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4年一季度中国经济部分指标出现下滑，一些媒体再次大谈中国经济颓势，不少企业主则大喊救市。一时间，中国系统性金融危机、崩溃论又甚嚣尘上。4月16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今年一季度的宏观经济数据，一季度我国GDP增长7.4%，虽比上年同期回落0.3个百分点，但处于今年GDP目标值7.5%的合理区间范围中，经济增速在全球名列前茅。当然，近年来，也有不少企业主常感叹生意难做。不过，根据我多年来在江浙一带的调研，陷入困境的企业，不少是过去将银行借贷用作房产炒作的投机者。现在货币政策收紧，房价升值乏力，企业自身的产品升级换代却没跟上，面临市场竞争的巨大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2014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7.4%实属不易，这种增长是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通过调整过剩产能、去杠杆化及环境治理的刮骨疗伤中实现的，这也显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活力和动力之强劲。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要求，一季度的宏观经济统计指标数据表明我国经济已经在这些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具体表现在，我们不是急于刺激经济，而是采取稳增长调结构，更加强调经济增长的质量，不再依靠提高投资这架马车来拉动经济粗放式增长，逐步降低重化工业等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提高服务业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步提高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

　　从一季度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产业结构的优化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增速显著高于以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一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49%，比上年同期提高了1.1个百分点，高出第二产业4.1个百分点。二是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在优化，制造业的产业结构也正在发生积极变化，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要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平均增速高3个百分点左右。这些迹象显示，我国的产业结构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正在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从这个角度看，金融决策者恐怕不能偏听几乎一边倒的“救市”声，而应当多一些调研与甄别，既要帮助真正的技术创新企业渡过难关，维护市场稳定，也要让市场力量推动结构调整，挤掉一些经济泡沫。

　　二

　　其实，全球真正领先经济增长的指标绝对不仅仅是PMI、发电量、GDP等经济指标。在中国，政策取向是领先经济的重要指标。在信息化时代，中国政策和中国经济发展令全球瞩目。

　　专注某些横截面的短期数据，对指导投资、微观调整是有重大参照意义的。但就宏观政策而言，应该对市场的数据波动保持柔韧性。对消极经济迹象的未雨绸缪很有必要，各类预案也要提前准备。常识告诉我们，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没有发生动摇。我国调结构不仅表现在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增长更多依靠消费拉动，而不是如以往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还表现在经济增长方式正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节能降耗继续取得新成效。一季度，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大幅度下降4.3%。这恐怕也是李克强总理在博鳌论坛上讲“不会因一时波动而采取经济刺激”的底气所在。

　　从宏观经济数据上看，我国的经济状况长期向好。从综合反映我国国民经济先导及运行实际状况的克强指数(由中长期贷款、工业发电量、铁路货运量的统计数据同比增速加权得出)可以看出：2014年2月份克强指数是9.21，不仅高于2013年11月份的8.76，而且远高于上年同期(2013年2月)克强指数的-3.73，中国经济已经出现触底回升的苗头。

　　在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当中，投资和出口继续下滑，消费这驾马车越来越给力，消费或内需的贡献率在持续提高。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仅高于投资，更高于出口。马年说起三驾马车，就看一下另外两匹骏马——投资和出口。

　　由于去杠杆化带来的表外融资回落以及地方房地产销售回落，地方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回落至2002年的低水平。因此，今年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地方投资的回落。从统计数据来看，一季度制造业投资上行动力不足，3月制造业投资累计同比由2月的15.1%微幅上升至15.2%，基建投资累计同比由2月份的18.77%上升至3月份的20.88%。目前，各地的固定资产投资正紧锣密鼓地开始稳步推进，这势必会带动中国经济更多的增长。

　　与此同时，在新型城镇化的政策指导下，房地产行业处于成长阶段，房地产风险总体处在可控程度。当然，个别地区房地产领域可能出现风险。由于房地产下行会对地方债的偿还带来压力，可能会加大对与之关联的金融体系风险。因此，从宏观经济和宏观调控及金融监管来看，防控任何系统性风险和区域性风险的苗头，防范金融体系整体可能的风险也非常必要。

　　我国经济增长的活力不仅要看政府投资，更要看民间投资，我国改革红利的释放可以通过民间投资来最好体现。今年一季度，我国民间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比去年同期提升了1.5个百分点，达到64.8%的历史高位。因此，无论从民间投资的活跃程度还是政府支持力度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巨大。可以预期，今年后三季度中国经济会继续回暖，实现7.5%的增长目标可以实现。

　　需要强调的是，今年一季度出口数据回落，上年的基数偏高是一个原因;同时也要看到一些领先指标已经在修复了，由于外围的经济形势趋势向好的确定性较强，出口的改善提高完全可以期待，如对欧美各国的出口，再有就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等强力推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外围经济总体改善，会拉动中国的出口，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随着国际经济逐步走出危机，也势必拉动中国的出口，所以出口这驾马车也会越跑越快。

