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上）
前言
2008年以来爆发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至今仍然困扰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从最初的金融危机扩展到了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和制度危机，对经济危机的深层分析开始把人们引向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财富占有的极端不公平、金融资本的腐朽性寄生性、财政赤字无节制的膨胀、环境成本侵蚀利润的生态危机、垄断资本对民主政治的操控、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赤裸裸军事干预等所有这些深刻弊端，使资本主义又一次陷入了严重的制度危机和信任危机，人们不得不认真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即资本主义制度将走向何处，是不是在走向衰落？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我们科学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准确把握世界经济和世界格局的变化趋势，统筹好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两个大局，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告的主题是，以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全面探讨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走向。围绕这一主题，报告着重分析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有什么主要特点？
2、金融危机对资本主义制度有什么影响，危机后资本主义制度将如何演变？
3、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是否已经走出了危机，前景如何？
4、资本主义经济的多元模式是如何产生的，危机后有什么变化？
5、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有什么特征，金融危机是否动摇了美国的霸权地位？
弄清了以上五个方面问题，就大体上把握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走向。
一、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阶段性特征
人类社会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这种变化发展的速度有不断加速的趋势。“生产中经常不断的变革，一切社会关系的接连不断的震荡，恒久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各个时代的地方。”[①]认识资本主义的未来，必须了解资本主义的过去和现在，必须把握当代的资本主义发展处于什么样的历史阶段，有那些基本特征，其主要矛盾和发展趋势是什么，国际金融危机的产生与发展与这一历史阶段有什么内在关系。回答这些问题是这一部分内容的任务。
（一）对当代资本主义阶段性特征的不同认识
人们普遍认为，对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发生了深刻而重要的变化，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但是，对于这一阶段的本质特征，人们的认识不尽一致，主要有以下观点：
1.全球资本主义
德里克认为，跨国资本的迅猛发展造就了一种新的全球性的权力中心，它在推动全球一体化和促进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同质化的同时，导致了社会的分裂和超国家组织和次国家组织的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一次以真正的全球化状态存在。[②]威廉·I.罗宾逊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技术革命和生产的跨国化使生产过程全球化了，同时赋予资本和生产极大的流动性和灵活性；跨国公司成为经济活动的场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占据了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关系的霸权地位，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全球资本主义。[③]
2.社会资本主义
鲁从明[④]、成保良[⑤]、张彤玉[⑥]等人认为，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已经从私人资本所有制为主发展到了以社会资本为主，生产资料所有制度以资本社会化为特征，资本社会化的主要形式依次有：简单私人股份资本、集团私人股份资本、法人社团股份资本、国有股份资本、国际股份资本。股份所有制特别是法人股份所有制大大促进了资本的社会化，包括积累的社会化、管理的社会化、占有的社会化、分配的社会化等，因而认为社会资本主义阶段是社会化程度更高、社会主义因素在逐步增长的资本主义，所以可称之为社会资本主义。
3.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
大卫·科兹[⑦]、詹姆斯·克罗蒂[⑧]、杰拉德·杜美尼尔和多米尼克·列维[⑨]等许多学者都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称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大卫·科兹指出，新自由主义时期美国资本主义具有以下特征：去监管化和自由市场的发展，私有化，对熨平经济波动和维持高就业率的财政措施的放弃，社会支出大幅缩减，对企业和富人减税，倡导自由贸易，从长期雇佣工转向临时工和兼职工，大企业间残酷竞争，大企业内部引入市场准则。上述制度安排促进了经济扩张的同时也为最终的系统性危机埋下种子。
4.金融垄断资本主义
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⑩]、法国学者让-克洛德·德罗奈[11]认为，20世纪7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金融资本急剧膨胀的新阶段，即“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金融垄断资本是资本对人类社会生产的最高统治。高峰指出，当代资本主义依然具有垄断资本主义的性质，还具有全球化、金融化特征，金融业和非金融业的垄断资本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起支配作用的资本力量和获取高额金融利润的主体。
5.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
李慎明将资本主义发展的当代形态称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并指出其理论基础是以“华盛顿共识”为其完成形态的新自由主义。[12]何秉孟认为，美国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在近30来年的运作中，逐步呈现出经济加速金融化、金融虚拟化与泡沫化、金融资本流动与金融运作自由化、实体经济空心化、在“效率优先”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导下美国劳动大众贫困化、美国经济乃至国家运行的基础债务化等六大基本特征。这一切表明，当代资本主义已由国家垄断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转变。[13]
6.新帝国主义
许多学者认为，当代的资本主义仍然是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的阶段。但是与列宁时代相比，当代的帝国主义有了新的特点。艾伦·M.伍德认为，所谓的新帝国主义，就是美国帝国主义；[14]戴维·哈维认为，所谓新帝国主义，即资本帝国主义，可以定义为权力的领土逻辑和权力的资本逻辑这两种要素矛盾的融合；[15]迈克尔·哈特则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帝国已经不复存在，现在的帝国主义是全球化政治新秩序。[16]杨承训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是超级金融帝国主义。[17]
7.信息化资本主义
不少学者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探讨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特征，并作出了诸多概括：包括信息化的资本主义、后工业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知识资本主义等。
上述这些观点从不方面和角度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概括，但也都有一定的片面性。科学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首先必须对完整全面地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基本特征，制定出一套分析、界定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标准。
（二）什么是资本主义？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六个维度
对于资本主义一词，存在着诸多定义，多方面视角。例如，马克斯·韦伯将资本主义视为一种理性的经济活动，用是否用和平交易的方式取得利润作为经济活动与其他非经济活动、资本主义与其他生产方式的区别。[18]霍布森将“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工业形式，这种工业形式必须具备如下五个重要的因素：（1）积累；（2）无产阶级的存在；（3）工业技术；（4）市场；（5）资本主义意志。[19]詹姆斯·富尔彻认为，资本主义就是能将各类资产转换成资本的制度，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几乎所有经济活动都是由以获利为目的的资本投资所驱动的。[20]塞缪尔·鲍尔斯等认为，“资本主义是这样一种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雇主以盈利为目的雇佣工人生产并出售产品和服务”。[21]等等。以上这些定义都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某些特点，有其合理之处。但是，真正能够对资本主义作出科学分析的，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全面系统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走向灭亡的历史规律，是我们科学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最可靠的理论基础和最有力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中，资本主义首先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生产方式。对于这种特殊的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进行过深入的分析。如果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个简单定义，可以说，资本主义就是雇佣劳动制度。但是，正如列宁所说，“所有的定义都只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一切方面的联系”。全面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至少必须把握以下六个方面的特点或六个方面的维度。
1.生产社会化
人类社会是自然与社会的统一体，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为生产力，人与人的关系体现为生产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就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科学认识资本主义首先必须深入把握资本主义赖产生和发展的生产力基础或物质技术基础。“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资本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是以机器大工业基础上的社会化大生产。18世纪中叶以蒸汽机作为动力机被广泛使用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导致了生产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已经“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即只能由一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22]，“生产本身也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23]“在工厂所出产的纱、布、金属制品，都是许多工人的共同产品，都必须顺次经过他们的手，然后才变为成品。”[24]生产社会化的发展，使中世纪普遍存在的以个人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小生产被打破了，代之而起的是由资本家同时雇佣许多工人在其监督下分工协作进行的集中的大规模生产，社会阶级结构日益分化为两极，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处在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之中。
2.雇佣劳动
资本雇佣劳动的制度是资本主义最根本的特征。“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25]这一制度的基本前提，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劳动力成为了商品。这一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工人的劳动属于资本家，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劳动产品全部归属于资本家。在这一制度的基础上，产生了剩余价值规律，这一规律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绝对规律，支配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整个过程。资本主义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都是以获取剩余价值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在这种对抗性的生产关系中，“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办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26]从而使劳动对资本的隶属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加深，并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导致财富在一极的积累，贫困在另一极的积累，从而使周期性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
3.资本所有制
资本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物。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本质是资本雇佣劳动力并占有其生产的剩余价值，其具体形式则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资本主义所有制最初的形式是独资经营的业主制企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私人股份所有制成为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主要形式。20世纪中叶，随着生产社会化的进一步发展，法人股份所有制成为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形式。法人组织的股东化，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家大公司的股权结构，使财产占有呈现出由个人占有向非个人占有转变的趋势。包括企业、财团、基金会等在内的各种法人组织成为上市公司股票的主要持有者，大公司的股东也从以个人股东为主转变为以机构股东为主。在一定条件下，私人资本的股份制也不能完全适应这种发展和变化。国家资本开始成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部分。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体现了生产社会化不断发展的要求。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并没有因为所有制形式的变化而发生根本的改变。正如马克思所说：“无论向股份公司的转变，还是向国家财产的转变，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27]
4.竞争与垄断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发达的商品生产或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28]而市场经济的运行又是以竞争为动力展开的。部门内的竞争使商品的各种不同的个别价值形成一个相同的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部门之间的竞争则通过供求、价格的波动和生产要素的转移实现社会总劳动的按比例分配。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竞争首先是在各个资本之间展开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超额利润。竞争的一般规律总是大资本战胜中小资本，因为实力雄厚的资本，能广泛使用新设备，采用新技术，创造新产品，节约不变资本，实行合理分工和生产专业化，因而，劳动生产率高，竞争力强，这样就使得生产越来越集中到大资本家手中，由此造成垄断的产生，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被垄断资本主义的所代替。但垄断的出现并没有消灭市场竞争，而只是改变了市场竞争的条件和形式。在现实生活中，垄断组织之间、垄断组织与非垄断企业之间、以及非垄断企业之间，都存在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关系。因此，竞争和垄断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赖，“垄断产生着竞争，竞争产生着垄断。垄断者彼此竞争着，竞争者变成了垄断者。”[29]这就是竞争与垄断的辩证法。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经济就是在垄断与竞争的相互交替中运动和发展的。
5.国家与市场
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主义经济虽然是以发达的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但它从来也离不开国家干预。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资本家的总代表，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推动资本主义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并不像自由主义辩护士宣称的那样，“得益于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30]相反，资本原始积累的所有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31]资本原始积累完成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逐步确立，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政策取代了原始积累时期的重商主义政策。但是，国家干预与自由市场之间的博弈并未停止。1929—1933年席卷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之后，自由放任的政策让位于了国家干预主义，70年代滞胀危机之后，国家干预主义陷入困境，新自由主义又重新抬头，2008年的经济危机，国家干预与自由市场之间的博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6.世界体系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上是一个世界体系。资本的本质在于运动，只有在运动中，资本才能不断增殖，为此“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32]“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 [33]“资产阶级，由于开掘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34]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与空间扩张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经济在空间上的不断扩张，就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或所谓的现代世界经济体系。由于不同的国家在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不同，就形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等复杂的经济关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呈现出了各种不同的形态和格局。
以上我们从生产社会化、雇佣劳动、所有制、竞争与垄断、国家与市场关系和世界体系六个方面，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下面我们从以上六个维度出发，对当代资本主义的阶段性特征作具体分析。
（三）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阶段性特征
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严重的“滞胀”危机，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出现了一系列深刻的重要的转变。
1.生产过程的信息化
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刻变化从根本上说，源自于生产力的信息化革命。信息革命是继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正在经历着的第三次革命。这场革命的实质，是在计算机技术与通信技术融合的基础上，通过先进的信息技术实现整个经济体系的自动化和网络化控制。在信息化的过程中，传统的机器体系开始向自动化机器体系发展。新的机器在传统机器的三个组成部分之外，加入了一个新的部分，即自动化的控制系统，它的主要功能是搜集和处理外部信息，并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自动调节自己的运动，从而克服了人脑在感知和处理信息上所具有的生理局限性，使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空前提高，而且还为最终将劳动者从机器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创造了技术上的可能性。这样一种深刻的变革在马克思的时代虽然未曾发生，也不可能准确进行分析，但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重要著作中，马克思凭借其高瞻远瞩的洞察力，从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已经对于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的可能趋势作出了精辟至极的科学预测，[35]对此，孟氧教授曾经作过如下概括：1、社会知识作为直接的生产力而发生作用，社会生活越来越受智力的控制和改造。如果说18、19世纪的科学技术革命造成的结果，它所代替的是人手的劳动，那么，20世纪后半纪的科学技术革命造成的结果，必然是代替人脑的部分劳动。2、由于生产的技术方式的变革，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旁边从事劳动，单纯的体力劳动在自动工厂中越来越受到排斥。3、财富的创造，较多取决于媒介物的力量，较少地取决于直接的劳动时间，单位产品所代表的劳动时间越来越少，从而使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马克思提出的关于生产方式变革趋势的这些命题，都无一例外地在当代信息化革命的现实中得到了令人叹服的证明[36]。
