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式金融垄断资本恶性膨胀，金融寡头不择手段敛财，导致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这已不仅仅是社会平等问题，而是美国曾经的一个基本信念和道义——老板收入大大超过普通员工将不利于士气——的崩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原世界银行资深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列茨指出，金融系统正在让美国社会承受损失而让少数人获利，这不是市场经济，而是一个扭曲的经济。

    政策导致违规操作成为常态

    很多专家都认为，美式金融垄断资本恶性膨胀始于20世纪80年代。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马丁•雅克认为，所有主要经济危机都是人为造成的，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严重经济危机都是如此。这与经济周期和结构有关，但首先是一种系统性危机。这种系统危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撒切尔——里根时代，当时的自由市场主义和私有化政策为现在的危机埋下了祸根。尤其是在金融领域，这些政策导致违规操作成为一种常态。

    “里根经济学”

    1929年大危机后，民主党人罗斯福在总统竞选期间攻击垄断和颂扬政府。他指出：“垄断限制了各种机会。个人的主动精神被一部庞大机器的轮牙所压碎。自由经营的领域日益受到限制，私有企业确实变得过分私有，它们已经变成了特权企业，不再是什么自由企业。”他认为：“面对着这样一个经济专制，美国的公民只能求助于有组织的政府权力。”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入主白宫后实施“新政”的核心是强化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调控。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陷入增长缓慢甚至停滞与通货膨胀加剧并存的所谓“滞胀”困境。共和党人里根在总统竞选期间批评政府并提出减少对企业的干预。1981年初他在就职演讲中说：“企业家有对自己的信念，有对一种观点的信念。正是这些，创造着新的就业和新的财富的机会。”里根就任总统后提出的“经济复兴计划”被称为“里根经济学”。有些人认为，犹如凯恩斯经济学是20世纪30年代对古典经济学的革命一样，“里根经济学”是对凯恩斯经济学的革命。“里根经济学”的核心是资助大财团和大企业垄断不断加强，从而导致国家垄断资本恶性膨胀。

    银行并购

    在很长时期，以银行为代表的借贷活动，主要是为实业提供贷款，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利息，相辅相成、相互受益。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和国会大开绿灯，大幅度放宽对银行经营业务的限制，允许混业经营范围不断扩大。据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等著《危机后的全球金融变革》一书中介绍，1986年，美联储(中央银行)允许银行通过在各州持股子公司形成银行控股公司，银行控股公司可以通过子公司参与市政债券、按揭贷款抵押债券等证券业务，也可以持股保险公司而介入保险业务。1994年通过的Riegle-Neal Interstate Banking and Branching Efficiency Act在美国金融史上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它结束了美国银行业近百年水面无痕、暗流涌动的并购史，开创了银行并购的新时代。1994年，美国国内共有323家银行参与并购，并购金额高达7200亿美元，占当年整个银行业资产总额的17.9%。
    美国政府与国会都离不开大财团和大企业的资助并为其服务，金融危机折射出美国金融体制中存在着惊人的官商勾结的“裙带资本主义”弊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甄炳禧2010年发表题为《金融危机与美国经济前景》的文章介绍，2009年3月，美国一家非政府组织“消费者教育基金会”发表了题为《出卖：华尔街和华盛顿如何背叛美国》的调查报告披露，在过去十年间，美国金融机构用51亿美元对华盛顿进行政治投资，雇用了3000名游说人员，收买国会议员、政府要员及联邦金融监管机构等，获得了放松金融监管及其他直接导致当前金融体系崩溃的政策举措。第一笔资金——17亿美元——是整体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保险公司及房地产机构等)用于支持联邦选举的政治“献金”，其中55%支持共和党，45%支持民主党；而在2008年选举中，民主党获得金融机构的政治“献金”超过50%，奥巴马得以入主白宫。第二笔资金——34亿美元——是金融机构投入正式注册的游说联邦官员的组织及个人。仅2007年，金融机构就雇用2996名游说人员，其中许多为前政要。

