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同志13岁投身无产阶级革命；20岁成为著名的陕甘边区的创建者之一；建国之初“五马进京”中最年轻的一位……他的大智、大勇、大忠、大爱充分展现了一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采。毛泽东非常赏识和器重他，曾多次在不同场合以各种方式对其大加称赞。

一赞：“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吴起镇，刚刚住下，就听说了刘志丹、习仲勋等人被抓的消息，他立即指示：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

原来，这年9月，“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在陕甘根据地实行错误的肃反，把刘志丹、习仲勋等陕北红军领导人为了发展革命力量、分化敌人而采取的争取敌军上层起义、争取中间力量支持红军的正确的政策和策略，说成是“右倾投降”，将他们定为“反革命”，并准备处死。正是毛泽东的到来，才使刘志丹、习仲勋免遭一劫，从而也挽救了这块在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使之成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1937年，关中特区改称关中分区，图为习仲勋（右三）与关中部分领导干部合影。

1935年12月，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见被释放出来的习仲勋。当时习仲勋刚刚23岁，毛泽东深感他年轻有为，和他谈了许多话，从习仲勋的家世、经历，一直谈到他当前的工作。习仲勋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很高的政策水平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毛泽东鼓励习仲勋今后要大胆为党工作，党中央是信任他的。为了培养习仲勋，毛泽东又亲自安排他到中央党校学习。

1936年1月，习仲勋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同年6月，随红军西征，先后任中共曲环工委书记、环县县委书记。8月，又受中共中央委派赴关中，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长达6年之久。先后担任中共关中分委书记、分区专员、分区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员、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执委、西北中央局党校校长。他组织领导分区军民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斗争，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赢得了党和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戴。

◆1943年春，习仲勋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绥德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

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直接领导下，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了一次为期88天的高级干部会议（又称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这次被毛泽东称为“应该是整风学习的考试”的重要会议，参加的有西北局党、政、军、民机关县团级以上干部266人，中央机关高级学习组成员和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重要干部209人列席了会议。习仲勋作为西北局党校校长出席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讲话。这次会议运用整风精神，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全面研究了陕甘宁边区的历史和现状，肯定了以刘志丹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批判了一些同志过去执行的“左”倾错误，正确地解决了边区历史上的是非问题。

1月14日会议闭幕时，表彰了王震、习仲勋等22位在群众中有威望的模范干部和生产英雄。毛泽东亲自为这22位获奖者逐一题词，给习仲勋的题词是：“党的利益在第一位。”既是对他的肯定，也是对他的勉励。习仲勋曾深情地回忆说：“这个题词，我长期带在身边，成为我努力改造世界观的一面镜子。”

二赞：“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原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受党中央、毛泽东之命，率领一批干部离开延安，奔赴东北，开辟东北解放区。在遴选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时年，习仲勋33岁。

习仲勋自从投身革命后，在血与火的严酷斗争中，求生存，拓发展，经受住了全面的考验，逐步锻炼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才。毛泽东很看重习仲勋，在其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后，又委任其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等职。习仲勋没有辜负毛泽东的厚望，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和彭德怀、贺龙同志，或转战西北战场，或组织后方支前，战胜了十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为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三赞：“已炉火纯青”

习仲勋在主持西北局工作中，和林伯渠同志一起，为建设陕甘宁边区呕心沥血，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尤其是在陕甘宁边区土改中，他提出的根据老区、半老区、新区不同情况制定政策，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充分肯定。

1947年冬，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各个解放区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当时在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抗日战争时期的半老区内，出现了与新区土改不加区别的现象和过激行为。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经过深入调查研究，联系陕甘宁边区的实际，先后于1948年1月4日、1月19日、2月8日三次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写信，就“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要注意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情绪”和“按三类地区有区别地进行土地改革”等重大问题，直言不讳地提出：反对“左”倾情绪。