2.劳动对资本隶属加深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产生以后，劳动方式相继经历了简单协作、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工厂三个阶段。这几个阶段，一方面是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过程，另一方面又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断发展、资本对雇佣劳动剥削不断加强，以及劳动对资本隶属不断加深的过程。新的科技革命和信息化技术的发展，从一方面看，导致了生产过程的弹性化个性化，甚至出现了办公家庭化的情况，这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为人的自由发展创造了客观前提。但是，像以往历次科技革命的结果一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力是资本的生产力，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提高都转变为了资本对劳动的进行控制的新的手段，必然导致劳动对资本的隶属程度进一步加深，这一点在信息化革命中表现的更加明显。一方面，新机器配备了自动化控制系统，能够集中处理外部信息，并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自动调节自己的运动，也就是说，机器已经代替人脑的部分功能，这就导致更多的工人被排斥在生产过程之外，成为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生产过程中操作复杂的生产工艺和流程逐渐由计算机控制下的机器所完成，操作变得越来越简单，生产效率得到空前提高，对劳动过程中工人劳动技能的要求不是越来越高，反而是越来越低，导致了工人“去技能化”，对资本的依赖更加沉重，这就重复了机器大工业时期工人阶级对资本从形式隶属到实质隶属的转变过程。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信息化革命的深入发展不仅没有大大改善工人阶级的境遇，反而导致了强资本弱劳动的悲惨局面，失业率不断攀升，劳动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持续下降，劳资间贫富差距逐渐扩大。，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加深，因此，信息化技术是在革资本主义的命。[37]技术革命对雇佣劳动关系所带来这种变化，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预见到。巧合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思考美国工人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下降这一问题的时候提出，贫富差距主要由劳资间差距引起，技术进步使工人处于不利地位，使机器不断替代工人，许多高技术高工资工人被解雇，因此工人生存状况恶化。[38]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克鲁格曼的观点竟和马克思“不谋而合”，也道出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劳资关系的真相。
3.资本的金融化
所谓金融化，是指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参与者和金融机构在国内及国际经济运行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经济关系和社会资产越来越表现为债权股权等金融关系和金融资产，从而利润越来越多地来源于金融渠道，而非商品生产和贸易。当代资本主义阶段金融化程度的加深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非金融企业中金融业资本相对于产业资本的比重明显上升。据统计，美国非金融企业拥有的金融业资本与产业资本的比率，20世纪60年代不足40%，到了2001年则飙升到了约90%。[39]以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简称“GE”）为例，2002年通用电气属下的GE金融公司（General Electric Capital Corporation，简称“GE金融公司”）总资产近5000亿美元，在通用电气中占85.15%。
（2）非金融企业的利润中来自金融业的比重大幅提升。非金融企业将资本从利润率低的生产部门抽离，投入到利润率高的金融业务中，且这一比例越来越高，这必定带来此类企业利润来源的变化，使得金融业资本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企业获取高额利润的主体。以通用电气为例，2002年，其下属的GE金融公司收入545亿美元，占GE总收入的41%，净利润36亿美元，GE金融公司对集团的利润贡献超过40%。金融业务已经成为GE集团快速、高效增长的主要源泉，被誉为GE的利润增长机器。
（3）从宏观层面看，在一国内乃至国际间，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经济膨胀，金融业利润在利润总量中比重上升甚至超过产业资本利润，经济活动以金融资本运动为主，国际间实物和服务贸易居于次要，即金融资本在宏观层面占据垄断地位。战后美国金融资产流量相对GDP保持上升趋势，这一比例在1952-1979年平均为0.257倍，1980-2007年迅速增加到0.418倍。同时，美国金融业利润在国内总利润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从80年代初的不足20%上升到90年代末的30%左右，并在2002年一度达到45 %，在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6年也高达30.56%，而同期包括制造业、运输业和信息业等在内的非金融业利润的比重则大幅度下降，曾一度降到54%以下。[40]
金融化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发展的最高形式。只有在金融资本这一形态上，资本才完全摆脱了物质形态的束缚，获得了最大限度的自主性和灵活性，才能最充分地表现出其最大限度追求价值增殖的本性。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在生息资本上，资本关系取得了最表面、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这个自动的拜物教，即自行增殖的价值，会生出货币的货币，就纯粹地表现出来了”[41]列宁也曾经指出：“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时候，这种分离达到了极大的程度。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着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意味着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处于和其余一切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发展，再次证明了列宁这个论断的科学性。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的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具有了所谓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
4.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起源于上世纪30年代，但由于其保守的立场及其不合时宜的极端政策主张，在相当时期里不为学界和社会所接受，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直至上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出现经济增长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战后一直处于主流地位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失效。为了解决通货膨胀以及更为根本的劳资力量对比不利于资本积累的问题，以金融资本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选择了新自由主义并推动了其兴起和向全球的传播。
人们一般把新自由主义的主张概括为“三化”，即“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所谓“市场化”是基于对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崇信，主张把生产要素、产品和服务都交给市场去自发调节。所谓“自由化”是指反对一切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主张让市场自由地配置各种资源。所谓“私有化”是基于公有制天生效率低下的偏见，主张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以及公共服务的私有化。新自由主义几乎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把西方发达国家在多次经济危机教训下采取的宏观调控和社会福利政策（例如由政府向民众提供的失业救济、医疗保险、教育补助等）通通看做是对私有制和个人自由的侵犯，希望恢复19世纪那种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从实践结果看，新自由主义主张对公共部门实行私有化、削减社会保障和福利、削弱工会的力量，导致了工人的福利被大幅度削弱，失业率大幅度上升，许多国家工人的实际工资出现了下降趋势。目前美国工人每小时的实际工资仍低于其1973年的水平。20世纪70年代以后近30年的时间里，普通美国家庭的收入并无明显增加，而占比0.1%的最富者的收入增长了4倍，占比0.01%的最富的美国人要比1973年时富裕7倍。在其他西方国家，工人实际工资要么基本停止了上涨，要么出现了下降。在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情况更加严峻。结果是，大量民众相对和绝对贫困化，大众消费需求增长缓慢、投资水平下降、政府支出减少，导致世界范围的有效需求增长缓慢甚至减少，出现了严重的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现象。为了维持生活，在投入更多的劳动时间的同时，许多家庭不得不大量借贷消费。新自由主义鲜明地代表了金融资本的利益，反对对金融资本的严格监管，主张放松金融管制，开放金融业务，推动金融自由化。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实施了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政策并把它推广到世界各地，其结果是，金融市场缺乏监管，信息极不透明，欺诈成风并且带来了严重的金融泡沫。这一阶段，通过各种去监管化措施，政府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也被大大减弱了。以政府支出占GDP比重为例，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美国政府消费、投资在GDP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从1968年的23.13%下降到1979年的19.54%，之后又经历了小幅调整，总的趋势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作用越来越弱化，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这一比重甚至下降到了15.92%。
5.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对称性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生产信息化、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广泛实施以及两极世界体系的解体，主权国家对资本限制大大减弱了，推进了资本和商品的全球性流动，资本的全球化迅猛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占据了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关系的霸权地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一次以真正的全球化状态存在。 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应当看到，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以资本全球化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它具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一方面推动了生产社会化的巨大发展和生产力的巨大进步，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另一方面，也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如世界性的危机、对国家主权的侵蚀、生态环境的破坏和金融的剧烈动荡，并且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性或不平等性，主要表现为：一是没有黄金和充足实物支撑的美元成为国际结算、支付和储备的主要货币，获得了世界货币的地位，美元的流动性泛滥是引发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二是发达国家片面强调贸易的自由化，特别是资本和金融的自由化，但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动却采取了严格的管制措施。三是发达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科技以及战略性资源控制等方面处于垄断和支配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依附地位。四是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全面开放本国市场，但他们自己则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领域交替使用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五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性加深，形成了一超多强的格局，单极化与多极化斗争日趋激烈。
（四）总结
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上述阶段性特征是相互联系的。信息化技术赋予了资本以高度的流动性和灵活性，为资本的全球化和金融化提供了技术基础和物质条件；新自由主义政策取消和缩减了国家和社会对资本逐利活动的各种限制，为资本的全球化和金融化提供了制度基础和政策保障；全球化和金融化则使资本摆脱了国家主权的制约和物质形态的束缚，为资本的运动创造了更大的空间和更有效的形式。与经济基础的上述变化相适应是政治的保守主义化或保守主义运动，克鲁格曼把这一运动的核心概括为“将时间往回调，逆转那些抑制不平等的经济政策”，把美国带回到大危机前由少数富豪统治的时代[42]，其实质就是“去社会主义化”，即对战后出现的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的政策如计划化、国家干预、福利主义、金融管制和劳资合作等“社会主义因素”进行全面的清算，为不受限制和调控的自由市场经济和垄断资本的发展开辟道路。那么，应当如何看到上述变化的后果和意义呢？应当如何界定和概括这一阶段的性质和地位呢？明确无误地回答这一问题，也许为时尚早。但是，越来越多的征兆表明，当代的资本主义日益接近这一制度的顶点或极限。从技术上看，信息化的发展导致了资本与生产性劳动的脱离，资本主义发展日益表现出了产业的空洞化和无就业式增长的特点；从所有制上看，资本的社会化意味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历史合理性正在丧失，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从资本形态上看，金融资本是资本运动的最高级和最纯粹的形态，资本的运动摆脱了物质形态的束缚获得了最大限度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从空间上看，资本的全球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展到了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空间发展上已经达到了极限。从调节方式上看，资本主义为保持持续的发展已经用尽包括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在内的各种手段，无论是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在当前严重的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面前失去了其原有的效力。
最后，在这一新的历史阶段，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了，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广大人民群众购买力相对狭小以及个别企业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更加尖锐，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分化和经济危机日益加剧。在此基础上，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又有了新的发展，表现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严重脱离、金融危机与生产过剩危机的相互交织、以美元霸权为核心的全球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这就是当前资本主义全球性危机频繁爆发并日益加深的最深刻的制度根源，并有可能成为资本主义由盛转衰的历史拐点。
二、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新动向
2007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已发展成百年不遇的全球性经济大危机，这场危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合理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危机爆发后，很多学者提出了多种治疗危机的方案，欧美各国政府也在不同程度上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些理论方案和实践改革措施是对当代资本主义不断恶化的基本矛盾的不同响应，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危机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新动向。
（一）危机后关于资本主义制度走向的不同观点
1.资本主义的衰落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在世界的大多数地方，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或者说资本主义和美国人所标示的社会主义之间，斗争仍然激烈。虽然目前的金融危机没有赢家，但输家众多，其中最大的输家就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今后我们不得不长期面对这一现实。[43]洛仁·戈尔德纳在题为《最大的“十月变数”——世界资本主义的崩溃》的文章中，认为当前金融危机的大背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衰落：资本主义在 1914年以后就进入了衰落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来更进入慢性持久危机阶段。[44]马克·范德皮特指出，资本主义最根本的特质——追逐利润及其无休止的积累正危在旦夕；为了能摆脱长期利润率减少的趋势，资本主义至少已经试验了五条“逃生之路”，即新自由主义模式、全球化、债务、财政爆炸和军事扩张也无济于事，但都不成功，而且适得其反，矛盾反而加剧了。[45]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人则认为，此次危机已经使资本主义经济陷入无法自拔的困境。他指出，几乎所有人似乎都认为，今后几年,世界将以某种方式摆脱困境而“康复”。毕竟，下降趋势之后总会出现上行趋势。但这是不对的，一切体制都有寿命，像所有制度一样，资本主义已经偏离平衡越来越远，唯一确定的就是,当前这套制度无法继续下去。[46]埃里克·贝纳姆认为，资源的耗竭、殖民活力的终结、西方经济体的过度负债、新竞争者的崛起让回旋余地显著减小，资本主义已经真正到了崩溃边缘。[47]
2.资本主义的调整
3.国家资本主义的重新崛起
危机后资本主义不同模式的竞争再次成为了引人关注的话题。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12年发表了一组特别报告，专门对“国家资本主义”进行讨论。该刊编辑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指出，“伴随国家资本主义以一种新姿态强势崛起，西方自由资本主义面临危机”。国家资本主义试图融合国家与资本主义的力量，而这一潜在替代者的崛起使得自由资本主义的危机呈现出日益严重的趋势。《经济学人》的特别报告重点关注了新兴世界中的新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欧洲的旧国家资本主义，同时指出，新国家资本主义在一系列层面上的种种优越性。胡乐明等认为，此次危机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国家信用和国家财政稳定市场运行，这表明“华盛顿共识”的结束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兴盛。杰拉德·杜梅尼尔和多米尼克·列维认为，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失败后，资本主义发展有三种可能的方向，但工人运动兴起的“中左”路线和极右的军国主义路线可能性较小，最具可能的是所谓“新管理资本主义”，即美国金融资本家为获得既得利益不采取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改革措施，而是继续维持其利益获得方式和途径，他们称之为“中右”路线。[50]
4.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美国著名左翼学术期刊《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和《科学与社会》分别在2012年组织专题讨论了社会主义问题，显示出这一问题重新受到广泛重视。程恩富提出，危机的根本出路不是从新自由主义政策和体制转型为凯恩斯主义政策和体制，而是用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政策和体制，或者说用科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替代陈旧落后的、弊端丛生的各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政策和体制。[51]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平等党总书记尼克·比姆斯认为，战后维持世界资本主义稳定的三大平衡都已被打破：在经济领域，70年代初以来的利润率危机以近20多年来日益加大的金融投机泡沫终结；在社会领域，全世界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差距都扩大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在世界格局上，美国一极独大地调控全球的局面正被打破，列强纷争局面正在形成，——这些预示着世界资本主义正进入危机阶段，面对这场危机应该争取社会主义前景，而不是新凯恩斯主义，因为只有社会主义现实力量的壮大才能真正改变社会。[52]
5.退回到早期自由竞争资本主义
这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解答，也是当前垄断金融资本集团全力推动的方案。这种方案根本否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认为引起危机的原因是政府对经济的不合理干预，特别是各国央行错误的货币宽松政策。因此，解决危机的出路就是向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复归：一方面，在国内消除政府的不合理干预，特别是保证货币政策的中立性；另一方面，在国际上消除贸易保护壁垒，实现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这种方案的倡导者认为，当资本主义经济复归到自由竞争状态后，世界经济将实现互利共赢、持久和平的繁荣状态。
应当如何看待关于资本主义制度走向的上述观点呢？危机后资本主义制度演变发展的方向到底是什么呢？下面我们来作具体分析。
（二）进退维谷：资本主义制度面临的艰难选择
2008年以来的危机，对资本主义制度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受到广泛的怀疑，资本主义制度将何去何从，再次成为了国内的广泛关注的话题。在当前的关于资本主义走向的讨论中，逐步形成了五种比较有代表的观点：
1.自由竞争资本主义
这是新自由主义者提出的方案。在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时代，这种方案确实赢得了听众；但现在，这场试卷全球至今仍在发酵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已经在事实上宣告了支配了世界30多年的新自由主义发展理论和发展政策的终结。连克鲁格曼、蒂格利兹这样的主流经济学家都认识到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是逆转那些抑制不平等的经济政策”，把美国带回到大危机前由少数富豪统治的时代[53]“新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一直是为某些利益服务的政治教条，它从来没有得到经济学理论的支持。它也没有得到历史经验的支持，现在也变得清楚了。吸取这个教训或许是现在乌云密布的世界经济的一线希望。”[54]事实情况是，国家干预不仅是当代资本主义存续的必要条件，而且更是资本主义在危机中维护其利益的最有现实有力的工具，国家干预不仅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还有可能在危机中和危机后进一步加强。这种客观现实意味着，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已丧失了其存在的历史条件，向这种历史陈迹复归的方案根本没有任何可行性。
2.国家干预资本主义
这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给出的解答。这种方案认为，通过合适的凯恩斯主义财政和货币政策，能有效地解决全球性经济衰退，重新实现资本主义经济的持续增长。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前主任劳伦斯·萨默斯就公开表示，当前的危机和衰退不过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电机”出了问题，只要合适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到位，许多问题和困难都会迎刃而解。然而，事实情况是，自危机爆发后到现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已把国家干预的机器开到最大马力，但仍无法推动经济摆脱衰退的泥潭。以美国为例，金融危机后政府实施了空前的扩张性货币和财政政策：联邦基准利率自2008年以来持续维持在0.25%以下，并且于2008年9月和2010年11月先后推出两轮量化宽松计划；2009年和2010年财政赤字占GDP比重高达10%和8.9%，2011年近为11%，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一比重从未超过6%，甚至在1942～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其比例也不过22.2%。[55]尽管如此，政策效果却非常有限，美国国内失业率持续维持在9%～10%的高位，经济衰退的阴影根本没有被有效地驱除。
3.民主社会主义
