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伯父周恩来对我的几次谈话

——1995年和2003年周秉宜对周秉钧的采访与对话

周秉宜

毛主席女儿李敏(前排左)、李讷(前排左)，和周恩来侄子侄女周秉德(后排中)、周秉钧(后排左二)、周秉宜(后排右二)、周秉和(后排左一)、周秉建(后排右一)，在一起合影留念。(中红网李学叶摄)

　　中红网北京2018年6月6日电（周秉宜）

　　秉钧：先说说我当兵的事。1961年7月初，我高中即将毕业，正忙着高考复习，当时空军也正在北京的应届高中和初中毕业生中招收飞行员，我也参加了招收飞行员的体检和政审。当时我们北京三中有两三百人都参加了体检，淘汰率很高，最后只剩下三、四个人了，我竟然还幸存下来，这时只差最后一项检查——“低压舱”。人人都知道选飞行员那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所以我也没抱太大希望，照样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我想报的志愿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第二志愿是北京科技大学。

　　秉宜：你参加体检的事我有印象。那会儿我上初三，老四(秉华)上初二，我们俩都不看好你选飞行员的事，认为就你那样儿，又瘦又单薄的，人家肯定不会要你。后来你居然被录取了，还真是没有想到。

　　秉钧：有一天我正在家复习功课，姐姐回来了，她对我说：“秉钧，七妈让我告诉你，明天伯伯请你去谈话。”我听了一愣，我长这么大，伯伯还是第一次用“请”这个词儿呢。我问姐姐：“伯伯找我什么事?”姐姐说：“无可奉告。”其实她也不知道。第二天我就去了西花厅，我又问七妈伯伯找我什么事，七妈也说：“很重要，伯伯会亲自跟你说。”

　　到了午饭时间伯伯才回来，七妈让我和他们一起吃午饭。在饭桌上，伯伯开始跟我谈话。他先问我准备报考哪个大学，我说准备考清华的无线电系。他又问：有把握吗?我说努力争取吧，我的第二志愿是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大学也有无线电系。

　　这时伯伯话题一转，突然问我：“想不想参军?”我脱口而出，说：“想啊，我从小就想当兵。现在空军正在我们学校进行选拨飞行员的体检和考核。”伯伯听了有点吃惊，说：“你怎么没告诉我?现在怎么样了?”我说：“区里、市里的检查都通过了，最后还要到空军总院去做专业检查。听说到这个程度，即使当不成兵，也可以到海军去。”伯伯说：“嗯，好，如果飞行员做不了就去海军;如果去海军要直接上舰艇，不能去舰艇学校;海军去不了就去陆军服兵役如何?”我说：“好。”伯伯这时就又跟上一句：“那大学就不考了吧?”我听了又一愣，我从高二起就开始为高考做准备了，说不考就不考还真没想过。我说：“考还是要考一下吧。”伯伯看着我，说：“既然决心参军，为何还要高考呢?不要以为只有上大学才有前途，我就没上过大学。我知道你喜欢无线电，但是到了部队一样可以学嘛。”

　　接着伯伯对我说了他劝我去当兵的理由，他说：现在国家正在遭受自然灾害，农村的劳动力严重不足，为了保障农村的劳动力不受影响，保障今年的农业生产不受影响，中央开会经过研究，决定今年不再到农村去征兵，只从城市征兵，今年的复员兵也全部返回农业生产第一线，这样同时还可以减轻城市商品粮给农村带来的负担。

　　听了伯伯的这一番话，我才明白了其中的缘由和道理。那我立刻就向伯伯表态了，我说我同意放弃考大学，去参军。

　　秉宜：做出这么大牺牲真是不容易，换了我，怎么也得思想斗争几天吧，难怪伯伯七妈对你一直那么照顾。我曾经听张树迎(周恩来的卫士)叔叔说，伯伯在305医院住院时，和七妈谈到过咱们家的孩子，对你的评价就两个字：“听话。”当年有那么一首歌叫《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伯伯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秉钧：我是在8月初接到空军“招飞办”寄来的录取通知书。

　　秉宜：记得那时候知道你要去当空军了，爸带着咱们全家在西单的国泰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爸和妈知道你爱吃西餐，为了送你，咱们家还专门去莫斯科餐厅吃了一次西餐。我、老四(秉华)、小五(秉和)、小六(秉建)，我们都去了，也都挺高兴的，因为那时候叫“参军光荣”嘛，以后咱们家的大门口也能挂上“光荣军属”的牌子了。

　　那几天还赶上尔辉(周恩来的堂侄)结婚，七妈在西花厅给他安排了一次庆婚的家宴，饭后伯伯七妈和尔辉两口子还有咱们大家一起照了相。我后来想七妈的这个安排也是为了帮助伯伯了却一件多年的心事吧。当年八爷爷(周恩来的胞叔周贻奎，大排行八)去世的时候，伯伯正在日本留学，伯伯接到二伯(周恩来的胞弟周恩溥)报丧的信，心里非常痛苦，恨自己不能为家里做点什么。那些年咱们这一房已经穷到底了，伯伯在日记中说：“八伯说是病死的，不如说是穷死的。”(周恩来被过继给他的十一叔，故称周贻奎为八伯。)今天，伯伯和七妈为尔辉(周贻奎长孙)办了这么一场婚宴，也算可以告慰八爷爷的在天之灵了吧。不过听说伯伯为了这次家宴，后来在中央的会议上还做了检查。

　　那天在西花厅，就只有你去晚了，既没赶上吃饭也没赶上合影。

　　秉钧：那天正好是西城区武装部来人通知我去三中拿入伍通知书，我先去学校了。

　　秉宜：是呀，都过了中午了，我们大家都要离开西花厅了，已经走到外院了，才看见你匆匆赶来。你没赶上大家的合影，伯伯就让记者同志给你和伯伯再单独补一张。这样你和伯伯就站在了前客厅(西花厅的正厅)的门口，我们大家也全围在一边观看，谁也没有上前打扰，只有维世姐姐抓住机会凑上前，站在了伯伯身边。她是为了金山，因为金山也来晚了，也没赶上照相，她就一个劲儿地招呼金山说：“金山，快点，快点过来呀!”于是，这张照片就成了4人合影了。

　　秉钧：金山过来后，我把金山往伯伯这边让，金山不肯，他说：“伯伯今天是送你的。”

　　秉宜：咱们大了以后，社会大环境也不再那么宽松了，伯伯就不再随便和咱们单独合影了。对你是一次，对秉建是第二次。1970年，秉建听从伯伯的动员，从她刚刚参军的那个部队又返回了内蒙古牧区。她要求和伯伯照张相，伯伯立刻同意了。秉建说，当时张树迎叔叔也为她高兴，还对她说：“这是多好的事啊，伯伯是在用这种方式鼓励你呢。你一定要好好干，不要辜负伯伯对你的期望啊。”

　　秉钧：8月底，我们这批北京参军的同学就一起出发了。第一站去的是张家口，我们先在那里学习了两个月的滑翔。等回到长春的空军第一航空预备学校，已经是11月份的事了。

　　在长春预校的开学典礼上，军委空军司令部军校部的张孔修副部长见到了我，他说：“你就是总理动员参军的侄子!”张副部长告诉我：当年在中央召开的关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会议上，周总理讲话时提出，为保证农村的劳动力不受影响，希望各级干部带头送子女去参军。总理还特别表态说：“不要以为我没有子女才这样说，我有侄子，我还可以动员两个。”听了张副部长的一番介绍，我才知道伯伯动员我参军还有这样一个背景，我就是他表态要动员的那“两个人”中的一个。另一个是小虎(周恩来在抗战时期的警卫副官龙飞虎之子龙桂辉)，当时他已经都工作了，在地质部，也被伯伯动员去参军了。

　　秉宜：小虎去的是陆军，在福建。

　　秉钧：可是到了长春，我们却没有飞机可飞。因为练飞行是一件既费钱又费油的事情，那时咱们国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政府也没有更多的钱了，苏联又在卡我们的油，所以我们预校的学员呢只能做些地面训练和航空理论的学习。这样到了第二年的三月，空军司令刘亚楼就下了一道命令说：各预校的学员统统下去陆军锻炼。我们长春预校的近千名学员都被安排在了60军的179师，光我们去的那个537团就有100多个空勤学员。开始在福建闽侯县，夏天又搬到了古田县。

　　去古田县我们乘坐的是老式的闷罐车，一节车厢里坐几十个人，为了透空气，车门打开一扇，拿梯子一挡就出发了。大家一路走一路唱歌，大声唱，扯着嗓子唱：“炮火连天响，战号频吹，我们来到了……”走到哪儿唱到哪儿。你知道为什么要唱这首歌吗?因为当时蒋介石看大陆经济陷入困境，就想乘这个机会反攻大陆，并且已经在积极准备了。海峡对岸那边三天两头的飘过来许多大气球，挂着反攻大陆的传单，还有饼干、罐头什么的，说咱们困难，没有吃的嘛。福建、广东沿海的特务活动也比以前更频繁了，我们这些大兵唱歌就是唱给蒋介石他们听的，让他们知道我们的野战部队已经开到前线了。

　　坐闷罐车坐了大概有两天，才到达古田县的大桥镇。我们就住在了老乡家，每家住一个班，十几个人。当然我们不进人家老乡屋里，就在院子里找个地儿，搭个棚子，大家全都睡地上。村上、镇上全是大兵，每天做备战训练、站岗放哨、值勤。一时间紧张又忙碌、热火朝天的。按理说军队的战略部署、各部队的相互关系都是军事机密，但这次就是要造舆论，告诉老蒋，我们的战略部署已经明确了，不再变了，就准备打了。其实那会儿咱们真的没有钱，打仗是打不起的，但是这么一造舆论，老蒋他就没敢动。

