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晚年一次访谈中亲口承认，正是伦敦经济学院的院长罗宾斯先生看不顺眼凯恩斯在剑桥的风光和日益俱增的理论影响，才专门从奥地利请来当时只有35岁的小伙子哈耶克来伦敦，做他对付和批判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枪手”。并且，哈耶克认为，当时罗宾斯请他这几乎在维也纳还没有正式教职且不怎么会讲英语的小伙子来伦敦经济学院这经济学的顶尖学府，并直接聘他为经济学和统计学教授，“这从头到尾全是他的运气”。

　　其实伦敦经济学院与剑桥大学之间的抗争，有着学术讨论的成分，但更多的是学术地位竞争的问题。伦敦经济学院的第一代学者就对剑桥经济学家没有好感，坎南向来与马歇尔不和。而伦敦经济学院另一位经济学家福克斯威尔在没能接替马歇尔的职位执掌剑桥也对剑桥大为不满。

　　1929年，年仅30岁的罗宾斯担任经济系主任之后，试图创建一个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经济系，于是，双方的竞争达到白热化。面对大危机，当整个经济学界陷入一片惊慌失措后的沉默之际，凯恩斯的崛起让伦敦经济学院感觉到真正的威胁。

　　罗宾斯能当上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也是机缘凑巧。他的前任艾伦·杨是一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29年突然因肺炎去世，罗宾斯被任命担当这一职务。罗宾斯回忆说，1927年坎南退休时，大家都觉得学院“经济系的整个组织都需要进行彻底的革新”，而这本来应当是杨承担的职责。于是，年仅30岁的罗宾斯就获得了改造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的大好时机。他试图创建出一个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经济系，而他这一年轻气盛的想法导致他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而有些不择手段。

　　伴随经济危机的经济学的危机。是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替代品吗?对大危机束手无策让经济学真正成为阴郁的科学。中间道路!一个逐渐清晰和宏亮起来的声音从剑桥传来。这个声音来自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新剑桥学派的领导人。在1923年的《货币改革论》和1930年的《货币论》中，凯恩斯已经逐步认识到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不稳定性，认识到通过政府的干预可以控制任性的资本主义的方向盘，使这驾车回到通往繁荣的道路上。

　　此时欧洲大陆上最流行是马克思主义，当时的经济思想史学家们都将马克思提到了与亚当斯密并列的地位，而其他经济学派也纷纷从马克思的经济学中吸取营养。这里面就包括奥地利的青年经济学者哈耶克，他1928年的《利润》、1929年的《储蓄的‘悖论’》等论文，就是利用马克思提出的“由于信贷扩张扰乱真实储蓄与资本需求的关系，从而扭曲经济结构的思想”来解释经济危机。哈耶克的上述论文引起了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罗宾斯的注意。哈耶克在回忆罗宾斯对《储蓄的“悖论”》一文的看法时说，“这正是我们在反击凯恩斯的时候需要的东西”。

　　来自欧洲大陆的新思想，使罗宾斯和伦敦经济学院看到对抗凯恩斯的希望。1931年初，哈耶克应邀在伦敦经济学院就“价格与生产”的问题发表了四次极受欢迎的演讲，从此哈耶克正式进入学术视野。哈耶克也被罗宾斯留下来在伦敦经济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哈耶克一来， 罗宾斯安排连英语都说不好的哈耶克，在1931年8月号的《经济学》学报上发表批评凯恩斯《货币论》的文章《反思凯恩斯的纯粹货币理论》，此后双方进入了一年多的论战。

　　这场论战也许并不真正具有思想交锋的性质。双方并没有持续的、深思熟虑的观念交流，双方既没有在论战中说服对方改变想法，也没有通过论战深化自己的思想。双方激烈的交锋主要体现在非学术的攻击上。

　　哈耶克攻击凯恩斯《反思凯恩斯的纯粹货币理论》中，哈耶克严厉地批评了凯恩斯。尽管在开篇的评述中，他说凯恩斯“由于其勇气和对现实的洞察力而获得了几乎无人比拟的、也是名至实归的声誉”，随后就称赞“作者在书中有些段落，显示了他惊人的见识、博学和对现实的了解”，而这些不过是后面严厉而全面的批评的铺垫而已：

　　“事实上，很显然，本书不过是急速发展过程中一个转瞬即逝的插曲而已，无非是一个试验而已，对其作出过高估计是不公平的……这种研究方法可不像作者自认为那样新颖……尚不能说已经完成的作品……他的表述是艰涩的，不够系统，也含糊其辞……”在欧洲大陆的经济学家看来，这种研究方法可不像作者自认为的那样新颖……毫无疑问，可能是因为觉得自己提出的实际建议迫切需要得到理论上的论证，这才促使凯恩斯先生匆匆忙忙地发表了这部尚不能说已经完成的作品……

