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伟人从来不是不犯错误的人，而是犯了错误能够迅速及时纠正的人。正如金一南将军所言，许多描述四渡赤水的论著，对遵义会议确定的战略方向被迫改变一事略而不提。提了，似乎便会影响遵义会议的伟大，影响领袖的光辉，影响用兵如神。恰恰是这种“好心好意”的回避，共产党人的最富生机的灵魂被抽调了。
“土城失败”与“一渡赤水”
1956年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上讲：“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
所举四次败仗，两次发生在四渡赤水之间。
又有红军《长征组歌》中豪迈地唱道：“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1月20日，野战军司令部下达《渡江作战计划》：“经川南渡江后，转入川西北，协同四方面军实行总的反攻，争取赤化四川。”
1月25日，红一军团进占土城，并向赤水城推进。
赤水城却被川军先期占领。
土城地处贵州西北，是赤水东岸重要渡口，黔北大道要冲;其东、南、北三面为险峻山岭，为西渡赤水的良好地域。
赤水城地处川黔交界，东南部山大坡陡，西北部河谷开阔，公路毗连附近的川黔各县，更是中央红军北上入川必须通过的要点。
这两个要点，一南一北，是中革军委《渡江计划》规定必须夺占之地。两点中间，为中央红军西渡赤水的广大地域。攻占并保有这两地，是实现北渡长江、进而赤化四川的关键。
红军先于川军占领了土城，取得西渡的有利地位。川军却先于红军占领了赤水城，阻碍了红军的北上。
双方虽各有得失，但红军渡江北上的作战计划，一开始就打了折扣。
1月26日，毛泽东到达土城。郭勋祺也尾随红军进至土城以东地域。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研究后，决心在土城以东青杠坡地区围歼郭部。
6天前，中革军委在《渡江作战计划》中已指出：“必要时在赤水以东地域，与追击和截击的敌人一路进行决战。”
现在，毛泽东认为时机成熟。
1月27日，林彪之一军团在赤水城南陷入与川军的激战中。
1月28日，红军三军团、五军团按预定计划，在土城东青杠坡地区与川军郭勋祺展开决战，从南北两面向郭部发动猛烈进攻。
三军团担任主攻。彭德怀亲临前沿阵地指挥，与川军反复争夺阵地，双方伤亡很大，战斗极其艰苦、剧烈。
对这一仗，对川军的战斗力，红军各级指挥员思想准备都是不足的。
长征前，当川军田颂尧部对红四方面军的三路围攻失败后，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就称川军“全部瓦解”“战斗力全无”，甚至一支妇女赤卫队也“缴了一团白军的枪”。川军各部“兵无斗志，纵令开到前线难保不以送枪送弹而终”。对川军极其轻视。长征到贵州后，又认为川军与不堪一击的黔军差不多，内部四分五裂，矛盾重重，普遍吸食鸦片，纪律涣散，只会打家劫舍，奸淫妇女。
对川军装备优良、注重训练、各级均设军官教导团或教导队的情况，以及四川从1912年到1933年四百七十余次混战，刘湘几乎无役不与，作战经验相当丰富的情况，中共中央与中革军委的主要领导却不了解。
要北上入川，“争取四川赤化”，不但对川军素质估计过低，也对川军参战实力侦查不确，还以为红四方面军在川北牵制了四川军阀的全部军队，川军“不可能及时地以优势兵力在沿岸各处封锁长江”。
对川军战斗力估计过低，对川军实力估计过低，对川军素质估计过低。轻易地提出“决战概念”，本身就是轻敌的产物。
事实证明青杠坡的川军郭勋祺部，不是红军原先估计的4个团六七千人，而是6个团一万余人;不是“战斗力全无”，而是战斗力甚强。原想围歼郭部，但郭勋祺不但没有被消灭、被打退，反而在优势火力的掩护下，步步进逼土城，局势危急。
土城之战是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仗，成败关系全军士气。在此紧急时刻，朱德提出亲自上前线指挥作战，毛泽东没有答应。朱德帽子一脱，大声说：“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
朱德、刘伯承上了前线。毛泽东急令奔袭赤水城的红一军团火速回援，同时命令干部团急赴前线，发起冲锋。
红军与川军在土城以东展开一场恶战。冲锋与反冲锋犬牙交错，险情环生。川军一直攻打到白马山中革军委指挥部前沿。连董必武、林伯渠、邓颖超、贺子珍等老弱及女同志组成的军委干部休养连也未及撤离，陷入险境。幸得红军最后的老底子干部团冲上来奋力救援，才使休养连脱离敌人的火力拦截，撤出险境。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也是在一个排掩护下，仓促地撤出来的。
