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亟需惊天革命

——2010年春在北京大学社会和谐研究中心“反思比较优势战略沙龙”上的发言

贾根良

摘要：比较优势理论甚至不值得一批。抓住高端产业是国家崛起和社会和谐的基础。保护主义与内向型经济是中国崛起的唯一选择，也是破解美元霸权的釜底抽薪的根本措施。主权信贷是与美元霸权相对立的，我国具有广阔的市场，主权信贷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单从人口上来说，我国的人口规模超过美国、欧盟、日本和俄罗斯的人口总和，我国具有世界上任何国家或欧盟都无法企及的最大的内需市场，完全可以在任何产业上达到规模经济，对外贸易并不重要，达到贸易平衡就可以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中国要重走内向型经济的原因。

重走内向型经济和贸易平衡，美元霸权就对中国无计可施了。这将是世界人民当然也是美国人民的福音，因为美元霸权建立的是一种类似于古罗马的掠夺和剥削体系，是世界经济动荡的主要根源。欧盟和日本虽然对美元霸权极其不满，但他们不具备破解美元霸权的实力，只能忍气吞声。而对于中国来说，由于国土辽阔、人口众多和可以发展最多样化的分工，因此完全可以实现自给自足，再加上统一的中央政府，这样，中国完全可以与美元体系隔离开来，以中国为龙头，团结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自建一种与美元体系相平行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在这种情况下，美元霸权必然要逐步走向衰落，并最后瓦解。

然而，在美国金融利益集团和军工复合体集团的支配下，美国政府必将对任何试图脱离美元体系的国家进行打击，因为任其发展，它不仅不能剥削中国了，而且由于美元霸权的最终瓦解，将使美国的霸权也被瓦解。因此，它甚至有可能会发出战争威胁，阻止中国经济发展的转型，就想去年的黄海军演一样。但这只不过是战争恫吓而已，这种办法对待伊拉克和利比亚可能有效，但对于中国这样国土辽阔的国家来说，任何入侵者必将陷入屈辱的失败境地，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担忧。但是，从战略角度考虑，中国需要做两点工作：一是优先发展军事工业，为将来的战争做好准备，二是中国的工业不能集中在沿海，中国的工业中心应该向中西部转移，以避免损失过大。

一、比较优势理论甚至不值得一批

去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主持翻译的迈克尔•赫德森的著作《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今天谈反思比较优势理论，我在英文文献中看到有大量文献批判它，我甚至都觉得没有必要再把它整理出来，因为比较优势理论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历史角度看在那个方面都是站不住脚的。从历史上来看，发达国家崛起，没有一个是通过比较优势崛起的。从李嘉图到萨缪尔森—赫克谢尔—俄林定理这些理论都是非历史的，根本就没有考虑目前发达国家所谓的“比较优势”都不是自然存在的，而是人为地通过反对比较优势打造出来的。

最近，我和上海社科院的梅俊杰打算出版一套《国富译丛》，专门翻译有关发达国家特别是英美是如何崛起的著作。现在经济思想史教科书对重商主义的评价是错误的，重商主义是当时的民族国家强国富民的国家战略。英国工业革命的时期是1760-1830年这段时间，英国1846年才废除《谷物法》，在此之后才实行自由贸易，所以，有些人说工业革命实在自由主义的启蒙下爆发是不对的，其实是在英国的高度保护下形成的。对于英国崛起来说，除了羊毛业还有资源方面的条件外（但没有比较优势），它在丝织业、麻织业和棉纺织业在资源条件上都没有，在当时的国际竞争上都是人为建立起来的，从而形成了高附加值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现在经济学界几乎一致地信奉比较优势理论并反对保护主义，孰不知英国工业革命就是反对比较优势理论并在重商主义的高度保护主义下爆发的。长达300多年的重商主义国富战略有一个核心的思想：好的贸易和坏的贸易的区分：“进口低端产品并出口高端产品”是“好的贸易”，而“进口高端产品并出口低端产品”是“坏的贸易”。自1993年以来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来，由于受比较优势理论和自由贸易的欺骗，我国深陷“进口高端产品并出口低端产品”和“出口实物产品换取美元纸片”的“坏的贸易”的陷阱之中，这是一条通向贫困和依附型经济的道路。

