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是周恩来诞辰125周年。4月22日至23日，在南开大学举办的第六届周恩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的国外学者，对周恩来与中外关系、周恩来与统一战线等问题作了研究和探讨。本文对其中一些代表性观点进行综述。

一、关于周恩来与中外关系

在周恩来与中外关系问题上，国外学者们比较关注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开展的外交活动及其影响，如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参加日内瓦会议、解决日侨归国问题、进行北京机场会谈、推动“乒乓外交”等。

俄罗斯圣彼得堡理工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教授谢·尼·博格金和该校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泽纳布·巴赫图利泽合写的《伟大的外交家周恩来——基于俄罗斯学术文献的研究》一文，在收集分析了大量俄罗斯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按时间顺序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开展的主要外交活动及其影响，高度评价了周恩来在践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处理中苏关系相关问题方面的努力。文章认为，周恩来在外交中积极维护世界和平，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外交问题。1955年，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来华，就交涉由于潜入中国境内从事间谍活动而被俘的美国人释放问题与周恩来进行了会谈。在会谈中，周恩来“善于组织有助于实现既定目标的谈判”。在 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中，周恩来几次致信印度领导人尼赫鲁，表示双方应共同为边境谈判创造条件。1971年 4月 10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应邀访问北京，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这次访问的成功离不开周恩来的筹划和指导。文章指出：“周恩来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他积极推动与西方国家的和平共处，并试图保持与苏联的关系。他以工作的原则性、外交成就和高尚的人格修养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尊重和爱戴。”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世界政治系特聘教授娜塔莉娅·瓦西里耶娃和俄罗斯圣彼得堡理工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谢·尼·博格金合写的《А.Н.柯西金和周恩来在北京机场的会谈——基于俄罗斯学术文献的研究》一文，以新近出版的俄罗斯文献为依据，聚焦 1969年 9月 11日周恩来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А.Н.柯西金在北京机场的会谈进行了探讨。文章指出，以往俄罗斯文献中对这次谈判内容的记载很少，但是，“近年来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在俄罗斯出版了一些详细介绍谈判内容的材料”，也有一些相关档案开放，这为展开更全面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文章指出，А.Н.柯西金与周恩来的会晤所谈内容主要集中在解决边界问题上。周恩来在会谈中提出了中国的边界谈判原则。总的来说会谈是在友好的氛围中进行的，双方最终就同意停止在苏中边界的敌对行动达成了协议。文章认为，“这次谈判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1969年 3月的珍宝岛冲突使中苏关系陷入紧张状态，而这次北京机场会谈“则提供了一个缓和中苏军事对抗的机会”。“这一事件不仅对双边关系，而且对整个国际政治而言都是一个转折点。”

美国纽约大学暨上海纽约大学教授陈兼以美国档案史料为基础，研究了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为开创新中国外交新局面作出的贡献。他的论文《在国际舞台上“唱文戏”——周恩来和 1954年日内瓦会议》，详述了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是如何开展多边外交的，阐明了周恩来是如何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以创造性地解决外交问题的，赞扬了周恩来的外交智慧和人格魅力。文章指出，日内瓦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陷入僵局后，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应当将主要注意力转向印度支那问题。在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谈判中，他分别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和越南领导人胡志明、范文同会谈，阐明中国的观点，然后又向英法两国代表“吹风”，还挤出时间与柬埔寨和老挝代表团会谈，最终促成了会议在印度支那问题上达成协议。文章认为，周恩来从瑞士飞回北京的途中分别在印度和缅甸停留，同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会晤，主要目的在于“为缔造某种形式的亚洲和平公约做准备工作”，推动印度支那的和平。周恩来与尼赫鲁、吴努分别签署了《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这两个联合声明的主旨均载入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意义在于“提出了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中不同于为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国家所制定并主导的一套新的规范和准则”。这也是周恩来在国际舞台上“唱文戏”的一项重要成果。文章还关注到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在推进中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贸易和其它关系方面的努力。在周恩来的指导下，中国代表团中负责外贸工作的同志，同西方国家的代表开展了一系列的会晤。周恩来也会见了英国外相艾登，双方经商谈同意，中英两国将分别在北京和伦敦设立领事级的代办处。经英方居间协调，中国代表与美国代表在日内瓦进行了几次接触。双方主要就各自滞留对方国家的平民回国问题展开磋商。这几次接触虽未能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但毕竟由此而形成了中美之间的一个联络通道，为一年多后中美开始举行大使级会谈打开了一扇门。总之，“周恩来在国际舞台上的这一出‘文戏’，唱得极为精彩”，“也为新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成功亮相及进一步崛起写下了重要的篇章”。

