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新自由主义误导国企产权改革

杨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内容提要：      美国推销新自由主义的所谓规范改革药方，其中核心内容就是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 “科斯产权理论”作为私有化的理论基础，也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非常广泛的传播。但从经济转轨国家的改革实践来看，科斯产权理论的效果与预期截然相反。本文论述了一些西方著名经济学家，对大规模私有化陷于失败原因的理论反思，还论述了美国如何出于谋求全球霸权的目的，蓄意误导前苏联东欧和拉丁美洲的经济改革，推动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导致了经济衰退、失业和社会贫富分化，经济命脉和战略性行业落入跨国公司控制之中。本文还论述了中国如何吸取俄罗斯等国的前车之鉴，谨防科斯产权理论误导国有企业改革。

        关键字：      新自由主义，科斯产权理论、国有企业改革、 私有化                    

        作者简介：    杨斌，1957年出生于北京，男，籍贯广东省大浦县，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曾留学日本、美国，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制度经济学、企业经济学、国家经济金融安全，主要著作：《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美国隐蔽经济战与改革陷阱》、《软战争——美国经济军事霸权挑战中国》。

科斯产权理论与改革实践的反差

        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西方主张国家干预的经济学理论居主流地位，世界各国盛行的是社会改良和国有化的潮流。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美国为了扭转越南战争后的实力衰退趋势，开始酝酿将新自由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工具，以阻止国内社会改良运动侵蚀垄断资本的利益，遏制第三世界掀起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浪潮。新自由主义开始摆脱以前的长期边缘地位，科斯产权理论作为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也被美国有意识赋予了很高的学术地位。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美国政府一直操纵国际经济组织，向发展中国家和前苏联东欧转轨国家，竭力推销新自由主义的所谓规范改革药方，其中核心内容就是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 “科斯产权理论”作为私有化的理论基础，也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非常广泛的传播。

        科斯产权理论认为国有企业的产权模糊，通过大规模私有化来明晰产权界定，就能大大提高效率并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从众多国家的长期改革实践来看，科斯产权理论不仅仅是名不符实，而且产生的效果似乎是截然相反。俄罗斯推行产权改革的实践表明，私有化不仅没有提高经济效率，且还导致各种效率指标严重恶化，劳动力、原料、能源利用等效率指标，推行私有化后下降了三分之一左右，企业的亏损面却出现大幅度增长，从１９９０年的几乎为零，１９９３年增长为１４％，１９９４年增长为３２．５％，１９９６年增长为４２．７％，１９９７年增长为４７．３％，１９９８年爆发金融危机后，企业亏损面甚至猛增至８０％。俄罗斯推行私有化的十年后，工业产值和国民收入下降了一半左右％。

       由于科斯产权理论与改革实践的巨大反差，促使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反思产权理论的热潮。一位研究俄罗斯问题的中国专家，在美国进行长期学术访问归国后称，美国经济学界现在普遍承认私有化的失败，就连曾积极推动私有化的美国经济学家，如曾担任俄罗斯顾问的哈佛教授萨克斯，也承认私有化结果完全出乎他的预料，现在仅能以官场腐败为私有化的失败辩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指出，有统计数据的25个经济转轨国家中，十年后大多数国家GDP仍低于改革前的水平，有18个国家的平均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4%增加到45%，反映了这些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的急剧恶化，人均平均寿命的下降也证实这一点。美国《国际论坛先驱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认为斯蒂格利茨等学者对提出了正确的批评， “联合国发表的最令人刺耳的报告说，以西方国家为首的通过大规模私有化改变前苏联阵营国家经济模式的努力已经使一亿多人陷入赤贫。对除波兰和斯洛文尼亚以外的其它国家来说，人均寿命减少了4年或更多”。随着众多国家私有化实践的后果为世人所知，美国经济学界现在普遍认同斯蒂格利茨的观点。

       斯蒂格利茨曾指出，“经济学中没有一个神话像‘产权神话’那样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这一神话的危害在于，误导了许多转型中国家把注意力集中在产权问题上，而不是去关注在更大范围内的一系列问题”，他还指出产权神话与改革实践的反差如此巨大，倘若经济学家再不反思未免太不负责任了。斯蒂格利茨撰写了一系列著作、文章，如《社会主义向何处去》、《转轨中的公司治理失效》，探讨了私有化失败的深层次理论原因。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美籍波兰裔教授波兹南斯基，是研究经济转轨国家私有化问题的专家，曾与科奈尔、萨克斯等著名学者合作著书。他撰写的《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东欧国家的民族资本被剥夺》一书（经济管理出版社，２００４年），深刻剖析了私有化进程及其对转轨国家造成的影响。波兹南斯基指出，由于转轨国家负责私有化的官员，对出售国有资产采取了轻率、不负责的态度，东欧转轨国家进入了一种病态的资本主义，工业和金融领域的民族资本被全面剥夺，其前景不是“欧洲化”，而是“拉美化”，即不是转变成欧洲的发达市场经济，而是转变拉美的不发达依附型市场经济。从长远来看，私有化损失远远不局限于国有资产流失，丧失经济主权和工业金融命脉控制权的危害更大。