进攻作战变成了背水作战。
时任三军团四师政委的黄克诚回忆说：“当时张宗逊师长已住进了卫生所，我又赶上害病，躺在担架上指挥部队。适逢朱总司令前来督战，看到部队疲惫不堪的样子，朱总司令非常恼火，对我大发了一通脾气。”
朱德这位从来以宽厚著称的总司令，对躺在担架上带病指挥部队的指挥员发火，可见当时局面之紧张危急。
增援之川军还在陆续到来。鉴于局面已十分不利，毛泽东与政治局几个主要成员28日傍晚开会，决定改变由赤水北上、从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迅速撤出土城战斗，渡赤水河西进。
1月29日拂晓前，红军停止战斗，迅速渡过赤水河。
紧急情况下临时决定的一渡赤水，成为红军著名的四渡赤水作战的开始。
一渡赤水是在敌情严重、战斗失利的情况下进行的。为迅速摆脱追敌，部队再次轻装。一些笨重的物质。机器被抛进河中。
遵义会议设想了赤化四川，却没有设想四渡赤水。
如果一渡赤水前在土城把川军打垮，就不会有后来的金沙江、大渡河，红军也不用过雪山草地了。
遵义会议确定的战略方向，一开始便被修正了。
修正也不是一蹴而就，只能逐步完成。土城失利，修正的只是过江地点。原定从泸州至宜宾之间过长江的计划不行了，便西渡赤水，向古蔺、叙永地区寻求机动作战，准备从宜宾上游渡过长江。
渡江地点由泸州至宜宾之间移到宜宾上游。渡江入川、建立才川西北根据地的遵义会议设想仍然维持不变。
却无法维持太久。因为红军的战略方向正好与川军的作战原则迎头相撞。
准备入川的红军方才知道，川军的战斗力绝不弱于蒋系中央军。土城战役后川军气焰尤其嚣张，一个团也敢上来与红军挑战。
2月6日上午，一军团一师一部行至天堂坝，竟被尾追的川军一个团三面包围。三军团五师听到枪声后迅速赶来支援，从两翼对敌实施反包围。三军团后续部队一千余人下午也赶来支援。激战一天，向敌阵地反复冲击十几次，不能解决战斗。入夜，该团敌人乘机转移阵地。
红军发现川军另一个团已在增援途中，也只有撤出战斗。
面对川军的顽强阻击，从宜宾上游入川已明显不可能。
2月6日凌晨，朱德电令一、三军团习向扎西靠近。电报中说：“根据目前敌情及渡金沙江、大渡河的困难，军委正考虑渡江的可能问题，如不可能，我野战军应即决心留在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苏区。”
电报要求一、三军团领导人速将意见电告军委。
领导层已感觉到原定战略方向实现的严重困难。这封电报实际上是询问一、三军团领导人，渡江入川还能否?如不可能，新的战略方向在川滇边境何处?
2月7日，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回电，向军委建议在川黔滇边建立根据地。
这个建议坚定了中央转变遵义会议原定战略方向的决心。中革军委立即接受建议，当日决定暂缓渡江，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
中革军委命令各军团，迅速脱离四川追敌，向川滇黔边得扎西地区集中，开始准备与滇军作战。
至此川滇黔取代了川西北，遵义会议确定的战略方向基本改变。
许多描述四渡赤水的论著，对一渡赤水前后遵义会议确定的战略方向被迫改变一事略而不提。
提了，似乎便会影响遵义会议的伟大，影响领袖的光辉，影响用兵如神。恰恰是这种“好心好意”的回避，共产党人的最富生机的灵魂被抽调了。
其实没有神。
中国工农红军从领袖到战士，都是一个个鲜灵活现的个人，人最不能免的就是失误，人最可贵的也就是改正失误。
应该说一渡赤水给了红军领导人很大的教训。遵义会议一结束就提反攻，就提决战，是不明智的。
敌人内线作战，力量雄厚;红军外线作战，人员装备严重不足;川军以逸待劳，人地两熟;红军则长途转战，人地生疏。在这种情况下动辄“反攻”“决战”，完全不现实。以为解决了错误的军事领导、把定了正确的军事路线就无往而不胜的思想，被土城战斗警醒。
长征本身就是战略退却。为保存实力以图发展，红军本该千方百计避免同敌人决战。更何况与川军决战，恰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
伟人从来不是不犯错误的人，而是犯了错误能够迅速及时纠正的人。
从土城战斗失利后立即放弃北上渡江计划改为西渡赤水，到古蔺、叙永一带受阻马上采纳彭、杨建议改取川滇黔边境，皆可见工农红军“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机动灵活战略战术又回来了。说毛泽东又回来了，意义正在这里。