　　有一天我在大桥镇的小卖部看到有卖上海的力士香皂，我就想起妈是特别爱用力士香皂，她老说力士香皂味道好、又经用。可那会儿全国各地的物质供应都特别紧张，上海的轻工业产品在北京基本上看不到了。而福建属于华东地区，还能供应一些上海的商品。这样我就赶紧买了几块力士香皂，用布袋缝好，给妈寄去了，并且我告诉妈，其中一块香皂是给七妈的。那时我已经有津贴费了，一个月6块钱。

　　秉宜：哎哟，我可不敢给伯伯七妈送什么东西，那是要挨批评的。记得在1958年夏天，淮安老家来人给伯伯带了一点家乡特产、馓子什么的，伯伯就批评他们，还把钱给了他们。后来伯伯让小姜(姜贵春，周恩来的卫士)把馓子给爸送过来一些，我那天正好在家，听到小姜对爸交待了这件事。那时就知道了伯伯有这个纪律，他从不收礼，也反对别人送礼。

　　秉钧：我6月份到古田，9月12号就在连队里入党了，那天正好是阴历的八月十五。我给七妈写信向她报告了这个好消息，一周以后就收到了她的回信。信是用毛笔写的，是通过爸寄给我的，信上说她祝贺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说了些鼓励的话，最后说：香皂收到了，谢谢你。这是我收到她的第一封亲笔信。可惜1970年我们部队从惠阳搬到兴宁时，因为我正在北京开会，战友替我搬的家，弄丢了一箱子书，里面就有七妈那封信，太可惜了。

　　秉宜：是呀，你不但参了军，这会儿又去了前线，还入了党，伯伯七妈对你的表现很满意。你孝敬他们什么，他们都会说好。当然你也不过是给他们买块香皂买双袜子什么的，做的挺得体。

　　秉钧：我在连队锻炼了一年多，才回到航校继续上学。但我们学员没有假期，我们航校跟其它军校的学生不一样，其它军校寒暑假照放，我们根本没有假。你想想，培养一个飞行员国家要花多少钱?航校的学员来自全国各地，特别还有农村来的，他回到家里，生活没规律，营养再跟不上，身体一变化，回来就得停飞，那不就白白浪费国家的钱了。

　　不过1965年9月，我们航校来了一批越南学员，这是我们国家在帮助越南培养飞行员，属于一个月的短期培训。可是学校房屋不够，为了给越南的学员让路、腾房子，学校只好给了我们28天的休假。这是我当兵四年第一次休假。

　　回到北京后，我就去看望伯伯、七妈。我第一次穿着军装进西花厅，感觉很兴奋。按照军队的要求，军人进屋要脱帽，我进了客厅，先给七妈敬个军礼，然后就站在一旁和她说话。她问我：“秉钧，你怎么不摘帽子?”我说：“伯伯一会儿就回来，我要等他来了，我给他敬过礼再脱帽。”七妈说：“行了，行了，你可别跟他来这个了，你伯伯最烦在室内不脱帽子了。”这样我以后去西花厅，一进门先把帽子挂在值班室外面的走廊上，见了伯伯，即使不敬礼，打个立正，伯伯也知道这个规矩的。

　　那次七妈就让我到西花厅去住，还让我跟她一起吃饭。她说：“你是学飞行的，身体不能垮了，不能掉磅，你就在我这儿吃饭吧，也好和伯伯说说话。小咪(秉宜)和你大姐(秉德)她们来，偶而在这里吃一顿。小咪住在这里，就让她去食堂吃。”这样我一天三顿全和七妈一起吃，有时伯伯在，也一起吃，吃了差不多一个月。

　　秉宜：伯伯七妈每个月的伙食费用，七妈都是做了计划的，咱们在他们那儿吃饭，一个孩子一顿饭是1毛5分钱的标准，钱都记在伯伯的账上。这是粤生姐(孙新世)告诉我的，她有一次偶然看到何谦叔叔那儿的一个账本，上面记着每个孩子的名字和所花的伙食费。不过，估计给你的伙食标准就还得提高一些吧。

　　秉钧：你那时不是也住在西花厅吗?我怎么一直没看见你?

　　秉宜：我住在最靠北的那排过道的一间小屋，那排过道的房间主要是给值班同志用的。我旁边住的是老桂叔叔(桂焕生)，他要给伯伯做夜宵，就长年守在西花厅。玉珍大姐说她父亲那时一个月才回家一次——送工资。老桂叔叔是淮阴人，4岁就跟着他父亲来北京，后来成了北京玉华台饭庄一名做淮扬菜的大厨。

　　秉钧：难怪他说的那么地道的北京官话。

　　秉宜：1965年9月你来那会儿我刚考上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一心想着要多画画，星期天也拿个速写本去旁边的日坛公园花圃画速写，差不多一个月没回家。

　　秉钧：那一次在西花厅，我住在咱们小时候住过的那个东厢房的南屋。

　　秉宜：那间南屋，成元功叔叔结婚时住过，后来很长时间当了半个仓库，放书报、画册、唱片，还放杂物，占了很大一块地方。

　　秉钧：我住进去以后呢，南屋因为好久没人住了，也好久没打扫了，尤其是窗子落了很厚的土，不打扫怎么住啊!我就跟张树迎叔叔要了扫帚、抹布和一个小水桶，搞了搞卫生。我先打开窗户，蹲在窗子上擦玻璃。正在擦的时候，看见七妈过来了，她刚午睡起来，到院子里来散步，好像霍爱梅阿姨(邓颖超的生活秘书)陪着她。她一下发现我在擦窗子，立刻叫起来：“哎呀!解放军!解放军!”那就是很惊喜的样子。后来张树迎叔叔对我说：“秉钧呀，你弄得我们很被动。你七妈对我说：‘你看看，秉钧不愧是解放军了，人家来了一看，该打扫就打扫卫生，就是部队的好传统嘛。你们怎么就没有一个人想到去打扫呢?’哎呀，这，这，这确实让我们有点自责了。”

　　秉宜：你表现好，七妈高兴呗，那她得找个人念叨念叨啊，也就只能上值班室了。其实她还不知道吗，张树迎叔叔他们是不能随便离开值班室的，伯伯就在旁边办公呢。打扫卫生的工作自有别人负责。

　　秉钧：我那次住西花厅，感觉到伯伯比以前忙多了。那会儿“总理办公室”已经解散有一段时间了，现在只留了两个秘书，其他人都分到国务院各部门去了，本来很多事秘书可以帮着解决，现在就都得由他自己办了，一件事接着一件事。从外边开会回来直接就进办公室，一进去就出不来了。七妈和张树迎叔叔对我“诉苦”，说现在伯伯睡觉就没有一次超过4个小时的了，有时他连续20多个小时不睡觉;有时48个小时睡了4次，这4次加起来也不到8小时;有时则是刚躺下，又因为工作被叫起来;有时是考虑工作，躺下也睡不着，就干脆起来;有时睡上十几、二十分钟又起来继续工作。张树迎叔叔就感叹说：“我和高振普两个轮流值班都熬不过总理。”我把张树迎叔叔的话告诉了七妈，七妈说：“嗳，不是他不能睡，如果有时间，他可以连续睡上十几个小时不醒。”

　　秉宜：伯伯的忙，我从小还有一个印象是：有时他正在吃饭，秘书过来了，欲言又止的样子。伯伯一看见秘书，也不说话，放下筷子，站起身，快步走出客厅，转身就进了办公室。秘书紧跟在后面，要是碰到像陈浩阿姨那样的女同志，得紧着多叨两步才能跟得上他。当然秘书们也尽量不去打扰他吃饭，但是有重要的事情时，恐怕不及时去请示，事后就会挨总理的批评的。伯伯不是对秘书说过吗，说：“你们不要怕我忙不过来，我忙得过来。”

　　另外还有个印象就是看电影的时候，在1950年代，社会大环境还比较宽松，有时七妈会让国务院招待科的同志过来给伯伯放一部电影，好让他放松休息一下。我记得有《渡江侦察记》、《翠岗红旗》、《山间铃响马帮来》、《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印象最深的是看卓别林的默片，咱们几个小孩坐在地上看，乐得前仰后合。

　　秉钧：看卓别林的电影那就是1954年的事了，伯伯为了去日内瓦开会做准备，他要先了解一下卓别林的作品。

　　秉宜：不过每次看电影，中途都会有秘书摸着黑过来找伯伯，伯伯也立刻站起身悄悄地离开，而且他不让开灯、不打扰大家，过了一会儿他还会回来再接着看。一会儿秘书又来了，他就又出去了，有时就不回来了。在我的记忆中，伯伯在家就没有从头到尾完整地看过一部电影。

　　秉钧：60年代初，伯伯也还能打打乒乓球、散散步，活动活动身体。我1965年9月这次去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已经撤了一段时间。伯伯比以前更忙了。我看他常常一个星期也抽不出一点时间打乒乓球，散步的时间也少了。因为上火，嗓子也出了毛病。可是伯伯却说：“解散总理办公室，周围的人都反对我，不让撤。现在撤了，不是一样办公嘛!”