◆1947年秋，陕甘宁边区党政军负责同志合影。前排左起：林伯渠、贺龙、赵寿山、习仲勋、张邦英、曹力如；后排左起：王维舟、贾拓夫、杨明轩、马明方、马文瑞、姚静尘。

在1月4日给中央的信中，习仲勋指出：“如以一般概念进行老区土改，必犯原则错误”，“地主、富农占全国农村百分之八左右的观念，在老区必须改变”，否则“势必犯严重错误”。他严正地指出：“在老区发动群众运动，要坚决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左’倾形式主义。”他还列举了陕甘宁边区绥德等分区发生的违犯政策的现象：在辛店贺家石村，民兵吊打地主、打干部。许多群众斗争会上，总有几名打手，专门捆、打、吊、拷，弄得人心惶惶。他指出：“这种‘左’的情绪，不是群众原来就有的，而是干部带去的。”

毛泽东对这些意见非常重视，于1月9日作出批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华北各老根据地亦应当注意。”不久，中央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老区半老区土改问题的决定》颁发各个解放区，及时制止了“左”倾现象。

1952年初，习仲勋任西北局书记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面主持西北地区工作。一天，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正在阅读习仲勋从西安发来的《关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全体会议情况》报告。这个报告是关于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等方面的，内容丰富，论述精辟，为中央领导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社会复杂的大西北政治改革各项工作提供了一个蓝本。毛泽东看后十分满意，问薄一波：“你讲讲，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早在延安时，薄一波就听到毛泽东赞誉过习仲勋“年轻有为”，于是便以此语作了回答。毛泽东说：“如今他已经‘炉火纯青’。”

2002年5月24日习仲勋逝世，薄一波送来了亲手书写的挽词：惊悉“炉火纯青”逝世，不胜哀悼。薄一波此时引用的就是这个典故。

四赞：“他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新中国成立之初，刘少奇考虑到国家进入建设时期，向毛泽东建议将各中央局书记抽调进京，调整、增设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部分机构。毛泽东和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1952年秋，五大书记进京任职：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任政务院副总理；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任中宣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史称“五马进京”。习仲勋当时仅39岁，是“五马”中最年轻的一位，足见毛泽东对其的重视和信任。

上任前，习仲勋真心实意地向毛泽东反映，按照他的经历和水平，恐怕难以担当起全国文教宣传的领导工作。毛泽东说：“蛇，看起来十分可怕，但印度人耍蛇，得心应手，关键在于真正谦虚地摸到事物的客观规律，任何工作都可以做好！ ”

◆1953年1月，习仲勋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54年3月23日，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图为委员们合影，前排左起：黄炎培、郭沫若、彭德怀、陈云、周恩来、宋庆龄、毛泽东、刘少奇、李济深、张澜、董必武、沈钧儒、何香凝，后排右一为习仲勋。

一天傍晚，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林默涵和胡乔木在中南海湖水中划船，看见毛泽东坐在湖岸藤椅憩息，他们将船划拢岸边，向毛泽东问好。毛泽东说：“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马上给你们派一位新部长来。习仲勋同志到你们宣传部来当部长。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习仲勋主抓宣传与教育工作，殚精竭虑，卓有成效。他主持制定的“整顿提高、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十六字方针，有效地指导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教工作。

毛泽东和党中央对习仲勋的工作相当满意。1958年夏季的一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休息时，专门约习仲勋来到游泳池，进行了长时间的推心置腹的谈话。1959年4月中旬，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习仲勋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

五赞：“比诸葛亮还厉害”

西北地区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有汉、回、藏、维吾尔、蒙古等十多个兄弟民族。解放前，由于经济、政治、历史、宗教等各方面的原因，西北的形势比较复杂。新中国成立前后，在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和国民党特务的煽动、支持下，青海、新疆的大小叛乱很多，土匪横行，严重破坏和扰乱了西北的和平与稳定。习仲勋以敏锐的眼光，最早关注西北问题。在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习仲勋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采取“稳进慎重”的方针进行。“争取各民族上层人士，争取宗教方面人士，然后去发动，不可颠倒过来”。这个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思路，为开辟稳定西北、开发西北的新局面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而在建国初期争取青海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归顺中央政府，便是习仲勋的统战理论在西北地区解决民族问题的一次成功实践。