红军请回来的不是一尊万无一失的神，而是一位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的实事求是的人。
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与非凡，毛泽东作为这个党的领袖的伟大与非凡，并不在于那种充满佛光神意的被神化的计划或预言，而在于它的实践。
“二渡赤水”与“遵义大捷”
2月25日，中央红军两大主力红一、三军团首长-林彪、聂荣臻和彭德怀、杨尚昆，不约而同地于同一天向中革军委建议“以主力消灭娄山关、遵义一带的黔军”。
两大主力军团领导人意见一致，使中革军委决心即定。
由于红军前线指挥员彭德怀、林彪对战机把握及时，使战斗迅速从围歼黔军两个旅发展为追歼国民党中央军两个师的大规模战斗，取得了红军长征中最大的战役—“遵义战役”的大胜利。
2月10日，中央红军进行扎西整编。全军除干部团，共编为16个团，除一军团还保留师得建制外，其他军团一律取消师的编制。新的编制是一军团两个师6个团;三军团4个团;五、九军团各3个团。
这一精简缩编，为下一步大进大退作好了准备。尽管没有着意说明，但在川滇黔边区建立根据地提出仅三天，根据敌我态势，行动指针已偏向了黔北。
2月15日，红军野战军司令部下达《二渡赤水的行动计划》。
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
2月24日，林彪率一军团攻占桐梓。第二天三军团向桐梓开进中，前卫红十三团抓获几名黔军俘虏，得知娄山关仅有黔军柏辉章部三个团，杜肇华部一个旅在娄山关以南三公里处得黑神庙。
25日14时，彭德怀、杨尚昆向中革军委报告上述情况，提出“以迅速动作歼灭此敌。”
同日20时，一军团林彪、聂荣臻也致电朱德，建议“以主力在娄山关南消灭黔敌。”
两大主力军团领导人意见一致，使中革军委决心即定。
25日23时，朱德电复彭、杨、林、聂：“一、三军团及干部团统归彭、杨指挥，应于26日迂回攻击娄山关、黑神庙之敌，坚决消灭之，并乘胜夺取遵义，以开赤化黔北的关键。”
彭德怀的基本部署是：“三军团担任正面主攻，一军团向黑神庙之敌侧后迂回，五军团迟滞由桐梓方向来援之川敌。”
红十三团向娄山关急进，前卫侦察连连长韦杰和手枪排战士换上国民党军装，一鼓作气冲到娄山关口。十三团刚刚占领关口，黔军就发起攻击。彭德怀命令红十二团从正面冲击，硬把敌人压了下去。
2月26日，一、三军团占领娄山关。
兵败如山倒。残敌纷纷向遵义溃逃，遵义守敌极度慌乱。红军乘胜向遵义进击，于28日晨再占遵义。
原定的遵义战斗，还是只指向较弱的黔敌，这场预期不大的战斗。
由于红军前线指挥员彭德怀、林彪对战机把握及时，使战斗迅速从围歼黔军两个旅发展为追歼国民党中央军两个师的大规模战斗，由此揭开了红军长征中最大的战役—遵义战役。
红军坚决迅速攻克娄山关和遵义的行动，使前来增援的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陷于被动。
战斗开始，吴部第五十九师师长韩汉英看到右翼地形对自己不利，向吴奇伟建议占领前面不远的老鸦山和红花岗。
一场激烈的战斗围绕红花岗右侧主峰老鸦山展开，双方皆拼尽全力争夺，因为蒋介石下了死命令，为打好这一仗吴奇伟也拼了命。
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的张宗逊上将，当时是防守老鸦山主峰的三军团十团团长。十团是三军团主力部队，在敌优势兵力、火力、不计伤亡的轮番冲击下，该团损失严重。张宗逊负伤，参谋长钟伟剑牺牲，韩汉英部于15时许攻占主峰。
老鸦山主峰丢失，不仅居高临下威胁十一团红花岗阵地，而且直接威胁遵义的安全。三军团在连续作战、损失较大的情况下，当时已经无法调集反击力量。
遵义城出现丢失危险，战局千钧一发。但占领老鸦山主峰之敌在莫名奇妙之间转入防御。
原来，林彪的一军团已经从水师坝地区向敌人侧后出击，尖刀一般直插忠庄铺敌军指挥部。
这是遵义战役的关键一刀，一刀就是敌人的心脏。
吴奇伟把全部力量都投上去了，纵队指挥部周围没有剩下多少部队。林彪这一着整得他实在是苦，只有丢下部队，带着身边少数人员狼狈逃窜。
占领主峰之敌居高临下看得十分清楚，发现其指挥部突然溜走，料想不妙，于是不敢大动，只得坚守。
黄克诚回忆：
在山底下我见到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我对林彪说：“好险啊!”
林彪不以为然地说：“你们当初守卫在山头就是了，不应该去追击。”
我说：“敌人正逼近遵义城，不将敌人赶跑怎么得了!”