二、抓住高端产业是国家崛起和社会和谐的基础

从理论上说，一国所从事的经济活动的质量对国民贫富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果不是通过掠夺性地开发自然资源，也不是通过掠夺别的国家，那么一国的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取决于什么？只能取决于通过科技进步开发大自然所带来的租金分享，而只有高端产业才是科技创新的载体，而我国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所从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几乎没有创新机会，是低质量的经济活动，当我国把这些高质量生产活动及其创新收益拱手让渡给发达国家的时候，社会各阶层收入提高和共同富裕就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了，政府就必然要与民争利，资本家就必然要压榨工人，因此，就必然会在利润、工资和税收之间相互倾轧，这就是在目前的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正是按照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以所谓低工资竞争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才造成了今天社会不和谐的局面。顺便说一句，正是由于依靠外国直接投资和实行自由贸易，技术创新的绝大部分成果就被跨国公司所攫取了，所以我国各级政府就无法通过来自工商业税收的增加分享这种技术创新的收益，因此，不得不愈来愈靠出卖土地获取财政收入，从而成为房价越来越高的重要推手，这是我国土地财政得以产生的重要根源，也是天社会不和谐的重要根源。

因此，像中国这样在科技上落后的国家只有反对比较优势，国民才能富裕起来。因为一国只有在抓住高端产业的时候，由高端产业所带来的高创新率和高水平进入壁垒所产生的高附加值不仅创造了可以由企业家、劳工和政府分享的生产率增益，而且由高质量生产活动的创新所产生的“不断涌来的收入潮水浮起了所有的船”，从而导致国内各行各业中全体国民共同富裕的基础。但是，一旦一个国家丧失了对高质量生产活动的控制权，那么，这个国家将不仅在自主创新上举步维艰，而且它也将丧失高质量生产活动通过系统协同效应使其生产率增益普惠于报酬不变和报酬递减的行业以及提高全体国民公共福利的机会。

三、保护主义与内向型经济：中国崛起的唯一选择

去年我写了篇文章:《保护主义与内向型经济：中国崛起的唯一选择》，从理论上比较系统地论证了我国为什么要重走保护主义和内向型经济道路的问题。现在，在经济学界，保护主义几乎遭到了一致的反对，我国学术杂志上几乎所有的文章都在讨论如何进一步推动我国的自由贸易问题。即使能容忍保护主义学说或者对保护主义学说比较推崇的人也不喜欢“保护主义”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就像“小姐”这个词一样在目前已经被主流经济学糟蹋了，成了一个坏词。比较优势理论不能够作为中国发展战略的基础，但在中国整体战略的里面，它还可以作为整体战略的一部分发挥作用，这个优势还是需要利用的。但是总体战略是保护高端产业和充分开发国内广阔的市场，为此笔者提出了中国保护主义经济崛起的十大战略方针。

作者提出这种发展战略必然要与我国“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相冲突，因此，我就必须在理论上对这种发展模式的理论基础——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进行深入反思。2009年春，我在给学生上课时，就开始对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进行系统的批评。后来，有学生告诉我，该理论被推荐为了2009年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的候选理论。直到去年，我才正式地发表《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致命弊端》一文，文章提出了这种观点：由于跨国公司模块化生产、发达国家对国际贸易的垄断结构和美元霸权的支配性影响，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不仅使我国在国际分工中被锁定于产业低端的依附地位，而且也使我国遭受到美元霸权的残酷掠夺，这是我国经济虽然高速增长，但已经无法再像战后日本和韩国那样使全体国民福利得到普遍提高的基本原因。“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不仅没有解决沿海与内地之间的矛盾，反而导致了资金、资源和劳动力被虹吸到沿海的出口导向型部门，造就了畸形的外向与内需相分割的“二元经济”，成为内需长期无法启动、民族企业的投资机会被外资挤占并引发严重经济泡沫的主要原因。这种战略不仅没有沟通农业与重工业之间的循环关系，反而却造成了重工业的低端产品产能过剩和高端技术仍被跨国公司所垄断的局面，并成为高等教育没有出路、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三农问题”成为死结和就业问题日益严重的主要根源。