　　秉宜：我也听伯伯说过这句话，差不多就是在你离开西花厅以后，刚过国庆节不久，恰逢戏剧电影《红楼梦》的几位主要演员徐玉兰、王文娟、金彩凤到北京出差，不知道是开会还是参加文艺汇演。她们说想要来看望总理和大姐，于是就被请到了西花厅。本来平时伯伯见客人是根本没有我什么事儿的，这一次七妈却通知我，让我也过来陪几位客人一起吃个饭。大概是吃饭的时候不知谁问起总理办公室撤销的事，伯伯就说了这么一句：“我要解散总理办公室，所有的人都反对，只有我老婆支持我。”这是我唯一一次听他对人提到七妈时说“我老婆”。

　　秉钧：不过伯伯虽然都忙成这样了，我发现他的观察力还是那么敏锐，什么也逃不过他的眼睛。我回西花厅后第一次陪伯伯去散步，刚走到二门(西花厅的大门)的时候，因为门口有哨兵，我知道哨兵是要给首长敬礼的，就主动退后了一步，让伯伯在前面走。果然哨兵给伯伯敬了礼，伯伯抬了一下手，这对他来讲就是还礼。我走在后面就没有还礼。伯伯马上察觉了，回头问我：“为什么哨兵同志给你敬礼，你不还礼?”我说：“按照部队的队列条例规定：单人军人经过营门或者在路上相遇，要互相敬礼。但如果是几个人同行，那就应该是首长在前面，首长还礼，后面跟着的人不用还礼。”他点点头，没说什么。从此以后，我要再去西花厅，经过二门，一定先给哨兵敬礼。

　　秉宜：小时候在西花厅，七妈老说我，有一点没做对都不行。七妈就不怎么说你吧?

　　秉钧：七妈也说我。我在航校的时候每天都必须有一个小时的体育锻炼，假期里我也不敢停止。当时西花厅车库北边警卫班住的那个小院里有个单杠，我就每天去那儿练单杠。我在练单杠的时候，那些战士们看到了，就出来帮我，站在单杠下面保护我。回到后院，我跟七妈讲到这个事儿，七妈不高兴了，她问我：“他们为什么保护你?”我赶紧给她解释说：凡是在体育器械上去锻炼、做动作，下面都要站个人看着，万一做动作的人掉下来，下面的人能够托一把、扶一下，这也是体育锻炼的一个常规，甚至我们体育教官在场的话，也是要站在下面帮助一下的。七妈她就把我说的这个“保护”，当成是不是人家又照顾你了，对你又特殊了，怎么怎么样了。

　　秉宜：你说的车库北边的院子是不是东小院、西小院?(注：东小院、西小院一说只是周秉钧、周秉宜的称呼，真正的西小院在西花厅大门外的西侧。)

　　秉钧：就是。上小学时我和晓枫(彭雪枫之子彭晓枫)、小虎还都在那边住过。有一次伯伯出来散步，顺便过来检查我和晓枫的房间，看见我们把臭袜子扔在床上，还把我们俩批了一顿。

　　秉宜：我也住过，我和小瑜(龙飞虎之女龙铮)住东小院。现在那两个小院都拆了，已经没有了。

　　秉钧：那次在西花厅，我还注意到，伯伯对自己的生活很少考虑。天凉了，要七妈提醒，他才加一件衣服。平时不会见外宾时，他在家就穿一件旧的灰布制服。不过即使在家，他穿衣服也很注重仪表，那个风纪扣永远都是要系上的。那次我还进了伯伯的卧室，他当时盖的被子是灰布的被面、白布被里。我当时想，如果不是我亲眼见，没有人会相信一个大国总理就盖这么一床布面的被子。

　　秉宜：灰布面被子?是不是伯伯在转战陕北时就用过的被子?伯伯去世前，七妈没让我进过伯伯的卧室。

　　秉钧：因为那次住的时间比较长，我基本上也不出去，只要伯伯回来，能陪他吃饭或散步，就能和他谈一谈。其中有几次谈话，我过后就给记下来了：

　　1965年9月 西花厅

　　伯伯：你飞了没有?

　　秉钧：还没有，只滑翔了。我在预校呆了三年，到航校刚刚一年。

　　伯伯：你今年多大?

　　秉钧：我23周岁。

　　七妈：你才23岁，我以为你比你姐姐小两岁，已经26岁了。

　　伯伯：23还小?不小了。在预校就呆那么长时间，青年时期都浪费了。应该十八九岁就开始飞，接受得快。这时候也最容易锻炼勇敢精神，飞行最需要勇敢沉着。你胆子大不大?

　　秉钧：还可以，差不多的事都敢干。

　　伯伯：开始上天总是有些紧张，因为不熟悉。我第一次坐飞机还不舒服呢!没关系，熟了就好了。但首先要自己有胆量，要沉着。

　　七妈：不论什么时候都要勇敢沉着，越是紧张危险，越要镇定。

　　(秉钧讲了飞行中一些因沉着果敢而化险为夷，因惊慌失措而造成了不应造成的事故。伯伯、七妈边听边点头。)

　　伯伯：在预校要三年，学出来就要六、七年，学制太长了。这学制从预校就得改。你们开始飞什么飞机?

　　秉钧：米格-18，苏联的初级教练机。我们自己设计制造了一种“六一”式飞机，性能比它好多了。

　　伯伯：好在哪里?

　　秉钧：(讲了“六一”式飞机的性能和优点……)可是我们飞不上了。我们学校接收了一期越南学员，把好飞机让给他们飞。过去我们学校就培养过几期越南同志。我们自己的学员不飞或改机种，也要把他们培养出来。

　　伯伯：越南同志先飞，这是国际主义。

　　秉钧：就是因为那时赫秃子(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给我们捣蛋，器材缺乏，我们的学制才定得长。

　　伯伯：你们有没有上飞机实习?

　　秉钧：没有。就是上理论课，讲了10个月。我们副校长讲了，他只学了28天理论，照样飞上去了。他要我们对教学、学制好好提意见。

　　伯伯：就是嘛!就应该边学边实践，你们还是理论与实际脱节。你们副校长叫什么名字?

　　秉钧：焦延寿。我们这次整风，大家对教学、教材提了很多意见，要求把很多与飞行使用无关的都删掉。现在有很多没用的都讲了。

　　伯伯：没用的讲它做什么?

　　七妈：政治学习也得联系实际。你爸爸退休了，现在参加很多学习。但学了要用，要实践，不要成个“学习专员”喽!

　　伯伯：我跟他谈过了，你再和他谈谈。现在小学二部制的多，让他把周围的孩子组织好，讲些革命故事，搞一些活动，免得他们到处乱跑，这也是对社会上的一项义务，就是实践嘛!

　　七妈：你们政治课怎么学?

　　秉钧：就是教员或者首长宣讲，我们回来讨论，最后检查思想。

　　七妈：光坐在那里谈抽象不行，政治课更得联系实际。

　　伯伯：我开了一天会，嗓子不好，还有事情，今天不多谈了。你和七妈谈吧。

　　七妈：我身体也还没完全恢复，也不和你多谈了，以后你常来，每次都谈一些，少量多次。不论怎么谈，咱们都得有了问题学毛著，用毛泽东思想看问题，解决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就在于用，不用学了干什么?不要看学得多少，就看用得好不好。孙乐义、丰福生是搞伙房工作的，他们学了就用，工作就搞得好。学毛著首先是改造思想，使自己与主席思想一致，才能用得好。不改造资产阶级思想，就不能掌握和运用主席思想，就要犯错误。不要怕暴露自己与主席相抵触的思想，因为肯定是有的，暴露了才能解决掉，不暴露就总带着错误。

　　秉钧：我们就有这情况，讨论问题，说出一句不对头的话，与主席思想相抵触的，马上就要收回来，怕人家批判。

　　七妈：你学毛著，最主要一条就是要讲民主，有错误就不要怕人家批评，特别要听反面意见。

　　有一次秉钧去看滨滨(周恩来秘书何谦之子何滨)回来。

　　七妈：你和滨滨都谈了些什么?

　　秉钧：随便谈的。

　　伯伯：怎么不谈思想?和别人谈话就要谈思想，不要乱谈。“四个第一”是你们解放军的，到哪里也得“四个第一”。

　　秉钧：爸爸说，爷爷当小职员，社会地位、经济状况都相当于工人阶级。我看爷爷不像工人阶级。

　　伯伯：你和爸爸说了吗?

　　秉钧：没有。

　　伯伯：为什么不谈?党员嘛，怕什么，想到就应该说。一切都要从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待，你父亲就是缺乏这个，从现象看问题。他看你爷爷后来到北方当个小收发，很穷，就让你写职员出身，他自己也写职员出身。我还是说破落封建官僚出身。

　　七妈：毛主席第一篇文章就讲这个问题。

　　伯伯：你趁这个机会再看一看，有什么问题可以来问我。你每次来我都要给你说这个封建家庭，对封建家庭一定要认清，不要以为职员是属于工人阶级，就是工人阶级了。我讲问题就是从根本上讲，要找根源，找本质。封建影响是有的，认识了才能批判。一些年轻人当了五年工人，本人可以定为工人了，但家庭出身还得挖根子。家庭对人的影响可大了。我是后来出来上学，开始受的资产阶级教育，也是反封建的，我反掉了一些，后来学习了马列主义，才完全丢掉了封建影响。就是背叛了坏家庭，思想残余也不容易丢净，要不断地改造。封建家庭一点进步性都没有，搞什么都是一团糟，办事情都是有头无尾。我们家过去几辈子，堂兄弟大排行都是开始排一些，后面就不排了，所以你父亲就没有大排行。你看过《石头记》(《红楼梦》)没有?