韩国亚洲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韩相俊的论文《周恩来与 20世纪 50年代中国共产党外交路线的特征和方向》，从内政与外交密切关系的视角分析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的最大问题是恢复国民经济、推进经济建设。中国要想达到这一目标需要周边国际环境的稳定。因此，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中国为与周边国家和平共处作出了积极努力。从 1952年到 1958年，中国政府同日本政府就遣返在华日本人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谈。经过两国共同努力，历时 6年，共遣送 3万多日侨返回日本，这推动了中日关系的改善。万隆会议期间中国与印尼就印尼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达成的协议，“开启了处理东南亚华侨问题的良好先例”。文章还指出，周恩来首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虽然首先是为处理中印关系提出的，但中国很快将它作为处理一般国际关系的准则。周恩来 1955年在万隆会议上提出的“求同存异”原则，“充分展现了周恩来与新中国外交中的务实主义的一面”。

二、关于周恩来与统一战线

在周恩来与统一战线问题上，国外学者们着重对周恩来在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作了研究和探讨，包括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作出的贡献、1937年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几次谈判、因臂伤赴苏治疗期间开展的有效工作等。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娜塔莉娅·玛玛耶娃的论文《周恩来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俄罗斯文献资料为依据，阐述了周恩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中的重要作用。文章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 20世纪 30年代至 40年代前期的中国历史中占据着中心地位，对中国革命历史研究越多，就越能明显感到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一系列历史事件中的重要地位”。文章梳理了1937年 2月至 9月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几次谈判，认为周恩来充分吸收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合作内容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建议。“他具备杰出的谈判能力，对国内形势和中国革命进程的特点有着深刻的认识。”文章论述了周恩来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承担的大量工作，指出，“周恩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突出作用。关于这一点，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各方资料都有证明”。文章还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当时的苏中关系联系起来，从一个相对较新的视角展开研究。文章认为，周恩来重视维护好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广泛凝聚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周恩来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交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中包含了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许多有意义的资料。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阿拉·维尔琴科的论文《1940年周恩来在苏联发表的文章及其重要影响》，介绍了她从史料中发现的一篇学术界之前较少关注的关于周恩来的文献，即周恩来 1940年在《共产国际》杂志发表的《反对中国分裂和投降的危险》一文。文章指出：1939年 9月至 1940年 2月，周恩来因治疗臂伤前往苏联，在苏的 5个多月期间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共产国际》杂志发表了《反对中国分裂和投降的危险》一文。该文完整地描述了当时中国的抗战局势，涉及抗日战争的新阶段、统一战线的特点、国民党立场的变化以及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特点等问题。周恩来在文章开头就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新阶段的主要任务：一方面，保持与国民党合作的可能性，加强并扩大统一战线，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另一方面，反对国民党限制共产党人活动的一切企图，团结进步力量，反对分裂和投降。然后，周恩来指出了当时中国面临的困难形势：“中国仍然受到当时扶持日本的列强的严重影响。英国、法国和美国都表现出与日本妥协的倾向”；“日本军国主义企图促成中国投降，日本已动员了150万人参加侵略中国的战争”；“在中国国内存在投降思想”，汪精卫集团的卖国行为，“使中国人民陷入空前的苦难和痛苦”；“所有主流媒体均掌握在国民党手中，并对中共、苏联和共产国际进行了激烈的负面宣传”。接着，周恩来分析了中国一定能够取得抗战胜利的原因，他指出中国在人口规模、地域面积、动员能力和继续战争的能力上均占优势，特别是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具有英雄主义气概、“自我牺牲精神、勇气和胆识、机智和谋略”。最关键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是真正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民族解放斗争的主力军。“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已经准备好尽一切努力阻止敌人的前进，并在反攻作战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维尔琴科认为，周恩来“这篇文章是在中国处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写的，中国共产党即将根据变化的环境做出根本性的决定。周恩来相信中国人民有力量取得最终的胜利”。同时周恩来也感受到了苏联人民和全世界进步力量的同情和支持。对苏联来说，周恩来这篇文章带来了中国当时局势的最新信息，对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了解中国局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现状，对共产国际就中国问题作出正确判断和决定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美国诺斯通讯公司创始人兼前任首席执行官、美国周恩来和平研究院创办人迈克尔·诺斯，以较新的视角研究了西安事变前后周恩来做的大量工作。他的论文《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周恩来与西安事变问题研究》，考察了西安事变前周恩来在长征中发挥的作用，认为长征期间周恩来对于维护党内团结和合作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作为一个优秀的组织者，周恩来协助规划了红军长征的总体方向，积极应对了各种挑战。长征期间周恩来的领导能力和统战技巧得到了锻炼和展现，“他驾驭复杂的政治军事局面及团结同志的能力对长征胜利及红军在延安建立根据地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也为他后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基础。在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由于周恩来的谈判技巧、个人魅力与良好的形象，使他在各方人物心中有较高的信誉，从而得以协调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维持住大局，在释放蒋介石问题上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孜孜不倦地做多方面的说服工作，以忘我的工作精神，确保谈判取得有利的结果，保持各派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文章还将西安事变前后周恩来的两张照片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西安事变前周恩来拍的照片，神情严肃。西安事变后周恩来拍的照片，安然坚定。周恩来在处理西安事变这个重大政治事件中创造了‘西安奇迹’”。