         波兹南斯基对东欧的私有化进行了长期考察，根据大量经济统计数据进行了分析和计算，他指出波兰和匈牙利等国在出售国有资产中，价格如此低廉令人瞠目结舌、难以置信，如波兰一家经营良好的大国有银行，拥有９００亿美元的巨额资产，私有化中以３０亿美元的低廉价格拍卖，实际上等于白白赠送给了外国资本；波兰一家经营出口信贷的商业银行，在私有化中拍卖给了意大利银行集团，官方对该银行拍卖所作的资产评估，完全忽略了银行拥有的不动产和股票，其实仅仅建筑物和土地价值就远远超过报价。整个私有化的过程中，波兰和匈牙利的工业企业和银行资产，被仅以实际市场价值的１０％的低价拍卖，多年积累的民族资本蒙受了９０％的损失。波兹南斯基指出，负责改革的官员们的所作所为，“仅用三个字就可以恰如其分地作出归纳，那就是‘大欺诈’，其背后的驱动力不是出于公众利益的考虑，而是为了满足私人欲望”。

        波兹南斯基指出，从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到捷克、爱沙尼亚、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尽管这些国家推行私有化的方式各不相同，有些国家私有化初期强调“平民私有化”，将一部分国有资产凭证平均分配给本国公民，有些国家强调国有企业的出售、拍卖，将国有资产拍卖给经营者或外国企业，但几乎所有国家推行私有化的最终结局，都是工业和金融领域的民族资本都被剥夺，出现了外国资本占主导地位的局面，所有权结构中外国资本比重高达７０—８０％。波兹南斯基指出，这种类似拉美的依附型外围性资本主义，与欧美、日本、韩国的资本主义迥然不同，后者对工业、金融命脉领域极为敏感、重视，本国民族资本始终占居压倒优势的地位，这样才能享有资本收益和经济增长的利益。波兹南斯基认为，除了谋求私人欲望的腐败利益驱动外，经济理论和意识形态误导也是重要原因，那些负责私有化的官员和知识精英，相信社会主义就是低效率的代名词，国有资产是一钱不值的“破铜烂铁”，他们心甘情愿地充当“卖破破烂商人 ”，将涉及国家工业和金融命脉的国有资产，以仅仅为零头的价格卖给了外国资本。

        波兹南斯基指出，东欧国家实行社会主义的最后几年中，经济仍保持着相当可观的增长速度，并非像某些学者宣扬的已经“难以为继”，引入市场的改革本应加快经济增长，但是，廉价拍卖国有资产的私有化的激进改革，人为制造了一场毁灭性的经济衰退，“１９８９年东欧以后时期发生的经济衰退，其严重程度是当代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比上世纪３０年代发生的大萧条还要严重”。尽管波兰经历了四、五年的严重衰退后，依靠大量外资流入恢复了经济增长，属于十年后恢复到改革前水平的少数东欧国家，被西方媒体广泛赞誉为“经济奇迹”，但深入考察一下就会发现，波兰同阿根廷所谓的“经济奇迹”一样，外资流入带来繁荣背后隐藏很多问题，既使实现了８％的较高增长的年份中，７０％的人民生活水平不是停滞就是下降，贫富分化造成社会需求萎缩，社会经济不协调导致增长难以维持，近年来波兰的增长速度几乎陷于停滞，失业率在一度下降后重新大幅度攀升到２０％，金融体系不稳定因素日趋严重，出现了阿根廷爆发金融危机前的征兆。波兹南斯基指出，外国资本收购了大多数国有资产之后，大部分不再向该地区继续投资，这种情况同阿根廷非常相似，外国资本还以阿根廷没有国有资产作抵押为由，拒绝向阿根廷提供贷款援助以度过金融危机。