　　总之，当前我国面临经济转型和金融深化两大问题。其中，经济转型的目标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无论去过剩产能还是去杠杆的经济结构转型都必然付出代价，这个阵痛的过程将带来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以及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新一届政府采取不刺激经济的做法，其实包含了对我国经济增长足够强的信心与底气。而金融深化的目标就是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在当前经济转型叠加金融深化的关键时期，中国经济正爬到半山腰，必须气定神闲，避免发生系统性风险和区域性风险。

　　三

　　无论如何，中国应保持对宏观经济数据监测的审慎，以及对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必要警觉。但相比欧美的态势，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很多有利的因素。

　　一是政策余量释放改革红利。正如李克强总理在博鳌论坛上所讲到的向改革要动力，我国的改革红利是最大的红利，这就好比中国是一个青少年，茁壮成长乃是自然趋势。相比于欧美长期以来的刺激政策，中国经济发展多年来的主线是“金融抑制”，时刻在防止发展过热。所以，“单独”政策一放开，中国即将面临的老龄化难题会大大缓解;房市、车市若继续低迷，可采用取消限购、降低首付款等多种方式来应对。说白了，中国可用的招数远比欧美多，目前远未到“救市”摊牌期。

　　二是中国经济发展尚有不可低估的潜力和空间。以欧美国家约80%的平均城镇化率来看，中国新型城镇化在未来10—15年还将消化3—4亿人口。按照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目标，中国每年将以一个百分点的增速来提高城镇化率，意味着每年将有上千万人进入城镇。这对于基础设施、产业、就业、内需的拉动都呈增长态势。加之现有城镇基础设施的优化、生态环保产业的崛起、中西部产业纵深发展，我国只要保持目前的政局稳定与政策持续性，预计在2025年前还能产生10万亿美元的经济效益，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总量还将增加1—2倍。可见，中国经济发展的潜能还远未挖掘殆尽。

　　三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正在产生巨大的创新红利。随着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对传统产业改造力度的提高，互联网正在变革和颠覆传统商业模式，并将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据统计，我国的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人数和智能手机数量在全球都是第一。截至2013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1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5.8%。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5亿，并持续保持快速增长。可以说，我国网民的数量就已达到欧美任意一个国家总人口的数倍。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技术正在变革着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颠覆着传统的商业模式、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并深刻影响着现代文明的发展。随着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以及中西方技术代差的缩小，中国非常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赶超欧美。中国社会创新潮呈现出前所未有之势，且不说高铁等大型基础设施已赶超西方，腾讯、小米、华为、阿里等均已站在了世界创新前列。虽然创新的中国式困境还很多，但所谓“中国永远不可能有创新”之类的批判，即使不是批判者的偏见所致，恐怕多少也是出于对中国目前真实状况的不了解。

　　四是改善民生将提供经济增长动力。推进我国的改革最终要依靠人民，依靠中国人才产出与全球人才的输入。创新需要人才，我国每年有700多万高校毕业生，这些新生力量都是创新之源和动力之源。伴随欧美国家财政支出与科技投入持续减少，欧美的技术创新人才正在出现东移之势。京沪穗深每年欧美精英、海外留学生回国呈现两位数的增长，中国吸引力与日俱增。雾霾、拥堵、文化差异丝毫抵不住中国掘金热的诱惑。理性分析已显示，富人移民海外，远不如国际人才东移中国来得踊跃。另外，我国的医疗、养老、住房、汽车、教育、保险等涉及民生的各个领域存在大量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机会。不仅如此，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新“四化”当中，需要切实改善民生的方面还很多，这将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

　　五是我国有充足的各种储备来促进经济增长。我国较低的物价与外债水平，为中国经济增长和改革提供了宽松的政策空间。我国的政策也好，制度也好，产业也好，储备非常广，既包括可以灵活有度更加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包括中央地方“十二五”规划以及新型城镇化的项目储备，还包括足够多的包括破除垄断、鼓励民间投资、混合所有制、扩大直接融资以及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等金融体制改革的制度储备，更包括诸如房地产的去行政化、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等产业储备等等。

　　当然，中国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还很多。可扪心自问，哪个时期中国的问题不多呢?哪个时期中国经济的挑战比现在少呢?中国的问题是成长的烦恼，是经济上行期的问题。用常识来看，在爬坡期一定要减速慢行才能稳稳地快速登顶。而欧美的问题则是衰老的问题，是经济下行中争取复苏的问题。面对唱衰中国的问题，我们无须大惊小怪，我们要有自己的经济自信。其实早在21世纪初，就有众多西方人说中国银行业已经技术性破产，中国经济硬着陆之说甚嚣尘上。但中国在进行稳健改革的过程中，不仅经济没有衰退，而且在2002年以后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实现了经济腾飞，西方的唱衰论不攻自破。其实，茁壮成长中的中国，完全可以不理会这些论调，只要我们稳住自己的脚步，修炼自己的内功，成长是必然的。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大踏步地向前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