林彪若无其事地说：“当敌军正向你们进攻的时候，红一军团的部队已向敌军侧后包抄过去，我军已化险为夷。陈赓到你们那里时，敌军的败局已定。”
说话间，果然敌军已全线崩溃。
林彪当即派一支部队去追击溃退之敌。我基于前次追击吃亏的教训，建议林彪多派些部队追击，林彪说：
“全线溃退之敌已无斗志，我有少量精干部队追歼即可解决问题，无须动用大部队。”
说彭德怀敢于战斗，不是说他不善于战斗;同样，说林彪善于战斗，不是说他就不敢于战斗。
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但红军将领中，唯彭德怀、林彪置于一起时，特点反差最大。二人原有的特点，皆被对方的特点衬托得更为鲜明。二人皆率领红军的主力军团，把握特点，相得益彰，这便是毛泽东的拿手好戏了。
被打垮的吴奇伟部，并非一触即溃的乌合之众。林彪也许并不知道，这支被他“猛打猛扫”的部队里，他还任过见习排长。
吴奇伟的第四军，就是当年颇富盛名的北伐劲旅“铁军”残留下来的部队。吴奇伟与林彪当年同为铁军第十二师的人，吴奇伟久经沙场，为十二师团长，林彪从黄埔新进毕业，刚分来任十二师独立团见习排长。一个粤军前辈，一个黄埔后劲，皆在二次北伐的河南临颍建立奇功。
增援王家烈时薛岳留了一个心眼，他将欧震的九十师留在贵阳，让完全是黄埔系组成的直辖九十三师唐云山部随吴奇伟北上。
林彪给他老部队的礼物是侧面迂回、正面猛追。
五十九师、九十三师这两个师，据说参加第五次“围剿”以来从未败过，这回被红一军团追得全军溃退，建制崩溃，丧魂落魄。即便逃过江的部队，重武器和伙夫挑子行军锅灶也一律丢光。
二渡赤水的遵义之战，吴奇伟的部队起码一半是被林彪追垮的。
“三渡赤水”与“鲁班场失败”
在“二渡赤水”的“遵义战役”中，林彪、彭德怀及时提出建议，并出色地指挥一、三军团大败中央军吴奇伟部后，毛泽东的信心大增，于是再次提出“决战”，而且直接挑战中央军周浑元部。
林彪缜密分析后，提出建议：打打鼓新场的黔军。
为打中央军周浑元而担纲指挥的毛泽东极力反对，但毛泽东却在表决中被罢免了前敌指挥职务。
毛泽东在取得周恩来的同意后，继续指挥在鲁班场强攻中央军。
结果，再次重复土城“决战”的失败……于是，又不得不放弃刚出炉的“建立黔北根据地计划”，开始三渡赤水。
毛泽东在1959年八大预备会议上讲自己打过四次败仗，第四次“茅台那次打仗”，即指三渡赤水前的“鲁班场战斗”。
这场战斗的影响远比今人想象的大，战前毛泽东差一点儿丢掉前敌总指挥，遵义会议成果几乎成为泡影。
鲁班场是毛泽东的街亭。
说鲁班场战斗，必须谈林彪的打鼓新场战斗。谈林彪的打鼓新场战斗，必须谈中革军委关于遵义大捷后确定的战略方针。谈中革军委新确定的战略方针，必须看蒋介石的实际部署和设想。
真是一个连环套，的确如此。如果你想解开历史之谜，必须解开这些连环。解开它们，你便得到了历史。
二渡赤水取得遵义大捷后，图黔决心更加坚定。为彻底实现以遵义为中心的川滇黔边区根据地设想，中共中央决定与追击军主力周浑元纵队决战。
于是继土城之战后，再次出现“决战”这一字眼。
3月4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签发命令：“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次战役特设立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委员。”
命令中所提到的“此次战役”，即指预定的歼灭周浑元。前敌司令部也专为歼灭周敌而设。毛泽东以政治委员身份，担任实际的总指挥。
同一天《红星报》提出口号：“为赤化贵州而战!”“打大胜仗”“赤化全贵州”“赤化真个云贵川三省”。
二渡赤水的空前胜利，使中革军委再一次急于求成。
一渡赤水前打败了黔敌就轻视川敌;三渡赤水前打败了吴奇伟就轻视了周浑元;事情就是这样一遍一遍演示。失败包含着胜利，胜利包含着失败。
3月5日，前敌总指挥毛泽东决定各军团集中鸭溪，“突击周敌”。具体部署：以红九军团在桐梓、遵义地区吸引川敌向东，集中主力一、三、五军团及军委干部团由遵义地区西进遵、仁路，寻歼周浑元，未果。
3月6日，毛泽东又准备在白蜡坎以西迎击周浑元。决定以林彪的一军团由北向南打抄后路，彭德怀的三军团由南向北打堵迎头，五军团在白蜡坎为预备队，九军团警戒大渡口;先以猛烈动作解决周浑元部萧致平九十六师、谢溥福第五师。7日再解决周部万耀煌第十三师。
毛泽东对这一仗踌躇满志，率前敌司令部亲至白蜡坎，除要求各军团用无线电随时报告战况外，还特别规定了烧烟火办法：大胜仗烧三堆火，小胜利烧二堆火，相持或不利烧一堆火。
结果，一堆火也烧不起来。周浑元根本就没有进入我预伏地域。
两次诱周决战未果，林彪按捺不住了。
3月10日，林彪、聂荣臻联名向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发出一封“万急”电报，建议以主力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具体部署：
以三军团两个团切断三重堰至西安寨地域之敌退黔西之路;以三军团另两个团及一军团两个团消灭西安寨之敌;一军团主力四个团攻击打鼓新场，干部团佯攻敌周浑元部;五军团为预备队。