        经过了十几年的经济转型后，波兰人民对转型的评价反而越来越差，２００３年降到了新的最低点，甚至远远低于所谓“短期阵痛”阶段。据波兰发行量最大的《选举报》2002年所作的民意调查显示，波兰民众对私有化持否定态度的人占87%，持肯定态度的人占7%，当被问及“你用什么词汇描述私有化最合适”时，74%的人填写的是“盗窃”，18%的人填写的是“销售”。由此可以看出，波兰民众对私有化是不认可的。这实际上是社会公众通过长期的亲身体验，对以西方产权理论为指导的私有化的质疑。西班牙《起义报》载文指出，“对私有化的反感代表着波兰人对自己国家发生的变革的否定”，原因是私有化“造成了大批工厂企业倒闭，失业率急剧上升，其中也包括重工业和矿业，社会保障系统几乎完全瘫痪了。私有化没有像预想的那样为社会保障系统带来更多资金，倒是带来了众多需要救济的失业者。越来越多的居民无法得到必要的医疗、教育、住房以及体面的退休”，上述事实证实了波兹南斯基的分析的正确性。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拉美最先卷入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浪潮，全面推行了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以及投资、贸易、金融等经济领域的自由化。拉丁美洲正经历着激烈的经济动荡，先是阿根廷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继而触发了社会动乱和政治危机，随后，金融动荡又仿佛像具有传染力的疫病，逐渐蔓延到了邻近的乌拉圭、巴西等国，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反思甚至政局的动荡。腐败官僚趁私有化之机暴富丑闻曝光，激起了拉美民众对私有化的强烈反感，秘鲁、危地马拉、玻利维亚等国，相继爆发了反私有化的抗议活动。秘鲁总统特洛多政府因推行私有化，引发了大规模抗议行动和社会骚乱，被迫于２００２年６月１２日解散内阁，撤除了其经济部长库茨斯基的职务。秘鲁政府决定出售最大的国家水电综合企业，２００２年５月初引发了４８小时的全国大罢工，随后对秘鲁北部的塔拉罗国有炼油厂私有化的决定，也激起了大规模的社会抗议活动。经济部长库茨斯基不顾社会强烈反对，６月份继续宣布出售两个南方国有发电厂，引发了南方七个省份的大罢工和骚乱，抗议获得了社会广泛声援并且向全国扩散。秘鲁政府最初对抗议采取了强硬态度，指责抗议者是“制造骚乱的极端分子”，宣布当地进入３０天的紧急状态，并从全国调遣军队准备压制抗议活动，但是，由于抗议私有化赢得了广泛社会支持，军队也表示同情并且拒绝服从调遣命令，秘鲁总统特洛多为挽回危局平息抗议，被迫宣布停止私有化并且解散其内阁。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盛行拉美二十年来，在美国操纵的国际经济组织逼迫下，拉美各国一直恪守市场原教旨主义信条，造成各种社会恶果经过了长期的积累，终于爆发了遍及整个大陆的抗议活动。但是，面对拉美国家的经济、政治动荡，国际货币基金依然视而不见我行我素，顽固地坚持“私有化和自由市场教条”，甚至引起了美国右翼有识之士的担忧。《迈阿密导报》的拉美专栏作家安德鲁，同华盛顿的右翼智囊团联系颇为密切，２００２年７月１４日，他以向国务卿鲍威尔献策的形式撰文称，“拉美各国政府正陷入严重的困境中，据最新民意调查表明，大多数拉美政府的民众支持率，均下降到维持稳定所需的３０％以下，包括玻利维亚、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还有厄瓜多尔、秘鲁、乌拉圭等等”。他还督促美国政府调整对拉美政策，不要再继续强调“私有化和削减政府开支”，否则“拉美将变成孕育救世主式左翼政权的肥沃土壤”。安德鲁的警告果然变成了现实，仅仅短短的几个月之后，巴西、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国的大选中，新兴的左翼政党相继赢得了重大胜利，从被西方贬低为“极端派”的反全球化民间力量，一转眼堂而皇之地步入了执政的殿堂。２００３年５月阿根廷大选中，前总统梅内姆因坚持新自由主义，丧失民心被迫自动退出总统选举，主张发展民族工业的基什内尔，虽是政坛新秀却轻松赢得了大选。我国领导人出访拉美期间，拉美社会各界人士以自身沉痛教训，提醒中国千万警惕新自由主义的误导，防止大规模私有化导致腐败泛滥成灾，对国家经济利益和民众生活造成的危害。

