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初心之路
曹应旺
习近平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周恩来同志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光辉一生中建立的卓著功勋、展现的崇高风范，深深铭刻在中国各族人民心中，也深深铭刻在全世界追求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心中。”笔者认为孝心、爱心、向上心是周恩来初心的基础；救国、为民、济世是周恩来初心的内容；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相融合在实践上努力奋斗是周恩来初心的道路。
一、孝心、爱心、向上心——周恩来初心之基础
周恩来是一位伟人，是一位中国共产党人杰出楷模的伟人。研究学习这样一位伟人初心，必须重视他的少年时代，这是他初心形成的基础。
（一）少年周恩来是一位孝心满满的少年
1898年3月5日（农历二月十三日），周恩来诞生于淮安驸马巷已经衰落了的封建官宦之家。他父亲兄弟四人，上面有一位伯父，下面有两位叔父，按照封建家庭叔伯兄弟间的大排行，分别是老四、老七、老八和十一。周恩来生父是老七周贻能。周恩来出生不久，因小叔父周贻淦病重，照传统习惯把他过继给小叔父为子。小叔父死后，周恩来由守寡的叔母即嗣母陈氏抚养。小时候的周恩来喊生父为干爹，喊生母万氏为干娘，喊嗣母陈氏为娘。八叔周贻奎自小有偏瘫病；四伯父周贻赓原配妻子和儿女早逝，再婚未育，视周恩来为子。给周恩来以深深父爱的，有生父和伯父。给周恩来以深深母爱的有生母、嗣母。
少年周恩来是享受着多亲之爱的孩子。他是生母的宝贝，又是嗣母的命根子。他是生父的骨肉，而伯父亦视之如子。他从小就不是接受单亲的影响，而是接受着多重性格的影响。
◆1912年，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读书时的周恩来。
周恩来从小就不仅孝敬生父、生母，而且孝敬嗣母、伯父、八婶母。他九岁时，生母去世；十岁时嗣母去世。失母之痛，更增添了他思母之情、孝母之心。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在重庆对记者说：“三十八年了，我没有回过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对陈氏母亲，他曾写过《念娘文》，可惜没有保存下来。旅日期间，1918年1月2日，周恩来在日记中这样写陈氏母亲：“我把带来的母亲亲笔写的诗本打开来念了几遍，焚好了香，静坐一会儿，觉得心里非常的难受，那眼泪忍不住的要流下来。”这是多么炽热的孝子之心，多么感人的孝子之情。1月8日， 他“得家信，痛知八叔父故去，哀痛异常，不知所以。”他接连一个多月都想念着家人，想着八婶母受尽了苦，八叔父死后不知难受到什么地步；想着家里四个房头鳏寡孤独都占全了；想着“四伯在黑龙江，冰天雪地，冷的异常，无一亲人”；想着“干爹在北京，每月的薪水，仅仅的够用，皮衣是没有，吃也吃不着好的。”日记中周恩来对生父、伯父、八婶母的孝心跃然纸上。周贻赓1933年去世，当时周恩来正在江西苏区指挥红军作战。周恩来生父1942年7月在重庆去世。当时，他正在医院住院做手术，回来得知，哭声甚悲。他致毛泽东电报中写道：“归后始知我父已病故，悲痛之极，抱恨终天。”
（二）少年周恩来是一位爱心深厚的少年
冰心曾说，周恩来“是中国亘古以来付予的‘爱’最多而且接受的‘爱’也最多的一位人物”。小时候的周恩来就是一个有爱心的孩子。
他爱他的亲人。总想以自己的努力尽可能减少亲人的负担和辛苦。八叔父去世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只恨我身在海外，不能够立时回去，帮着四伯、干爹做一点事儿。”“我想起我们做子侄的，现在既没有力量帮助几个伯伯去顾家，还一天天的饱食暖衣，真真是没有一点良心了，要再不着实用功，那还成个人么！”嗣母陈氏一生没开怀，没有乳汁喂养小恩来，就给他请了位乳母蒋江氏。他和乳母感情深厚，离淮安去东北上学那年，难分难舍，大哭了一场。在天津上学时，乳母竟借路费坐海轮到天津去看他。他留乳母在天津住了五天。临行时，他请伯父替乳母买了船票，并送给乳母几十元钱，还专门给乳母带上一只吃饭用的瓷缸和一条毛巾。
◆1914年，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的周恩来。
他爱他的同学和老师。在东北和天津上学时，周恩来特别重视同学之间的友情，“以校为家，以同学为兄弟”； 时常“约二三友围炉共话，达我幽情，倾吾素志”。他说：“余性恶静，好交游，每得识一友，辄寤寐不忘。”他在南开学校四年一直是住校生。从第二学期开始，他和张鸿诰、常策欧同学自愿结合，住进新建的西斋三十五号，一起住了两年。后来周恩来提议：我们一块住了两年，交谊很深，但这样下去我们和别人接触太少，应该分开，同其他同学住在一起，这样可以团结更多的同学。张鸿诰和常策欧都表示同意。所以最后一年周恩来同蔡凤等住在一起。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毕业时，《同学录》中有这样一段评语：“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1910年春至1917年夏，周恩来在铁岭、奉天（今辽宁省铁岭、沈阳）、天津接受了7年新式教育，在那里遇到了许多好老师，特别是高亦吾、严修、张伯苓给了他重要影响。他是高亦吾、严修、张伯苓最关爱的学生，他也以他毕生的努力感恩着他的老师。