除了单独发生在货币信用领域的特种货币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就是生产的无限扩大和广大工人阶级购买力的相对狭小之间的矛盾，危机的结果往往会导致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矛盾的尖锐和激化。因此，每次在危机解决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都会采取一些改良措施，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对劳资关系等进行调整，如与工会组织进行劳资谈判、适度提高工人工资、建立一套较为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等等。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北欧瑞典、挪威等国实行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民主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私有制加二次分配调整，即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层面仍然坚持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二次分配中政府采取税收和转移支付等手段调节过高收入，并通过横向上覆盖社会各阶层、纵向上“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缩小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形成表面上看似较为和谐的劳资关系和“两头小、中间大”的较为稳定的社会结构。这种政策在战后曾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受到广泛称颂。
在应对危机中，美国和欧洲等国也曾试图采用改良主义限制高收入、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提高社会消费水平来摆脱危机。如美国政府在向华尔街提供巨额救市资金的同时，奥巴马公开抨击华尔街金融高管的贪婪和不负责任，并表示要限制华尔街金融高管的年薪；敦促国会通过薪资税及失业救济金延期法案，同时密集推销其医疗保险改革，宣称要提高美国普通民众的福利水平，等等。但是，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只是资本家阶级为缓和阶级矛盾、维持经济稳定即其统治的工具，这些措施掩盖了问题，但基本矛盾仍未得到解决。由于生产资料所有权仍然掌握在资本家手中，一旦危机爆发，资本家阶级必定抛弃这一制度。实际上，在当前的条件下，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越走越窄了。
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美国实行量化宽松政策，政府积极注资救市，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一方面，由于经济持续低迷、就业水平仍未恢复到危机前水平，为刺激经济美国实行减税计划，受益最多的则是富人；另一方面，央行充当最后贷款人，结果造成主权债务危机，为减少政府赤字、削减政府债务规模，美国大幅减少社会保障和福利方面支出，这一措施下低收入人群的生活首当其冲受到冲击。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使得许多人将矛头指向欧洲的福利国家制度，认为过高的福利水平导致欧洲经济发展缺乏动力，并使政府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因此不断有削减福利开支的呼声响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一次走上“劫贫济富”的道路，此次危机尚未走出，又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下一次爆发埋下伏笔。可见，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也是不可行的。
实行民主社会主义政策的实质是要改变资本相对劳动的强势地位，实现资本与劳动合作与和谐。然而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相对和谐的劳资关系不同，在当前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劳资和谐共存在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改变“资本强势”的生产关系格局的种种努力都只是杯水车薪。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况相比，当前的社会生产力在两个维度上出现了根本变化，即空间全球化和流程信息化，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发达国家的劳资间力量对比关系。首先，全球化进程增强了发达国家垄断资本在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势力，它可以在世界范围内选择质优价廉的劳动力，新兴市场经济体成为其安家落户的新乐园；与此对照，发达国家的雇佣劳动力受限于国籍制度不能跨国流动，垄断资本的持续外流缩减了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并恶化了已十分严重的失业问题，这无疑大大弱化了雇佣劳动力的市场势力。其次，信息化的革命大大强化了机器对工人的替代和资本劳动的排斥，弱化了雇佣劳动力的市场势力。在这种条件下，福利制度改革和税收制度改革的力度和效果将是非常有限的，改变“资本强势”的生产关系、缩小贫富差距和实现劳资关系的再平衡的任务几乎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
4.工业资本主义
鉴于金融资本盲目膨胀的巨大危害，欧美各国政府纷纷出台政策，力图通过监管制度改革与新兴产业政策来平衡国内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关系， 实现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一定程度的去金融化，从而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但是，面临的困难是相当大的：
第一，金融垄断资本是资本的最高级历史形态，金融资本主义是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历史替代，是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的必然结果。金融资本的运动形式采取了G—G′的形式，与产业资本G—M—G′的运动相比，这种资本循环更直接，更迅速，更符合价值增殖的目的。20世纪80年代后发达国家对金融管制的放松，以及由此导致的金融衍生品创新和金融市场扩张，是资本向高级形态演变的自然结果，这导致金融资本主义成为发达国家的普遍选择。因此，就资本形态的历史发展而言，发达国家转向工业资本主义的努力是历史倒退。
第二，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主义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是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分工体系自然演进的必然结果。众所周知，工业资本主义依托于传统制造业，金融资本主义依托于现代金融业。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革命对社会化大生产的促进和全球化进程的启动，从根本上改变了二战以来的世界分工体系：新兴市场经济体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成为全球制造业的重心，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心化问题不断严重；而发达国家在金融领域具备世界货币、创新机制、市场服务等先发优势，使之成为世界金融业的中心。因此，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主义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当代世界产业布局的客观结果，其转向工业资本主义的努力无法摆脱螳臂当车的历史宿命。
第三，金融垄断资本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统治集团，金融资本主义是其维持国内外统治地位的必要条件。希法亭和列宁指出，作为“万能垄断者”，金融垄断资本已经从简单的金融中介组织，一跃成长为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新主宰。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垄断资本的统治力渗透到发达国家经济生活的每个角落，投机、债务、泡沫等金融资本主义的典型表现，恰恰是其维持国内经济统治的实现形式。从世界范围看，金融垄断资本依托金融控制权对经济全球化进程发挥主导作用，金融资本主义是其实现全球经济统治、维持“中心—外围”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必然选择。考虑到金融垄断资本在国家机器中的决定性影响力，发达国家转向工业资本主义的努力必然是劳工阶层一厢情愿的幻想。
5.社会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主义运动兴盛，当时许多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纷纷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经历了新自由主义带来的收入两极分化、经济危机频繁爆发和经济停滞、社会动荡之后，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采取社会主义倾向的改革，使得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大为改观；席卷欧美的“占领华尔街”、“占领伦敦”等运动打出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行不通“资本主义正在衰亡，社会主义是替代”等口号和标语，更是道出了美国民众的心声；当前危机下，全球范围内中国经济表现可谓“一枝独秀”，国际社会热议“中国模式”，讨论中国经济在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仍平稳较快发展的原因，这实际上就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肯定。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毫无疑问，这一趋势的实现需要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历史前提和主客条件，需要经过一个长期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
（四）对外转嫁危机是挽救资本主义的重要选择
资本主义危机史表明，走出危机的真正有效的途径只有两种：第一，放任危机以销毁过剩的资本存量，以此缓和严重失衡的积累与消费矛盾，为新一轮资本积累腾空位置；第二，对外转嫁危机，通过贸易冲突甚至军事战争来打垮竞争对手的经济势力，为国内资本的新一轮积累抢夺外部空间。危机爆发后欧美各国纷纷出台“救市”措施，这否定了第一种摆脱危机的途径。因此，凭借强大的金融、政治和军事实力，向世界分工体系的外围国家转嫁矛盾、输出危机，将是发达国家摆脱危机的不可避免的选择。[56]
当前的国际政治形势表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很有可能对某些国家发动有限度的“巧战争”，通过定点爆破的方式在金融开放、清洁能源、环境保护等重大领域消解潜在的竞争对手，以达到以邻为壑、彼消己长的目的。当然，发动战争的方案也有风险。因此，选择恰当的对手、恰当的方式、和恰当的时机发达战争，是觉得对外转嫁危机能否成功的关键。
考虑到当前的世界经济体系格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很小，原因主要有二：第一，金融垄断资本的跨国运动，空前加强了金融帝国主义列强间的利益关联度；第二，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霸权体系没有动摇，金融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相互地位没有发生重大调整。在这种形势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有可能爆发局部的经济战争，通过贸易战、货币战和金融战来相互转嫁危机。正如一些评论家指出的，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接连推出的两轮定量宽松计划，其实质就是凭借美元霸权发动的货币战。在最近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中，美国的冷淡立场以及欧盟各国的不同态度，也预示着一场改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对地位的货币战和金融战即将打响。
相比而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间的利益斗争远远超过了利益互补。为了维持世界经济体系既有的中心-外围格局，美欧发达国家很有可能对某些威胁其统治地位的新兴国家发动全面的经济战争，甚至在必要时凭借超级军事力量对这些国家发动有限度的“巧战争”。在新兴国家中，中国因其庞大的经济总量和特殊的社会经济制度，更有可能成为美欧列强定点爆破的对象。可以预见的是，金融帝国主义列强将在人民币汇率、金融市场开放等问题上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力图通过看不见硝烟的金融战争来驯服中国经济。在政治层面上，金融帝国主义列强必定会加快推进“和平演变”的步伐，扶持那些认同金融帝国主义模式的“政治精英”，从而为金融垄断资本的国际扩张提供政治保障。在军事层面上，金融帝国主义列强极有可能升级军事遏制的级别，甚至必要时发动一场有限度的局部战争，以此达到其为金融战争和政治战争服务的目的。
冷战时期，美国以“苏联威胁论”为由动用大笔财政支出用于装备军事力量；冷战结束后，对于美国而言，过去的敌对国或敌对集团已经不能对其构成军事威胁。但美国仍热衷于增加军费支出，装备军事力量。在全球各地建立军事基地。“9·11”事件后，美国推行先发制人战略，发动了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等，还频频打着“人权”等幌子武装干涉他国内政，导致利比亚乱局和所谓“阿拉伯之春”。这表明，美国国内的霸权主义和军国主义抬头，这不仅与美国企图在全球加强和巩固其军事霸权地位有关，也是其国内军工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使然；尤其是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经济霸权地位受到挑战，新兴经济体却表现优秀，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变动，因此美国企图诉诸武力强行维持自己的经济霸权地位。可以说，美国已走上了“军事凯恩斯主义”之路。
“军事凯恩斯主义”一词最早由波兰经济学家米哈尔·卡莱茨基于1943年提出，用于解释纳粹德国在“大萧条”时期所取得的经济成果。在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理论中，扩大政府财政支出以刺激经济增长的政府干预措施被称为“凯恩斯主义”。而“军事凯恩斯主义”指的是这样一种思想：军事费用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中比例上升不会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甚至还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军费支出越大，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越快。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防军费支出占其政府支出的比例持续下降，从1985年的36%下降到2000年的21%，然而从21世纪开始，这一数据逐年攀升，2010年为27%。[57]
然而，推行军事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也不是没有代价的。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是美国发动战争的导向，但战争的受益者和成本承担者之间由于利益问题产生矛盾。美国奉行军事凯恩斯主义必然会形成战争冲动。战争对美国经济有刺激增长的作用，战争增加了美国政府的军费开支，扩大了对军工产品的需求，促进军事工业的生产从而拉动经济增长。据美国官方数据显示，进入21世纪以来，军费开支对美国实际GDP增长的贡献率远大于20世纪90年代且持续上升，2001年其贡献率为0.14个百分点，2002年为0.28，发动伊拉克战争的2003年剧增至0.36个百分点，2005年和2006年曾一度下跌至0.07，但危机爆发后的2008年、2009年和2010年，这一数据分别为0.36、0.27和0.22。[58]可是，美国发动战争后获利最大的是军工利益集团和垄断石油巨头，承担战争的沉重成本的却另有其人。美国以国家名义对外发动战争，动用纳税人的钱向军火商购买武器，战争结束后，石油巨头等垄断资本集团开采石油资源获得巨额利润，战争的成本则全部由国内普通民众承担。
此外，美国不断挑衅国际社会准则，践踏他国主权，必然会招致国际社会的反对和世界人民的强烈抵抗，美国推行的霸权资本主义是无法持续的。
三、金融危机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趋势
本轮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至今，已经4年多了，和不少人当初的预测相反，危机并未很快结束。直到今天，许多国家仍未完全走出危机，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停滞。关于本轮危机的后续发展，人们至今也仍然很难乐观起来。在这一部分，我们将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危机爆发至今的增长情况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
（一）危机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状况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并迅速发展为经济危机以来,各国政府纷纷采取了大力度的常规和非常规救市措施。这些措施确实防止了全球金融和经济的崩溃，但并未引导全球经济完全走出危机，更不用说解决世界经济的根本矛盾。在过去的几年里，虽然不断有人预测世界经济很快会走出危机恢复增长，但现实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在2008年至2011年的4年中，全球生产总值只增加了6.2%。从表中可以看到，世界总产出的增长主要是通过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中等收入国家取得的。其中，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此期间增加了44.4%，贡献了全球产出增长的44.1%；印度增长了31.6%，贡献了10.1%；所有中等收入国家增长了24.3%，贡献了86%。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即经合组织内的高等收入国家）几乎没有增长，其中欧元区和欧盟的产出在这4年中产出都下降了0.6%，日本更是下降了3%，美国的情况稍好一些，也只增长了0.7%。基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说，到2011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没有走出经济危机。
表1.2008至2011年部分国家和国家群组经济增长及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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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或国家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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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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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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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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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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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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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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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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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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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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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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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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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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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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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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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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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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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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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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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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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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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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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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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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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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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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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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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合组织内的高等收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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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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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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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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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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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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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全球金融发展数据库（WDI-GDF）[59]