　　秉钧：没有。

　　伯伯：你们都不看这些的，那里面也是的，大排行没有排到底的，不合理的事情多得很。

　　七妈：《石头记》我不感兴趣，秉钧也没看过。你嗓子又不好，你还是少讲点，快吃你的饭，下午还得开会。

　　伯伯：我是给他讲要怎么看待封建家庭嘛!为什么要看家庭出身?受了家庭教育、家庭影响，就有他这个阶级的感情和思想方法。我们淮安老家有几个人，解放前不干活，也没土地，也能活了二十多年，就是东借西借，卖家里东西，间接剥削，或出租房子，根本不想到劳动。

　　秉钧：劳动人民就是无法生活时也要找到活干，来维持生活，不会找邪道道。

　　伯伯：就是的!封建家庭还要说假话，虚伪，这些都要认识清，自己要防止。知识分子很复杂了。因为他不是体力劳动，是脑力劳动，就要看他为哪个阶级服务，便从属于哪个阶级。知识分子必须革命化。我是知识分子，是40多年的共产党员了，没有给旧社会做过事，一直为党工作，可以说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了。但社会存在着阶级，就有各种阶级的思想，我脑子里也有一些资产阶级思想，总得不断改造嘛。当然也不能说你是封建阶级的知识分子，但是是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就要看你自己了。我对他们说，我有个侄子在空军，他们怎么找到你的?

　　秉钧：去年我在预校，空军政治部的一个同志在那里整材料，他听说我在那儿，就找我去谈。他说他家在扬州，过去和我们老家八爷爷他们很熟，问了一些老家里尔辉(周恩来的胞伯周贻奎之孙)的情况，可能是他告诉吴司令员的。叫郑崇朴，您认识他吗?

　　伯伯：不认识，我知道有个郑崇实。他家是干什么的?

　　秉钧：我没问。

　　伯伯：怎么不问呢?人家问了你那么多家里的事，你就不问一问人家。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阶级调查、社会调查嘛!

　　伯伯：你们现在津贴费多少钱?

　　秉钧：很多，20元。

　　伯伯：那么多!你过去告诉我说津贴高，我没想到高到20块钱。

　　秉钧：学员津贴每年都增加，可是我们除了买牙膏、肥皂，其它用不到钱。

　　伯伯：这还不是等于军龄!一个学员，吃用都是发的，哪用这么多钱!大学生助学金，包括伙食费不过十几块钱。这个也得改。你们那儿是不是有的同志有家庭负担的?

　　秉钧：我们这里学员入伍前都是学生，由家庭供养的。大部分都没什么问题。

　　(伯伯一边搬手指，嘴里一边重复着每年津贴费的增加情况，记在了脑子里。)

　　七妈：你们伙食费多少钱?

　　秉钧：60元。

　　七妈：哎哟，一个月加起来要80元，大学毕业开始工作了也没有这么多。60元伙食你们吃得了吗?

　　秉钧：我也不晓得吃得了不，这还是最低的空勤灶。

　　(这时李先念副总理进来了。)

　　七妈：(指着秉钧)呐，这是你花钱最多培养的人——飞行员。

　　伯伯：一个学员，还没有飞，没有做工作，一个月就20块钱，津贴费太多了!

　　伯伯：秉宜学制几年?

　　秉钧：听妈妈说原来七年，后来她自己说现在是五年了。原来一年去农村、一年去工厂的时间放在五年之内了。

　　伯伯：胡闹!学一个工艺美术要七年!这学制是怎么搞的?真是胡闹。搞工艺美术就应该早实践，边干边学。

　　七妈：那也用不了五年呀!

　　9月26日，午饭

　　伯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打下一架美国飞机F-104，活捉了美国鬼子。“歼6”是什么飞机?

　　秉钧：米格-19.

　　伯伯：你看，米格-21也不及F-104快，我们用米格-19就把它打下来了。

　　七妈：还是人的因素第一，本质决定了它见到我们就害怕，他一下来就把13国文字的投降书拿出来了。

　　(伯伯和我们都哈哈笑了起来。)

　　(有一天我们正在吃饭，听到屋顶上叮叮当当地敲打，伯伯问在干什么，我说是工人在堵老鼠。)

　　伯伯：我一直反对这么办，劳民伤财，不起作用。已经搞过三次了，老鼠还是来。不起作用还要搞，就是不知道总结经验。还是养猫最好!

　　秉钧：国庆节过后，我要回航校了，一天傍晚，我陪七妈在外院散步，七妈对我说：“你来住在我们这里很好，我们了解了你的情况，你也看到了伯伯的工作和生活。”正说着话，迎面遇见了阿米(邓颖超秘书张元的长女肖远音)，她问我：“秉钧，你没去看戏呀?我还以为你去看戏了。”七妈说：“我没让秉钧去，自从上次你们周伯伯批评了以后，凡是给我们俩的请柬，我们没时间去，宁愿浪费也不让给孩子们。如果另外发票，当然可以去。”

　　我休假结束后回到航校，我们校政委就找我谈话。他问我：“你在北京见到总理了?”我说：“见到了。”他又问：“总理有没有跟你谈过?”我说：“有。”他说：“吴司令来电话，说你回来之后，问问你，如果有的话，让你把材料写出来。”我说：“哎呀，这个恐怕不合适。”他说：“你就写吧。”那个时候，我们其他同学都到飞行团去准备开飞啦，政委就把我留下写材料，我在校部就多住了一个星期。写完后校部又把材料交给组织部和宣传部的那些笔杆子们给我看看，修改修改。宣传科长看完后对我说：“哎，周秉钧同志，你这个还可以，还挺顺的嘛，用不着改什么。”我说：“第一，我记的这个是事实。第二，我也是高中毕业。第三，这东西不能改呀，这东西怎么能改呢!”

　　但是，我又跟政委说：“既然让我写这个，我就得给我伯伯、七妈写信报告一下。”他说：“那当然了。”然后我就写信给七妈。七妈就回了封信。她说：“我正想给你写信，问你这个事情。因为你走了之后，伯伯就料到他们可能让你写东西，正好你来信了。当然这不怪你，因为领导让你写，你不能不写。可是你必须马上向领导报告，这个东西不要上送，不要下发，立即收回。”七妈还说：“你伯伯跟你谈的话，完全是长辈对孩子在家里说的事，怎么能当工作指示去下发呢?但是你们确实也谈了工作上的事，那么校方他们就把这个作为总理强调实践吧。”

　　后来我想到了，当时还有一个背景：1964年或1965年，毛远新在哈军工上学，他暑假回北京，毛主席跟他有过一次谈话，他就写了一个材料。罗瑞卿看了这个材料就发给全军了。你说伯伯他怎么能干这事，噢，主席给他侄子的讲话在全军发下去了，然后总理跟侄子的谈话也要在空军发，这怎么行!别人会怎么想?就该说什么的都有了。

　　但是接到七妈信的时候，我已经到阜新了。阜新那个时候跟锦州的校部没有电话，没办法往上通消息。后来我写了封信，可能是请一个回锦州校部办事的教官把信带回去，从阜新乘火车回锦州几个小时就能到。但是校部早就把我写的材料送到空军了，而且空军已经把材料打印出来下发了，起码下发到空军的军一级干部。1967年9月我毕业分到广州空军，我们一共去了38个毕业生，都被分到35师。广空的领导来看我们这些新兵，师领导就一个一个介绍，介绍到我时，广空的军训部长说：“噢，你就是周秉钧同志，我看到总理跟你谈话的那个材料了。”他告诉我，那个材料很快又收回了。那时候上面领导的指示，下面还真兑现、真落实。

　　秉宜：估计伯伯也会给空军打了招呼的，光靠你这么说一句话，好像还不一定行。

　　秉钧：1967年9月，我从航校毕业，去广空报到时，正好路过北京，我就抓紧时间去了一趟西花厅。一进西花厅的走廊，七妈已经在等我，她对我说：“秉钧，你先别进客厅，先看看这张大字报。”在伯伯办公室门口，贴着一张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写给总理的大字报，大家要求总理要爱惜身体，尤其他已经出现心脏早搏状况了，一定要改变他不分日夜过分繁忙的工作状态。我看到已经有许多前来西花厅的中央领导同志如叶帅、陈老总、聂老总等都在上面签了字。七妈问我：“你对大字报同意吗?”我说：“同意。”七妈说：“同意就签字。”

　　秉宜：我和大姐也在大字报上签字了。

　　秉钧：到了客厅，七妈讲到伯伯忙的程度，说最严重的一次是接待红卫兵连续36个小时没休息，红卫兵来了一批又一批，轮番找他辩论，结果伯伯心脏病犯了，当场休克。这样的连续劳累，严重摧毁了伯伯的身体。伯伯看了大字报以后还写了八个字回复大家的关心：“诚恳接受、要看实践。”

　　秉宜：嗨!一点用也没有，伯伯照样天天超负荷劳动。当时社会上有许多小报和传单，上面登着中央首长和中央文革小组接见红卫兵造反派的记录，我记得有一张小报登着造反派和总理辩论。造反派要打倒某个领导同志，原因是他社会关系复杂。伯伯说：“社会关系复杂?谁有我的社会关系复杂?”当时咱们家的确有亲戚在台湾，并且公开骂共产党。伯伯接着给这些年轻人做工作，大意是看一个同志，要看他的立场站在哪边，他为党为国家做了哪些工作等等。造反派就不满意了，说：“总理，你和稀泥。”伯伯说：“我就是和稀泥，我是中国最大的泥瓦匠。”辩论、舌战、熬夜，伯伯都不怕，他接受挑战，他也愿意和年轻人辩论。他说：“我宁愿花费很多时间给红卫兵做工作，说服他们能完全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秉钧：当时我在飞行部队，对地方上搞文革的事不特别了解。来到西花厅看到的只有伯伯的劳累和忙碌，这一次我又在西花厅住了几天，依旧和伯伯七妈一起吃饭。正如七妈所说，伯伯每天从外面回来都是先进办公室。我和七妈都坐在饭桌边等他，卫士和服务员去叫他他都不出来，常常一拖就拖到下午3--4点才吃饭。记得有一次，是中午吃饭的时间，张树迎叔叔打电话来，说伯伯5分钟后就回来，七妈就让人把饭送过来摆好了。但是，伯伯回来后又立刻进了办公室。七妈让我去叫他出来吃饭，我推开办公室的门对伯伯说：“伯伯，七妈让您出来吃饭。”伯伯答应了一声，站起来一下，又坐下了，继续看文件。我只好回来告诉七妈，七妈说：“他这个人，吃饭要不是三顾茅庐，他就不会来。”七妈只好自己再去，才把伯伯请出来了。