他爱故乡和祖国。周恩来出生于江苏淮安，祖籍浙江绍兴。到南开学校不久，他写过一篇《射阳忆旧》的文章。文中写道：“余本浙人，自先大父为宦吴省，遂徙家而居焉”。“生于斯，长于斯，渐习为淮人，耳所闻，目所见，亦无非淮事”。他对大运河和淮河交汇处的淮安印象深刻，曾说：“我生在淮河下游，小时候就知道一些淮河的情况。”他离开淮安五十年后，见到淮安城镇长刘秉衡曾关切地询问：勺湖还有小船通河下吗？文渠还有水吗？鼓楼往南还是石板路吗？那座桥可坏了？驸马巷和曲巷还是那个样？爱得深，才能记得深。少年周恩来的作文中爱祖国与爱故乡是一致的。他在东关模范小学的作文中认为校长、教员都是“为国家造人才”；所有同学都是“负将来国家责任之国民”。在南开学校，他写了《爱国必先合群论》，认为“爱国者，必先及其社会，首必爱其群”。“吾国民果欲占颜色于世界也，则当爱国。欲爱国则必先合群”。他在另一篇作文中提出爱国就要在爱自己语言文字的基础上，顺乎世界潮流，对西学取精华弃糟粕，既不能“惟西是尚”，也不能“惟返古是求”。若“惟西是尚”，或“惟返古是求”，“吾华尚何望乎！”
◆青年周恩来。
（三）少年周恩来是一位向上心很强的少年
周恩来九岁时生母去世，十岁时嗣母去世，十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经受了苦难的磨砺，也锻炼了向上心。在东关模范小学的作文中，他认为学校应该一年比一年进步，学生应该努力向上，“以将来如许之重负，基础于小学校三四年中，同学，同学，宜如何奋勉，始对之而不愧哉！”离开这个小学校赴天津前，他给同学郭思宁写的赠言是：“同心努力，万里前程指日登。”在南开学校他写了《一生之计在于勤论》，认为“非勤无以致其功，非勤无以毕其事。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圣贤之所戒。”一年后，他又在《尚志论》中写道：“无论为何种事业，当其动作之始，必筹画其全局，预计其将来，成一希望在。然后按此希望之路线以前进，则其结果鲜有与此希望相径庭。希望者何？志是也。”“若不志乎始，而能成乎终者，则未之闻也。”学习研究早年周恩来的文稿，给人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兴勃勃的向上”。
周恩来的孝心、爱心、向上心，为他立下消民苦、救国家、济世穷之志奠定了基础。很显然，一个不孝父母、不敬祖辈、不爱老师和同学、不恋故乡、不求上进者，绝不会爱民救民、爱国救国的。
周恩来的孝心、爱心、向上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
二、救国、为民、济世——周恩来初心之内容
周恩来出生的那个时代，是中华民族受西方列强瓜分豆剖、任意宰割的时代。他出生的1898年，德国强占山东胶州湾，“租借”99年；俄国强占辽宁旅顺大连，“租借”25年；法国强占广东广州湾，“租借”99年；英国强占山东威海卫与九龙新界，前者“租借”25年，后者“租借”99年。中华民族弱到了极点，中国人民苦到了极点。
（一）“为了中华之崛起”、“尽力社会”和“济世穷”
周恩来13岁那年，暑假中到同学何履祯家去作客，目睹了沈阳南郊沙河南岸魏家楼村当年日俄战争的战场。那是日、俄争夺中国东北势力范围的见证，也是中国积弱积贫、受人欺侮的见证。也是那年，在一次修身课上，老师问学生：“读书为了什么？”周恩来回答：“为了中华之崛起！”那时，他已萌生了救国兴邦之心志。
到天津南开学校后，周恩来对国家的危机感在加深，1914年3月，他在“敬业乐群会”成立时的宣言中写道：“生值学道将绝之国，大厦濒倾之邦，则吾辈后生责任，不更加重大耶！”1915年，日本提出企图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周恩来深感今日神州已处于存亡危急之秋，一发千钧之际。他呼喊：“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挽。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弱冠请缨，闻鸡起舞，吾甚望国人之勿负是期也。”他提出“振兴华夏”“兴邦事伟”，“大厦将倾，扶危有待众木。国运既替，光复必俟后人。”
◆1917年9月，周恩来赴日本求学，这是他与留日同学的合影，后排右一为周恩来。
南开学校毕业后东渡日本求学之前，周恩来去沈阳看望老师和同学。他给同学郭思宁写的临别赠言是：“志在四方”；“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到日本后，他在日记中写道：“盖现在的人，总要有个志向。平常的人，不过是吃饱了，穿足了便以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着救国，尽力社会。”从东北到天津南开再到日本求学，周恩来的救国兴邦之心志越来越坚定。