美国推荐产权改革药方的误导

俄罗斯改革走上私有化的道路，进而形成控制经济的七大金融寡头，美国推荐的害人改革药方难脱干系。八十年代后期，美国一方面积极鼓励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一方面资助了一大批前苏联知识分子，前来考察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和理论。戈尔巴乔夫开始进行改革的关键时期，美国秘密战略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都通过各种形式，积极介入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的改革，如培养盖达尔、丘拜斯等年轻经济学家，指使索罗斯赞助和参与制订“五百天计划”，推荐精心配制的具有巨大破坏性的改革药方，国际货币基金通过提供贷款的附加条件，规定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改革方向，委派哈佛教授萨克斯前往指导俄罗斯改革，等等。最近涉嫌上百亿美元洗钱案的主角之一，俄罗斯驻国际货币基金代表卡加洛夫斯基，前苏联时期曾接受哈耶克基金会精心培训，同西方上层政界人物有直接的联系，后来同盖达尔等人一样被安插担任了要职。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推行改革时期，美国曾用所谓规范的经济理论和政策药方，蓄意误导俄罗斯走上自杀性改革之路，直接造成了俄罗斯遭遇的巨大社会灾难。我所著的《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美国隐蔽经济战与改革陷阱》一书，详细揭露了美国如何策划“软战争”战略，蓄意设置改革陷阱误导俄罗斯。

美国的垄断财团的智囊机构和基金会组织，如属于索罗斯和哈耶克的右翼基金会，精心培训来自前苏联的年轻知识分子，灌输特殊配制的政治经济改革药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初期，也曾尝试类似中国的渐进的改革道路，如加强激励机制、企业扩权和租赁制等等，但是，随着西方精心灌输的规范化改革药方流传，人们心气浮躁地很快被误入了改革歧途。前苏联经济学家缺乏对市场经济的了解，于是轻信了来自西方权威专家的改革建议，否则他们不会发明出成套的规范理论和改革药方，轻率地放弃许多符合本国国情的政策措施。试想阅历不深的盖达尔、丘拜斯等人，如何能自己创造出深奥的“产权明晰理论”，认定产权改革乃是深层次的关键改革呢？如何明知前苏联面临着商品供应短缺，却主张全面放开价格一步到位，推行“放开价格、管紧货币”的政策呢？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叶利钦时期，几乎所有导致灾难性后果的改革政策，虽然都曾经由本土的经济学家所积极倡导，但实际上都来自美国精心配制的害人药方。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雇员彼得·施瓦茨，撰著说“前苏联垮台不是上帝青睐美国，而是里根政府奉行的政策所致”。他在书中透露，关于前苏联“客观上”是否具有生命力，里根根本不感兴趣，他提出的任务就是，将这种生命力降低到零。尽管存在着如此大量的事实证据，许多中国人仍不愿相信“阴谋说”，仍将前苏联社会剧变和全面瓦解，归罪于计划经济僵化等自身制度的原因，积极否定美国瓦解前苏联秘密战略的作用，这种看法容易误入美国的攻心战陷阱，仿佛同里根秘密战略的目的不谋而合。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雇员彼得·施瓦茨，还毫不掩饰地写到，“谈论前苏联崩溃而不知道美国秘密战略的作用，就像调查一件神秘突然死亡案子而不考虑谋杀。死亡的原因究竟何在？病人吃的是真正对症的药方吗？死亡事件是否存在着特殊反常和预谋？”

美国竭力倡导私有化改革的经济理论根据，乃是中国人所熟悉的“科斯产权定律”。西方蓄意大肆吹捧“科斯产权定律”，将其视为推行私有化的“金科玉律”，构成了“华盛顿共识”改革药方的关键核心。历史上英国为维护全球殖民帝国的利益，曾反复制造意识形态作为战略工具，今天美英再次利用“科斯定律”蒙蔽世人，作为掩饰私有化战略暗器的华丽外衣，但是，人们深入考察不难发现其卑劣政治目的。科斯本人提出的是纯学术的抽象分析，他根本没有涉及企业产权制度的问题。科斯在研究污染等经济外部性问题时，认为在交易费用为零的不现实假设下，明晰的私有产权不论分配结构如何，都能达到帕累托的最佳效率状态。这一结论似乎论证了私有产权的合理性，其实是恰恰相反，因为，倘若考虑到现实中的巨大交易费用，显然即使存在明晰的私有产权结构，也无法达到帕累托的最佳效率状态，正因如此，现实中政府为了控制污染问题，必须严格限制私有企业的行为。

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理论分析，而忽视了其隐含的假设是否符合现实。特别是当某种理论被捧为“定律”时，人们往往误认为是普遍适用的真理。科斯本人不赞成将他的抽象分析，归纳成某种“经济定律”的形式。西方蓄意利用人们迷信权威的心理弱点，将科斯的抽象分析吹捧为“定律”，甚至直接违反了科斯本人的意愿，充分暴露了其隐藏的政治目的，乃是为制造蒙骗公众的意识形态，为推行大规模私有化披上华丽外衣。科斯被授予了诺贝尔经济奖金的荣誉，令世人更盲目相信“科斯产权定律”。正像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指出，“经济学中没有一个神话像‘产权神话’那样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这一神话的危害在于，误导了许多转型中国家把注意力集中在产权问题上，而不是去关注在更大范围内的一系列问题“。[1]