　　其实在此之前，凯恩斯和哈耶克是有来往的，凯恩斯对哈耶克也很友善。　这始于一个小小的借书请求。1927年年初,哈耶克向凯恩斯借一本写于50年前的经济学教科书,是弗朗西斯·伊西德罗·埃奇沃思所著的《数理心理学原理》，凯恩斯在一张明信片上写了一行回复:“很抱歉,我也没有多余的《数理心理学原理》。”，但是凯恩斯还是买了一本送给了哈耶克。

　　对凯恩斯而言,哈耶克的请求无非是他胀鼓鼓邮袋里的一封寻常来信罢了。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异闻录里并未收入哈耶克的请求,可哈耶克却充分意识到了自己借书请求的重要意义。他把凯恩斯平淡的回复视若珍宝,当成私人纪念品和事业奖杯般保存了整整65年。如今,这张明信片留在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哈耶克文存里。1929年，哈耶克送给凯恩斯一本自己的著作，凯恩斯不仅接受而且写信致谢。在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和一个无名小辈之间，这体现凯恩斯对后辈的关心。

　　哈耶克这次恩将仇报之举。尤其令凯恩斯无法忍受，不过凯恩斯不清楚的是哈耶克实际上只是充当伦敦经济学院的枪手，哈耶克自己也非常乐于这么做，他的目的是通过对自己的攻击引起注意，而进入英国经济学界。

　　接着，凯恩斯在《经济学》1931年第11期发表了《纯粹货币理论》，在用三分之二的篇幅针对哈耶克的指责进行解释之后，如法炮制，将攻击的矛头指向哈耶克的《价格与生产》。“这本书是我读过的最为混乱不堪的东西，从第45页后，几乎没有一句健全的命题。这是一个最恰当不过的例子，证明了无情的逻辑学家如果从一个错误的命题出发，最后如何会以进疯人院而终结。

　　尽管凯恩斯的嘲讽让哈耶克感到沮丧，但他在英国经济学界的地位却借此不断提高并稳定下来。在杂志上的几个回合的笔战下来，凯恩斯感到对双方的沟通作用不大，他无法理解哈耶克的思想而哈耶克也仍然不理解他。于是他们开始私人通讯。但几轮通讯的结果仍然让凯恩斯失望。现在，令他失望似乎是哈耶克的学术水平。他说哈耶克的文章 “依然是胡言乱语的混乱的大杂烩。” “他的理论全是垃圾……我今天觉得，甚至他自己都不相信他的东西了。”[

　　论战开始后，罗宾斯还给哈耶克安排了伦敦经济学院的教职，虽然在论战中哈耶克一直没有占上风，但通过同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论战的结果，是使他得到了广泛的注意，在1931到1935年“经济学学报”引用指数上，哈耶克一度排到了第三名。哈耶克甚至还自负的认为，自己已经是全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了。

　　到了晚年，哈耶克也回忆过当时的情景，他感慨到，在“40年代中期——我想我有点过于自负了——我觉得，我很有名，是两位打过一场大笔仗的经济学家之一，一位是凯恩斯，另以为就是我。现在，凯恩斯已经去世了，成了一位圣人;而我则由于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而臭名昭著。……而渐渐地，没有人记得我是个经济学家了。”

　　其实哈耶克本身是学心理学的，后来改学政治学，并没有经济学的学习经历，连后来哈耶克的好友弗里德曼也认为，哈耶克本来就不应该从事经济学研究，从事经济学研究他不会取得什么有价值的成就。哈耶克选择研究经济学就是一个错误，政治理论才是哈耶克适合从事的专业。

　　而哈耶克论文中的思想也并非自己的原创，而是引用，耶克用来攻击凯恩斯的经济学思想或者说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思想直接来自马克思，这是学术界的一种普遍看法。哈耶克在《价格与生产》中谈到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时说，“前几讲阐述的商业周期理论的核心观点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产业波动本质上是由资本设备的交替性扩张-收缩构成的，人们经常强调这一点……在德语文献中，这一看法主要是由卡尔·马克思的著述提出的。图甘-巴拉诺夫斯基正是以马克思的理论为基础的，而他的研究后来又成为斯皮特霍夫教授和卡塞尔教授研究的起点。毋庸讳言，本系列演讲中所提出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后两位学者、尤其是斯皮特霍夫教授的理论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家迈克尔·佩尔曼认为，马克思认识到了，“信用乃是导致经济混乱的核心因素……马克思将他对信用的分析整合进他的经济理论中。将这一分析联结起来的关键，就是虚拟资本(ficticious capital)的概念”——即没有真实储蓄作基础，而由货币体系创造出来的资本。佩尔曼概括了马克思的理论：“虚拟资本对价格信号的扰乱越严重，人们越是无法得到有关经济的重要信息。关于生产活动的决策就越来越与其基本结构脱节。这会对经济构成压力，而这种压力却是看不见的。”

　　这也正是哈耶克的基本看法。哈耶克在《价格与生产》中曾提到过马克思与斯皮特霍夫这一派的思想，他说，“19世纪上半叶，这样的理论曾一度极为盛行，当时的财经记者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所反映的基本上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观点。‘虚拟资本’被创造出来，使企业活动无法维持，或使新企业无法完工，最后，这些企业就倒闭了。”