　　秉宜：我记得1964年夏天伯伯给我们讲话时，他还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今天能当上总理，是因为我始终保持着革命的干劲。”到了1966年，面对着文革的惊涛骇浪，就更显出来他老红军的英雄本色。

　　秉钧：我去广空报到后，被分配到了惠阳机场做飞行员。我们那里属于南海前线，位置非常重要。那时台湾经常有飞机过来骚扰，还有美国的飞机也在边境外转来转去，如果我们的飞机上天，他们就不敢来了。

　　1968年2月中旬，我到北京开会，17号休会一天，我在西郊机场给爸买了两条中华烟就进城了。回到家已经是下午，妈还没下班，只有小六在家，她告诉我说：爸15号晚上被卫戍区带走了。我赶快就去胡同里的公用电话处，给七妈打了一个电话，七妈让我马上去西花厅。来到西花厅后，七妈第一句话就问我对这件事怎么看，我说：现在什么情况我都不知道，原因也不清楚，但是毛主席说了：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事情总会弄清楚的。如果他确实有问题，那我就要和他划清界限;如果没问题，他还是我爸。七妈对我的表态很满意，她让我先回家跟妈谈一谈，然后再晚也要回到西花厅来住。

　　晚上很晚我才回到西花厅。伯伯已经回来了，他没有对我具体谈爸的事，只是嘱咐我：“这事你要正确对待，尤其你是解放军，要站稳立场。”我问伯伯：“这件事我要向组织报告，我怎么说呢?”他说：“你能不能见到你们吴司令(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我说：“能。”我在空司有一个熟人，我知道他可以帮我找到吴司令。

　　伯伯说：“那好，你先向吴司令报告一下，先不要和基层组织说。”

　　第二天早上8:00，我正准备出门去找吴司令，伯伯从外面办事回来了，他说：“秉钧，你不用再找你们吴司令了。你爸爸的事我已经跟他说过了。你何时能向你们组织讲，我会告诉你。”

　　秉宜：我当时住在学校，有一天妈忽然来找我，那应该是在爸被带走以后的第3天，她告诉我说，爸被卫戍区带走了。我一听，这种事终于落到咱们家了。我看她很紧张很无助的样子，就尽量安慰她，我说：上个星期红霞公寓(部级干部宿舍)里有几个部长也被抓走了，看来这不是爸一个人的事。我说你也不要太着急，这事早晚要解决的。

　　当时我在大学里只是个逍遥派，基本上不参加运动。但文革以来混乱的形势，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揪斗被打倒的事情看得太多了。我私下里也和几个高干子弟议论过中央文革小组的问题，我们都有自己的思考。所以爸被抓走，我就不觉得这是爸本人的事。当然这些看法我是不会对伯伯七妈他们讲的。

　　妈也真不容易，爸头天夜里被带走，第二天一早妈仍然去学校给学生上课，顶着这么大的压力，她一节课都没有落。

　　后来老王(王金岭，卫戍区参谋，负责周同宇的案子)告诉我，爸被关押后，公安部、卫戍区的许多同志都还是挺同情爸的，公安部一个领导就说：“去，去给周同宇挑一间向阳的房间。”

　　秉钧：我回到惠阳机场后，一直自己掌握，该学习学习，该飞行飞行，也没有对谁说过这事。大概在5月份，有一次我们师副政委刘建从兴宁到惠阳来视察工作，他见到我后，把我拉到一边，问：“小周，你给总理写信了吗?信里胡说什么了?”我说：“没有哇。”他说：“那奇怪了，昨天晚上总理办公室……”我说：“没有办公室了，是值班室。”他说：“总理值班室直接打电话找我，问你在部队表现怎么样?”

　　秉宜：伯伯在检查你的表现，他怕你思想上有压力影响飞行。

　　秉钧：直到8月份，七妈给我来信，告诉我现在可以向组织汇报爸爸的事情了，说：“目前给周同宇定的是：‘参加了反革命聚餐会’。”具体为什么叫反革命聚餐会，这个性质又是谁定的，七妈没说。后来我是听妈说：因为爸在文革前和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在北海和中山公园吃过几次饭。当时王光琦受到刘少奇王光美一案的牵连，已经被定性为反革命了。

　　秉宜：所以爸因为和“反革命”王光琦吃过几次饭，就等于是参加了反革命的聚餐会。

　　秉钧：看完七妈的信，我马上就向团副政委刘连生汇报了。我又向他表态说：“按照空军的规定：凡文革中家里受冲击的都暂停飞行。如果继续让我飞，请组织上放心，我能飞好，不会出事;如果让我停飞，我也服从组织决定。”副政委当时回答我：“小周，你别想这么多，今天好好准备，明天好好飞。”

　　文革结束之后，1982年，七妈把咱们全家叫到西花厅去，那次才谈到爸的事，是伯伯下令把爸关押起来的。七妈说：“要是落在造反派手里……”爸马上接了一句：“那就死无对证了。”七妈接着又说：“对，那就死无对证了。你们看看彭老总，被造反派抓走，让他们整得多惨。”七妈又说：“你们的伯伯到后来拉着我的手说了一句话：‘一切都拜托你了。’我就想，党和国家的事情他不可能拜托我，只能说家里的事，家里的事只有同宇这件事最大了。我后来专门把同宇的材料调来看了，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不过，我就有一点不明白，伯伯再三强调不要我们向外面说他和我们的关系，但是他却对吴法宪讲了爸的事，不就等于讲了他和我们的关系了吗?这是他唯一一次主动对人讲到他和我们的关系。

　　秉宜：也不是唯一一次。爸被卫戍区带走那天，伯伯当时就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内容就是怎么处理爸这个问题，同时提到了妈和咱家6个孩子的名字。

　　秉钧：噢，对，对。那个报告才是伯伯第一次提到咱们，等于向组织汇报嘛。

　　秉宜：因为这封信毛主席会批给中央文革小组传阅，也会批给卫戍区来具体实施，等于是公开了咱们和伯伯的关系。王金岭后来说，卫戍区的领导看了这个报告后，指示他们一定要把周同宇的家人保护起来，就按总理写的这个名单。

　　秉钧：不过伯伯当时对吴法宪怎么讲的，我一点也不知道。

　　秉宜：当时伯伯是要保你的，他对吴法宪说：我这个侄子还得飞，国家培养一个飞行员不容易。

　　秉钧：伯伯有这个话吗?

　　秉宜：怎么，你不知道这事?

　　秉钧：我不知道呀!

　　秉宜：那怎么回事?我以为你早知道了，我是听周家鼎(周恩来的秘书)叔叔告诉我的。我当时还想：伯伯从来没有为咱们家孩子去向组织提出过要求，对你真是一个例外了。

　　秉钧：哎呀!我要是早知道伯伯有这话，1981年我无论如何不停飞了。你知道1976—1978的三年中，我们师的焦副政委找我谈了三次话，动员我停飞，我都没同意。焦副政委说：“周秉钧同志，你身体单薄，肠胃也不好，万一出个三长两短的，我们也没法交待。”我说：“副政委，你如果这么说，我就更不能停飞了。我了解他们两位老人，如果我真的飞行出了事故，牺牲了，他们会认为这是因公殉职，是光荣的。”

　　秉宜：伯伯一向认为周家子弟为保卫祖国献身那是咱们周家的光荣。我记得1964年夏天他在西花厅给我们讲话时就说过：“毛主席家里为革命牺牲了6个人，咱们家还没一个人为革命牺牲。”接着他又说了一句：“当然，同宇为革命流过血。”伯伯是指爸在黄埔军校毕业后参加北伐攻打武昌时受伤的事。

　　秉钧：我对焦副政委说：“我身体合格，政治没问题，组织纪律、技术各方面都没出过问题，何况我还是做政治工作的。”那时我已经是105飞行大队的政委了，飞行大队也就是今天的飞行团。政委的任务就是要给飞行员做工作，要求飞行员加强事业心，为党为祖国多飞、飞好。这样的情况下让我停飞，我怎么去向别人做工作呢?就这样，我直到1981年才停飞。要知道伯伯说过那些话，我说什么也不停飞了。

　　秉宜：咱们家的孩子，伯伯和七妈对你能在海防前线保卫祖国领空，对秉建能坚持在内蒙古大草原插队劳动，那是最满意的。你们的确给他们二老争了气。你知道吗，七妈在1970年5月给秉建的信中说过这么一句话：“从阶级感情上来说，我对你和你二哥的无产阶级感情是最深的，胜过亲属关系。”那已经是最高的评价了。对他们来说，革命的关系永远在亲属关系之上。

　　秉钧：大姐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时表现也很好，她放弃了考大学，主动报名去农村当一名农村的小学教师。这事当时在他们学校引起了轰动，学校领导还发展她入了党。