周恩来救国兴邦之心志，包含着为民、济世的内容。西方列强对中国一场又一场的侵略战争、割地赔款的结局，一次又一次地加深了中国人民的苦难。1917年12月22日，周恩来在日本给南开同学陈颂言的信中写道：“家国恨，天下事，不堪一提！极目神州，怆怀已达极点！乃争权者犹红其眼，磨其拳，不顾生死，哀哉！苦吾民矣，为之奈何！”周恩来东渡日本时曾写下一首七绝诗：“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这里的“济世”与救国、为民是统一的。
早年周恩来的救国、为民、济世，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与学、行、诚、新紧密联系的。
（二）早年周恩来救国、为民、济世的初心中有一个“学”字
不学无知、不学无才、不学无能，何以救国？何以为民？何以济世？周恩来对“学”的重要性，早在东关模范小学校时就有所论：“一物不知，学者之耻。同学其博学乎？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同学其审问乎？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差以毫厘，谬之千里。同学其慎思而明辨乎？”到南开后，周恩来认为“欲筹一生之计划，舍求学其无从。”
怎样学？他强调思、兼、勤、恒。
就学习的知识怎样才能为自己所掌握的角度看，早年周恩来重视“思”。他在《诸生于旧历年假中欲事何事，盍预言之》作文中写道：“人之一生，学无止境。”“然学而不思则罔。是既学也，尤贵乎思，思之既得，明惜时矣。”对于书本知识，勤于思考，不仅可以避免囫囵吞枣，而且可以收到举一反三、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出神入化的功效。
就学习的内容而言，早年周恩来主张“兼而学之”。他在《答友询学问有何进境启》作文中，认为不仅要学书本知识，也要学社会知识。当时，欧风美雨，西学东进，如何处理西学与国学的关系，事关中华民族的存废兴亡。周恩来反对唯西学是举置国学于无用的数典忘祖的民族虚无主义。周恩来也反对拒西学于国门之外抱残守缺的泥古复古主义。他认为尚旧学者无所谓新思想，惟返古是求。他指出：“西学非可卑也，兼而学之，要不失将来实用之旨。以国学役西学，吾主之。切勿使西学役吾，而国学转置之无用之地也。况各类科学，又非由西学不达，吾学之，吾宝之，而不传之于国人，则学焉用之。国人非皆能习西学也，以有恃乎一二学者为之作导。”
就学习的过程而言，早年周恩来主张勤和恒。他在《一生之计在于勤论》作文中写道：“学而不勤，则又何贵乎学。是故求学贵勤，勤则一生之计足矣。人人能勤，则一国之事定矣。”“勤能补拙，古人语不我欺。学久不怠，英贤正在吾辈。”学习不能一日暴十日寒，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而要持之以恒，活到老，学到老。他认为“人之一生，学无止境。虽皓首高年，亦须时以励学为志。”
（三）早年周恩来救国、为民、济世的初心中有一个“行”字
有了救国、为民、济世的初心，就要去做，去实行。光说不做，是有违初心的。中国历史上有“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的思想传统。民间亦反对“说话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周恩来赞赏不忘初心、拼命去做的人。他在日记中写道：“大凡天下的人，有真正本事的，必定是能涵养，能虚心，看定一种事情，应该去做的，就拼命去做，不计利害；不应该做的，便躲着不出头，或是极力反对。这样子人总是心里头有一定主见，轻容易不肯改变的。”在周恩来眼里，好学要归结到敏行，救国初心一定要和“行”联结起来。
（四）早年周恩来救国、为民、济世的初心中有一个“诚”字
上面周恩来说到的，有一种人口头上“救国”“爱国”，实际上不仅不去躬行，还尽做损人利己的事。这种人就是缺少一个“诚”字。周恩来在南开学校组织的全校国文特试中写了《诚能动物论》，获个人第一名。他论析儒之孔、西之耶稣、佛之释迦所以能产生帝王将相、寿星富翁所不能产生的影响，是因为一个“诚”字，即：“虔心信仰”、“言中于人心，行垂于史册”；“以三子之诚能动物也耶。”
看初心是诚还是不诚，不在其结果，而在其备尝艰辛、不折不挠的奋斗过程。周恩来在《尚志论》作文中写道：“论成汤之贤，不在乎祷雨桑林之时，而必观其三聘伊尹之志。论文王之圣，亦不在乎三分天下之日，而必称其来朝于商之志。不然仅眩耀其功德于既成之日，而不追溯其所以成之之故，岂异南其辕而北其辙哉！”后来，周恩来多次写到勾践所以能报吴之仇、光复旧国，是因为志诚；历经磨难初心不改，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成大业。
（五）早年周恩来救国、为民、济世的初心中有一个“新”字