　　这也是为什么后人在阅读哈耶克与马克思的资本理论著作时会发现多有相同之处原因。如果你读到《资本论》第二卷的2/3处，再读哈耶克的《纯粹资本理论》，进行一番比较后你就会发现，他们搞的研究是一回事。”

　　哈耶克自己也并没有将这一理论据为己有，在伦敦30年代讲授《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的讲课档案，有20页的教案和包括马克思、希尔费尔丁、图甘-巴拉诺夫斯基、斯皮特霍夫在内的参考书目。关于图甘-巴拉诺夫斯基(他的理论的基础是马克思)，哈耶克在教案写道，图甘-巴拉诺夫斯基的著作是现代商业周期理论最有影响力的来源。

　　罗宾斯和凯恩斯的这种斗争不仅出现在学术报刊上，也出现在政治场合，当时首相麦克唐纳于1930年任命了一个5人组成的“经济学家委员会”以评估大萧条时期的经济状况，分析其根源并提出解决方案，凯恩斯则是这个委员会主席，罗宾斯和哈耶克是委员，而罗宾斯和哈耶克成为委员也是凯恩斯提名建议他们出任的，但罗宾斯却和凯恩斯在委员会中互相叫劲，凯恩斯提出的报告，罗宾斯拒绝签字，凯恩斯拒绝就失业问题与罗宾斯进行辩论，他说：“他太能胡搅蛮缠了!而且，他标新立异的理由太与众不同了，跟常人的理由完全不同，他很难抓住真正的要点，肯定会把公众搞胡涂。”

　　不过在他们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一个霹雳划过夜空。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了。凯恩斯清晰表达了他的国家干预思想。市场经济的自发运转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由于有效需求的不足，低于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均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通过政府干预，增加有效需求可以使经济回到正轨并实现充分就业，这时，古典模型依然可以发挥作用。“凯恩斯的总需求管理模型把阴郁的科学变成了乐观主义的俱乐部：人终于成了他自己经济命运的主人。……凯恩斯的中间道路政策没有被视作对自由企业的威胁，而是它的救星。” 经济学研究的风向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在白天，旧经济学仍在讲授。但到了夜晚，从1936年起的每个夜晚，差不多所有人都在谈论凯恩斯。”

　　凯恩斯的新经济学“像黑夜里的一盏明灯”吸引了经济学界最年轻也最睿智的头脑，伦敦经济学院的年轻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尼古拉斯.卡尔多，阿巴.勒纳——都转向了凯恩斯主义。路德维希.拉奇曼说，20世纪30年代初哈耶克刚到伦敦经济学院时，“很多人都成了哈耶克的信徒;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哈耶克和我本人。”在与凯恩斯的第一轮论战中，哈耶克失败了。他的学生们离开了他。

　　而且最离奇的是，哈耶克的雇主，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罗宾斯也成为了凯恩斯主义者，而且这种转变是彻底的，罗宾斯后来在自传中说，他宁愿他那本以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为基础撰写的《大萧条》一书被人忘记。

　　而且哈耶克和罗宾斯两人最终撕破了脸，罗宾斯甚至退出了哈耶克刚刚创建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组织，朝圣山学社，罗宾斯在一封信中这样解释说：“我觉得，他(哈耶克)的那种做法与我心目中对他的认识不符，也与我所珍视的道德标准不符。如果看到他的继任者，我就会觉得难以忍受的痛苦。”

　　不过，凯恩斯却不计前嫌，当然，这体现了凯恩斯一贯的宽容和大度。二战开始后，伦敦经济学院被迫迁到剑桥。在住房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凯恩斯为哈耶克提供了一处宽敞的住所。而且经常邀请哈耶克一起讨论收藏心得。

　　凯恩斯的大度也让哈耶克备受感动。哈耶克在自己的文章中写到“凯恩斯几乎是唯一明白事理、愿意并能保护我们不受通货膨胀冲击的人。于是，整个战时，我都站在凯恩斯一边，而他确实成功地使我们在战时没有遭受通货膨胀。因此，在战争期间，我站在凯恩斯一边，我不想损害他的信誉。……有他在，我觉得大快我心。”

　　战后，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宏观调控和国家干预成为各国经济政策的基本形式。凯恩斯主义政策实施的结果对于熨平周期波动、推动持续增长及实现充分就业发挥了积极作用，战后经历的资本主义历史上最长的增长时期被誉为“凯恩斯时代”。

　　而哈耶克自从这段“枪手”生涯结束后，就再也没有写过经济学方面的文章，哈耶克作为经济学家不过是个短暂的插曲，而心理学和政治学才是他真正的专业。雇主罗宾斯不再需要哈耶克的时候，哈耶克也找到了新的雇主，又开始了其第二段的“枪手”生涯，这次的雇主是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