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改新谭》书摘之一（下）

    

                           两种市场经济理论观点之争

    不久前，《经济学家》网上发表一篇题为《批评刘国光对市场经济的错误理解》的文章，作者为黄焕金先生。
    黄先生在文章中说：“刘国光在中国经济学界是非常著名的人物，但下面这些话使人觉得他对市场经济的理解是那么的片面与肤浅。在他看来，今天之所以出现‘权贵市场经济’，出现与‘共同富裕’背道而驰的两极分化，那完全是因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之故。因此他批评‘这些年来，我们强调市场经济，是不是相对多了一点，强调社会主义是不是少了一点。’但是同样著名的吴敬琏先生的看法就比刘国光深刻，吴认为，今天之所以出现‘权贵市场经济’正是因为市场经济还不太纯粹，中国的市场经济还大受到行政行为过多的干预之故。”
    南京大学奚兆永教授对这篇文章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说：在我看来，真正“片面”、“肤浅” 的，不是刘国光教授的观点，而恰恰是黄先生的观点。问题在于如何认识市场经济。我们说，市场经济确实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变迁起过并且还在起着巨大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曾对其作过非常高的评价：“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发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即使在今天，市场经济仍然有其巨大的生命力，还在继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向前发展。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发展就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我们也绝不能把市场经济绝对化、理想化，以为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是万能的，搞对市场经济的迷信。实际上，就是提出“看不见的手”。的亚当•斯密也不否认需要有国家的干预。比如他说，“就车辆而论，如果以重量为标准，对极尽奢华的车辆和四轮大马车、驿递马车等所课的通行税，略高于对不可缺少的车辆如二轮货运马车、四轮马车等等所课的税，那就可使懒惰和虚荣的富人，不觉困难地对贫民的救济有所贡献，换言之，使运往国内各地的笨重货物的运费减低若干。”凯因斯是强调国家干预的，他在这方面的观点就不用说了。当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也认为，“市场经济在垄断、污染以及失业和通货膨胀中遭受损失，而且，在完全自由放任的社会中，收入分配也被认为是不平等的。解决市场机制的这些缺陷，国家在发挥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作用时，引入了政府的‘看得见的手’。政府占有和经营某些企业（军用企业）以取代市场；政府管制企业（如管理电话公司）；政府投资于宇宙空间探索和科学研究；政府对其居民征税，并把税收再分配给穷人；政府运用财政和货币力量，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平抑商业周期；等等。”当然，也有经济学家并不这样认为，他们反对国家干预，把市场经济理想化、绝对化。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但是，严酷的事实证明，所谓纯粹的理想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正如萨缪尔森在其和诺德豪斯合写的《经济学》中所说的，“从来没有一个百分之百的市场经济（尽管19世纪的英国很接近于此）。在今天的美国，大多数经济决策是在市场上作出的。但是，政府在修正市场的功能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政府制定管理经济生活的法律和规则，提供教育和安全服务，管制污染和企业。”
    在这方面，刘国光教授认为，“市场经济的缺陷很多、很多，也不能迷信。完全让看不见的手来调节，不能保证社会公正协调的发展。”他还提出：“这些年来，强调市场经济多了一些，强调社会主义少了一些。而在说及社会主义时，则强调它‘发展生产力’的本质多了一些，而强调它‘共同富裕’的本质少了一些。在中国这样一个法制环境和人治环境下建立的市场经济。如果不讲社会主义，如果忽视共同富裕的方向，那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必然是人们所称的坏的市场经济，权贵市场经济，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黄先生认为刘国光的这些看法是“片面与肤浅的”。而在我看来，这里不仅说不上什么“片面与肤浅”，而且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述和我国的现实情况。列宁早在100年前就曾经说过：“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列宁的这一论述对任何一个稍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来说都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价值规律的作用必然是优胜劣汰，必然导致剥削和不平等，导致两极分化，导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的产生。通过上面引证的萨缪尔森的话可以看到，甚至连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承认，在市场经济下收入分配是不平等的。这样一种看法何“片面与肤浅”之有？倒是将市场经济理想化绝对化的看法才真正充满了“片面与肤浅”。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问题，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世界上哪里有什么“纯粹’”的市场经济？我们前面引述的萨缪尔森的话已经非常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从来没有一个百分之百的市场经济”！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说，确实，这些年来，特别是一些地方领导和媒体，热衷于搞“民营化”，发展私有经济，宣传各种“社会精英”’的事迹，排“富人榜”，要扩大所谓“中产阶层”，似乎社会的财富都是他们创造的，而工人农民是他们养活的，只要有饭吃就行，至于富裕不富裕根本就没有放在应有的位置上来考虑。基尼系数已经很高，而且还在继续上升，但是他们却熟视无睹，无动于衷。还想继续为少数人更快的富裕而努力。“社会主义讲得少了’”，“忽视共同富裕的方向” 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客观存在。刘国光教授尖锐地提出这些问题是切中时弊的，相信必然会得到广大工农群众和社会有识之士的广泛共鸣和坚决支持，”也应该引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和整个社会的高度重视。