那么2012年这些国家的情况是否有所好转呢？从目前若干已经公布了数据和欧盟的初步估计来看,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并未好转。整个欧盟27国的生产总值在2009年下降4.3%之后,由于政府的强力干预,之后两年经济有所恢复,生产总值分别增长了2.1%和1.5%,但在2012年再次陷入衰退,下降了0.3%。其中，欧元区的情况更糟糕,2009年至2012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4.4%,2%,1.4%和-0.6%。相对来说,美国和日本的情况略好一些,在2012年分别实现了2.2%和1.9%的经济增长。[60]
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和日本等国的经济已经进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事实上，正是因为对经济下滑的担心，欧洲、美国和日本纷纷采取和延续了超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个政策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在2013年2月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如何防止货币战成为了一个重大议题。这个会议的联合公报承认全球经济增长仍然疲弱，并面临很多风险和挑战。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承认美国经济距离“完全健康和充满生气”的全面复苏还很遥远。[61]
与此同时,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在2012年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总体而言，世界经济在2012年的增长速度放缓了。
（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近期能否走出危机
自2008年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政府都采取了一系列应对危机的政策，但遗憾的是，这些政策虽然在短期内避免了国际金融体系和世界经济的系统性崩溃，但未能缓解那些导致本轮危机的根本性矛盾，有些政策甚至加剧了这些矛盾。
危机刚爆发时，各国政府纷纷出手 “救市”，挽救了以大型金融企业为主的一大批公司，其实质是利用公共财政资金挽救了以金融资本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即导致本轮危机的肇事者。这些措施确实在短期内避免了国际金融体系的崩溃并在很多国家制止了经济的下滑，但同时却把主要西方国家的公共债务水平从一个高位推高到了一个无法持续的水平，从而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
面对这种情况，西方国家普遍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以“货币宽松”为主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给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很多国家的利率也保持在历史低位。但是，由于实体经济仍然处于困境，这些资金并未如政策制定者们所希望的那样流入实体经济并带来经济增长，而是要么流入新兴市场国家造成这些国家的资产泡沫，要么成为超额准备金重新流回到中央银行。以美国为例，在危机爆发之前，超额准备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危机爆发之后，随着美联储向市场注入大量资金，超额准备金也急速攀升，到2011年7月一度达到1.6万亿美元的水平，和“货币宽松”的规模相当。欧洲的情况也很类似。
如果说这些货币政策是“扬汤止沸”的话，当前情况下紧缩的财政政策则相当于“饮鸩止渴”。在通常情况下，当经济形势不好时，政府应该增加支出，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拉动经济。但在主权债务危机的大背景下，西方国家纷纷缩减政府开支，这必然带来一系列问题。这个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债务负担的相对水平（即国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但这个政策很可能无法达到这个目的。一方面，由于经济形势不好，政府收入下降，即便在财政支出减少的情况下，财政赤字未必会下降，从而总的债务未必会下降；另一方面，由于缩减财政支出会进一步加剧经济衰退，国内生产总值下降，即便总的国债水平不增加，债务负担仍然会上升。
图1反映了从1880年到2011年按国内生产总值加权平均的发达国家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十年里，发达国家的国债一般在总产出的40%左右，甚至一度降到30%以下，由于战争的爆发，这个水平上升到1922年的70%，由于战争的影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1944年，这个指标突破了100%，达到了118%。此后，随着战争的结束和经济的较快发展，即便在政府支出不断上升的情况下，这个比率仍然快速下降，到1974年，降到了29%的历史低位。但此后，由于经济增长放缓，尤其是在新自由主义兴起之后大幅度的减税政策等因素，国债水平不断攀升，到本轮危机爆发之前，上升到了70%以上，但危机爆发以来，为了“救市”，这个比重迅速攀升到了100%以上。从图中可以看到，即便在各国都在削减政府支出的情况下，这个比率仍在迅速上升。
图1.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债占GDP比重(%):1880-2011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2年10月）[62]
图2反映的是若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2011年的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到，在这些国家中，日本的指标是最高的，达到了230%，然后是几个欧洲国家，如希腊（163%）、意大利（120%）、葡萄牙（107%）和爱尔兰（105%），都在100%以上，美国的这个指标也达到了103%的水平。这意味着除非经济快速增长，否则这些国家要降低公共债务的相对水平会相当困难，即便可行也要要付出很大代价。即便以目前美国国债的利率水平2.5%来计，假定这些国家的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那么，仅仅为了付息，就需要占用财政收入的5%。因此，不难想象这些国家2012年的公共债务情况还在继续恶化。
图2.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债占GDP比重(%),2011年
数据来源:同图1
细心的人们会发现，日本的国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这些国家里最高的，达到了230%，但是没有发生主权债务危机，而西班牙这样的这个比率只有68%的国家却发生了这个危机。这个现象涉及到另外一个指标，即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表2列出了几个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整个欧元区的这个指标，从中可以看到，日本的这个指标到2011年底只有53%，而其他国家均超过100%，其中西班牙达到了153%，英国达到了410%。可见，但是国债水平高并不必然导致债务危机，外债水平高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美国虽然这两个指标都很高，但因为有美元霸权等因素，也还没有爆发危机。英国的高负债水平与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有关。[63]
表2.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外债占GDP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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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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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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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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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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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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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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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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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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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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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
33
|
33
|
35
|
41
|
46
|
41
|
47
|
53
|
|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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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
71
|
75
|
84
|
96
|
97
|
99
|
100
|
1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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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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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
95
|
94
|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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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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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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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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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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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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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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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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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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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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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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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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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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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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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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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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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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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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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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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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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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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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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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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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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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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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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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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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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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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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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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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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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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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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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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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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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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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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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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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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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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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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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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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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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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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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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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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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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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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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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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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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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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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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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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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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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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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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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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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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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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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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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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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指标表明，在目前的政治经济格局下，这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空间已相当有限。如前所述，这些国家的货币政策均已被使用到相当的程度，一方面，利率水平总体在历史低位，继续降息空间有限；同时，大规模的货币宽松政策也已经很难通过增加货币供给来刺激经济。除了个别国际外，如此高的外债水平使得向国际市场融资变得更加困难。如此高的国债水平使得财政政策的空间也相当有限。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西方国家把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归因于政府福利支出太高导致的财政赤字，因而对策是降低政府支出，而财政支出的削减主要针对的是福利支出部分。这必然导致中低收入阶层本来就很困难的生活境况更加恶化。如果把危机爆发时政府用公共财政“救市”和之后削减社会福利支出结合起来看，可以认为这是又一轮的“劫贫济富”。这必然会进一步加剧这些国家的贫富分化，贫困人口增加，[65]导致消费更加不振，危机进一步深化。各国的失业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实体经济的运行情况，根据欧盟统计办公室(Eurostat)网站[66]提供的数据，整个欧盟在2013年1月的失业率达到11.3%的历史高位，比2011年底上升了1.3个百分点，欧元区17个国家的平均失业率达到了12.5%，比一年前上升了1.8个百分点。其中情况最差的是西班牙，全社会失业率在2013年1月达到了26.6%，青年（25岁以下）失业率更是高达55.5%。同时，随着生活境况的恶化，社会矛盾也更加激化，各种抗议、游行、示威以及罢工的事件层出不穷。金融和经济危机逐渐发展为社会和政治危机。