　　秉宜：大姐的选择的确符合伯伯的要求，只不过，她那个农村小学教师当了还不到3个月，就被调到朝阳区委坐办公室去了。大姐说伯伯知道后对她说了一句话：“你怎么当了干部了?”过了三年后，伯伯还惦记着这事儿，他又问大姐：“你有没有当科长啊?”他应该是在担心，怕大姐才工作三年就受到领导提拔，这不符合伯伯的治家方针。

　　还有秉华，1974年秉华从北京印刷一厂上调到北京市出版办公室(今北京市新闻出版局)，让他去当理论宣传教员。伯伯知道后也对他说：“你怎么也当干部了，跟你大姐一样?”然后伯伯就让他去“和厂里领导说说，每星期下来劳动3天。”秉华说只怕人家出版办公室不会同意。伯伯说：“那你就要和他们辩论，一直到他们想通了、同意了。”反正他就不同意秉华离开工厂去当干部，但是他又不愿意让秉华去跟组织上讲这是伯伯的意见。伯伯说：“你可不要讲是我说的，那他们就要搞什么指示啦，感谢啦……”反正这事儿他也挺难的。

　　秉钧：文化大革命中伯伯也对我说起过你。他说：“秉宜如果能到农村去，能直接和一个农民子弟结婚，就算秉宜有出息。”

　　秉宜：我知道，比较起来，伯伯对我是不够满意了。

　　秉钧：不过七妈对你还是挺关心的。爸被关押之后，伯伯不许妈动用爸的退休金。妈每个月从爸的退休金中取出20元作为爸的伙食费和订报纸等零用钱，给卫戍区(后来是交给第一专案组)送过去，剩下的钱全存起来。后来小五、小六去农村插队，他们在那边基本没有收入，妈要拿自己的工资补贴他们还不够，还要去卖些东西，旧衣服、旧首饰什么的。

　　秉宜：爸被关押后，伯伯也不能再给家里补贴了，妈那点工资的确太困难了。

　　秉钧：有一次你给我写信，提到家里已经不吃肉了，我把这事告诉了七妈。

　　秉宜：这封信应该是1970年4月以前写的吧，因为到5月份我就跟着学校一起下部队农场了。

　　秉钧：那应该是吧。1970年7月我去北京参加第二届空军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去西花厅看七妈时，七妈就专门和我谈起怎么帮你和小五、小六的事。她说：兄弟姐妹之间应该互相帮助，现在小五、小六都在农村，小咪大学该毕业了，但是还没分配工作，他们现在都养活不了自己。她说：“我想同你和你大姐三个人分分工，每人帮助一个怎么样?”我马上回答说：“行。”七妈又说：“你来管小咪，小六我来管，小五在延安，离西安近，让你大姐管。你再征求一下你大姐的意见，她有两个孩子，能不能负担，如果负担不了，小五也由我来管。另外你告诉你大姐，寄钱不要多，我给小六一个月就8块。小咪那么大了，又是女孩子，你给她多一些。”

　　就这样，我记得我给你的钱，好像一个月15元还是20元，钱寄到你们那个部队农场去。大姐后来回信说，她可以承担小五的生活费用，也应该承担。

　　秉宜：秉和说从1971年5月起，他的生活费也由七妈管起来了。

　　秉钧：秉华到印刷厂当了工人以后，他上班想买个单车，但是他的钱不够，就去找七妈帮他。七妈说：你工作需要，我是应该帮你，但兄弟之间也应该互相帮助，你自己也要出些钱，不能全靠别人，这样你才会感到是自己的劳动赚来的车，才会懂得爱惜。你先问问你二哥，看他能给你多少帮助，不够的我再给你补。后来秉华给我写信，我说我完全可以帮你，你就不要让七妈出钱了，差多少我寄给你。后来我听妈说，七妈还是给他钱了。

　　秉宜：我倒从来没向七妈要过钱，即使住西花厅那些年，七妈也从来没有给过我哪怕一分钱。她不给是有她的道理：自从小五、小六出生后，咱家里前后请了两个保姆，后来咱俩也回家住了，爸的负担就比较重。伯伯和七妈就商量怎么帮助咱家，商量的结果，伯伯负担咱家，七妈负担二娘(周恩来胞弟周恩溥的夫人王兰芳)，二娘从部队上复员后一直没有工作。给咱家每个月是105元，偶尔爸生病了，或者要做手术了，临时多给些。这样伯伯和七妈就有一个原则，既然他们给了咱家补助，那么负担孩子们的生活就是爸和妈自己的事情了，他们就不再插手了。记得上中学时，爸对我说过，妈一直坚持每个月由她当面交给我生活费，以此提醒我，虽然我住在中南海西花厅，但我是由妈供养的。伯伯和七妈非常懂得妈的心思，所以他们从不给我钱。这是他们对一个母亲的尊重，也由此养成了我的好习惯：经济上有困难从不向七妈张口。

　　记得我上高中以后，有几次从西花厅回家，成元功叔叔(周恩来的卫士长)让我把生活费给爸带回去，同时还要我打一个收条，注明钱数、日期和签字。成元功叔叔特严肃，他说：伯伯帮助你们是为了不让你们再去找政府申请困难补助了。这也是为了减轻国家的负担。

　　秉钧：咱们生活上有什么事还都会跟七妈说，从来没找过伯伯。

　　秉宜：那当然。家里的事都是七妈在管，伯伯从不插手。如果你真的去找他，他也会说：这事你去找你七妈。更何况西花厅有纪律，伯伯管的是国家这个大家，谁敢拿自己的生活小事去打扰他。

　　秉钧：1970年夏天那一次的空军第二届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开的时间比较长，我就常利用周末时间进城，一般先去和平里看妈，然后再去西花厅。

　　有一次我去西花厅，伯伯在办公室忙着一直没有出来，七妈和我在客厅说话。等了一会儿，伯伯还不出来，我就跟七妈说：“七妈，那我走了。伯伯在忙，我就不打扰他了。”七妈说：“不，不，不，我就是让你去跟他打个招呼，告个别，让他起来活动活动，不然他就总也不肯起来。”我就和七妈一起来到伯伯的办公室，我推开半扇门，站在门口，只见伯伯戴着老花镜，手里拿着笔正在看文件。我说：“伯伯，我回去了。”他从老花镜上面看见我，放下笔，我说：“您忙吧，不要起来了。”七妈在我身后接过话来对伯伯说：“正好你也坐了好久了，秉钧要走了，你出去送送他吧。”伯伯看看表，放下老花镜，这才起身跟着我们走出办公室，一直把我送到二门。记得就是那一次我还给伯伯带去了两双尼龙袜子。

　　秉宜：你说到这儿，让我想起韩福裕叔叔(周恩来的卫士)曾经对我说过，爸在文革前也会去西花厅看伯伯，他就一个人去。伯伯知道他来，也不管他，只顾忙自己的工作。韩叔叔说有一次他正陪爸在客厅说话，伯伯从办公室出来了，伯伯见了爸也不说话，往沙发上那么一坐，眼睛一闭就睡了。爸也不说话，就坐在一边陪他。伯伯睡上那么几分钟，站起身又进了办公室。

　　秉钧：伯伯那么讲究礼仪的人，只有在自己的小弟面前才一点客套不用讲，这才是兄弟。

　　秉宜：妈跟我说解放初她第一次见到伯伯时告诉伯伯，她是1914年出生，爸比她大9岁。伯伯立刻纠正说：“不对，他比你大10岁。生他的时候我就在场。”妈就说原来爸还瞒了她一岁。爸3岁的时候奶奶就去世了，那年伯伯9岁。爸后来对胡华(人民大学教授)说：“总理9岁当家，一切管理得井井有条。”

　　秉钧：1970年那会儿，毛主席提倡学习马列主义，还专门点过一些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几部经典著作，如《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论权威》、《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论》、《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等。这些书的单行本七妈都给我寄过。我那时还在飞行大队当政委，有一次上级要求讲一讲关于组织纪律性的党课，我备课时就参照了恩格斯的《论权威》中的一些观点。后来我把这个讲课稿整理了一下，给七妈寄去了。结果这次我回北京开会，赵炜阿姨一见到我就说：“秉钧，你的学习笔记寄给七妈后，七妈就给我们施加压力了，说你们哪个同志能做出这个笔记来。”

　　秉宜：周家子弟但凡有好的表现，七妈都会很自豪。

　　秉钧：到了8月20日那天，我去西花厅时，伯伯和七妈他们正要出发去外地。七妈见了我说：“秉钧，我和你伯伯要外出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你就不必来了，多陪陪你妈妈吧。”正说着，钱家栋叔叔走进客厅，他向伯伯请示说：“总理，今天是廖仲恺先生遇刺日，是否要有表示?”他这么一提醒，伯伯马上想起来了，他说：“噢，还是45周年呢，你赶快用我的名义送个花篮给何香凝先生。”七妈在一旁听着就不满意了，她非常认真地对着伯伯说：“怎么只用你一个人的名义?我在广州还给何香凝先生做过秘书的呀!”伯伯听了连忙向七妈道歉，说：“对不起。”又告诉钱家栋叔叔：“用我们两个人的名义送。”我在一旁暗自发笑，这老两口真有意思。

　　这一天，他们是去庐山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就是陈伯达提出要设国家主席却被毛主席批了的那次。当时我们那个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已经开完了，不过大会最后要由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给大家做总结发言，而吴法宪也去庐山开会了，我们这些代表就只能再等，一直等到9月份吴法宪回北京给大家做了报告，会议才结束。我是过完国庆才回的广州。