    放松管制

    金融机构以金钱开路，从华盛顿决策者和监管者获得放松金融管制的重大“成果”，其中主要有：
    第一，美国国会于1999年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并以此废除了1933年制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允许混业经营。根据这一法案，银行控股公司可以升格为金融控股公司，可以从事具有金融性质的任何业务，从而宣告历经60多年的分业经营模式彻底终结。新法案实施后，美国商业银行出现了混业并购的趋势，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以控股公司的形式相互渗透并在彼此的市场上进行竞争。
    第二，政府拒绝对金融衍生品进行监管。20世纪90年代末，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建议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管制，遭到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鲁宾和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等人的阻挠，他们在国会作证时宣称对金融衍生品管制将窒息金融部门的活力。国会也封杀了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2000年，国会通过的“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规定，信贷违约互换等金融衍生品可免受监管。对金融衍生品监管缺失被证明是金融体系的祸根。投资家巴菲特曾把它称为“大规模金融杀伤性武器”。
    第三，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投资银行实施自愿监管制度。SEC在1975年制定的规则是，投资银行应维持债券与净资本比率(即杠杆率)不低于12：1，如果超过12：1，任何证券交易将受到禁止。2004年，SEC在高盛公司等投行的压力下，授权投行参照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公布的标准，制定自己的净资本准备金比率要求并实行自愿监管，实际上就是无监管，导致投行杠杆率飙升，其中美林的杠杆率升至40：1。金融当局修改监管规则，允许银行等采取资产负债表外记账标准，隐瞒实际负债情况。
    第四，金融机构的游说使房利美和房地美“两房”主要业务从传统的优质贷款转向次贷市场，并成为次贷市场的主要买主，从而导致2007年爆发次贷危机。
    第五，联邦监管机构对信贷评级公司监管缺失引发利益冲突和信贷评级公司失职，特别是2006年出台“信贷评级机构改革法”后，进一步削弱了SEC的监管权力。
    金融机构以巨资从政府主管部门和国会获得越来越宽松的金融监管环境，金融资产特别是金融衍生品层出不穷、急剧膨胀。据统计，如果将美国金融危机前所有金融资产(包括担保债务凭证CDO、信贷违约掉期CDS、各种金融衍生合约以及可以交易和转让的各种资产等)价值都计算在内，未到期虚拟资产总额达到400万亿到500万亿美元，而美国年GDP只有12万亿到14万亿美元。这就是说，按照流量与存量的关系，美国12万亿到14万亿美元国民收入形成的资产价值达400万亿到500万亿美元。另一统计显示，从2000年到2007年，美国GDP从98170亿美元增加到138075亿美元，同期内金融资产从895280亿美元增加到1419210亿美元，金融资产对GDP的倍数从9.12倍上升为10.27倍，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已经完全脱离。从利润角度看，金融机构及其高管的收入和利润急剧增加。据统计，美国制造业部门所创造的利润占全国利润总额之比，从1975年的50%降至2005年的不足15%，在同期内金融部门的利润占比从15%增加到40%。据《福布斯》杂志公布的数据，2007年，美国最富400人中超过1/3的人其财富主要源自金融、保险和房地产。

    次贷危机

    2007年以来，美国相继爆发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但是，在美国政府大力资助下，大财团和大企业盈利继续增加。据美国《彭博市场》杂志介绍，从2007年到2009年3月，美联储共计向金融机构注入7.7万亿美元救援款，超过美国一年GDP的一半。据统计，从2009年1月到2010年9月，美国大财团和大企业收益连续七个季度增加，其中2010年第3季度利润按年率计算高达16590亿美元，为60多年来最高盈利水平。据美国联邦监管机构2011年11月20日透露，美国银行业盈利在夏季过后达到四年来的最高水平。美国联邦储蓄公司统计，美国银行业第3季度盈利353亿美元，高于2010年同期的238亿美元。
    关于大购团和大企业与美国政府的关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2012年1月中旬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当代金融资本主义出现的大趋势之一是，金融资本挟持了政府甚至整个经济。金融资本例如华尔街，往往是“大到不能倒”，其逻辑是，“我倒下了，也要把你(整个经济)拉倒，你如果还想活下去，你首先必须把我救活。”各国要高度警惕和应对美国向外转嫁危机，日本综合研究所理事长寺岛实郎提醒，要防止“微笑法西斯主义”的登场。德国青年、家庭和卫生事务部2012年1月24日宣布设立新机构，为地方政府防范新纳粹分子提供建议。