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时对时代潮流、新的世界大势已有一些认识。留学日本之后，他对“新”字有了飞跃性的认识。1918年2月11日，他在日记中写下以后思、学、行的方针：“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
◆周恩来
周恩来为什么留学日本后对“新”字有了飞跃性的认识呢？第一，缘自他对日本社会的细心观察。到日本之前，他曾想“军国主义”可以救中国。到日本实地观察之后，他很快看到，“日本也是行军国主义的国。军国主义的第一条件是‘有强权，无公理’的。两个军国主义的政策，碰到一块儿，自然是要比比谁强谁弱了。而且军国主义必定是扩张领土为最要的事。”于是，他得出新认识：“我从前所想的‘军国’、‘贤人政治’这两种主义可以救中国的，现在想想实在是大错了。”第二，缘自他受《新青年》的影响。他被《新青年》宣传新思想所吸引，顿时感到“忽然的醒悟”。第三，缘自他对进化论和科学能力的认识。到日本考察后，他确信，世界是合乎自然地、活泼地永不停息地进化的，“科学的能力”是真正的能力，要救中国必须弃旧图新。
然而，这个“新”，究竟是什么呢？这时的周恩来对选择哪一种“新”，仍然是模糊的、不那么清晰的。正如他在京都写的《雨中岚山》诗中表达的那样：“潇潇雨，雾蒙浓；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周恩来的救国、为民、济世之心志，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集中写照。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中都满满地装着救国、为民、济世的心志。
三、主义、传统、奋斗——周恩来初心之道路
走什么道路来救国家、消民苦、济世穷呢？早年周恩来有一个探索的过程。
（一）周恩来是通过推求比较确立共产主义信仰的
留日期间，周恩来读过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河上肇著的《社会问题研究》，读过《露西亚研究》，关心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但同时也接触到无政府主义、基尔特主义、日本新村主义、国家主义、世界主义等等思潮。
1919年4月中旬，周恩来从日本回国。他同所有进步学生一样，经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他参加并领导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对反动当局的斗争，组织并领导了觉悟社的活动。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领导天津各校学生数千人赴直隶公署请愿，提出“驳回日本通牒”“恢复天津学联原状”等四点要求，遭天津警察厅拘捕。此后，他失去自由，过了半年牢狱生活。在狱中，他思考了许多问题，开始萌生一种革命意识，曾多次向狱友介绍马克思学说。周恩来说自己“思想是颤动于狱中”。这时他对马克思主义已有比较深的认识，但还不是共产主义者。周恩来回忆道：“五四运动时，我们组织了觉悟社。后来有人问邓颖超：那时你们是不是共产主义小组？她回答说：还不能称为共产主义小组，是研究新思潮的一个组织。我们的社员有研究无政府主义的，有研究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也有研究共产主义的。以后有不少人加入了共青团和共产党。青年人不了解，以为这样说太谦虚了，其实历史是发展的，个人也是发展的。一九二〇年我到法国，还对费边社会主义有过兴趣，但很快就抛弃了。”
周恩来是到欧洲后进行实际考察并对各种新思潮进行推求比较，才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决定通过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以救国家、消民苦、济世穷。
初到欧洲，周恩来的做法是：“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至若一定主义，固非今日以弟之浅学所敢认定者也。”
◆1921年春，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他与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右一）、刘清扬（右二）在柏林万赛湖的合影。
周恩来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呈现的是“生产力之缺乏，经济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的状况。他得出的结论是“使欧洲危机终不可免而至于爆裂也，则社会革命潮流东向，吾国又何能免？”特别是他考察英国百万煤矿工人罢工风潮，写了九篇通讯，得出的结论是：“资本家无往而不为利，欲罢工事之妥协难矣。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观此益信。”通过推求比较和实地考察，周恩来认定只有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1921年春，周恩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党小组。他后来说：“资产阶级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都变成资本家。如果人人都当资本家，谁去做工人呢？如何积累资本呢？我参加共产党，最先就是这一句话说动了我，我也用这句话写过文章，向别人宣传过。”