　　秉宜：《周恩来年谱》中说：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原定是修改宪法和讨论国民经济计划和战备三项。你到北京那段时间伯伯应该一直在忙着为大会的召开做准备吧。

　　秉钧：大概在1972年左右，有一次我来北京出差，我去看伯伯和七妈，我和七妈聊天，不知怎么谈起了《史记》，七妈说：“你还挺喜欢《史记》?”我说我看得不多。她问我：“你有没有《史记》?”我说没有。她说：“那好，新出了一部《史记》，等你结婚时候我送你做结婚的礼物。”

　　秉宜：伯伯也跟我提过《史记》的事。1972年春天，我从部队农场回北京结婚，我和任长安去西花厅看望伯伯七妈，到那儿已经是中午了，伯伯刚吃过饭，正在客厅里来回地走两步，活动活动。我们过去和他打了招呼，他忽然停下来问我们：“你们看过二十五史吗?”我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那些年书店里除了毛选和马列方面的政治书籍，其它的出版物哪里还看得到了，不知道伯伯怎么忽然提起二十五史来了。再说不是叫二十四史吗?我真是孤陋寡闻了。我就说：“我没看过。”伯伯又问：“《史记》看过吗?”我说《史记》我知道，小时候上历史课，老师讲过司马迁写《史记》，但是我没看过。伯伯就说了一句：“二十五史没看过，看看《史记》也是可以的。”

　　后来看《毛泽东年谱》，才知道1971年4月，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前，有关部门请示毛泽东同意，写信给周恩来申请完成点校二十四史。周恩来当日批复：“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估计伯伯又加了一个《清史稿》，这才成了二十五史。

　　秉钧：我是1973年五一节在北京结婚的，婚后回到部队不久，6月份又来北京开会，参加空军的党员代表大会，选十八大代表。6月份广州的荔枝刚下来，很新鲜，我买了一大堆荔枝，回到北京后先去和平里给妈留了一部分，然后马不停蹄地又去了西花厅。七妈见了荔枝以后说：“哎呀，6月份就能吃到这么新鲜的荔枝，真难得!”那天从和平里到府右街，半路上还下起了雨，我没带伞，衣服全淋湿了，七妈说：“你看你身上都淋湿了，赶快，赶快让爱梅把你的衣服拿到后面去烤烤干。”她又从卧室找出一件伯伯的衣服、一双拖鞋和一双袜子让我换上。她指着那双袜子说：“你看，这还是你送给伯伯的呢。这袜子太凉了，我没给你伯伯穿，正好，你就把它穿回去吧。”

　　这时天已经快黑了，我得赶回去我开会的空军学院，可是雨还没有停，七妈就说：“秉钧，我给你派了个车，让老杨(周恩来的司机杨金明)送你回空军学院。你要开会，不要淋病了影响开会。”

　　秉宜：这是怕你影响工作所以特别照顾吧。咱们小时候，每次回家不都是让叔叔(周恩来的卫士)在街上叫辆三轮车把咱们接回西花厅么，什么时候用过他们的车?我一直记着七妈当时还说过这么一句话：“小汽车是公家发给你伯伯工作、开会用的，你们小学生没有对国家做过什么贡献，就没有资格坐伯伯的车。”我那时也就才上小学二年级吧。

　　秉钧：下一个周末我又去了西花厅，正好赶上伯伯从外面回来，七妈就让我陪他在院子里散散步。那一次他和我谈的多一些。

　　伯伯问我：“你们空军去年摔了多少架飞机?”

　　我说：“XX架。”

　　他又问：“几个一等几个二等?”

　　我就跟他说了多少个一等，多少个二等。我就奇怪他怎么还懂得一等二等?空军飞行摔飞机，一等事故就是机毁人亡，二等事故就是机毁人在，三等事故是人是安全的，飞机也可以修复待用。

　　伯伯接着又问：“那今年呢?”

　　我说：“今年的数据还没有统计出来，但是恐怕跟去年差不多。”

　　他问：“为什么?”

　　我说：“有多种因素，有天气的原因，有飞行员的技术问题，有个别飞行员组织纪律性问题，有指挥员指挥不当的问题，也有飞机质量问题。”

　　他问：“这个飞机质量主要表现在哪里?”

　　我说：“比如发动机中间那个轴，用的是一根钢棒。制作时要把钢棒的两头切掉，只用中间那段。文化大革命就给破了，说这样太浪费，要废除旧的规章制度，要砸烂条条框框，就把那一根钢棒从中间切，一切两，一个做成了两个，这样轴的两头就不够结实，就容易出事故。”

　　伯伯说：“这我知道。”又问：“那你认为哪个是主要的?”

　　我说：“质量问题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还是飞行训练时间太少，飞得太少。”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1968年一年我才飞了25个小时。为什么呢?尽搞大批判了。坐下来学习，什么忆苦思甜，下农村访贫问苦这些事净搞这些事了。不过我没有跟伯伯说净搞大批判和忆苦思甜占去了很多时间，我就跟他说训练得太少，说我1968年全年才飞了25个小时。可是人家以色列的空军飞行员，35岁退役后，就在机场附近给他们安排工作。虽然退役了还要飞，每个月还要飞65个小时，要保持飞行技术。这样一旦开仗，随时可以回来继续服务。而我们呢，正儿八经的飞行员一年才飞25个小时，只能保持一个基本的驾驶技术，什么高难度的科目都不敢飞，领导也怕出事。

　　伯伯点点头说：“你分析得对。”

　　我总的感觉他重点问的还是航空工业生产的问题，他是主管国防工业的。伯伯和我谈话，一般都是比较简短地提些问题，比如部队建设、飞行安全等等。

　　秉宜：是这样，而且一般他总是问的多，说的少，更不随便表态。除非要批判封建家庭了，或者动员秉和秉建继续留在农村了，他才会多说两句。

　　秉钧：这也是伯伯长期的革命斗争，尤其是当年在白区在国统区那么复杂和危险的环境下工作养成的习惯，嘴特别严，不随便说话。

　　秉宜：要不七妈怎么在一篇文章中专门提到，说她和伯伯是“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呢。

　　秉钧：那一次散步，我发现伯伯走路，有时走得快点，有时走得慢一点，看来他是在有意识地想让腿脚活动一下。

　　秉宜：1973年五一节你和军鹰在北京结婚，去西花厅看望伯伯七妈，那天我和长安也跟你们一起去了。记得那天七妈还送给军鹰一个玩具娃娃，是一个穿着墨西哥民族服装的小姑娘，很小，也就不到20公分高。那时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刚刚来华访问过，这个小玩具娃娃应该是他送给七妈的吧，很礼貌也很体贴。这个小娃娃就放在客厅的护墙板上方，七妈够不着，让军鹰去把它拿下来的。那些年，北京市的工艺品，什么绢花啊、小绢人什么的，市场上早没有卖的了，所以我见到这个五颜六色的小娃娃，心里好生羡慕啊，我还是学工艺美术的呢，七妈都从来不给我这些好玩意儿。

　　秉钧：人家军鹰那天不是新娘子嘛。

　　秉宜：那次咱们饭后还陪伯伯出来散步，走到外院的花坛旁，花坛里种的是尼克松访华时送给伯伯的美国大菊花。美国菊颜色橙黄，个头比较大，花瓣比较单薄，只有三、四层，并且全部向外伸展开，像放大了的野菊花。伯伯就问我：“这个花你能画吗?”我说：“画这个花还是可以的吧。”伯伯知道我刚从部队农场回来，我们在农场第一年劳动，第二年搞大批判，第三年允许练业务了。伯伯这么问我，应该是想了解我们这一批学美术的大学生业务有没有荒废。

　　接着他又说我：“你是学美术的，可是你穿的这个衣服和袜子的颜色也不协调嘛。”我知道不协调，我穿的是一件深兰色的上衣和一条浅灰色的裤子，看着就反差比较大。可是我当时没什么钱，就这条裤子还是在服装店买的打折商品呢。我只好如实相告说：“主要是经济条件不允许。”伯伯看着我，表示非常理解地点了点头，不再说了。我也不再说什么，同时把头转过去，看着远处的树和房子，心里却在想：这文革都已经快8年了，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一直这么困难得不到解决。尤其是农民，我刚从农村回来，我看到农民的生活更苦。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真是心灰意懒，觉得国家没希望了。当然这些话我只能自己想想，不会对伯伯说，我就别再给他找麻烦了。虽然我没有看着伯伯，可是我感觉他却一直在看着我，在观察我，他好像已经看出了我的悲观情绪。后来听说伯伯在给国务院干部开会时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老百姓不满意，虽然他们没有说，但是你无法阻止他们不去想。

　　前不久，我遇见章百家(原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之子)，谈起总理的事，他对我说，他也听总理说过同样的话。那是在1973年的9月，他跟着父母去西花厅看望总理，总理听说他中学在清华附中上学，清华附中是文革初期红卫兵的发源地。总理说：“文革开始时红卫兵有个口号：‘敢想、敢说、敢闯。’青年人是要有点敢想、敢说的精神，但闯不能乱闯。”他转而又说：“现在人们已经不敢说了，但‘想’是禁止不了的。”

　　秉钧：你是什么时候从部队农场回来的?