    吴敬琏教授的观点就不同了。吴教授表面上并不否认国家干预和政府的作用，但是他始终坚持一切问题都是所谓“市场发育不够”造成的，始终反对所谓“干预权力过大”， 而且追求一种所谓“纯粹”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迷信市场万能的。但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市场远不是像有的人所想像的那样美妙。我们知道，市场经济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自发的分散决策和事后调节的经济。马克思在谈到这种经济的症结时说，“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都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因此，市场经济本身除了上面提到的会产生剥削和社会不平等外，还会带来社会劳动的巨大浪费。当然，我说这些也并不是否定我国改革的市场取向，而是指出其本身的缺陷，以便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优势，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将这些缺陷降低到最低限度。说到宏观调控和国家干预，人们会想到凯因斯，其实凯因斯的这一套是从社会主义的前苏联学来的。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规模的经济危机，而前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正是在这同一时间取得了伟大的成功。这给全世界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也给凯因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一些思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今天，凯因斯的经济思想虽然已不像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那样风靡一时，但是各国政府也并没有将其忘却。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为了发展生产力还要发展非公有经济，发挥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但是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优势，发挥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搞好宏观调控和国家干预应该是大有可为的。放着这样的优势不加利用，一味追求“纯粹”的市场经济，正如历史和现实所已经证明的那样，是行不通的。
    说到这里，需要讨论刘国光教授和吴敬琏教授争论的一个具体问题了。这就是，当前我国人民严重关注的腐败和市场经济及政府干预的关系问题。刘国光教授认为这与市场经济有关，而吴敬琏教授认为这是政府干预造成的。
    在这个问题上。奚水永教授也是支持刘国光教授的观点而不赞成吴敬琏教授的观点的。他指出：
    一个最简单不过的问题是：究竟是过去由国家搞集中的计划经济时腐败严重，还是实行市场经济的今天腐败严重？这样提出问题也许有人不赞成，但是，我认为，要分析腐败的产生原因，这样提出问题是有好处的。
    只要不抱偏见，问题应该是清楚的：当然是今天的腐败比过去要严重得多。也就是说，腐败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要更多一些。这是事实。但是，对我们来说，重要的还不是肯定一个事实，而是要分析产生这一事实的原因。为什么腐败与市场经济有关呢？
    首先，从理论上说，计划经济所追求的目标是使用价值，而市场经济所追求的目标是价值。这两个目标对人们思想的影响显然是不同的。在这方面，马克思曾经把资本主义剥削和过去奴隶制，农奴制下的剥削进行比较，分析了“资本的贪欲”即资本家对剩余劳动的过度追求的原因。他说：“很明显，如果在一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占优势的不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剩余劳动就受到或大或小的需求范围的限制，而生产本身的性质就不会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因此，在古代，只有在谋取具有独立的货币形式的交换价值的地方，即在金银的生产上，才有骇人听闻的过度劳动。在那里，累死人的强迫劳动是过度劳动的公开形式。这只要读一读西西里狄奥多洛斯的记载就可以知道。但是在古代，这只是一种例外。不过，那些还在奴隶劳动或徭役劳动等较低级形式上从事生产的民族，一旦卷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而这个市场又使它们的产品的外销成为首要利益，那就会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野蛮灾祸之上，再加上一层过度劳动的文明灾祸。”此外，马克思在论述“货币贮藏”时曾经分析了货币的质的无限性质和量的有限性的矛盾，指出这一矛盾“迫使货币贮藏者不断地从事息息法斯式的积累劳动”。
    事实也正是这样。过去，在实行计划经济时也有腐败，但是，那时由于追求的是使用价值，而人对使用价值的需要毕竟是有限的，所以走点后门，搞点以物易物的事，其数量都是有限的。而现在不同了。在市场经济下，人们追求的是价值，是货币，贪欲一下子膨胀起来，腐败所涉及的数额无可比拟地大大增加了。过去贪污几千元就是不小的数字，而现在动辄几百万、几千万，还有上亿的，这些事实难道不能说明问题吗？
    在这方面，吴敬琏教授断然否定“金钱是万恶之源”这一说法，显然是太过极端了。在这里，引述一段曾经被马克思引用过的英国工会活动家登宁的话，也许不是没有意义的：“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这些都足以说明，为什么现在经济犯罪会如此猖獗，不法分子为什么敢如此胆大妄为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金钱是万恶之源”的说法又何错之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反对“拜金主义！”又何错之有？
    其次，吴敬琏教授把一切问题都归之于所谓“市场发育不良”和“政府干预过多”，也是经不起历史和事实的检验的。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搞了几百年的市场经济，应该说他们的市场经济发育得是很成熟了，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些国家，腐败丑闻却从来没有断过。19世纪法国发生的“巴拿马运河丑闻”居然让前后三任内阁总理卷了进去；20世纪日本发生的“洛克希德丑闻”也把内阁总理卷了进去。当人类刚刚进入21世纪，在美国就爆发了“安然事件”！这些事实都清楚地告诉我们，靠市场经济本身就能解决它的腐败问题，是不是太天真了一些？
    最后，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要解决腐败一类的问题，也像解决任何其他问题一样，不能只是一味地依赖西方经济学，包括所谓的“主流经济学”，而应该依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这个问题上，刘国光教授旗帜鲜明地提出：“我反对‘主流’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我国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它还只处于初级阶段，还不那么够格，但是它要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方向应该是毫无疑义的，怎么能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呢？《宪法》“序言”部分明确规定：“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不是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而是以西方国家的所谓“主流经济学”来指导，那还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吗？这个问题当然非同小可，是一个，“遵宪”还是“违宪” 的大是大非的问题，是模糊不得，也含糊不得的。
    奚兆永点评的刘、吴观点之争，表明我国高层智囊经济学家出现了观点分歧，原因在于我国理论领域客观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市场经济理论，一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另一种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两者存在根本区别。