电报是凌晨 1时发的，林彪思考一夜的结果。电文很长，对各部行程时间、途径地域、到达位置，均有缜密算计，一如林彪以往的指挥风格。看得出来，这一建议决不是草率思索的结果。
西安寨、新场之敌为黔敌尤国才旅，林彪思考后提出该作战计划，核心是不想打周敌，想打黔敌。所以仅以“干部团佯攻敌周浑元部”。
但成立前敌司令部就是为了打周浑元，林彪突然站出来说不打周浑元而转攻黔敌，给毛泽东带来了遵义会议以来最大的危机。
当天中央政治局在鸭溪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林彪提出的打鼓新场战斗。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认为红军两天以后才能赶到打鼓新场，届时滇军将与那里的黔军会合，旁边还有川军和中央军周浑元部的侧击，一打，又会碰硬。
但大多数人支持林彪的意见，主张打。
毛泽东只能苦口婆心地一再阐述不能打的理由，却未能说服众人。
最后毛泽东也急了，提出如果要打，他就辞去前敌总指挥的职务。
未料想坚持打的人也针锋相对：“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现场一表决，毛泽东当然是少数。于是会议通过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毛泽东刚刚担任了6天的前敌总指挥职务被撤销，所遗空缺由彭德怀暂代。
这实在是个连张闻天也觉得尴尬的局面。作为中共中央负总责之人，6天前提议毛泽东任前敌总指挥，6天后又在自己主持的会议上认可了毛泽东的辞职。遵义会议的成果眼看将毁于一旦。挽救局面的是周恩来，更是毛泽东自己。
天黑了，失去总指挥职务的，毛泽东才理出一个办法：找周恩来。
周恩来仍然是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毛泽东是提着一盏马灯来到周恩来住地的。周恩来回忆说，毛泽东要求攻打打鼓新场的命令晚一点儿发，再想一想。毛、周二人在屋里作了一番讨论，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当晚21时即以军委名义发电要部队集中，以便寻求新的机动。第二天一早又开会讨论，到底把大家说服了。
取消打鼓新场战斗，毛泽东的前敌总指挥地位便自然恢复了。
这回争论后，为使军事指挥真正机动灵活，不再出现会议讨论行动方针、争论不休以致表决局面，毛泽东向张闻天提议成立“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全权指挥军事，成员为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
张闻天也觉得军事指挥通过会议实施明显不行，自己对打仗又不熟悉，便完全赞同。在3月1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的提议被通过。这便是与博古、李德周恩来“老三人团”相对应的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新三人团”，团长是周恩来。
毛泽东从遵义会议后成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到二渡赤水后前敌司令部总指挥，3月12日“新三人团”的实际负责者，用了两个月时间，终于进入最高决策机构并掌握了决策权，中共中央变换军事领导的决策才最终完成。
3月13日20时“新三人团”发布第一个战略方针《关于我野战军战略方针的指示》，基本设想是在消灭黔军的战斗中调动周浑元、吴奇伟纵队，相机歼灭。掌握了决策权的毛泽东，还是要打周浑元。
3月14日，“新三人团”发布“我野战军决心以全部力量，于明15号绝不动摇地消灭鲁班场之敌”。鲁班场之敌即周浑元。
3月11日至14日，周浑元率第二纵队三个师先后进至鲁班场……
面对这些不利条件，红军指挥员中提出了不同意见。
彭德怀、杨尚昆3月13日19时向前敌司令部提出：“时间局促，地形对我不利，敌人阵地工事坚固，我们考虑无攻破周敌的可能;建议迅速脱离当面之敌，控制仁怀、茅台西渡，以吸引滇、川两敌向西，来寻求机动。”
建议中所提“时间局促，地形对我不利，敌人阵地工事坚固”，正是后来红军攻击失败的原因，而“控制仁怀、茅台西渡，以吸引滇、川两敌向西，来寻求机动”，也恰好是后来采取的方针。
但这个建议当时未被采纳。
攻击周浑元的具体部署是：以一、三军团及干部团为右翼队，统由林彪、聂荣臻指挥，由北向南突击鲁班场之敌左侧及左正面;以五军团和三军团之第十、第十三团为左翼，由董振堂、李卓然指挥，协同一军团突击鲁班场之敌。
15日拂晓，战斗打响。红军向周纵队第五师阵地正面进攻，遭到猛烈反击。10时许，向敌三个师的阵地全面进攻，均被敌重机枪的猛烈火力所压制，屡攻不克。
双方鏖战至13时，敌机在士兵白色标志引导下，向红军阵地狂轰滥炸，压得红军抬不起头，伤亡不断增加。
黄昏，红军以密集队形实施连续冲击，仍不能得手。战至天黑，因敌占据有利地势，只能停止攻击，与敌对峙。
19时许，周敌开始向红军右侧迂回。黔军两个团也尾随红军至鲁班场东南永安寺附近。为避免受敌夹击，红军遂撤出战斗，于15日夜转移至茅台、仁怀….