    衰落还是重振

    日本综合研究所理事长寺岛实郎认为，美式金融资本主义已经病入膏肓。美国经济复苏乏力、社会不公，继续实施扩张战略，财政赤字和国债攀升，很多深层次问题和矛盾难以缓解。但是，美国创新精神、科技和人才优势仍然存在。美国正处在走向衰落还是重振的十字路口。
    在美国深陷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之际，奥巴马高举“变革”大旗战胜对手并从2009年伊始成为白宫新主人。奥巴马发誓要继承罗斯福“新政”的精神、与里根—布什政策“决裂”，领导美国人民迎来一个“负责任的新时代”。三年来，奥巴马力挺国会通过了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医改法案和提出停止对富人减税等。这些都影响大财团和大企业的利益。在2010年11月国会中期选举期间，华尔街的大财团向共和党投入的竞选资金相当于投给民主党资金的10倍，共和党控制众议院后，奥巴马推行金融监管和税制改革更加困难甚至迫使其做出妥协。在2010年底，奥巴马同意把布什时期实施的对富人减税政策延长两年，并按共和党要求，将对富人征收遗产税税率降至193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群众对两党造成日益严重的债务问题更加不满。美国知名民调机构盖洛普2011年8月16日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不满国会表现的受访者占比高达84%，创下盖洛普就国会支持率问题所作民调的最高纪录。盖洛普所作的另一项民调显示，奥巴马的支持率已跌至39%，创下他就任总统以来的新低，大多数人认为奥巴马缺乏掌控经济的能力。
    与20世纪30年代初和80年代初相比，美国经济社会环境和两党与大财团的关系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从两党已亮相的总统竞选人来看，还没有罗斯福或里根那样的强人能够大刀阔斧地进行大变革。共和党竞选人无论谁取胜，在短期内难以改变高赤字、高债务、高失业和经济低速增长的“三高一低”困局。奥巴马总统2012年1月24日发布国情咨文重点谈及改革经济体系和税制改革。他提出：“我们需要改变税收机制，以便让与我和国会议员一样的人公平承担纳税份额。”他认为，如果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应该支付30%的税”，并建议取消百万富翁在住房、医疗、退休和儿童看护方面的税收减免。他同时承诺，不会增加年收入25万美元以下民众的纳税负担。奥巴马即使连任，在共和党和大财团牵制下，他要继续推行金融监管改革、医改和增加富人纳税等政策，仍将困难重重。
    在美国总统竞选之年，美国是否对伊朗动武或进一步强化投资和贸易保护措施？国际社会能否阻止？如果这些事件发生将产生什么影响？值得各国密切关注并采取有效应对之策。

    “劫贫济富”与“愤怒之年”