经济危机从根本上来说，根源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存在的劳动与资本对立状况以及由此导致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这一点，虽然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事实，但是，改变起来却是非常困难的。我们看到，美国劳动报酬占比近40年在持续下降，剩余价值率20年来的不断上升，这一点，自危机以来不仅没有改变，甚至还在进一步恶化。这一方面与危机中失业增加造成的工人谈判能力进一步下降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新自由主义体制带来的收入分配趋势并没有改观。
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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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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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GDP占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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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税收占GDP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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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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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GDP占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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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税收占GDP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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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相对于期初的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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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内平均变化率（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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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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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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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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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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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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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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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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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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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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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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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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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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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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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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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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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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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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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
|
实际上，在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采取了诸多政策中，没有任何一项是针对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分配的，在危机后出台的财政政策四大法案中，仅有雇用激励以回复就业法案涉及刺激就业的内容，而且也基本上是利用政府补贴的手段。尽管财政政策部分试图直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但是这些政策基本上是试图通过降低税收来增加需求，但是由于这种减税政策的乘数作用较之于投资要小很多，而且这种增加企业和个人收入以增加需求的方法在过度负债的美国经济中很难奏效，新增的收入往往被用于缓解负债压力而不是增加新的消费和投资。
增长和就业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息息相关的，但是在此次危机之后，在09年美国经济增长开始恢复的情况下，失业率的下降幅度却非常缓慢，因此，很多人将09年以后的美国经济视为“没有就业的复苏”。究其根源，这与美国以来虚拟经济的增长模式息息相关。金融部门并不创造价值，而仅仅依靠美国的金融地位创造收入，金融部门创造相当一部分的GDP其实并不是本国生产的，而本国生产的部分也仅仅是参与了剩余价值的再分配；这种特殊的非生产性部分并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产值和就业的对应，在很多条件下少数人可以创造出大量的收入。因此，美国的金融部门可以容纳的就业水平相比于其他产业非常低，相同GDP创造的就业大约相当于低端服务业的三分之一。美国基本上没有试图改变这种增长方式，危机中的政策也基本上是偏向于拯救金融机构，因此即便成功的救活了金融机构，并依靠金融部门带来新的增长，也很难保证就业水平的复苏。这也成为美国目前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弊端，制约着美国的增长趋势。
就在各种经济社会危机需要统治集团团结协作共同解决难题的时候,人们看到的却是许多西方国家纷纷出现党派之争、政治僵局。例如美国两党为了各自的党派利益，不顾对国内外市场的影响导致的所谓“财政悬崖”。又如日本走马灯一样不断替换首相，自2007年9月福田康夫上任之后，到目前为止总共已经有6人担任过日本的首相职务，平均一年左右换一个首相。再如在刚刚结束的意大利议会选举中,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团体赢得多数议会席位,出现了政治僵局,并提高了欧元崩溃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指望这样的政府拿出一套符合实际、能解决问题同时又能被大众所接受和支持的政策是不太现实的。这使得这些国家完全走出危机的前景更加黯淡。
由于国内的经济政治困局，许多国家把眼光投向了国际市场，指望通过各种贸易保护措施来来避免更坏的结果。虽然危机爆发是在不少国家救市过程中要求购买本国产品的做法遭到了很多批评，但贸易保护主义确实在不断抬头。不少国际组织在过去几年中都曾发出这方面的警告。在2012年6、7月,欧盟、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曾用相关数据指出了这个问题。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主要资本主义国际竞相采取或者扩大货币宽松政策，以让本币贬值，促进出口，导致了人们对货币战争的担忧。在2013年2月举行的20国首脑会议上,这成为了一个重要议题。不难想象,在当前这种背景下，这个会议不可能通过具有约束性的防止货币战的规定。如果经济进一步下滑，不排除这种“与邻为壑”的现象进一步蔓延并导致严重恶果的可能。
面对当前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困局，人们普遍对欧洲和日本在中短期内回复稳健的增长没有信心,但还有些观察者对美国通过新能源和新技术完全走出危机抱有希望。确实，美国拥有包括美元霸权在内的一系列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具备的优势,还拥有着包括原油、页岩气等在内的丰富资源。但是，这些是否能够保证美国恢复稳健的增长呢？
有分析者指望美国的页岩气的大面积开发能让美国经济恢复增长，其主要理由是美国在这方面技术储备很充分，其直接影响是能够增加投资、创造就业、降低天然气价格，间接影响是能够为美国实现能源自给甚至能源出口并减少外债做出贡献，也能为相关下游行业提供廉价的原材料从而促进美国的“再工业化”。确实，页岩气和新油田的开采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上述的作用。但是，毕竟这个产业相对于美国的经济总量来说比重太小，要靠它来使美国经济实现稳健的增长速度恐怕会比较困难。
还有人指望美国和西欧国家通过再工业化来走出危机，但是，原来导致这些国家去工业化的因素（如劳动力成本高、劳资矛盾尖锐以及能耗污染等）并未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即便是在中国农民工的工资连续以较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欧美的工人工资还是远高于中国工人工资，而且，即便中国工人工资继续快速上涨，那些转移到中国的产业可以再转移到印度等工资较低的国家。因此，虽然欧美国家希望靠再工业化来解决增长的问题，但从历史经验来看，要做到这一点将会是非常困难的。
还有人指望“第三次工业革命”能让欧美经济恢复稳定，但这恐怕也很难实现。政治经济层面的矛盾很难靠技术解决。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左翼学者在分析美国经济在本轮危机之前的20年间的经济增长时已经指出，这些年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居民消费增长推动的，而这又主要是靠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泡沫来推动的。可见，即便是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时期，在新自由主义条件下，美国的经济增长也并不是自动实现的。当前，在美国社会基本矛盾没有解决，失业率高居不下，社会福利不断缩减的情况下，居民消费很难恢复强劲增长。
（三）结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走出危机难度很大，可能陷入长期停滞
对于当前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分析有两个不同的视角：一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视角，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西方主流经济学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当作是一种自然、自发和最优的经济组织形式，因而，或者否认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全面危机的可能性或者把危机产生的原因归结为政策和行为的偶然失误。从这样的观点出发，许多主流经济学者自然会对资本主义尽快危机的前景持乐观态度，他们认为，周期性的经济波动是经济的正常状态，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趋势，危机过后经济仍将恢复正常的增长和繁荣。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否认政策和行为的失误会引发经济危机，但是，它认为这些偶然的因素中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危机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是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的集中爆发和强制性的解决。不能仅仅把当前的这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看作是经济的某种周期性波动，相反，而应当把它看作是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的阶段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集中爆发，体现了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私有化、自由化、全球化和金融化的深刻的矛盾。本次危机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
1. 危机发生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中心国家，并迅速扩展到全世界各个地区和各个国家，成为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危机。
2. 危机在金融领域集中爆发，并迅速扩展到经济过程的各个环节和各个部门，生产过剩的危机与金融膨胀的危机相互交织相互推动。
3. 从信用危机、债务危机到主权货币危机，从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到社会危机，危机的形态更加复杂。
4. 挽救资本主义危机的各种手段，包括自由化到国家干预、福利制度、技术创新，都出现了效力递减的趋势。
5. 导致危机的深层矛盾：劳动与资本对立、需求不足、严重的失业、利润率下降等，始终得不到根本解决。
财政货币政策危机集中体现了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根本矛盾，是集生产危机、金融危机、制度危机和全球性危机于一身的一次全面性经济危机。
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可以把这次由美国的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大危机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次阶段性总危机。[67]
本来，危机是矛盾的爆发，同时也会缓解和根治矛盾提供了机会。上世纪30年代的危机是之前的各种矛盾的总爆发，危机的爆发严重地打击了统治集团，尤其是金融资本，整个社会的阶级格局和阶级力量对比出现了有利的变化，这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适应性调整奠定了基础。但本轮危机爆发以来，由于以金融资本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控制了主要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他们利用公共财政资金挽救了自己并进一步打击劳工阶级。也就是说，本轮危机到目前为止尚未改变这些国家的阶级格局，劳资力量对比仍然是资强劳弱的局面，这必然会对世界资本主义进行必要的调整带来了严重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本轮危机极有可能会进一步深化，并且长期化。
四、资本主义多样性与危机后的模式调整
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关系是建立在发达商品经济基础上的资本雇佣劳动关系，但在不同国家或者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资本主义表现为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多样性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那么当代资本主义有哪些主要模式？金融危机后不同模式将如何调整？下面本文将做出分析。
（一）资本主义模式的多样性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一性特征是资本雇佣劳动，生产剩余价值。但由于各国的生产力基础不同，阶级结构、政治体制和纲领、价值观和文化传统等方面也存在差异性，致使资本主义在不同国家呈现出多样性特点。现实中的资本主义是多样性的统一。
美国经济史学家格雷夫，在其新著《大裂变：中世纪贸易制度比较和西方的兴起》一书中，[68]以马格里布商人和热那亚商人中经济关系演变为例，运用详尽的历史资料，对比分析了资本主义起源的不同模式。德国历史学派创始人李斯特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从经济史的视角，分析了意大利、英国、美国、德国、荷兰、葡萄牙、西班牙、法国等资本主义不同起源和发展模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特征及其运动规律，但他明确指出，他所阐述的规律，是以英国为典型模式。英国模式预示着德国后发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但并不意味着他们要走相同的道路。马克思在评价美国资本主义时曾指出：“有些国家，例如北美的发展是在已经发达的历史时代起步的，在那里这种发展异常迅速。……可见，这些国家在开始发展的时候就拥有老的国家的最进步的个人，因而也就拥有与这些个人相适应的、在老的国家里还没有能够实行的最发达的交往形式。”[69]这段话表明，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过程中，非常注意资本主义多样性差别。德国学者维尔纳·桑巴特对马克思的论述进一步深化指出：“美利坚合众国是资本主义的乐土。资本主义要完整且纯粹地得到发展，所需要的一切条件都最先在这里得到满足。除此之外，其他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没有赋予资本主义这样的条件，允许它发展至其最高阶段。”“资本主义之外的任何一种谋生方式在美国都好像是不为人所知的，而欧洲国家所不曾有的一种纯粹的经济理性主义满足了这种攫取利润的欲望。”[70]
列宁在研究资本主义土地制度时，将其典型形式概括为“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道路”。列宁在对垄断资本主义研究中，结合不同国家的生产和资本集中程度、垄断组织的主要形式、金融资本的发展规模、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程度，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概括为不同模式：美国是“托拉斯”资本主义，因为美国企业的生产和资本集中程度最高，国民经济主要控制在少数托拉斯组织中。德国是“卡特尔”资本主义，因为卡特尔组织形式最早产生于德国，在德国最为发达。法国是“高利贷”资本主义，普法战争后，法国工业走向衰落，垄断资本家把大量资本投向信贷，进行资本输出，获得高额垄断利润。英国在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阶段，与美国、德国相比有些衰落，垄断组织也不发达，但依靠庞大的殖民体系，仍然属于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行列，因此，其制度特征带有明显的“殖民”国家色彩。通过对垄断资本主义特征分析和不同国家不同模式的分析，列宁认识到俄国由于工业生产落后，在经济关系中仍然存在大量封建残余，贵族地主在上层建筑中有重要地位。列宁提出了俄国是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社会主义能够首先在一国胜利的理论。
二战结束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面临着迅速恢复经济和重新崛起的任务。但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加之战争对不同国家的影响也不一样，所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方式、市场中企业的组织形式、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以及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性，形成了当代发达国家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美国模式、日本模式、德国模式和瑞典模式。
战后的发展中国家，在殖民体系瓦解后，绝大多数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也采用了市场经济体制。尽管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深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甚至把一些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作为模仿对象，但由于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不够成熟、对发达国家依然存在“依附”关系等，因此，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形成了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资本主义呈现出新的多样化特征。
（二）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模式
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多种模式，理论界概括也不一致，这里仅列举几种有代表性的、且对资本主义发展方向有影响的模式。
1.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
其突出特征为：（1）强大的私有制经济。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私有化程度最高，这也是美国市场经济模式被称为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之所在。（2）自由的企业制度。这里所说的自由企业制度不是说美国企业不存在垄断资本，众所周知美国的垄断资本十分强大，但从企业的形成、企业的内部关系以及企业的运行规则方面看，美国推崇自由的企业制度。比如在企业内部关系上，他们强调股东至上且来去自由，所以，有研究者把美国这种资本主义称为“股票资本主义”；美国公司内部是典型的资本雇佣劳动关系，劳动力与企业之间关系比较松散，来去自由，具有较强的流动性。还有在企业之间的关系上，美国企业更信奉自由竞争的力量，不像日本、德国那样有密切的银企关系或企业之间的伙伴关系。（3）最小范围的政府干预。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美国政府是最早以“理想的总资本家”身份出现来干预经济的，但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美国政府对市场干预的却是范围最小、方式最间接的。
2.日本法人垄断市场经济模式。
其突出特征是：（1）法人垄断资本占统治地位。日本的私人垄断资本也很强大，但在实现形式上却与美国不同。日本垄断资本不像美国垄断资本那样相互之间突出竞争关系，而是强调联合关系，具体体现在日本特有的企业集团化和系列化上。法人垄断资本的这种形式使企业之间有稳定地合作关系，对非成员企业，往往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因此，日本公司的股权结构通常呈现出这样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法人持股比例高，二是法人股东持股较稳定。（2）主银行制度。日本企业与银行之间关系密切，其中主银行的功能很强大，不仅包括对企业的融资，还包括结算帐户、股份持有、公司债权的发行和经营参与。由于主银行制度与企业之间存在着多样性关系，所以，日本的法人垄断资本的集中方式和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都与美国有明显的不同。（3）企业内部的终身雇用制度。日本企业内部资本雇佣劳动的关系不同于美国高度市场化的特征，它们更注重内部的合作关系和团队精神，终身制雇用制和年工序列制度显示了这一特征。（4）政府独特的“行政指导”功能。行政指导是政府行政机关以协商的办法诱导和劝告企业或个人按照政府认为可取的那些方式进行活动的一种行政行为。它使政府与企业之间形成相互依赖、相互妥协的较为稳定的长期关系，这客观上不仅为日本合理分布产业布局奠定了基础，同时也通过控制资本和技术的进入而防止国内市场被国外大公司所占领，从而有效的保护了本国市场。