其实,人们稍微回顾一下大量历史事实,就不难看穿“产权神话”的荒谬。自从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来，私有产权曾经不受任何政府约束，随心所欲地追求最大私人利益，但是，神圣自由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并未引导其促进最大社会福利，达成私人欲望与社会利益的和谐，倒是殖民掠夺和战争灾难绵延不断。西方列强宣扬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但却残忍地剥夺弱小民族的生存权利，包括其土地、自然资源和私人产权。什么达到帕累托的社会利益最佳状态？纯粹是蒙蔽世人的“天方夜谭”！二次大战后，社会主义和公有制的巨大成就，才迫使私有产权收敛贪婪掠夺行为，西方也发展国有企业促进社会改良，出现了历史少有的“黄金时期”。今天，美英大肆鼓吹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不是因为国有企业的效率太低，而是担心其成功会动摇垄断资本统治。美国深知前苏联依靠公有制的优越性，能广泛动员社会资源实现高速增长，建立威胁自己的强大军事高科技工业。美国还担心第三世界纷纷效仿国有化浪潮，通过发展国有企业促进工业化，实力增强必然威胁其全球霸权统治。正因如此，美国垄断资本从战略利益出发，才决定扭转“黄金时期”的国有化潮流，转而贬低国有企业大肆鼓吹私有化，蓄意编造“科斯产权定律”的神话，诱骗前苏联东欧和第三世界国家，落入私有化改革的灾难性陷阱。

    由于受到了“科斯产权定律”的误导，前苏联人动摇了对公有制的信心，改革迅速滑向了复辟资本主义，直接导致了制度剧变和国家瓦解。俄罗斯人盲目地相信了西方产权理论，误认为只要私有化实现了产权明晰，不论原来的公有产权落到谁的手中，都能大大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于是出现了几乎疯狂的私有化浪潮，不计代价采取一切形式来加速私有化，从中小企业出售拍卖到大企业股份化，从私有化凭证分配到货币购买产权，从法人认购股权到公众持股基金会，从破产廉价拍卖到干脆赠送亲戚朋友，凡是一切能够“化公为私”的改革办法，转眼间都被五花八门地创造了出来，原来坚定维护公有制的共产党领导人，一旦为“科斯定律”动摇了根本信念，谋求私人利益的贪婪欲望顿时膨胀，也纷纷投入了掠夺公有财产的大宴席。由此可见，美英大肆鼓吹的“科斯产权定律”，确实是威力巨大的战略暗器，其厉害之处在于制造“产权神话”，利用人们迷信“权威定律”的心理弱点，从根本上动摇共产党的基本信念，瓦解作为社会主义的基石的公有制。

    正如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总结俄罗斯私有化失败教训时所指出，那些大肆鼓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西方学者，“往往是富于冷战精神的学者斗士，他们认为自己肩负着铲除共产主义的‘罪恶’，重新建立纯粹的私有制市场经济的重任”，“整个私有化程序被广泛地认为是不合法的，这种‘强盗贵族’式的私有化过程，使市场资本主义更加名誉扫地”，“有些人认为资产最终会卖到最有能力的管理者手中，即‘强盗贵族’至少能有效地拍卖，但这一做法也没有能够获得成功，新兴的寡头们发现掠夺国有资产，比利用资产进行生产创造财富来得更快”，“由于缺乏公共制约，‘掠夺的手’更加肆无忌惮地掠夺，资本账户的迅速放开，使得私有化的银行业鼓励每年上百亿的美元从俄罗斯被掠走”。[2]

   从俄罗斯推行私有化的长期实践中，西方的“产权神话”终于原形毕露，造成的社会恶果令人触目惊心。自从推行私有化改革以来，俄罗斯经济命脉落入七大寡头手中，新兴的贵族式经理忙于掠夺财产，私有化企业经营不善，陷入了大面积严重亏损，１９９８年爆发金融危机后，亏损面甚至上升到８０％。大多数私有化企业有严重逃税行为，特别是有政府特殊关系的大寡头，通过各种渠道疏通逃避税收，政府因税源枯竭濒临破产的边缘，无法保证国防和科教事业经费。饱受煎熬的还是广大普通民众，他们没有成为主人而是沦为雇工，随时面临丧失工作、医疗养老的威胁。最近，西方媒介暴露的俄罗斯洗钱丑闻，非法转移资金高达上百亿美元的惊人数字，不仅涉及了私有化中爆发的金融寡头，而且还牵涉了叶利钦等众多政府高官。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一方面推荐错误药方造成腐败泛滥，一方面利用腐败丑闻制造俄政局动荡，还将其作为要胁控制俄官员的手段。近年来，西方媒体大肆宣扬的俄罗斯洗钱丑闻。实际上正是美国控制俄罗斯的厉害杀手锏。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位的专家弗利兹，曾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撰文透露，早在１９９２年他曾向当时的布什政府汇报，他获得证据表明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一些政府官员和私有化暴发户相互勾结，将２００多亿美元掠夺资产转移到了海外，而他的上级官员却如此答复说，“资本外逃是正常的，不管是否是盗窃来的，只要属于私人所有就是好事”。