鲁班场战斗失利。
鲁班场战斗的失败，又不得不放弃赤化贵州的战略方针。
3月16日晚，红军放弃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于茅台县开始三渡赤水，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一副北渡长江的姿态。
很多描写这段历史的书籍都认为，三渡赤水使蒋介石十分恐慌，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所以急令川军防堵于西，黔军沿赤水河防堵于东与南;滇军向赤水河靠近;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实行尾追。
其实，蒋介石没有那么惊慌。
他当时的确摸不清红军的战略动向，但鲁班场战斗红军啃不动周浑元部，他感到红军已经没有很强的战斗力了。
从国民党的资料看，蒋介石起初担心红军继续向东与贺龙、萧克会合，于是严令封锁乌江，以图歼灭红军于乌江以西的巴黔大道地区。红军突然间三渡赤水，他就判断红军很可能要分散游击，化整为零了。
这个时候，他已经基本不相信红军还有北渡长江的实力了。
红军再次面临千钧一发的时刻。
“四渡赤水”与“北渡金沙江”
红军“四渡赤水” 进入云南后，毛泽东仍然没有放弃在贵州立足的最后努力，眼光仍放在黔西南，但因滇军先到而不可得。红军不断地选择，又因现实不断地放弃。
在此期间，一、三军团领导人发挥了重大作用。
林彪大胆并不客气地提出“已失去回黔北可能，且无法在滇东开展局面”，“野战军应立即变更原定战略，而应立即迅速脱离不利形势，先敌占领东川，应经东川渡过金沙江入川，向川西北前进，准备与四方面军会合。”
彭德怀也提出：“目前向西南机动很困难”，“建议转向东南之乌江流域比较有利。”
林彪、彭德怀的建议并未被毛泽东立即采纳。
所幸，在严酷的现实情况下，中央很快便采纳了林、彭的正确建议-“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毛泽东说，四渡赤水作战是他一生中得意之笔。得意在哪里?不在神机妙算，也没有神机妙算。只有根据实际情况迅速对决策作出修订。
三渡赤水预定进至的古蔺、叙永地区已三面受敌，回旋余地十分狭小;若敌人碉堡封锁线形成，又将出现第五次反“围剿”局面，红军再去打破将十分困难。紧急关头，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军前敌司令部于20日17时当机立断，决定四渡赤水，在赤水河东岸寻求机动。
3月16日晚三渡赤水，到20日晚决定四渡赤水，仅仅间隔4天。
周恩来后来说：“从那个时侯一直到渡金沙江，从1月、2月，到了5月，这是相当艰难困苦的一个时期。走‘之’字路，四渡赤水河。”
就连以宽容憨厚见长的总司令朱德，在四渡赤水期间也两次大发其火。一次是一渡赤水前得土城战斗，朱德亲上前线督战，见部队疲惫不堪的样子，对三军团四师政委黄克诚发了火。
另一次是四渡赤水后南渡乌江，干部团奉命拆掉浮桥时，九军团还未过江，朱德知道后对干部团的陈赓、宋任穷发了很大的火。
宋任穷回忆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总司令发脾气，这次发怒是我见到的唯一的一次。”
那的确是一段非常时期。中国红军的胜利，绝不是历史用托盘端上来的一份幸运礼物。把四渡赤水看成一场出神入化的妙算和从容不迫的行军，糟蹋的是我们自己那部艰难曲折的奋斗史。
红军也在进行紧张的调整变化。
25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团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名义致电各军团负责人，提出首先牵制周浑元、吴奇伟部，消灭王家烈部，由此扩大机动区域转向西南，然后在运动战中消灭追击或截击之敌一部或大部，以扭转战局。