3.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
其突出特征是：（1）强调市场经济的社会性。德国的自由主义者也信奉个人主义和经济自由，但与美国自由主义者（如弗里德曼）、奥地利学派的自由主义者（如哈耶克、米塞斯）不同的是，他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深深地打着德国的烙印，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构想者的突出理念在于把市场自由原则和社会公平原则结合起来。（2）德国垄断资本的特殊运行方式——银行代理投票权。德国银行与企业也有特殊关系，这种关系有些表现与日本相似，但在职能上，德国银行比日本银行职能更为广泛。德国银行控制企业的独特之处不是体现在融资和持股上，而是代理普通股东的投票权上。在德国，普通股东可以通过授权，让银行代理投票，这种方式使银行有效地控制大量其他所有者的股份，从而形成了强大势力。（3）企业内部的共同决策和社会范围内的集体谈判制度。德国企业内部的经济关系既不像美国企业内的自由雇佣关系，也不像日本企业内的终身雇用制度，而是企业内的所有者、管理者、工会代表、工人代表共同参与企业的重大决策共同决策。与企业内部的共同决策相适应，德国企业之间和阶级之间，往往通过社会范围内的集体谈判和合作来解决利益冲突问题。（4）德国政府的“社会国家”职能。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中有着特殊的社会内容，社会国家原则要求以人类的尊严和社会公平为标准来评价经济关系和有经济决定的关系。如果放任不管，即使是最有效率的市场体制，也会导致极大的不公平。在实践中，社会国家的作用是通过政府对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来体现的。
4.瑞典福利市场经济模式。
其突出特征是：（1）庞大的公共部门。与其他模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瑞典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庞大的公共部门。这些公共部门的意义不在于要利用公有制形式赚取利润，而主要为解决就业问题、社会福利问题和收入差距问题这三个方面的问题。（2）完善的福利政策。瑞典的福利政策不同于美国模式，因为美国福利制度以市场化运作方式为主形式；也不同于德国模式，因为德国模式中保险、养老金是雇主和雇员共同分担的。瑞典模式中福利主要是以国家为责任主体，在这点上与英国很相似。瑞典建立了一整套的全民社会福利制度，社会福利深入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的纵横各个方面。（3）政府推行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与团结工资政策。所谓的团结工资政策，就是不依据企业效益，而是依据岗位确定工资，尽力实现同工同酬。充分就业和平等是瑞典模式的两大支柱理念，为实现这些理念，政府对雇员的就业和工资承担重要责任，整个社会的收入差距比较小。
就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存在很大的差别，所以它们之间在市场经济模式上也呈现出多样性特征，如拉丁美洲市场经济模式、非洲市场经济模式、转型国家市场经济模式等等。拉美国家早在中世纪末期就受欧洲殖民者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以移植来的欧洲文化为主体、以美洲印第安土著文化为次要成分的融合文化。所以，拉美文化保守性和排他性不突出，这也使得拉美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很容易受发达国家理论和政策的影响，模式尚不稳定，20世纪80年代深受美国新自由主义模式影响，近年来又出现了左翼执政的新动向，比如委内瑞拉提出“21世纪社会主义”模式、巴西提出“民主的、可持续社会主义”模式等。而与拉丁美洲不同，非洲各国民族复杂，文化差异性大，难以形成统一的国家意识和文化，所以非洲模式在文化上总体表现出保守、冲突的特征，非洲市场经济模式也显得更加不完善，目前以南非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具有一定的竞争力。此外还有以俄罗斯为代表的转型国家模式，其社会制度结构尚不稳定，模式特征有待观察式。
（三）金融危机后资本主义模式的调整
资本主义不同模式既存在竞争，又存在相互借鉴和融合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初期，资本主义经济陷入了滞涨阶段，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进入了调整期。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期，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上台和里根入主白宫，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下的“新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拉开了序幕，并迅速影响到日本模式、德国模式和瑞典模式，甚至以“华盛顿共识”的名义波及到了拉美、东南亚和苏东等地区，世界范围内出现了资本主义向新自由主义模式集体转向的局面。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弊端彻底暴漏。以美国为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遭到质疑和挑战，而与此相反，以欧盟为代表的欧洲经济似乎比美国经济稳定，北欧国家甚至被媒体称为“危机的天堂”，欧盟主席巴罗佐在2009年曾自豪地说“欧洲模式”更具优越性。然而，2010年欧洲爆发了主权债危机，欧盟内部出现了秩序混乱，欧洲代表的欧洲福利资本主义模式也遭到了质疑和批判。资本主义将走向何方？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本文对此作出以下几点基本判断。
1.新自由主义模式难以为继
美国、日本是发达国家中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尽管危机发生以后，一些新自由主义者仍然高喊“用自由市场经济挽救危机”、“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等口号，但从理论到政策，批判新自由主义模式已经成为主流声音。
奥巴马在其第一任施政纲领中指出：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相信自由市场和贪婪总是好事）正是促成这次危机形成的共犯。[71]欧洲国家领导人萨科奇、布朗、欧盟主席巴罗佐等，也借机批判美式新自由主义。日本民主党上台执政本身也是对新自由主义的一种反击。一些曾经倡导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们，也开始了反思和忏悔，日本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中谷岩的观点也许具有代表性，他曾在小渊惠三内阁和小泉纯一郎内阁时期担当政府智囊。美国金融危机后，他在《资本主义为什么自灭？》一书中忏悔到：“日本套用基于美国个人主义价值观形成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推进改革，结果导致日本丧失优良传统和产业竞争力，日本社会开始分裂。我要坦率地写下自己的观察。”[72]
从政策调整上看，奥巴马上台以后，确立了削弱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调整路线，主要包括：以科技革命和技术创新为基础，重新振兴美国实体产业，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破除金融神话；以竞争性的市场关系为基础，提高劳动者的经济地位，破除企业利润最大化的效率神话；以缩小贫富差距和增加社会保障为目标，让政府承担更多职能，解决严重的社会不平等问题，破除“看不见的手”神话。
然而，美国民众却看不清美国经济的调整方向，其原因有二：一是政治上的党派之争。共和党人对奥巴马政府的攻击、批判甚至在重要决策上的掣肘，使得美国政府很多有利于危机复苏的政策难以实施，美国民众也难以辨别哪个政党说得更有道理，所以对美国政策调整方向把握不住。其二，缺乏新兴产业基础。奥巴马政府在制度结构上做了一系列调整，但要使美国经济走出衰退，增加就业、消费和工资，根基在于产业基础。而美国近些年来的产业空心化，导致危机后没有新兴产业作为经济复苏的基础，所以，仅有制度结构方面的调整，只能使人感觉奥巴马政府在用政府赤字讨好老百姓。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看，生产关系的改革和调整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美国的问题在于，什么是新的生产力似乎已经搞不清楚，那么生产关系的调整就变成了空中楼阁。
日本模式也曾经是有很强竞争力的发展模式，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跟随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90年代初期的金融危机，从此经济一蹶不振，此次金融风暴更使日本经济雪上加霜。2009年9月民主党派的鸠山出任首相，强调“民生牌”，日本模式调整的思路为：把国内需求作为经济增长战略的中心；要控制“没有道德的商业”和“不劳而获的财富”的过度发展，重新实现经济发展为人的幸福服务；将充实医疗、护理事业变为推进“生活革新”、创造新岗位和为健康长寿社会作贡献的机会，等等。然而，这些理念要贯穿于日本模式的调整之中有很大的困难，这不仅需要执政党有明确的纲领、实施步骤，更需要有很强的执政能力和执行能力，毕竟这是对30多年来日本经济社会制度结构的深层次调整。目前，日本自民党上台重新上台执政，而且右翼势力有所增强，日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排除会铤而走险，利用领土争端走上战争之路。
2.欧盟国家深陷危机，但不同模式情况复杂
就在美国爆发次贷危机，新自由主义模式受到质疑和批判之时，欧盟国家表现良好，人们把期待的目光转向了欧洲福利国家模式。然而，好景不长，2010年希腊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随后在欧洲迅速蔓延，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爱尔兰都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给欧盟国家高工资、高福利的市场经济模式蒙上了阴影，福利国家模式受到质疑和批判，一些人认为福利国家中的高税收逼走了企业，高福利增加了政府负担，挫伤了劳动者积极性，因此，福利国家必然导致政府债务危机。
把主权债务危机简单归结为高福利，显然过于表面化。众所周知，欧盟内部诸国福利制度都比较健全，但各国差别也很大，并不存在统一模式。其中，德国、瑞典两种模式在福利制度方面，不逊于甚至高于意大利等国家，按照经合组织2007年的数字，陷入危机的爱尔兰、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政府福利开支占GDP的百分比分别为16.3%、21%、21%、22.5%，而没有陷入危机的丹麦、瑞典和德国，则分别为26.1%、27.3%和25.2%。[73]
德国和瑞典没有发生主权债务危机，而且国家经济总体上表现良好。世界经济论坛2012年9月公布了全球最具竞争力国家排名，瑞士、瑞典和新加坡分列前三名。著名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2012年12月发布的报告指出，将维持瑞典AAA主权债务评级不变，给予瑞典稳定的评级展望。穆迪公司预测，未来三年内瑞典主权债务占GDP比重将低于35%，2012年经济增长率为1.1%，2013年为1.9%。[74]德国作为欧盟最大的经济体，面对危机表现不俗，2010年德国经济总量增长3.7%，2011年增长3%；据德国《每日新闻》2012年1月3日报道：在经济增长的推动下，德国2011年失业率降到了1991年以来的最低点。[75]路透社德文网站（de.reuters.com）2012年10月2日柏林消息，德国经济研究机构DIW认为2013年开始德国将逐渐摆脱欧元危机和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可见，德国、瑞典两种模式仍然保持其活力。
这两种模式表现出的竞争力，主要源于两国整体制度结构比意大利等国家更为完善和合理。近些年来，德国模式和瑞典模式也受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影响，但它们基本能坚持自身模式的优点，重视技术和实体产业的发展，完善劳动力市场政策，注重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强调社会平等和教育平等，培育企业国际竞争力。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德国、瑞典毕竟是欧盟成员国，其经济发展必然受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最大不确定在于欧盟自身的不确定性。欧盟作为与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等竞争的产物，其制度安排使成员国之间享受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好处，然而，欧盟内部各主权国家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制度上存在差异性，利益上存在矛盾与竞争。德国、法国与英国在应对欧债危机政策层面，存在严重分歧和矛盾，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在这意义上，可以说欧洲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经济模式，内部矛盾也削弱了德国模式和瑞典模式的竞争力，并使之充满不确定性。
3.强化国家资本主义将会成为新选择
在美国模式和欧盟国家都不同程度陷入危机之际，人们的目光不自觉地转向了发展中国家的新兴经济体，它们似乎成为金融危机后的最大亮点，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和南非甚至被誉为“金砖五国”。尽管这些国家也不同程度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却有良好表现。西方一些人士把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归结为“国家资本主义”，并认为这是一种新型的资本主义，正在取代美国式的新自由资本主义。西方学者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指政府拥有大规模的国有企业，并对市场经济给予较强的干预和控制。
西方学界和媒体把“金砖五国”发展模式概括为“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用意各不相同，支持者有之，批评者也大有人在，批评者认为新兴经济体过渡国家干预和大量国有经济，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公平性，对发达国家不利。在此我们姑且不论各种支持者和批评者的声音，首先要指出的是，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归结为“国家资本主义”，显然是错误的，如果这种归类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制度属性不理解或不了解造成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制度性质上不是资本主义，所以不属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如果说中国存在“国家资本主义”，也是在公有制为主体这一经济制度性质基础上，利用资本主义经济，为社会主义目标服务。因此，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性质与俄罗斯、巴西、印度和南非等其他四国，在性质上有本质不同。
其次，把“金砖五国”的其他四国发展模式概括为“国家资本主义”，并不能反映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制度结构特点。的确，这些新兴经济体都不同程度存在政府作用较强的特点，但这并不是这些国家市场经济模式的制度结构方面的特征。俄罗斯、巴西等国都曾是新自由主义的实践者，但经历失败的教训后，它们都根据自己的国情进行了新的制度结构改革，取得了新成就。比如俄罗斯自从普京任总统以来，一改叶利钦推行的新自由主义者提出的“休克疗法”改革方案，在打击金融寡头、推行国有化、协调劳资关系以及其他民生发展方面，进行了新的制度结构调整，使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层面制度形成较为良性的制度合成体，从而推动经济较为稳定发展。再比如巴西在经历80年代和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失败以后，巴西最大左派政党巴西劳工党开始执政，从卢拉到新总统迪尔玛，都致力于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贫困问题等，宣称要建立“民主的可持续的社会主义”。可见，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是一个国家社会制度结构综合改革的产物，并非简单的“国家资本主义”就能概括的。
第三，国家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国家摆脱危机的重要选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崛起之初，无一不是靠国家力量做后盾。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过程中，每一次遇到重大经济危机不能自拔时，也总是要依靠国家力量。两次世界大战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国家力量，试图摆脱危机造成的恶果。战后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出现的“繁荣时期”，无一不是依靠政府强力干预结果。此次金融危机，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采取国家资本主义政策。由此可见，“国家资本主义”并非发展中国家的特有现象，它同样是发达资本主义摆脱危机的重要选择。当美国模式和欧洲的德国、瑞典模式都难以成为摆脱危机的榜样时，一定程度的“国家资本主义”与本国制度相结合，就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寻找新的“第三条道路”的新选择。
总之，本文认为无论哪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都无非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调节模式而已。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越来越难以容纳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仅仅局限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范围内的调节空间已经变得越来越小，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也会日益频繁，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局限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模式调整越来越难。
五、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特征和未来走向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时间看，是一个历史的体系；从空间上看，是一个世界的体系；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与空间扩张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处在不断的演变过程之中。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暴露出了不断累积和激化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而且也暴露出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其深刻的矛盾。危机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或世界格局将如何演变，是本节所要重点探讨的问题。
（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平衡性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由性质不同的两类关系构成的。第一类关系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即所谓的中心与外围的关系或南北关系，这类关系是以控制与被控制、剥削与被剥削为特征的，其发展的趋势是两极分化。第二类关系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这类关系是以这些国家的竞争与合作为特征的，其发展趋势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趋同与分化的循环交替。这两种关系的不同性质及其发展规律，都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决定的。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为少数发达国家和大多数不发达国家，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空间上依赖于劳动力、原料来源、投资场所和销售市场的不断扩张，这种扩张不外乎两个途径：在国内，资本通过侵入非资本主义经济领域，把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和经济过程置于资本的控制之下；在国外，资本通过武力和非武力的侵入和占领，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生产要素和经济过程置于发达国家资本的统治之下。资本主义制度在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发展，必然在资本主义国家范围内和资本主义世界范围内造成两种不同类型的两极分化。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造成财富在少数资产阶级一极积累和贫困在广大无产阶级一极积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造成少数发达国家（富国）和大多数不发达国家（穷国）的两极分化。资本主义世界的分化现象不过是资本主义国内的分化现象在全球规模上的重演。那么，发达国家是如何控制和剥削不发达国家的呢？
或者说，中心国对外围国进行榨取和剥削的机制和过程是什么呢？对这一问题，不少学者作过具体分析。例如，多斯桑托斯曾经把剩余榨取机制概括为以下几种类型：（1）国际价格。由于世界市场的垄断造成的不平等交换，使中心国通过国际价格吞占了不发达国家的成果。（2）服务：由于知识产权的垄断，依附国生产的大量剩余通过服务费的形式（主要包括运费、保险费、技术服务费、商标和专利费）转移到发达国家。（3）资本输出。通过资本输出和国际资本市场，中心国把全世界大部分劳动者置于国际资本的剥削之下，直接攫取外围国家的剩余。（4）依附的积累机制：外债和国际“援助”，通过外债和所谓国际“援助”，使外围国对中心国的依附不断加深。[76]萨米尔·阿明把塑造当代帝国主义统治和导致全球两极分化的机制概括为5种垄断，这5种垄断是：（1）对新技术的垄断；（2）对全球范围上的金融流动的垄断；（3）对地球自然资源的获取的控制；（4）对通讯和媒体的手段的控制；（5）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控制。[77]我国学者高峰把导致这种结果的主要机制作了如下概括：第一，这些国家的大量经济剩余被发达国家的资本所占有，并通过利润回流的形式转移到发达国家，使发展经济所需要的资本极度短缺。第二，出于巩固自身支配地位的目的，外国资本通常与不发达国家原有的统治阶级相勾结，维持某些前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例如封建的土地制度等），这些旧的制度关系阻碍了资本主义工业所必需的国内市场的发展。第三，外国资本为加强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控制，极力打压当地的民族资本，阻碍当地民族经济的发展。第四，在外国资本的控制和扶植下，不发达国家的有限资本更多地流向外贸、金融、不动产等非生产性部门，其利润也大量进入外国资本家、官僚、买办、地主等剥削阶级的非生产性消费，进一步限制了生产性资本的积累。第五，为了使不平等的交换关系永久化，把不发达国家当作自己的工业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发达国家竭力巩固不合理的国际分工，迫使不发达国家维持初级产品或低端工业品生产的畸形的产业结构。所有上述这些机制，在不发达国家处于殖民地附属国地位时，其作用是十分显著的；而在不发达国家取得民族独立之后，它们也还在不同程度地起作用。由此可见，资本的本性和资本积累，不仅必然在国家范围内造成两极分化，产生富人与穷人的对立；同时也必然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两极分化，形成富国与穷国的对立。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也根源于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正如列宁指出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这个规律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基础上的。[78]资本作为一种特定的生产关系，包含着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关系和资本之间的竞争关系。剥削关系是竞争关系的基础。资本主义经营既然以剥削雇佣劳动为手段和以追逐利润为目的，资本与资本的关系本质上必然是竞争的。资本之间也存在着吸引、合作与联合的一面，但这种合作与联合只不过是为了在更大的范围与更强的对手展开更有力的竞争。任何资本在市场上都力图排斥其他资本，以保持自身在生产和销售上的有利地位，占据更大的市场和获取更多的利润。在世界范围内，资本的这种竞争关系就表现为各国资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和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经济、政治舞台上的竞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力图保持自身的优势，后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则要奋力追赶，这就成为国家之间发展不平衡的根本动力。[79]