三、关于周恩来其他方面研究

与会国外学者还就周恩来精神、周恩来关于外语教育的思想等方面问题开展了研究和探讨。

日本创价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高桥强的论文《日本接受“周恩来精神”的一个方面 :从文化和教育交流的观点出发》写到：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 50周年，东京、京都和仙台举办了“海棠樱花永相传——周恩来与中日友好”图片展，仅日本方面就有约 7000名参观者。同年，创价大学的通信教育部开设了两场关于周恩来的讲座，吸引了不少的听众。作者通过问卷调查方式分析和研究了“周恩来精神”是如何通过上述图片展和讲座被大众接受的。围绕“周恩来精神”，问卷设计了“对周恩来总理的印象”“周恩来总理让你深受感动的地方”“对周恩来总理生平感兴趣的地方”等问题。通过对东京展和京都展上回收的多份问卷的深入分析，文章指出：关于“对周恩来总理的印象”，频率最高的关键词是“伟大”，“这个词出现在 20岁到 70岁的广泛年龄范围里”。其次多的词是“杰出”，“这也是日本人经常使用的词”。再次是“诚实”“志向”“政治家”等词。关于“周恩来总理让你深受感动的地方”，使用最多的关键词是“对日本的态度、贡献”，还有“以民促官政策”。关于“对周恩来总理生平感兴趣的地方”，出现最多的关键词是“日本留学时期”，接下来是“童年”，还有“年轻时的远大志向”。文章认为，在被调查者心目中，“周恩来精神”具体体现为：“让中日友好和世界和平绽放光芒”，“为人民鞠躬尽瘁”，“爱中国，爱人民，为和平奉献一生”，“民间外交”，“承认彼此的多样性”，“矢志不渝”，“热爱和平”，“不夹杂私情”，等等。文章指出：“周恩来精神在未来可以成为中日友好的象征。”“今后坚持进行文化交流是有益的”，“教育交流也是接受周恩来精神的一种有效方式”。这种研究方式为我们继续深入研究和广泛弘扬周恩来的崇高精神提供了新的思路。

日本学者松永源二郎的论文《周恩来的外语教育政策》，结合他本人曾在北京语言大学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攻读博士和任教的经历，对周恩来关于外语教育的思想进行了研究。文章指出：“1956年，周恩来提出必须扩大外国语的教学，并且扩大外国重要书籍的翻译工作。”1964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国教育部制定了《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外语教育的有关要求。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由周恩来亲自提议成立的，此后又有一批外国语学校和学院建立起来。在指导外语教育过程中，周恩来逐渐形成了这样一些认识：一是要将外语学习大规模纳入国民教育（在中等教育上设立外语学校）；二是要在专业教育中培养外语人才（在高等教育上设立外国语大学）；三是要编撰外语词典；四是要扩大对外国人的汉语教育。文章认为，周恩来由于长期从事外交工作，十分清楚培养口译人才的必要性。周恩来知道口译的难度，做好口译不但要有外语水平、政治水平，同时要有较高的文化水平，遂将培养“高级口译人才”作为外语教育政策的一个重点。文章还谈到了周恩来《关于外语教学的谈话》中提到的“基本功”的含义，即学京戏要先练基本功，学外语也要先练基本功，“不光是要掌握外语的语音、词汇、语法，做好听、说、读、写、译五个字，还要懂得历史，地理。不仅要读中国地理、历史，还要读世界地理、历史。自然科学也要懂一些”。文章指出：“如今中国的外语教育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这一发展的起源可归功于周恩来，是他深切地意识到了外语学习的必要性，并不断给出大量具体和详细的指示。”

总之，国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开展周恩来思想与生平研究，在周恩来与中苏关系、周边国家外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上取得了新进展。俄罗斯学者和美国学者还充分利用俄罗斯和美国的档案，对一些新史料进行了介绍和挖掘，为深入开展周恩来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文献。国外学者的这些研究成果，特别是其中的新视角新观点新史料，值得我国学者参考和借鉴。

作者：徐行，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杜开鑫，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

来源：《党的文献》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