 由此可见，美国对俄罗斯私有化掠夺资产转移海外，不仅早就知情而且一直暗中鼓励。叶利钦和丘拜斯大力推进私有化，曾指望将掠夺资产转移海外以防不测，今天却成为美国媒体大肆宣扬的把柄，曝光其家族在瑞士银行洗钱的证据，真是“狡兔死、走狗烹”。前不久，美国还利用邀请访问设置陷阱，以涉嫌瑞士腐败洗钱案的罪名，逮捕了叶利钦前政府的高级官员，以次来羞辱和要胁俄罗斯政府，作为谋求美国国际战略利益的手段。俄罗斯的教训向腐败分子表明，不要以为混水摸鱼发了不义之财，鼓吹资本主义就能确保财产安全，就算是投靠西方势力隐藏资产海外，造成了国家衰败和百姓痛苦的恶果，最终也难以避免被西方落石下井，成为民族的罪人并遭到历史清算。

谨防科斯产权理论误导中国改革

    西方宣扬的科斯产权理论神话，在俄罗斯付诸国有企业私有化实践的结果，不仅没有促进企业改善经营提高效率，反而将俄罗斯变成了“强盗掠夺”的国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经说，“经济学中没有一个神话像‘产权神话’那样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的确，西方大肆宣扬的“科斯产权定律”，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也获得广泛流传，我国许多经济学家形成了“产权崇拜”，他们认为“公有产权不明晰是根本矛盾”，认为“产权是绕不过去的关键性改革”。令人遗憾的是，中国许多主张产权改革的经济学家们，不愿意正视“科斯产权理论”的神话，在俄罗斯改革中遭到惨痛失败的现实，也不愿意了解俄罗斯依照产权明晰思路，推行各种形式私有化改革的丰富实践，完全不知道他们仍在主张的许多产权改革，已在俄罗斯充分实践并且造成了灾难性恶果。

有些著名的经济学家认为，当前改革应大力引进民间资本，股份制改造出售国有资产，不同于俄罗斯推行的私有化，后者是采取了“分”和“送”的形式，股份公司应将国有股比重降低到３０％。有些经济学家积极主张“产权改革”，但是，竟然不了解俄罗斯产权改革的基本情况。事实上，俄罗斯私有化的主要形式，正是对小型国有企业出售拍卖，对大中型国有企业股份化。俄罗斯股份制改造的初期阶段，曾以凭证形式“分和送”国有资产，后来则采取了各种形式出售国有股权，因此被广泛称之为“货币私有化”。但是，事实证明，后来各种私有化方式造成的恶果，甚至远远大于初期的私有化凭证分配，出现了政府和企业的腐败领导人，纷纷利用手中职权进行私有化寻租，以更加模糊复杂的产权重组形式，大肆野蛮掠夺将国有资产窃为己有，斯蒂格利茨称之为“贵族强盗式掠夺”。

值得指出，中国经济学家主张的各种产权改革形式，俄罗斯推行私有化过程中都曾广泛尝试，包括出售国有股权和法人收购股权，银行直接贷款给企业家购买股份，用政府提供的企业抵押贷款购买股权，向国内外私人资本出售国有企业，破产兼并和各种产权重组，通过股市并购和多层次间接并购，各种持股基金会购买国有企业股权，向企业经理廉价出售或赠送国有股权，等等。倘若按许多中国经济学家的说法，俄罗斯也根本没有推行私有化，因为，出售的国有资产变成了货币形态。但是，这种产权改革造成了灾难性的恶果，企业经理不关心改善经营提高效率，他们更关心通过复杂的产权重组交易，将资金转移到完全属于自己的账户，特别是更加安全的海外私人账户上。由于种种原因俄罗斯的私有化企业，往往仍有３０％左右国有股尚未出售，但是，根本无法制止腐败官员经理肆意掠夺。