四、保护主义的内向型经济也是破解美元霸权的釜底抽薪的根本措施

主权信贷是与美元霸权相对立的，我国具有广阔的市场，主权信贷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单从人口上来说，我国的人口规模超过美国、欧盟、日本和俄罗斯的人口总和，我国具有世界上任何国家或欧盟都无法企及的最大的内需市场，完全可以在任何产业上达到规模经济，对外贸易并不重要，达到贸易平衡就可以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中国要重走内向型经济的原因。重走内向型经济和贸易平衡，美元霸权就对中国无计可施了。

我国深陷“美元陷阱”的主要根源在于出口导向型经济，在于实体经济，显而易见，如果中国的进出口保持长期的动态平衡，也就是外汇储备够三个月进口的需要就可以了，这样我国就不会积累这么多的美元储备，也不会陷入“美元陷阱”。因此，如果没有终结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那么，在纸币经济的时代，无论是储备货币多元化还是不切合实际的建立与主权脱钩的世界货币都无法解决美元霸权问题。要解决美元霸权问题，就必须破除对出口导向型经济或外向型经济的迷信，就必须重走保护主义的内向型经济。

英国崛起时靠外贸，是因为他的国内市场狭小。而美国由于国内市场大，所以崛起时走的是内向型经济。因此，在贸易平衡和内向型经济的情况，美元一分钱也不让它进来。技术问题如何解决？主要是靠国内竞争，中国这样大，竞争能充分发挥作用。如果说把美国和德国崛起概括说是通过“对外保护对内自由竞争”实现的也可以，但是自由竞争又有问题，美国在崛起的后期社会面临分裂，这是美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出现“进步时代”的原因，因此，国家还是要干预，不能自由放任。

五、中国保护主义经济崛起的战略方针

我几年前有一个提法，就是建设中国崛起的国家主义经济学，按照这种经济学，我们现在需要研究破解美元霸权的战略，研究在实施保护主义战略后，我国在金融、农业、工业、对外贸易等各个方面如何去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是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型。我在《保护主义与内向型经济：中国崛起的唯一选择》一文中，提出了中国保护主义经济崛起的十大战略方针，这包括：第一，抓住高端产业和各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特别是要把资本货物工业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资料工业在国际经济中的领先地位作为奋斗目标。第二，提高关税保护水平，停止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的谈判，拒绝在中国推广转基因农产品技术，拒绝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第三，停止引进外资和回购外资企业。第四，重新恢复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基本方针，其目的是为我国高端产业和各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创造国内市场。第六，严格限制乃至禁止原材料和不可再生资源出口，并把资源型外资企业全部收归国有。第七，中国最大的“比较优势”在于丰富的人力资本和潜在的科技优势而非廉价劳动力，这为中国开发这种最丰富的要素禀赋并崛起为世界科技创新第一大国创造了别国难以匹敌的优势。第八，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特征的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要以工人农民的收入增长为引擎。第九，大力发展国内区际分工和区际贸易，以开发中西部为重点，工业中心向中西部转移，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工业特别是高端产业集中在沿海地区的不合理状况。第十，内部改善：以保护主义为特征的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需要我国在国内流通体制、基础设施、打破地方保护主义等内部环境的改善上痛下苦功。

现在我看不到这种大转型的希望，一个原因就是为政府中没有人会从这方面去想，他们仍是被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理论支配着，曾有国家领导人倡导干部要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而根本不知道我们编的与之大相径庭的《穷国的国富论》。这是非常令人感到悲哀的。因此，看来只有遭遇重大危机，才有可能有人对我讲的感兴趣。

此外，如果按照我所提出的转型来做，这将是世界人民当然也是美国人民的福音，因为美元霸权建立的是一种类似于古罗马的掠夺和剥削体系，是世界经济动荡的主要根源。欧盟和日本虽然对美元霸权极其不满，但他们不具备破解美元霸权的实力，只能忍气吞声。而对于中国来说，由于国土辽阔、人口众多和可以发展最多样化的分工，因此完全可以实现自给自足，再加上统一的中央政府，这样，中国完全可以与美元体系隔离开来，以中国为龙头，团结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自建一种与美元体系相平行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在这种情况下，美元霸权必然要逐步走向衰落，并最后瓦解。