                          警惕新自由主义对改革的误导

    2005年5月14日，资深经济学家沈立人以《警示改革的新自由主义倾向》为题，在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研讨会上发言。他尖锐地指出：改革的目标是克服传统体制的弊端，构建新的经济体制和机制，焕发社会主义经济的活力。应当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借鉴也是“拿来”，而非叛逆和投降。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此是适合无疑的。但是近几年来，文件较少缺失，而实践则多分歧，真是到了“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忧患。所见所闻，警示一二，未必是多余的。
    一曰私有化。没有人敢打此一旗号，更不会形诸笔墨。但是口述心领，却非少数。也有故弄玄虚，妄称民营化或非公有化。见诸行动，说法更多，如“公退民进”、“（公有经济）退出竞争领域（市场）”等。主要是通过改制、转制，公然主张“卖光”，从集体到国有，从中小企业到大集团公司，从经济单位到学校、医院和其他事业。更多的是暗箱操作，限期完成。内行人称，这比前苏联的“休克疗法”（据说又是上了美国学者“颠覆” 的当）和英国的撒切尔夫人，有过之而无不及。现遭喊停，只是“事后诸葛”的粉过。
    二曰原始积累。表现在劳资关系上。世界历史，前期是彻头彻尾的雇佣劳动，伴随着超经济剥削；后期是经过斗争，劳资谈判并订合同，旨在缓和阶级矛盾，对工人有所让步。据说，我国处于前期，不能超越卡夫丁峡谷。因此，虽有《劳动法》和《企业法》，没有贯彻执行和监督检查。最低工资线是虚设。加班加点普遍而偿付加班费的不到 l／3（报载）；甚至如最近的“五一”黄金周加班，也不例外。社会保障，未能全覆盖，更不包括农民工。以致10年来，物价上涨多，工资上涨少，多数是未动，有的还下降。于是，有的地方出现“‘民工荒”。工会是有的，至少管福利，也多不作为。各级地方政府着眼于“大力发展私营企业”（中央文件不这样说），职工怪话是“嫌贫爱富”，而部分学者肯定要有“原始积累”，无异于初生的资本主义。
    三曰完全市场化。这是针对宏观调控而言，流行的说法和做法是“宏观调控是中央的事，地方政府管不着也犯不着”，“大家下，正好让我上，这是一条重要经验”。经济过热由投资膨胀引起，“投资饥饿症”久治不愈；具体途径表现在低水平重复建设，仍在愈演愈烈，新兴的是汽车、石化和钢铁；结果是物价稳步上涨，反正受害者是低收入者和弱势群体。特别是房价，听任房地产商炒作和某些媒体、学者助阵，一些地方政府在中央表态前显得暧昧，表态后显得无措。对谋财害命的假医假药也一样，媒体借广告谋利，某些地方政府视若无睹、出手无力，受害者投诉无门。
    四曰全球化。世界舆论，批判的占 80%，赞成的 20%是少数发达国家；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之列，而有人却附和后者。拉美有教训，我们仍尾随。科学发展观有要求，基本上不响应。到处是片面追求招商引资和加工出口，只问“所在”，不问“所得”，把剩余价值拱手让人，满足于表面数字和为洋人打工。所谓“选资”，仍让位于来者不拒和多多益善，包括转移污染和能源多耗的重化工、造纸一类项目。也不敢与小小韩国比，不敢讲世界通行的“管理贸易”和“适当保护”。
    产生上述新自由主义倾向，来自经济科学的西化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淡化甚至边缘化。这从有关文件，在戴帽穿鞋外，不难找到蛛丝马迹。更深层的根源是有些人的火中取栗，涉及腐败，欲说且休！
    上述沈立人先生的点评，真可谓提纲挈领，言简意赅，入木三分。
    （《环球视野》摘自《中国企改新谭》第3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