昂拉部落位于青海省黄河上游西岸，山高林深，地势险要。辖区内约有8000人，实行“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项谦集神权、族权、政权于一身，在昂拉部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1949年12月，潜藏在青海大通、门源、湟中、化隆、循化等县的马步芳残匪，先后发动大规模叛乱。这些地区平叛后，许多漏网的反革命武装骨干分子和叛匪头目逃到了昂拉部落，如马步芳的一○○师师长谭呈祥、骑兵十四旅旅长马成贤等。他们不甘心失败，借机拉拢项谦，怂恿项谦叛乱。于是，1949年底，项谦纠集谭呈祥、马成贤等反革命武装，组织所谓“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发动叛乱。

◆1952年7月，青海昂拉部落千户项谦向人民政府投诚。这是习仲勋领导西北地区剿匪斗争的成功之举，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图为1952年7月习仲勋关于解决项谦问题的几点意见的电报稿。

昂拉叛乱，是青海省解放初期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由国民党反动势力策动，由藏族头人领导、组织的藏族部落叛乱。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习仲勋，亲自领导这场斗争。他认为应当把国民党残匪和对我党有怀疑态度的藏族上层人士加以区别，尽量做好政治争取工作，分化瓦解叛乱集团。习仲勋指出：必须坚持在充分军事准备的基础上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首先是用和平方式解决。对于项谦必须采取反复争取，特别宽大政策。

争取项谦归顺的工作，自1949年12月始至1952年7月项谦从南乎加该森林回归止，历时两年七个月之久。这一争取过程跌宕起伏，充满艰辛。

其间的1951年9月，对项谦第八次政治争取失败后，人们义愤填膺，在青海省各族各界代表会议上，代表们坚决要求政府出兵进剿昂拉。据此，青海省委向西北局和中央请示要求出兵清剿项谦。习仲勋当即复电劝阻：争取和平解决昂拉问题，于我政治上甚为有利，应当仔细向喜饶嘉措、班禅行辕等许多藏族人士征求如何争取昂拉千户。过去历次所做争取工作是否都完全适当，也可稍加总结，以便政治工作做得更好。我们顾虑的是对广大藏区的影响问题，如果我们功夫不到，且不说军事上打不好致其流窜所生的麻烦，即使打好了，对其他藏区工作仍会有许多不好的影响，给以后增加许多困难。如果我们政治方面工作还未做到周到（当然还有军事上的准备），军事进剿仍不妨甚至可以肯定应当推迟。他还一再叮咛：“时刻要防止急躁情绪。”

青海省委、省政府根据西北局和习仲勋的指示，继续加强政治争取项谦的工作。仅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就三次亲赴昂拉，藏传佛教领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两次派代表持他的亲笔信去劝说，并以宗教领袖的身份向他担保，只要与匪徒划清界限，弃恶从善，人民政府就予以宽大处理，保证项谦本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千户和省政协委员等职位不受影响。但项谦不但不听劝阻，还数次聚众千余人袭击人民解放军，杀伤解放军干部。

◆1954年5月28日， 习仲勋陪同毛泽东接见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代表。前排左起：徐特立、习仲勋、林伯渠、朱德、毛泽东、刘少奇、吴玉章、邓小平。

在政治争取无效的情况下，中共中央、西北局才批准青海省委关于对昂拉地区进行军事清剿的报告，并指出：军事清剿还是为了进一步政治争取项谦，只要项谦能悬崖勒马，与匪徒脱离关系，人民政府仍将予以宽大处理，保护其生命财产和千户职位。

平叛战斗于1952年4月1日打响。人民解放军发动强大攻势，不到两天时间就彻底摧毁了昂拉叛乱武装。项谦只带着少数人逃离昂拉，隐匿在同仁县南乎加该森林中。此时，有些人认为争取项谦可能性不大，没有什么价值。习仲勋即电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只要将昂拉地区工作做好，不犯错误，争取项谦归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尽速派出项谦信任的汉藏人员向项谦诚恳表示，只要他向政府投诚，则对他负责到底；项谦若回来试探，不管真诚与否，我们均应以诚相待，以恩感化。

经过反复细致的争取工作，同年7月，项谦终于从南乎加该森林投诚。8月11日，项谦在兰州负疚抱悔地握着习仲勋的手，向习仲勋献上洁白的哈达，表示感恩之情。

9月8日，《人民日报》载文介绍了争取项谦、平息叛乱的情况。

毛泽东对习仲勋妥善处理昂拉叛乱非常满意。事后，毛泽东见到习仲勋，对他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