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最重要的政治后果，是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乃至爆发战争。一旦各国的经济实力发生变化和此消彼长，原有的势力范围划分与现有的经济实力不相称，重新瓜分势力范围的斗争必然尖锐化，战争就成为这种争夺的最后手段。列宁精辟的指出，“要测定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真正实力，除了战争以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办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工业中的危机和政治中的战争以外，没有别在办法可以恢复经常遭到破坏的干均势”。[80]如同资本之间既有竞争也有合作一样，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也是联合与竞争相互交织，但是，联合并不能消除战争，“和平的联盟准备着战争，同时它又是从战争中生长出来的，两者互相制约，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帝国主义联系和相互关系这个同一基础上，形成和平斗争形式与非和平斗争形式的彼此交替”，这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本质和规律。
（二）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主要特点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随着以信息化、全球化、金融化和新自由主义化为特征的资本主义新的发展阶段的到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经济全球化有了巨大发展，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在空间上的扩张接近了极限。其主要原因和表现是：
第一，信息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和广泛应用，赋予了资本和生产要素难以想象的流动性，从而使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找到了自己坚实的技术基础。
其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新自由主义政策逐步占了上风，并推广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广泛实施，推动了使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迅猛扩张。
第三，随着苏联东欧的剧变，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制度被资本主义制度所代替，世界社会主义阵营随之瓦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两大阵营对立的世界体系不复存在，由此导致了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急剧扩张。
第四，在国际贸易加速发展的同时，跨国公司和生产的全球化突飞猛进，金融全球化有了重大突破，形成全球统一的金融市场和统一货币体系的趋势。
在上述因素的推动下，8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急剧扩张，可以说是，深入到了世界每一个角落，真正具有了全球的性质。
2.资本的全球化与劳动力市场分割并存，世界的两极分化更加严重。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跨国界的自由流动，从经济学的理论看，劳动力的国际流动正像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一样，有利于增加世界经济的总产出，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社会的福利水平。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在全球化的滚滚浪潮中，发达国家只是一意推行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却树起了重重障碍，对人口流动却采取了比以往更加严密的限制政策，劳动力市场的全球化远远落后于商品和资本的全球化。因此，目前正在进行的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实际上是一种不对称和不完全的全球化，即：货物和资本市场倾向于全球自由流动，而劳动力市场却被分割成许多板块；一方面是越来越全球化的经济，另一方面是不同政治社会的继续存在；在民族国家，价值规律是三维的，包括了商品、资本和劳动三个市场，而在世界市场，价值规律却是二维的，排斥了劳动力市场，[81]。在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劳动要素价格的均等化受到阻碍,同样的劳动在不同国家的报酬水平产生了巨大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即所谓的中心国的工资一般要远远高于落后国家所谓的外围国。这样,在高工资、高技术与高福利之间产生了一种相互促进的累积性效果,导致中心与外围国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同时造成了中心国的工人阶级与外围国的工人阶级之间的利益矛盾。这就进一步印证了恩格斯关于工人贵族的说法：“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弄到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它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82]据经济统计与指数数据库显示，以美元现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看，1980年，美国为12249美元、英国9629美元、德国10759美元、法国12846美元、日本9171美元，而同期广大亚非拉国家如越南只有513美元、坦桑尼亚315美元、苏丹530美元、玻利维亚718美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非常明显，大概为1万美元；1990年，美国为23197美元、英国17782美元、德国19610美元、法国22017美元、日本24773美元，而越南为98美元、坦桑尼亚176美元、苏丹94美元、玻利维亚747美元，两组国家差距进一步拉大到约2万美元；2000年，美国35251美元、英国25142美元、德国23220美元、法国22574美元、日本36800美元，越南401美元、坦桑尼亚284美元、苏丹397美元、玻利维亚998美元，差距有增无减。[83]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以汇率法估算，2003年包括欧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为28053美元，而包括亚非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则只有276美元；2011年OECD国家人均国民收入上升到41224美元，低收入国家的这一数据仅为569美元，二者间的差距从2003年的27777美元扩大为2011年的40655美元；[84]据有关资料，目前在全球60亿人口中，有30亿人每天靠不足2美元生存，其中12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1美元。世界上1/5的人口生活在美、日、德、法、英及北欧那些高收入的发达国家，这些国家控制了86％的世界出口市场，68％的外国投资和74％的电话线，掌握着全世界97％的专利。而1/5的最贫困国家的人民，却只占有每一项的1％。1/5的富有者和1/5的最贫困者，从人均国民收入上衡量，其收入之比在1980年是30：1；1990年：60：1；而到1997年则扩大到74：1。世界上最富的20个国家的平均收入是世界最穷的20个国家平均收入的37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贫富两极分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既不可能实现国民的共同富裕，也不可能实现世界的共同富裕。
3.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性加深，形成了一超多强的格局。
美国霸权地位的形成以及围绕着霸权与反霸权而展开的斗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的一个突出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实力大大增强，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出现了美国独霸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雄称霸”的格局。到战争结束的1945年，美国拥有世界财富的40%，到1984年，美国工业生产占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总额的53.4%，出口贸易占32.4%，黄金储备占75.5%，并以美国为中心逐步建立起了对统一的资本主义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体系。然而，尽管美国在二战后的强大似乎是不可动摇的，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仍在继续发生作用。在黄金年代（1950—1973 年），美国的GDP增长显著落后于除英国外的所有主要发达国家；特别是德国和日本，它们的GDP年均增长率竟分别是美国的1.5 倍和2.4倍。至于人均GDP增长率，美国则慢于所有西欧国家和日本，仅相当于西欧国家人均GDP年增长率的63％。[85]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优势已经削弱，日、德、法、意等国的经济实力有了巨大增长，它们与美国在人均GDP绝对水平上的差距大大地缩小了，有些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甚至已经赶上美国。美国独霸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雄称霸”的格局逐渐转化为美、日和欧共体“三足鼎立”的“群雄并立”的格局。从三者的综合国力看，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产值的2/3，其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55%以上，每年海外直接投资总额占世界的80%以上，其在商业银行数量、科技人才和技术专利等方面也均居世界首位。此外，三者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各类国际经济组织中还拥有决定性的表决权。与此同时，以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等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逐步增长，地位明显提升。据有关国际组织计，2009年五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的16%，贸易额占全球贸易额的13%。因此可以说，当今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是以美国、西欧和日本三足鼎立为主导并向多极化的趋势发展。
但是，多极化并不意味着各个极的地位和力量是大体相当的。它们的经济力量不仅有着差别，而且有的差别还很大，因此是很不平衡的，从而它们在世界经济中所起的作用也不相同。在当今的世界经济新格局中，西方发达国家仍然处于主导地位，而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其经济实力要高出其它各极。特别
是在20世纪90年以后，在日本队和西欧经济持续低迷的同时，美国经济在高科技和金融业勃勃发展的支撑下，出现了强劲增长，美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得以重新确立，暂时
摆脱了20世纪70年代的衰落趋势，
在2005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2万4,866多亿，相当于整个欧盟的国民
生产总值，在全球生产总值中所占的分额超过了四分之一。
美国实实在在是当今世界无人可比的经济巨人。面对着这样的经济形势，特别苏联崩溃所形成的历史性时机和美国队超强的政治军事，
试图构建以美国为中心的单极世界甚至是构建美利坚帝国的企图一度又抬起头来。然而，尽管美国一强独大的地位暂时还难以动摇，但是，与战后美国经济的超强地位相比，其相对衰落的趋势还是非常明显的。美国尽管在世界经济中仍具有最大的影响力，但却又无法像过去那样独霸天下，主导整个世界经济。从现在的发展趋势看，这种多极化下一超多强的局面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4.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腐朽与寄生性日前明显。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金融化的趋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渐行渐远、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经济急剧膨胀的现象，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因此而发生了深刻的转型，一种被称作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经济格局开始形成，其主要特点是：美国主要生产没有实物支持的美元货币和金融产品，其它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则使用物质资源和劳动力生产可以用美元购买的各种各样的物质产品；美国利用美元的特殊地位从其它国家特别是亚洲地区购买大量消费品，亚洲国家则通过出口消费品积累了大量的外汇；亚洲国家把从贸易中积累的盈余用于用购买以美元计价的各种资产如股票、国债等有价证券，而美国则依靠世界各国提供的信贷形成虚假的需求，反过来拉动世界的消费和增长。
这一模式的核心是美元的霸权地位和美元扮演“世界货币”的角色，由此导致了这样一个深刻的矛盾：一方面美元要靠增加自身的量来维持“流通手段”的职能——只有靠增发货币刺激泡沫来巩固美国“最终消费者”的地位，才会有更大比例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以美元计价；而另一方面又要限制自身的量来维持“价值尺度”的职能——只有让美元看起来仿佛是稀缺的、强势的、不可替代的，才会使发展中国家以美元为储备货币。[86]以美元霸权为基础上的这种世界经济体系，一方面使美国可以大肆举债，透支消费，累积了规模巨大的贸易赤字，导致了美元的长期过度供给，另一方面推动了美国资产价格的大幅上涨和虚拟资本大幅膨胀，从而为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这种一种严重失衡的世界经济体系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在这一体系中，美元只有经过国内市场才能增加其供给量，这必然会增加了本国的通胀风险和资产泡沫。面对通胀风险美国不得不通过调整利率来对货币供给进行控制，这又会随时引发资产泡沫的收缩与膨胀，从而引发金融动荡。更重要的是，从国际看，增加货币量否定了其自身作为“价值尺度”的稳定性，因而导致更多的交易避免采用美元计价，导致世界货币体系向多元化发展，或是经历新的国家信用代替旧的国家信用的艰难过程，以另一种纸币取代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87]
世界经济体系的不稳定性还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现有世界经济体系有利于金融掠夺而危及剩余价值的生产。在这一体系中，美元只有依靠对发展中国家生产的产品的购买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并不断获得增殖。但是，一方面美元贬值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生产商品的竞争力，从而阻碍了价值实现，另一方面金融化的发展增加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金融风险，从而周期性地抑制剩余价值生产的顺利进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必须占领更大的美国进口市场才能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对于美国来说，必须通过美元的贬值以抵减债务并促进金融自由化才能实现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掠夺。这两方面是根本矛盾的。
列宁曾经指出，进入帝国主义后，资本主义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88]列宁的这一论断，在当前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在当代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由于金融化趋势的不断加深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严重脱离，其腐朽性的寄生性无疑也大大地发展起来了。
（三）危机后世界格局的变化：美国的霸权是否在衰落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中的重大事件，危机后当今世界格局正处于重大的历史转变期，这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共识。但是，这种转变的方向是什么，人们的认识不尽一致，核心的问题是美国的霸权在危机后是否在走向衰落，多极化的世界格局是否已经形成。
其实，美国是否在衰落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近几十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学中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有关“美国是否衰落”的争论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约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以超群实力登上世界霸权的顶峰开始，到20世纪60年代末。由于这一时期，美国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整体表现出巨大优势，使得有关美国衰落的观点鲜有出现；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70年代美国爆发美元危机、经济危机、石油危机及其后较长期的经济滞胀开始，到1987年保罗·肯尼迪出版《大国的兴衰》一书预测美国和其他过往帝国一样也会走向衰落为高点，这次论战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及美国在这之后，借助于信息科技革命创造的长达106个月持续增长的“新经济”而告终。第三阶段，始于2001年美国遭受本土范围内首次遇袭的“9·11”事件，其后美国经济也开始出现疲软现象，使得美国衰落的言论再次出现，但随着美国单边主义的盛行，对外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并取得胜利。在国内市场方面，格林斯潘采取的低利率政策以及随之而来的美国房地产市场火爆，使得这样的争论被一定程度地掩盖。第四阶段，随着2007年美国爆发 “次贷危机”，经济受到严重打击，失业问题、债务问题、两极分化问题突出地暴露出来了，美国模式的神话破灭了，在这样的条件下，关于美国是否在衰落的问题再次被提出了，并引起了更加热烈的讨论。
总的来看出，关于“美国是否衰落”问题的几次大的争论，相隔的时间越来越短，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大，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广，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美国是否衰落”的问题不是某些学者的主观想象，而已经成为了一个严肃而现实的问题。
考察美国经济是否在衰落有两个角度，一个是纵向的，一个是横向的。从历史角度纵向比较美国各个历史时期经济指标的变化，很容易得出认为美国在衰落的结论；从横向角度比较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相对地位，则很容易得出美国仍然是世界经济霸主的结论。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补充的，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演变的历史趋势，这一趋势并不会因为本次危机而根本改变。这次金融危机后的情况仍然如此。这里我们选择两个指标进行观察。
一是经济总量。图1和图2分别做出了1970-2011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规模以及产出比重的变动情况，从图1可以看出，第一，美国的相对地位处于下降趋势，从70年代占世界的3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20%左右。第二，美国经济相对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整体上增长是比较快的，其相对优势一直比较明显。美国相对地位的下降主要是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造成的。不过，2011年，美国实现经济增长15.1万亿美元，占整个世界产出的比重为21.6%。排在第二位的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7.3万亿美元，尚不足美国经济规模的一半。
图1 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规模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
图2 主要经济体占世界产出的比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
表1从产出增长率损失和绝对产出水平损失两个维度，分析了金融危机发生后几个主要国家实际产出的损失情况。[89]
表1 主要国家金融危机的产出损失情况 （单位：%）
|
代表国家
|
增长率损失（3年平均预测值）
|
增长率损失（5年平均预测值）
|
绝对产出损失（3年平均预测值）
|
绝对产出损失（5年平均预测值）
|
|
产出损失较大的国家
|
爱尔兰
|
10.92
|
10.37
|
14.16
|
13.49
|
|
新加坡
|
9.91
|
8.46
|
12.63
|
10.85
|
|
俄罗斯
|
9.01
|
8.83
|
9.60
|
9.37
|
|
冰岛
|
8.78
|
8.40
|
10.55
|
10.06
|
|
土耳其
|
8.67
|
8.93
|
10.80
|
11.14
|
|
产出损失中等的国家
|
日本
|
5.33
|
5.31
|
6.76
|
6.74
|
|
阿根廷
|
4.96
|
5.03
|
5.57
|
5.66
|
|
美国
|
3.88
|
4.07
|
5.00
|
5.27
|
|
中国
|
3.38
|
2.31
|
4.44
|
3.03
|
|
菲律宾
|
3.38
|
3.33
|
4.18
|
4.11
|
|
产出损失较小的国家
|
挪威
|
2.50
|
2.44
|
2.82
|
2.74
|
|
波兰
|
2.19
|
1.81
|
2.37
|
1.84
|
|
巴西
|
1.93
|
1.54
|
1.56
|
1.00
|
|
澳大利亚
|
0.72
|
0.89
|
0.47
|
0.72
|
|
印度尼西亚
|
0.57
|
0.19
|
0.48
|
-0.06
|
|
工业国
|
4.46
|
4.18
|
5.39
|
4.99
|
|
发展中国家
|
4.45
|
4.05
|
4.92
|
4.43
|
|
新兴市场国家
|
3.86
|
3.63
|
4.38
|
4.06
|
|
其余发展中国家
|
4.76
|
4.28
|
5.21
|
4.63
|
|
全部国家
|
4.45
|
4.08
|
5.03
|
4.56
|
从表1可以看出，对于本轮美国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产出损失，全面性和非对称性是最为主要的两个特征。一方面，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几乎造成了所有国家产出增长的下降，无论用增长率损失还是用绝对产出损失来衡量，世界产出的损失都超过了4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在产出损失呈现出全面性特征的同时，在不同国家之间，产出损失的非对称特征反映的非常明显。产出损失比较大的国家主要是爱尔兰、新加坡等国家，产出损失比较小的主要是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日本和中国的产出损失处于中间位置。重点关注美国产出的相对损失情况，基于2005-2007年的经济增长率，美国的产出增长率损失为3.88%，绝对产出损失也5.0%，产出损失只是处于中等情况，不但低于发达工业国的平均产出损失，也低于世界平均的产出损失。风险积累发生在发达国家，但损失由全部国家买单的特征表现的非常明显。
二是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以下三个方面的情况反映了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
（1）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货币体系是全球金融体系的核心所在。危机前后美元在储备货币中的地位变化也直接反映了美国全球金融地位的变化。作为此次金融危机的发源地，美元的霸权地位对世界经济的危害无疑被充分暴露出来了，受到了空前广泛的批评。而危机爆发后美国多轮扩张性货币政策以及日益恶化的债务危机无疑也严重损害了美元的长期信用。从长期趋势看，随着美国经济的历史性衰落，美元霸权地位的历史性衰落也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毫无疑问，美国和美元的衰落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就短期来看，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迟迟未能缓解的背景下，美国作为全球金融中心和美元作为全球核心储备货币的地位非但没有动摇反而得到加强。也就是说，尽管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仍然存在着种种缺陷，但从根本上改变这一体系还为时尚早。当前全球外汇市场交易额各国货币的比例分布以及储备货币币种结构所反映的特征也基本如此（表2）。
表2 全球外汇市场交易额及储备货币币种结构
|
|
外汇交易额比重
|
储备货币币种结构
|
|
|
2001
|
2004
|
2007
|
2010
|
2001
|
2004
|
2007
|
2010
|
|
美元
|
89.9
|
88
|
85.6
|
84.9
|
71.5
|
66.0
|
64.1
|
61.5
|
|
欧元
|
37.9
|
37.4
|
37
|
39.1
|
19.2
|
24.8
|
26.3
|
26.2
|
|
日元
|
23.5
|
20.8
|
17.2
|
19
|
5.1
|
3.8
|
3.8
|
3.8
|
|
英镑
|
13
|
16.5
|
14.9
|
12.9
|
2.7
|
3.4
|
4.7
|
4.0
|
|