    更为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我国的企业产权改革实践中，也广泛采取了上述出售拍卖和产权重组形式，各地推行股份合作制普遍强迫职工购股，还纷纷廉价出售或直接赠送国有企业，河南、山东等地为了“卖光国有企业”，要求银行贷款给企业领导购买产权，许多地方借公司改制和破产兼并之机，暗中侵吞国有资产和蓄意逃避银行债务，也出现了种种“化公为私”的掠夺现象，造成了国有资产和银行贷款的重大损失，少数经理掌握了企业的控制权之后，严重侵犯广大职工的各种合法权利，剥夺职工的工作、医疗和养老保障权益，造成了社会财产和收入的两极分化。正如江泽民同志在１９９９年７月１日讲话中批评指出，“我们有的同志也产生了错误认识，结果在一些地方的工作中出现了某些偏差。我们的国有资产已达八万多亿，这是属于全国人民的财产。如果头脑不清醒，随意地加以处理，比如不加区分、不加限制地把国有资产大量量化到个人，并最终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那样我们的国有资产就有被掏空的危险，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失去经济基础”。

  尽管出售国有股权不是直接“分或送”，但是，这种产权交易和重组的过程中，能够为掌握权力的政府和企业领导人，提供大量暗中谋求私利的合法机会，创造出名目繁多的“化公为私”形式，打着改革的高尚幌子进行强盗般的掠夺。斯茨格利茨总结俄罗斯的教训时指出，各种形式的出售国有股权和产权重组，“表面上虽然腐败也不那么直接，程序比将国有资产直接送给朋友还要不透明，但实际上这两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两样。由于整个程序被广泛地认为是不合法的，这种“强盗贵族”式的私有化使市场资本主义更加名誉扫地”。中国和俄罗斯的改革实践都证明，产权改革非常复杂尚无成熟经验，搞不好会产生不可逆转的负效应，特殊利益集团特别是腐败官员经理，会有强大的谋私动力推动这项改革，国家和职工利益却可能遭到严重侵犯，因此，我们不应轻信各种官冕堂皇的产权改革理论，而必须长期谨慎试点反复观察正负效果。

    值得警惕的是，早在改革初期，美国就非常重视向中国推荐私有化改革，遭到中国领导人的拒绝之后，就采取各种形式包装私有化，如将私有化改称为社会化，主张通过股份化和产权多元化，来隐蔽地、渐进地实现私有化。中央情报局曾积极赞助专家学者，研究如何在中国推行隐蔽的私有化。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一开始也是主张国有企业股份化，但后来却急剧地滑向了全面私有化，其原因在于依据的“科斯产权理论”，从根本上动摇了人们对公有制的信心，的确，既然公有产权不明晰而且效率低下，为何还要保留而不干脆推行私有化呢？由此可见，科斯产权理论乃是美国攻心战的利器，其厉害之处在于能够“四两拨千斤”，先从根本上动摇公有制的经济基础，进而摧毁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厦。

 我国推行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必须以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为依据，彻底肃清西方“科斯产权神话”的影响。近代史上，旧中国早就有股份制、公司制企业，私营、外商企业也遍布中国大地，但是，却始终未能实现工业化挽救中国。正是所谓产权模糊的国有、集体企业，发挥公有产权的一系列独特优势，创立之初就向人民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迅速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完整工业体系。事实说明，国有、集体企业等公有制企业，正是挽救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公有产权归全体人民所有是非常明晰的，新中国正是凭借这一独特的优势，才能形成团结全体人民的凝聚力，动员全社会资源投入关键性产业，建立强大的民用和国防工业体系，实现振兴中国的艰巨时代使命。

 事实证明，全体人民所有的公有产权不仅能管理好，而且已创造了比私有产权更高的效率，正因如此，中国才摆脱了解放前的悲惨命运。至于进一步改善公有产权的管理制度，应该是“明晰责任”而不是“明晰产权”，下放经营权的同时创新协调监督机制，这样才能避免美国利用科斯产权理论，作为隐蔽经济战的厉害暗器，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公有制的信心，误导产权改革滑向隐蔽的私有化。因此，我国推行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中，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而不是西方大肆宣扬的科斯产权理论，明确公有产权乃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优越于私有产权的明晰产权制度，进行股份制、公司制改造的目的，乃是进一步发挥公有产权优势，通过广泛筹集资金促进社会化，巩固和加快公有制企业的发展。