    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胡安•索马维亚2012年1月29日发表文章指出，目前全球有6100万人掌握着相当于35亿人所拥有的财富，而全球平均每三个工人中就有一人失业或生活在贫困状态，共计约11亿人。极端不平等，贫富差距急剧拉大，这是加剧资本主义危机和2011年美国、英国等很多国家爆发抗议活动的根本原因。
    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总统“曾为1/3的美国人面临糟糕的衣、食、住状况感到难过”，罗斯福实施“新政”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反贫困，主要措施是实行按收入和资产的多寡征收累进税，以缩小收入和贫富差距。罗斯福实行累进税制后，收入和贫富差距逐步缩小。据统计，全国最上层5%的消费单位(家庭和无亲属的个人)所得收入占比从1929年的30%、1936年的26.5%降至1944年的20.7%。
    1964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约翰逊以建立“伟大社会”为口号而获胜。约翰逊入主白宫后宣布，他将继续前任未完成的事业“向贫困宣战”。在约翰逊执政期间，美国生活在官方确定“贫困线”以下的人数，从1964年的3610万下降到2400万，占美国人口的比例，从19%降至12%。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2008年10月出版的《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一书中指出，美国收入和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始于里根时期。克鲁格曼指出，过去30年美国经济增长依旧强劲，人均GDP和人均收入均不断提高，但绝大部分财富进了少数人荷包，而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保守主义运动一直试图逆转自罗斯福新政开始的制度和规范，这种逆转最终在里根时期得逞。
    从1981年到2008年的28年间，共和党相继执政20年，民主党人克林顿在位八年期间，在国会的制约下，一些重大政策也带有浓厚的新自由主义彩色。在这28年期间，美国政府主要政策除减少对金融垄断资本恶性扩张的限制甚至为其鸣罗开道外，就是实行有利于富人的税收政策。里根政府废除了原来的最高税率50%、最低税率11%、总共分14级的累进制，改为15%和28%两级税制，对高收入者另加5%的附加税。里根政府的税制改革主要包括：第一，降低高收入者所得税税率。自1913年起累进税制逐步居于主导地位。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累进税率，1918年为77%，1924年为46%，1929年降至2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高达94%，1964年降至77%，1969年降到50%。从一战到二战前后，累进税率变化体现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政策。里根政府提出，把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从50%降至28%；第二，降低公司所得税税率，把公司所得税最高税率从46%降至34%。
    根据美国法律，个人所得分为“收入税”和“薪资税”，富豪们的收入主要来源于资本收益(即分红)或出售资产(如股票)的收益。联邦政府的长期资本收益税在1993-2000年克林顿政府时期从28%降至20%，在2001-2008年布什政府时期降至15%。对于“钱生钱”的投资类收入，最高税率不超过15%，而一般中产阶级的纳税比例通常在15%到25%之间，随着工资的增加，这一比例达到35%甚至更高。投资家巴菲特提供的数据显示，资本收益超过100万美元的富商只缴纳15%的联邦税，而年收入仅五万美元的秘书却要按25%缴纳收入所得税。2011年8月14日，巴菲特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别再溺爱超级富豪》的文章建议，国会应采取行动，维持针对中产阶级以及低收入群体的减税政策，同时立即提高年收入100万美元以上富豪的收入税缴纳比例，而对于年收入超过1000万美元的超级富豪，税率应该更高。
    在美国，像麦道夫不择手段获取暴利的大有人在。但是，很多通过科技创新或经营有道而积累巨额资产的富豪认为，收入和财富增加就该多纳税。2001年，时任美国总统布什签署废除遗产税法令后，包括美国首富盖茨的父亲老威廉、巴菲特、索罗斯等在内的120名美国富豪联名在《纽约时报》刊登广告，核心语就一句：“Please tax us”(“请对我们征税”)。他们认为，取消遗产税将使美国富豪们的后代不劳而获，使富人永远富有，穷人永远贫穷。2010年8月4日，数十位美国亿万富翁承诺，将把他们至少一半的财富捐献给慈善事业，这是全球两位最大富翁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自2010年6月发起的慈善活动的一部分。
    30年来，美国国会和政府制定和实施不公正的收入分配和税收政策，导致贫富差距急剧扩大，这个矛盾不是少数富豪捐赠能够解决的。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最富有的1%美国人2007年的税后收入是1979年的2.75倍，在同期内中产阶级的税后收入仅增加40%，而穷人的收入增幅更是低至18%。国会预算办公室主任道格•埃尔门多夫在个人博客中说：“2007年美国的税后收入分配显然要比1979年时更加不公平，富人获得财富的增幅份额增加，而其他人群获得财富的份额实际上进一步减少。”美联社就此评论指出说，这一调查结果似在回应“占领华尔街”运动参与者提出的口号“我们是99%”。美国低收入群体更加愤怒的是，在美国深陷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期间，少数富豪继续大幅度增加财富。
    中产阶层是美国经济和社会的中坚力量，但是，自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以来，中产阶层的收入和生活也每况愈下、今不如昔。美国不少分析人士认为，家庭收入普遍减少和失业率高企令美国中产阶层的日子越来越艰难。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卡茨将过去的10年称为美国“失去的10年”。他指出，以往美国人相信一代更比一代好，但现在中等收入家庭的生活水平还不及20世纪90年代末。
    最严重的问题是，美国贫困人口大幅度增加。美国人口普查局2011年9月13日发布题为《美国2010年的收入、贫困与医疗保险情况》的报告显示，2010年美国贫困率为15.1%，贫困人口达到4620万人，为52年来最高；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深度贫困”人口为2050万人，为36年来最高；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从2009年的4900万上升到2010年的4990万人。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凯瑟琳•艾伯瑞姆认为，美国贫困率上升和家庭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缺少就业机会。贫困群体中饥饿人口和无家可归者激增。美国农业部2011年11月发表的一项报告显示，17%美国人(超过5000万)生活在“食物无保障”的家庭里。
    在富人越来越富、穷人日趋贫困，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的背景下，2011年秋爆发的“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迅速向其他城市蔓延，席卷了美国100多个城市。2011年被称为“愤怒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