周恩来经过三年左右的深思熟虑、推求比较才最后确立共产主义信仰。正因为如此，显得格外真诚，格外厚重，始终保持着坚定性的特点。1922年3月，周恩来在信中写道：“我从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坚决的信心了。”他誓言：“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周恩来认定共产主义奋斗目标和入党后，参加了旅欧支部的筹备和领导工作。中国共产党一大批优秀人才是从旅欧支部走出来的。1923年至1924年，他根据共产国际和党的三大的精神与王京岐合作筹建国民党旅欧支部。旅欧期间所开展的统一战线工作，为他归国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铺垫了道路。周恩来担任国共两党军事人才的摇篮——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这是他登上中国政治大舞台的第一步。此后，他领导南昌起义，人民军队由此诞生；他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国由此团结抗日。他居功至伟，又历经磨难，从未动摇过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周恩来说：“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
（二）周恩来是善于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相融合的杰出代表
选择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是一条爱国、进步的道路。但这条道路不是在天上走，而是在实实在在的中国大地上走。中国的大地是有悠久的历史存续的大地，中国的人民是有悠久的传统血脉传承的人民。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必须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相融合。这里的传统是优秀传统，而不是传统中的糟粕。为民族谋复兴，就要剔除传统中的糟粕，使优秀传统在与马克思主义融合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周恩来为剔除传统中的糟粕，为振兴科技和发扬民主而不懈努力，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4年，周恩来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的部分成员在巴黎的合影。前排左四为周恩来，左六为李富春，左一为聂荣臻，后排右三为邓小平。
为民族谋复兴，就是因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曾有领先世界几千年的灿烂辉煌。这个灿烂辉煌与他的优秀传统密切相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谋民族复兴，离不开传统根基，在剔除糟粕的同时，一定要传承好、发扬好优秀传统。这就是周恩来的态度。
周恩来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一样，确立共产主义信仰时在传统上得益于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的根基。早年周恩来将人类文明进步划分为“酋长也、君主也、民主也、大同也”，四个阶段，表达了“相跻于大同之境”“大同之世以共趋”的追求，提出“随着进化的轨道，去做那最新最近于大同理想的事情。”
周恩来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一样，都是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逐步确立共产主义信仰的。贯穿着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精神的五四运动，对传统糟粕的清理和批判发挥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五四运动也有“打倒孔家店”，否定全部传统的偏激的一面。走上革命道路以后，周恩来很快看到将孔子所说的一概打倒是幼稚的。“对旧的东西取根本否定或全盘接受的态度，都会使这一社会无法改造。”