股份制、公司制改革的产权多元化，目的是吸收社会资金补充公有产权，而不是代替公有产权来搞私有化，这样才能保证股份制、公司制改造，不滑向用多元化包装私有化的错误道路。因此，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过程中，绝不应该出售国有产权搞私有化，国有股权一般应保持绝对控股的地位，集权分权矛盾应通过完善经营责任制，明晰政府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来解决，这样既能保持政府计划协调的优势，又能调动企业灵活利用市场的积极性。相对控股的界限模糊、操作弹性很大，很难保证有效的控制、协调和监督，制止股东、经理相互勾结掠夺资产，先通过各种复杂交易“化公为私”，然后再进一步“化大私为小私”，公开或隐蔽地转移到完全属于个人的腰包，俄罗斯的改革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20世纪全球有两次所有制结构改造浪潮，现在是到了该对其进行反思的时候了。第一次是上世纪50-60年代的国有化浪潮，第二次是上世纪80-90年代的私有化浪潮。第一次的浪潮带来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经济的崛起、东欧国家的工业化、西欧国家的黄金时代、拉美国家经济的普遍增长（平均增长率为5%）。而第二次浪潮的结局是：东欧国家的民族资产被全盘剥夺，退回到依附于西方的半殖民地的国家地位，不是欧洲化而是拉美化；拉美国家先经历了“停滞的十年”，此后经济稍有起色又陷入了更深重的危机，成为私有化的失败典型。在东欧和拉美，即使有一两个成功的例子，如斯洛文尼亚和智利，深入考察就会发现其关键的工业、金融行业并为搞私有化，国有成分仍处于主导地位。因此事实证明，国企改革推行私有化将是灾难之路。现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进行到了一个关键时刻，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将国有企业进行拍卖，只是他们还拿不定主意，是卖给外国人还是卖给本国人。无论是俄罗斯将国有资产卖给本国人的做法，还是波兰、阿根廷将国有资产卖给外国人的做法，实践证明都是导致社会灾难的糟糕选择。阿根廷当初将国有资产卖给外国人，带来了300亿美元的外资，靠外资流入维持了短期的较高经济增长，但由于丧失了经济金融主权，爆发金融危机后命运比俄罗斯更为悲惨，老百姓一贫如洗，甚至那些买办资本存在银行里的钱都被外国资本搜刮一空。当年阿根廷被誉为“改革之父”和“私有化之父”和领导人，不是涉嫌腐败遭到通缉就是已被逮捕。波兰现在实际上正在走阿根廷的路。从它们的例子可以看出，将国有资产卖给外国人，可以带来短期的“繁荣”假象，因为拍卖会引来一部分外资，暂时掩盖私有化造成的财产损失，能从某种程度上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同时政府似乎可以永久地甩掉国企包袱。但从长远看，正如美籍波兰裔教授波兹南斯基所说，东欧在把国有资产拍卖给外国人的同时，已将本国拥有财产的合法权转让给了外国人，这样不仅因几十年累积的国有资产流失而使国家遭受损失，而且民族国家被剥夺了从资产获利的权利，因此东欧国家所有权结构的改变使这些国家失去了未来发展的机会，民族的经济发展不仅有眼前危机，而且还后续乏力，前途渺茫。俄罗斯则是把国有资产卖给本国人的例子，其结果是寡头集团和犯罪集团获利，普通民众一无所有，如果不是普京上台后实行民族主义的发展道路，国家的经济将继续走下坡路。因此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不能重蹈覆辙。

如今各地出现了一股自发的私有化浪潮，有人形容说各地“卖产卖地真忙”，自发私有化的风潮，已从开始卖中小国有企业，现在发展到卖大中型国有企业，卖上市公司，侵占农民耕地大卖地皮，甚至卖垄断行业的社会公用事业企业，正如前苏联东欧和拉美国家私有化的经验所揭示，私有化的浪潮不会局限于一般竞争性行业，必然会向战略性行业和工业、金融命脉蔓延，因为越是关键性行业的国有企业，掠夺资产的获利前景就越大。倘若战略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都被私有化了，中国就可能像俄罗斯和阿根廷一样，国家丧失工业、金融命脉的控制权，丧失了行宏观调控的能力，民众的血汗存款就可能遭到肆意掠夺，就难以防止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局面。

     参考文献

【１】《软战争—美国经济军事霸权挑战中国》，杨斌著，经济管理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７月出版。

【２】《美国推动了阿根廷经济崩溃》，罗伯特．库特纳，美国《波士顿环球报》，２００２年１月７日。

【３】《一个冰冷的世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带你去地狱的四个步骤》，格雷·帕拉斯特访问斯蒂格利茨，2001年4月英国《观察家》杂志。

【４】《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杨斌著，经济管理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５月出版。

【５】《我从世界危机中学到了什么》，斯蒂格利茨，中国科学院国情报告译文，２０００年。

【６】《私有化是福是祸？—俄罗斯经济改革透视》，张树华著，经济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１月出版。

【７】《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东欧国家的民族资本被剥夺》，波兹南斯基，２００４年，经济管理出版社。

【８】《俄罗斯改革的悲剧与出路——俄罗斯与新的世界秩序》，格拉兹耶夫，经济管理出版社，２００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