此方针还是胃口太大。
红军当时连续奔波，已相当疲惫，粮食给养又十分困难。一渡赤水在扎西，二渡赤水在遵义一带扩大的兵员逃亡严重。要吃掉王家烈再吃掉其余敌人一部或大部，已无可能。
接到这封电报后，晚上22时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回电，认为“目前向西南机动很困难，因为首先要突破敌之包围”;建议"转向东南之乌江流域比较有利。"同时，根据调查所得情况，彭、杨提出，只要有充分准备，用4至6个小时即可在三军团原来渡乌江处架起浮桥。
关键时刻，彭、杨再次提出重要建议。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南渡乌江，但意思已很明显。
26日，毛泽东迅速接受彭、杨建议，朱德发布命令，决定中央红军集结主力改经长干山与枫香坝中间地段南下。
27日敌情又发生变化，长干山之敌已进占平家寨、李村，薛岳直接指挥的九十三师已在坛厂与九军团激战，原定从长干山、枫香坝之间突围南下已不可能。蒋介石、薛岳已正调集人马在这一带修碉堡封锁线，阻止红军南下。
毛泽东决定，以红九军团伪装主力向长干山、枫香坝佯攻，引敌北上;一、三、五军团及军委纵队乘机改由枫香坝以东穿过敌人封锁线，向南急进，强渡乌江。
红军完成了四渡赤水。
从1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到3月31日红军主力南渡乌江，70天时间红军在黔北川南徘徊不去。一渡赤水前土城失利，被迫放弃赤化四川;三渡赤水前鲁班场失利，又被迫放弃赤化贵州。
一次次寻找，又一次次失去。
毛泽东说，四渡赤水作战是他一生中得意之笔。得意在哪里?不在神机妙算，也没有神机妙算。只有根据实际情况迅速对决策作出修订。
4月7日，中革军委致电林聂彭杨董李：“我野战军决以遭遇敌人佯攻贵阳、龙里姿态，从贵阳、龙里中间向南急进，以便迅速占领定番。”
红军要南下。这是红军又开始选择落脚点的紧张阶段。从江西出发就开始了对西征目标的选择，至今还未完成。
博古、李德选定的湘西，被湘江之战的沉重损失否定了。黎平会议指出的是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区。
遵义会议又提出了川西北、赤化四川，土城战役失利后被迫放弃。
一渡赤水扎西会议后提出云贵川边，因川军、滇军夹击也放弃。
二渡赤水后提出赤化贵州，首先是黔北，鲁班场战斗失利后放弃。
四渡赤水后，眼光放在了黔西南，又因滇军先到而不可得。
红军不断地选择，又因现实不断地放弃。红军自建立始，生存、战斗与发展，全赖根据地。
此期间，一、三军团领导人发挥了重大作用。
黔西南无法获得后，三军团领导人彭德怀、杨尚昆最先提出入滇作战。4月13日，彭德怀、杨尚昆就中央红军的行动向朱德并中革军委提出建议：“迅速西渡北盘江，袭取平彝、盘县，在滇黔边与敌第三纵队作战。”
电文说：“平彝、盘县为黔滇咽喉，四向均可出击，使敌封锁困难。蒋介石迫我南走桂境，利用追剿机会解决西南，我军渡过北盘江后，其企图即告失败。目前，只有争取时间，才能有空间。我军往西，甚至入滇，只要给滇敌一个较大的打击，使我机动区域更大，则更能多得时间和空间，争取群众，巩固和扩大红军，在黔边打开局面。”
此电的关键，在使用了“甚至入滇”四字。彭。杨用十分谨慎的话语，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建议。
从江西出发那天起，红军一直在极力避免被敌人压向经济落后、消息闭塞、少数民族聚居的边陲。两个月以来，种种计划都未实现，若再入滇，下一步目标是哪里?如何东返?