周恩来继承和发扬了哪些优秀传统？
首先，周恩来重视继承和发扬中国语言和文字的作用。早年周恩来曾说：“一国之语言文字，即所以维系斯国魂，而连贯之，传播之，继续之，俾至于亿万纪而不灭磨，而不克有所沉沦者也。”几千年前的书今天的人还能看得懂，是“亿万纪而不灭磨”。中国的汉字有了不起的空间能量，不管疆域多么辽阔，方言差别多么大，通过汉字，可以传达中央政令、传递各地信息。周恩来认为“汉字在历史上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人们都赞扬我国的古代文化，其中就包括很丰富的历史记载，不仅有正史，还有野史、笔记等。汉文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他领导的文字改革，既传承了汉字，又发展了汉字。
◆周恩来领导的文字改革。
第二，周恩来重视继承和发扬古代建筑工程和中医所体现的优秀传统。大运河和都江堰等古代水利建筑工程，体现了运用好水、治理好水的优秀传统。担任政府总理的周恩来认为四川省灌县都江堰，是秦汉时代依照水势修起来的，引岷江水，灌溉了很多地方。2000多年的历史有一套经验，要很好研究。他要求学习都江堰，超越都江堰。万里长城的防御工程，体现了反对侵略和“不以兵强天下”的优秀传统。周恩来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是有优秀传统的源头的。在中医药方面，周恩来提出：“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他说：“中医确实治好了一些病，中医有自己的一套医药知识和治病经验。”“要推广中草药，中草药副作用小，针对性大。”“中西医不结合，我国的医学就会停顿不前。”
周恩来重视传承和发扬中国先人的思想品德和智慧，特别是中庸传统所体现的思想品德和智慧。中庸有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即用中、中用；二是“和”，即和而不同；三是“时”，即不违天时，依时而行；四是“诚”，即诚实重信；五是“慎”，即“戒慎恐惧”，“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周恩来向来反对极端主义和狂想主义，善于处理各种关系、各种矛盾。他提出的和平共处的原则和求同存异的方法，对新中国的外交工作产生了积极的重大影响，也对统一战线工作和政府管理工作产生了积极的重大影响。他重视分析时势，顺乎时势，因时制宜。他的“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既体现了他的实事求是，也体现了他的求真务实和忠诚。这正是他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的原因之一，也是他长期受到毛泽东信任的原因之一。他运用和发扬《中庸》“戒慎恐惧”的精神，是他的工作取得重大成绩，特别是他抓水利和尖端科技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之一。
（三）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视努力奋斗的杰出代表
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与中国传统重视经世致用，强调“学至于行而止”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这与中国传统重视自强不息，强调艰苦奋斗才能取得胜利，也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奋斗，既与列子《愚公移山》的故事有着密切的联系，也与中国古代许多其他故事相关。如大禹治水、夸父追日、羿射九日、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等都颂扬了奋斗精神。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都重视“奋斗”二字。没有奋斗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没有奋斗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通篇都洋溢着奋斗精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重视努力奋斗是周恩来一生的一个突出特点。早年周恩来就反对立了志向不去行。他成为共产主义者后，在一首诗中写道：“没有耕耘，哪来收获？没播革命的种子，却盼共产花开！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却不用血来染他，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坐着谈，何如起来行！”辛勤耕耘，不能指望别人，要依靠自己的双手，从自己做起。“不用希望人家了！生死的路，已放在各人前边，飞向光明，尽由着你！举起那黑铁的锄儿，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种子洒在人间，血儿滴在地上。”在国家建设中，他同样重视努力奋斗，认为“理想必须从现实的努力奋斗中才能实现”。“只要奋斗，就有出路；不奋斗，就无法生存。”“决定性的条件是自己奋斗。”