瑞士法郎
|
6
|
6
|
6.8
|
6.4
|
0.3
|
0.2
|
0.2
|
0.1
|
数据来源：外汇交易额的数据1992年和1995年来自Triennial Central Bank Survey 1995, BIS；1998年以后的数据来自Triennial Central Bank Survey 2010, BIS。币种构成的数据来自IMF COFER数据库。
从表2可以看出，美元的货币霸权地位无论从外汇交易额中的货币比重还是全球储备货币中的货币份额来看，都有所体现。就外汇交易额而言，进入新世纪后，与美元有关的外汇交易占全部外汇交易的比重一直比较稳定，平均保持在85%以上，远远高于欧元和日元等其他货币的交易份额。而从储备货币的币种结构来看，美元的货币霸权地位也同样显著。进入新世纪后，虽然美元在全球储备货币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从2001年的71.5%下降到了2010年的61.5%，但尽管如此，相对于排在第二和第三位的欧元和日元来讲，优势依然非常明显。另外，如果考虑到日本经济发展的活力不再以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欧洲经济的影响的话，美元今后一段时间内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地位还有可能进一步得到增强。事实上，至少有两个因素决定了美元在储备货币中的地位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转变。一是其他货币在当前全球储备货币中的占比过低。2010年，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比重尽管有所降低，但是仍然达到61.5%。而排在第二位的欧元在储备货币中的比值仅有26.2%，尚不足美元的一半。二是美元在SDR一篮子货币中40%的比重也直接决定了美元资产在储备货币中下滑的比例有限。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是欧元、日元还是人民币在短期内都不能够动摇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同时，还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在当前发展中国家对外的债务构成中，美元也是最主要的货币。自上世纪90 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对外债务中美元计价债务占比一直相对较高。在上世纪90年代初，发展中国家对外债务中，美元债务的比重仅在40%左右，而经过十几年的时间，这一比例快速上升到了2003年的60%以上。金融危机发生后，发展中国家对外债务中美元比重有所下降，但下降比例有限，仍然维持在60%左右的水平上。
（2）美国的金融市场在国际金融市场的中心地位。除去美元的霸权地位之外，美国经济的增长离不开美国金融市场的持续繁荣。在一定意义上，在资本跨国流动的规模和速度大大提高的背景下，正是不同国家金融发展水平上的巨大差异构成了不同国家国际分工地位的基础。金融发展水平最高的美国成为了全球的金融中心，而金融制度和环境相对稳定，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处于中游的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则逐渐发展成为全世界的制造业中心。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的金融市场不可避免的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但冲击的程度并不是很大。美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并没有根本改变。具体结果见表3。
表3 不同国家金融部门发展水平的国际比较
|
指标
|
国家
|
2004
|
2005
|
2006
|
2007
|
2008
|
2009
|
2010
|
|
金融部门市值
|
中国
|
1.7
|
1.1
|
2.7
|
7.7
|
13.5
|
20.0
|
16.2
|
|
法国
|
3.6
|
3.8
|
4.0
|
4.1
|
3.8
|
3.4
|
3.8
|
|
德国
|
3.2
|
3.0
|
2.8
|
2.7
|
2.7
|
2.4
|
2.2
|
|
日本
|
7.4
|
8.8
|
10.5
|
8.0
|
6.4
|
8.2
|
5.7
|
|
英国
|
10.3
|
10.2
|
9.0
|
9.0
|
7.2
|
5.3
|
6.2
|
|
美国
|
45.0
|
39.8
|
35.0
|
32.5
|
25.5
|
22.9
|
26.0
|
|
全部国家
|
5996
|
6630
|
8214
|
10005
|
9412
|
3929
|
7520
|
|
金融部门收益
|
中国
|
0.7
|
0.7
|
1.1
|
2.1
|
2.6
|
4.5
|
5.6
|
|
法国
|
6.7
|
7.4
|
7.5
|
7.0
|
8.2
|
9.7
|
8.1
|
|
德国
|
8.3
|
7.3
|
6.0
|
5.8
|
5.6
|
6.5
|
5.3
|
|
日本
|
8.5
|
8.9
|
7.1
|
5.9
|
5.4
|
7.1
|
6.1
|
|
英国
|
10.1
|
9.6
|
10.8
|
12.6
|
11.8
|
6.2
|
10.9
|
|
美国
|
31.8
|
29.5
|
29.7
|
29.6
|
26.9
|
20.6
|
22.3
|
|
全部国家
|
3909
|
4432
|
5151
|
6133
|
7081
|
6447
|
6644
|
注：表格中数字为相应国家金融市场指标占全世界的比重情况，单位为%。全部国家行中的单元格对应着全世界金融部门的市值和收益率，单位为10亿美元。资料来源于约翰•罗斯，《中国金融领域优势的国际比较》，《中国金融》2011年第15期。
从表3可以看出，在进入新世纪后，尽管美国的金融部门无论在整体规模还是收益层面，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但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优势仍然非常明显。同时，在2007年美国发生次债危机后，美国金融市场的相对规模以及收益率也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但这样的一种下滑体现的更多的仍然是一种趋势性因素，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并不显著。具体来说，在金融市场的规模方面，2004年，全球金融部门市值为6.0万亿美元，美国金融部门市值则为2.70万亿美元，占全球金融部门市值的高达45%。之后，在整个世界金融市场中的比重也呈逐渐下滑之势。金融危机后，美国金融市场市值大幅降低，但在全球金融市场市值出现大幅缩水的情况下，在2010年，美国的金融市场市值占全球市场市值的比重达到26%，仍然大大领先于其他国家。在收益率方面，美国金融部门的收益率与其他国家相比依然存在较大的优势。在2004-2010年期间，美国金融部门的收益率一直保持在20%以上，这一点，即便在金融危机期间也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3）美国经济的双循环特征。在美国产业增长的动力由制造业转向金融服务业后，国际资本的双向循环流动成为美国收益实现的现实载体。资本的双向流动，一方面弥补了美国低储蓄高消费的资金缺口，另一方面对美国国内充足的市场流动性提供了外在保证。因此，这种国际资本的流动趋势是否可以维持，一直是美国货币当局担心的主要问题。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实施了一系列包含利率调低、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在内的经济刺激方案，在这样的背景下，这种全球资本双向流动的趋势是否会发生改变，即美国是否会经历资本的外逃是金融危机后国际分工格局是否会出现重大调整的初始信号。
在流向美国的大量资金中，投资收益是决定资本流向的主要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多年来，美国市场被认为是“风险避难所”。美国在事实上起着国际资本流动的枢纽作用，即一方面吸收大量的国际资本，另一方面进行大量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股权投资。美国资本流入和流出额分别占全球总额的三分之一和五分之一。它的资本流入流出的变化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国际主要投资机构全球投资策略的调整。从图3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发生后，伴随着美国金融市场的动荡，流入以及流出美国的资本规模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90]但是相对而言，资本流动规模的下滑主要表现在美国对外的资本输出上，流入美国的资本状况变化不大。在危机发生初期的2008年，流入美国的资产数量甚至仍然延续了之前的上升趋势。而在资本流出方面，虽然在2008年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股权投资的下滑比较严重，但伴随着美国金融市场的趋于稳定以及世界经济的不断复苏，到2011年，美国持有的国外资产规模已经基本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
图3 美国金融资产和负债的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美国财政部，下同。
更为重要的是，虽然金融危机的发生影响了资本流入和流出美国的规模，但从资本流动的结构来看，金融危机的发生并没有根本改变资本流动的风险结构和收益结构。从图4可以看出，在流入美国的资本构成中，债券资本特别是以政府国债为主要载体的资本流动是最为主要的资本流动形式。在2002-2011年期间，债券投资占整个美国资产投资的比重一直在67%以上，金融危机发生后，在流入美国的资本规模没有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债券投资所占的比重却出现了增加，在最高的2009年，流入美国76.6%的资本都是债券投资，说明即便在美国金融危机时期，美元债券资产仍然是最具吸引力的投资工具。相反的情形出现在美国对外的资本输出结构中，从图5可以看出，与流入美国的资本结构恰好相反，在美国对外资本输出的过程中，股权投资是最为主要的形式。在2003-2011年期间，股权投资占美国对外证券投资输出的比重一直在65%左右，虽然这一数值在金融危机后有所下滑，但是下滑幅度不大。因此，综合图4和图5的情况，可以看出，流入美国的资本是风险和收益都相对较小的债券投资，而流出美国的资本是风险和收益都相对较高的股权投资。在这样一种资本的双向循环过程中，即便不考虑资本流动对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间接收益，单以资本收益率来看，美国也有超过10个百分点的资本收益。[91]
图4 国外持有的美国资产结构
图5 美国持有的国外资产结构
在金融危机后，虽然流入和流出美国的资本虽然在资本规模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但在资本流动结构不发生根本变化的前提下，资本的持续流动特征以及美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并不会受到较大冲击，国际资本的双循环流动特征短期内难以发生根本改变，从而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短期内相对稳定性。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根本矛盾以及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刻根源也不可得到根本的消除。资本主义的长期衰落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长期衰落都是不可避免的。
* 本课题受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国际金融危机后资本主义的历史走向与我国的应对方略研究”资助
课题参加人员：张宇、邱海平、刘凤义、朱安东、王生升、谢富胜、赵峰、赵勇、孙宗伟、沈尤佳、蔡万焕、冯志轩、马慎萧、等参加了课题的讨论和写作。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
[②] 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王宁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5 页。
[③] 威廉·I.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跨国世界中的生产、阶级与国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④] 鲁从明：《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还是社会资本主义？——对现代资本主义阶段概定的探讨》，《经济研究》1989年第4期。
[⑤] 成保良：《现代资本所有制形式和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当代经济研究》2005年第9期。
[⑥] 张彤玉：《社会资本论：产业资本社会化发展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⑦] David M. Kotz. Contradictions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Neoliberal Era: Accumulation and Crisis in the Contemporary U.S. Economy.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40, No.2, Spring 2008; pp174-188.
[⑧] James Crotty.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of the Global Neoliberal Regim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32, No.3, 2000; pp361-368.
[⑨] Gérard Duménil & Dominique Lévy. The Crisis of Neoliberal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⑩] John Bellamy Foster. The Age of Monopoly-Finance Capital. Monthly Review, Vol. 61, Iss. 9; pp1-13.
[11] 让-克洛德·德罗奈：《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1年第5期。
[12] 李慎明：《从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认清新自由主义的危害》，《红旗文稿》2010年第6期。
[13] 何秉孟：《美国金融危机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14] 艾伦·M.伍德：《资本的帝国》，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15] 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16] 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17] 杨承训：《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新特征》，《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0期。
[18]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3-65页。
[19] 重田澄男：《“资本主义”概念的起源和传播》，《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2期。
[20] 詹姆斯·富尔彻：《资本主义》，张罗、陆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13-18页。
[21] 塞缪尔·鲍尔斯、理查德·爱德华兹、弗兰克·罗斯福：《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孟捷、赵准、徐华主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5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5页。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5—286页。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9页。
[26]《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7-708页。
[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页。
[28] 《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6页。
[30] 哈耶克：《不幸的观念》，东方出版社，1989年内部版，第39-40页，。
[31] 《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19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8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9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页。
[36] 孟氧：《经济学社会场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4-335页。
[37] 李慎明：《时间不在资本主义一边——高新科技在革资本主义的命》，《红旗文稿》2013年第3期。
[39] Gerard Dumenil & Dominique Levy， Capital Resurgen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
[40]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2009。
[41] 《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40、441页。
[42] 保罗·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7页。
[43]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美式资本主义的灭亡》， 《中华文摘》2009年9月。
[44] 洛仁•戈尔德纳：《当前金融危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衰落》，《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10期。
[46]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不会复苏面临两种前途》， 《外交政策》2011年1月2日。
[48] 李其庆：《世界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演变》，《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第2期。
[50] Gérard Duménil, Dominique Lévy. The Crisis of Neoliberalism.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332-334.
[51] 程恩富、谭扬芳：《从“占领华尔街”反思资本主义制度》，《理论学习》2011第12期。
[52] 尼克•比姆斯：《资本主义的世界危机和社会主义的前景展望》，《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11期。
[53] 保罗·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54] 约瑟夫·斯蒂格利兹：《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东方早报，2008年07月12日
[55]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2011. table79. [EB/OL] http://www.gpoaccess.gov/eop/2011/xls/ERP-2011-table79.xls
[56] 很多美国经济史专家指出，罗斯福新政对美国经济摆脱“大萧条”的贡献被过分夸大了，实际上，真正终结大萧条时代的决定性力量，是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战争机器的全面开动。
[57]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2011.
[58]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2011.
[60] 2012年的数据中，美国和日本是官方公布的初步核算数据，其他为预测数据。数据来自欧盟的统计部门EUROSTAT，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tgm/table.do?tab=table&init=1&plugin=1&language=en&pcode=tec00115
[61]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3-02-15/bernanke-says-economy-far-from-recovering-full-strength.html
[62]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2/02/index.htm
[63]另外还有几个欧洲小国的外债水平都极高，冰岛、爱尔兰、卢森堡的外债分别是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7.9、10.2和35.0倍，这也与这些国家的银行体系有关。
[65] 根据美国商务部调查局的数据，2011年美国的贫困发生率仍然保持在15%的高位，贫困人口达到4620万。
[66] 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tgm/table.do?tab=table&language=en&pcode=teilm020&tableSelection=1&plugin=1
[67]斯大林曾经把十月革命后的世界历史概括为“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时代，这一阶段，世界分裂成两个对立的体系，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瓦解，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空前激化，经济、政治等方面陷入了全面的危机，资本主义体系日益崩渍，社会主义制度在全世界逐渐确立。本文借用了“总危机”这一概念，但表达的意思有所不同。这里的总危机是针对新自由主义或金融资本主义这一阶段性而言的。
[68] 阿夫纳·格雷夫：《大裂变：中世纪贸易制度比较和西方的兴起》，郑江淮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
[6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5页。
[70]维尔纳·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王明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5、7页。
[72]于青：《一个经济学家的反思》，《人民日报》2009年3月23日第六版.
[73] 何 农 ：《欧洲的社会模式该不该坚持》，《光明日报》2013年2月18日。
[74]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i/jyjl/m/201212/20121208488560.html
[75]参见人民网：《德媒:2011年德国失业率降至十年来最低》，2012年1月4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GB/70846/16791211.html
[76] 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77] 萨米尔·阿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全球主义》，见罗纳德•奇尔科特主编《批判的范式：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78]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79] 高峰：《21世纪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演变》，《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年第1期。
[80]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81] 萨米尔•阿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全球主义》，见罗纳德•H•奇尔科特主编：《批判的范式：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8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2页。
[85] 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年中译本，第19、49、53页。
[86] 哈维对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之间的矛盾进行了考察，参见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87] Ramaa Vasudevan对历史上作为世界货币的主要货币的历史进行了考察，参见Ramaa Vasudevan, 2008, “Finance, Imperialism, and the Hegemony of the Dollar”, Monthly Review, April 2008.
[88] 《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8页。
[89] 具体的测算方法参见雷达、赵勇，《产出损失和政策效应分化下的G20合作》，《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年第12期。
[91] 数据来源于Gourinchas, P.-O. and H. Rey (2005). "From World Banker to World Venture Capitalist: US External Adjustment and the Exorbitant Privilege." NBER Working Paper No.115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