事实很明白，只有入滇才能获得更大的机动。但承认事实也需要勇气。
16日。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在17日完成北盘江架设浮桥任务，并开始分左右两路纵队渡江。
4月18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渡过北盘江，连克县城数座，打开入滇通路。4月24日，红军一、三、五军团进入云南。
即使此时，中共中央领导人仍然没有放弃在贵州立足的最后努力。
4月25日，红军进入云南第二天，中革军委下达在白水、曲靖地区作战的命令：“这一地区是战略机动的枢纽，背靠西北天险，便利于我们向东及向南(包括黔边及南盘江上游)作战。”
同日，中共中央向前线指挥员发出指示：
最近时期是我野战军同敌人决战争取胜利以转变战局的紧急关头，首先要在沾益、曲靖、白水地区内消灭滇敌安旅，以我们全部的精力与体力去消灭万恶的敌人，一切牺牲为了目前决战的胜利，是我野战军全体指战员的唯一的铁的意志。在这意志之下，中央相信你们对于中央与军委所提出的意见，决不会妨碍我们内部的团结一致与军委命令的坚决执行。这种上下的团结一致与军委命令的坚决执行是我们争取决战胜利的先决条件。
中央坚信在目前的紧急关头，你们必须充分发挥你们的勇敢机动与布尔什维克的坚定。领导全体红色指战员奋勇杀敌，并纠正部队中一切不正确的倾向来完成中央与军委所给予你们的神圣任务。
指示中三次提到“决战”，两次提到“坚决执行”，两次提到“紧急关头”。从这份电报可以看出当时围绕立足点问题，红军领导层内部出现的分歧和争论。可以感觉出来上上下下对长期找不到立足点、无根据地作战的焦灼。
这份电报无法落实，当时条件下，追击重兵陆续而来，立足未稳的红军要在滇东与敌人决战以扭转战局，实际是不可能的。
在滇东创建新的根据地既不可能，回黔西之路又被堵住，哪里是红军的落脚点呢?
4月25日晚，林彪、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
目前战略已起重大变化。川、滇、黔、湘各敌及中央军正分路向昆明东北前进，阻我折回黔西，企图歼灭我军于昆明东北之狭窄地域内。目前形势下，我军已失去回黔北可能，且无法在滇东开展局面。野战军应立即变更原定战略，而应立即迅速脱离不利形势，先敌占领东川，应经东川渡过金沙江入川，向川西北前进，准备与四方面军会合。
这是一封既非常重要，又相当大胆的电报。
中央刚刚发出指示要前线指挥员不要争论，坚决执行军委命令，林、聂就来电讲“已失去回黔北可能，且无法在滇东开展局面”，与中央的两种设想唱对台戏。“应立即变更原定战略”、“应经东川渡过金沙江入川”，一句话内三个“应”，又颇有不敬之感。
电报没有立即发生作用。
但林、聂在电报中首先提出了“渡过金沙江入川，向川西北前进，准备与四方面军会合”这条红军后来实际采取的路线。
晚一天，4月26日红三军团彭、杨呈军委电报也道：“争取滇黔边各个击破敌人可能性极少，因我军行动错失争取平彝、盘县的良机，使战略已陷于不利地区”，因而建议：“明日应争取继续向西北前进渡过东洪江，争取几天休息，解决一切刻不容缓的事件”。彭德怀、杨尚昆也感到了在滇东作战的问题。
4月26日，红军一军团、五军团进至白水以西地区，担任后卫的三军团在白水以东遭敌机轰炸，伤亡三百多人。
27日，追敌与三军团十一团在白水激战;当日15时，红军放弃白水。红军在滇东与追敌决战以扭转局面的设想就此搁浅。别说决战，连足也未能立稳。
4月28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鲁口哨、水平子一带宿营地开会，研究的问题不再是决战或返回黔西，而是北渡金沙江的行动部署了。
毛泽东在会上说，云南境内的地形条件，不像湖南、贵州有良好的山区可以利用，我军不宜在昆明东北平川地带同敌人进行大的战斗。应趁沿江敌军空虚，尾追敌人距我尚有三四天的行程，迅速抢渡金沙江，以争取生机。
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电报：
林聂彭杨董李邓蔡：
(甲)由于两月来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向西的有利条件，一般追敌已在我侧后，但敌已集中70个团以上兵力向我追击，在现在地区我已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另方面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
(乙)因此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
…….
红军的战略方针再次出现重大转变。
虽然中革军委4月29日电报强调这是“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即遵义会议后提出的建立川西北根据地、争取赤化四川的方针，但此时的北上入川，与彼时的北上入川，已有了重大区别。
首先是渡河地点不一样，其次是对敌情的掌握判断也不同。
遵义会议原定方针是先至川南地区，相机从宜宾上游渡过金沙江，在成都之西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一方针因土城战斗失利被迫放弃。后来的入川却是从更偏远的云南直入川西。前者由于轻敌，选定的渡河地点恰是川敌兵力雄厚处，后者则在基本掌握各路敌军情况的基础上，选定了川敌兵力最薄弱处。
所以前者没有达到入川目的，后者却达到了这一目的。
在这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毛泽东表现出的是果断地面对困难、挫折和失误的勇和智，是迅速地修正主观设想使之符合客观实际的勇和智。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真正伟大，不在于他们的预见，而在于他们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