在周恩来眼里，奋斗的本色是艰苦朴素，好逸恶劳、好吃懒做、贪图享受，就不可能成为奋斗者。他要求国家干部要艰苦朴素。他对自己更是严格要求。他这位国家总理，竟穿着补钉叠补钉的衣服、织补了又织补的袜子、修了又修的皮鞋，用着打补钉的毛巾。嚼得菜根，百事可为。周恩来正是这样的人。
周恩来认定奋斗的力量在于团结，认定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群众组织起来、团结起来的力量是无限的。他从来不搞个人的小圈子，而是要求划一个把亿万人民群众团结在一起的大圈子，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前进。他赞赏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干部谈的一句话：“你们每天写日记不要写别的，就只写一句‘团结百分之九十’就行了。”周恩来说：“在毛主席领导下，争取大多数，为着共同事业奋斗，消灭反对统治，这一政策的运用，是我们最大的成就。”在具体工作中怎样团结呢？周恩来讲了一句名言：“人们的智慧、才能、性格各有不同，相互之间有时是有矛盾的。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善于团结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周恩来就是一位顾全大局、求同存异，能把各种不同思路的人凝聚到一起的人。
周恩来崇尚奋斗的精神在于忘我，在于甘为人梯、不怕牺牲。建国前在重庆时，郭沫若写《洪波曲》时曾这样评价过周恩来：“我对于周公向来是心悦诚服的，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有如电火行空，而他一切都以献身的精神应付，就好像永不疲劳。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眠不休，你看他似乎疲劳了，然而一和工作接触，他的全部心神便和上了发条的一样，有条有理地又发挥着规律性的紧张，发出和谐而有力的律吕。”这评价中包括着对周恩来忘我奋斗的赞美。1980年8月，在回答外国记者有关周恩来的提问时，邓小平曾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这也是对周恩来的勤劳和忘我奋斗的赞美。“文革”中，周恩来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忘我精神奋斗着，为维系国命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与尼克松会谈时，谈到了“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的《咏梅》词。他说：“在这首词中，毛主席的意思是说，那些开拓事业的人，不一定都是收获成果的人。百花盛开之时，也是他们行将凋落的日子。”周恩来就是辛勤播种，埋头耕耘，忘我奋斗的人。
周恩来对主义、传统、奋斗的认识和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突出代表。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辛的摸索和推求比较的过程才确立共产主义信仰，相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消民苦、济世穷。唯其如此，这种信仰才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中国共产党人善于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相融合，善于对传统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善于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唯其如此，才能在历史悠久、传统深厚的中国大地茁壮成长。天上不会掉馅饼，成功都是奋斗来的。中国共产党人重视奋斗、敢于奋斗、善于奋斗。唯其如此，才创造了“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
学习和研究周恩来初心的基础、初心的内容、初心的道路，对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教育活动，对怎样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谋进步，无疑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