然而，在美国金融利益集团和军工复合体集团的支配下，美国政府必将对任何试图脱离美元体系的国家进行打击，因为任其发展，它不仅不能剥削中国了，而且由于美元霸权的最终瓦解，将使美国的霸权也被瓦解。因此，它甚至有可能会发出战争威胁，阻止中国经济发展的转型，就想去年的黄海军演一样。但这只不过是战争恫吓而已，这种办法对待伊拉克和利比亚可能有效，但对于中国这样国土辽阔的国家来说，任何入侵者必将陷入屈辱的失败境地，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担忧。但是，从战略角度考虑，中国需要做两点工作：一是优先发展军事工业，为将来的战争做好准备，二是中国的工业不能集中在沿海，中国的工业中心应该向中西部转移，以避免损失过大。

六、重大危机导致发展模式转型的两个必要条件

重大危机导致发展模式转型的需要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国家的精英接受了符合国家利益的经济理论，二是形成了符合国家利益的利益集团。否则，再大和再多的危机也没有用。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刚开始的时候，我认为中国战略调整的机遇来了，但一看2008年底拉动内需的4万亿计划以及恢复出口退税的种种做法，我的心就凉了。当奥巴马在2009年初搞保护主义的时候，我甚至希望他搞的越大越好，这样才能刺激中国大转型。但美国很聪明，它不能搞的把中国人搞急了，搞的中国没办法了不得不转型，而这种转型对它们的利益集团是不利的。因此，国际金融危机提供的重大转型机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被政府错过了，因此，我在2009年写文章说，看来只有更大的危机，人们才能觉醒。

但也未必，近代史上的鸦片战争是多大的危机，“千年未有之变局”，但中国拖了很久才觉醒，然而，到现在仍不清楚美国、日本等国家崛起的原因。美国崛起就是因为接受了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保护幼稚工业和独立自主发展国民经济的理论。

比这种理论更重要的因素则是在重大危机发生时存在一个符合国家利益的利益集团。例如，在1812-1814美国转型时，由于在此前的1807年的禁运一直到1814年底第二次美英战争结束时的七八年间，由于对外贸易的中断，原先支持自由贸易的并对国家决策有重大影响的大贸易商等不得不为了生存，转投国内工业，到1814年底第二次美英战争结束时，他们在工业上的投资已经具有一定规模了，这些人在符合国家利益的工业上就有了自身利益，而且是有权势的人，因此在1815年2月的《根特条约》生效后，当大量的廉价英国工业品汹涌而入企图剿灭美国工业资本的时候，他们当然不干了，因此他们大力支持和推动美国的工业保护主义运动，为美国崛起奠定了基础。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两次战争使美国的利益集团发生重大重组，汉密尔顿的思想就可能永远被束之高阁了，美国就会陷入和拉丁美洲一样的命运。

七、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大变革需要做两件事情

中国30年改革分为两个阶段：学潮之后的1993年是变化的转折点，看关税就可以看出来，1995年关税大幅度下降，在此之前靠内需，在1993年之后，由于新自由主义日益支配我国经济政策的制定，我国才陷入了目前进退维艰的困局。从对外关系来看，从1993年开始，为了加入WTO，我国大幅段降低关税并没有限制地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从而陷入了美国经济战略家通过对中国学界、政界和商界洗脑的陷阱之中，使中国人自己自愿地选择了一条依附型的经济发展道路。现在所谓的“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外国人忽悠中国或我们自己忽悠自己，包括自主创新实际上是作秀，许多人根本就不了解自主创新的含义。

现在自由贸易和外资有益的观念仍占支配地位，所以中国经济要大转型首先需要思想启蒙、救亡启蒙。我去年提出召开“中国民族主义经济保护运动高级论坛”目的就是要这种工作，此外也是要充当学术压力集团的作用，要发出声音，要让政策制定者知道，还有替代性的发展思想，现在是他们不了解，只知道自由贸易理论，其结果是上当受骗。学术压力集团的作用是促使高层了解保护主义是发展中大国取得技术和经济领先地位的必由之路，这样他们才会有反思，才有可能接受对国家有利的发展战略。

再就是分析谁支持贸易保护的问题，形成利益压力集团，我感觉国企现在不支持，因为有垄断地位，日子过的好，他就不支持，因此支持保护主义的主体是民营资本。但实际上，在民族工业的问题上，国企和民营资本在利益上是一致的，如果他们能和衷共济，形成保护民族经济的利益压力集团，才能对政策变革起到真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