡市产业集聚区禹王路河南同人铝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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