　　秉宜：就在你结婚前十几天，差不多4月中旬。我回来后先去北京市人事局报到，过了“五一”就上班了。上班地点在北京市革委会外事组，就是后来的市委外事办公室。我在侨务组，专门负责在北京常驻的外国人的子女上学上幼儿园的事，还有外国留学生和实习生他们有什么困难，我们帮助解决。安排我进外事组的是北京卫戍区的政委黄作珍，因为当时爸还被关押在卫戍区，黄政委管着咱们家的事儿。

　　上班后的第一个周末我就去了西花厅，想把新分配的工作单位向他们老两口汇报一下。我一进门，在过道里正好碰见伯伯，他刚出办公室，马上要赶去开会。看见我以后，他只说了一句话：“人家是在照顾你。”然后就匆匆走了，后面跟着小高他们。显然他已经知道我分配在哪个单位了。

　　那一段时间，正是周总理在全面主持中央的工作。有一次，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对我说：“我认为总理现在也是我们的领袖。”我去西花厅时，就把这个同学的话说给七妈听了，七妈没有说话。下一个周末，我又去西花厅时，七妈就对我说：“你伯伯让我转告你：我们国家的领袖是毛主席，你伯伯他只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做具体工作的一名共产党员。”

　　不久，在江青四人帮一伙的操纵下，一些报刊开始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恩来，什么“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丧权辱国”、“投降主义”、“极端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等。紧接着又在全国范围掀起“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从批“孔老二”一直批到“当代大儒”。江青后来还给天津一个公社的干部起名叫“周克周”。

　　秉钧：1982年4月18日，七妈对咱们说：“你们当时哪里知道，你们伯伯是众矢之的，四人帮他们有总理的专案，是他们要打倒的对象，不过未打倒就是了。”

　　秉宜：1974年元旦的上午，我和长安相约了秉华、秉和一起去西花厅看望伯伯七妈。伯伯那天的表情非常严肃，甚至可以说是严峻，是我长这么大见到他最严峻的一次。他对我们谈话的内容也只有一个，即当天的《元旦献词》中毛主席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决定。伯伯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是毛主席伟大的战略部署，是有利于加强战备、巩固国防的大事。他还表扬了李德生同志，说李德生同志接到命令后没有带秘书班子，只带了一个警卫员就立即赴沈阳军区上任了。除此以外，伯伯再没有多谈一件事。他这种严峻的态度传染给了我们，我们几个人也不敢说什么话，只是默默地听着。

　　最后，伯伯问了我和长安一句：“你们今天看《元旦社论》了吗?”(实际叫《元旦献词》)

　　我们说：“没有，家里没有报纸。今天放假，要到明天上班后才能看到报纸。”

　　伯伯又问：“那你们没有听广播吗?”

　　我们说：“我们没有半导体(收音机)。”那时一个小半导体收音机要100多块钱，很贵的，我们买不起。

　　伯伯便回头问七妈：“家里还有多余的半导体吗?给他们拿去用。”

　　七妈马上一本正经地回答：“没有了，有也不能给，她不能特殊。”

　　伯伯不说话了。

　　七妈这么原则，我一点也不奇怪，她就是这么一位马列主义老革命。倒是伯伯，这可是他头一次提到说要送我一个半导体。所以当时给我的感觉是他非常希望我们能尽快地听到党中央的声音。可是我这人政治敏感性一向比较差，理解不了伯伯这话里的含义，就想：这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有那么重要吗?第二天上班后我看到了《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其实社论中是谈了两件事的：一件是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还有一件是要进一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而伯伯在和我们的谈话中却一句也没提批林批孔的事啊!

　　老实说，我也是在近些年看了《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等一些资料，才逐渐有所觉悟：当年伯伯想要告诉我们的是，在那个复杂艰难的与四人帮的权力斗争时刻，举凡关乎到国家命运的军事国防大权，还依然掌握在这些老红军、老革命家的手中。这些老红军始终没有离开他们的阵地。伯伯是在给我们鼓劲儿，鼓励我们不要悲观、要坚强、要相信党、要向老红军学习，有老红军在，国家就有希望。

　　后来和章百家聊天时，他说他也知道一件事：那是在1972年的7月，有一位日本友人竹入义胜(时任日本公明党负责人)来中国访问。在正式会面结束后，他曾向周总理表示了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疑虑和担心。分手时，周总理对他说了一句话：“中国不会老这样下去的。”

　　就在伯伯和我们的元旦谈话不久，1974年的1月25日，江青一伙果然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反复辟、反修正主义的大会，大会公开点名批判了郭沫若郭老，但所有与会者都看出来了，这个大会炮轰的真正指向就是周总理。只不过，不知为什么，这股批判之火后来并没有炒起来。这个大会被当时的人们称为“1•25”大会。

　　说来也许是命运的巧合，就在这个“1•25”大会的第二天，1月26日，春元(秉宜之女)出生在北京;大会的第五天，1月29日，周戎(秉钧之子)出生在广州。两个孩子的出生只相差三天，周家一下子就增添了两个小生命。两个小孩子的出生，也算给正遭受着猛烈炮轰的伯伯带来一些慰藉吧。

　　秉钧：妈曾经说过，当年大姐出生的时候，二伯就来信祝贺“周门大喜”，这回周家一下子有两个孩子出生，二伯要是还活着，一定又要来信祝“周家添丁”了。

　　秉宜：那年的1月26日是大年初四，其实我大年初二就住进骑河楼的北京妇产医院了。可是住了两天，肚子里的孩子还是没有动静。当时我的羊水已经破了，再不生胎儿就会被憋死。七妈着急了，她给妇产医院的产科主任施韧兰打了一个电话，她对施主任说：“孩子今天一定要生出来。”施主任是“民国侠女”施剑翘(曾成功刺杀军阀孙传芳为父报仇)的妹妹，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医学科。七妈和她们施家姐妹都认识的。在施主任的帮助下，初四下午，孩子顺利出生了。应该说是七妈救了我女儿一命，可这么大的恩惠，她老人家却从没有对我提起过。直到1998年，有一次我遇见当年给我接生的沙文萱大夫，是沙大夫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

　　秉钧：七妈对你是该严格的严格，该关心的关心。

　　1974年4月底，我休假回北京，去西花厅看伯伯。他穿着睡衣，正坐在客厅靠东边的两个小沙发中靠里面那个小沙发，我坐在他旁边的另一个小沙发上和他说话。那一次我总的感觉他的状态非常轻松，就是很随便的谈话，没有涉及到任何工作上的事情。

　　那一次他主动对我谈起爷爷和爸爸。他说：“我对你们的爷爷一直是很同情的。他本事不大，为人老实，一辈子的工资没有超过20块钱，但是他一辈子没有做过一件坏事，而且他还掩护过我。”又说：“(19)28年我去苏联那次，经过了吉林，当时你爸爸也在吉林，我给他写了个条子，他就来旅馆找我，把我接回家。虽然他脱离了革命，但我相信他不会出卖我。”

　　他还说：“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的记忆力确实好，别人也这么说我。”然后就提到了林彪，他说：“林彪这个人，他就是唯心，他曾经对人家说：周恩来是12月怀胎。”他就笑，说：“荒唐!我怎么会是12月怀胎!我要是12月怀胎，我不成了怪胎了嘛!”

　　后来七妈出来了，我告诉七妈说：“七妈，我生了个儿子。”七妈说：“我料到你就会生儿子。”我说：“您怎么会料到我会生儿子呢?”她说：“你看看你们周家，一代一代有姑奶奶吗?你看荣庆(恩溥之子)他们家没有，尔辉(恩硕之子)他们家没有，就你爸爸这儿有仨姑娘。”

　　坐了一会儿，我向伯伯、七妈告别，七妈拿出一小袋面包来给我。她说：“这是小平同志去联合国开会，途径法国带回来送给你伯伯的牛角面包。你伯伯他们在法国时都爱吃这种面包。你拿几个回去，给你妈妈也尝尝吧。”

　　过了不久，伯伯就住院了。

　　秉宜：伯伯是6月1号住院的。住院不久，有人给伯伯写了一封告状信，说你的侄女周秉宜一个学美术的又不懂外语却被安排在了外事部门工作，显然是走后门来的。这样七妈就把我找去谈话。她说：“有人写信给你伯伯，反映你专业不对口，你是不是考虑换个单位?”我说：“没问题，我的确不懂得外事工作怎么做，政治上也不够强，我愿意还去做我的老本行。”七妈说：“那你自己去跟单位里讲吧。”我回到单位就向外事组的组长王笑一同志提出了这个要求，他说什么也不同意。但我必须坚持啊，我总不能让人家拿这个问题向总理发难吧。这样我磨了半年，市领导终于松口了。临走那天，我去向王笑一组长告别，王笑一和我谈起了总理，谈总理对外事工作的指导和关心，谈着谈着，他哭了。

　　我要离开外事组时，外事组的同志们都挺关心我，几个老同志还专门找我谈话，劝我一定要找一个市属单位，说这样万一形势有变，把我下放了，最不济也还可以留在北京郊区。要是去了中央单位，就不知道会被发配到哪个边远省份了。

　　我在中央工艺美院学的是染织专业，所以离开外事组，我就调到了北京市的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在那里做出口商品的宣传和设计工作。

　　其实现在想一想，当年即使没有那封告状信，恐怕伯伯也得找个机会跟我谈，让我主动离开政府机关下基层去吧。

　　秉钧：这一年的11月份，军鹰在山东实习时，给我寄来一包山东大枣，是已经晒干的脆枣。正好我又到北京开会，就带了一些山东大枣去西花厅，那时伯伯已经住院了。七妈说：“这么大的枣真难得，你伯伯爱吃脆枣，我让安师傅给他烤一些。”我问她：“伯伯今天还好吧?”七妈说：“已经做了手术了。”我说：“那您什么时候去看伯伯，我跟您一块儿去看看伯伯。”她说：“我先跟你讲一个情况，然后你再看你还去不去。中央规定：伯伯住院期间，除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的同志有工作需要向他谈可以去，其他任何人去都要经过中央同意。中央批准我每天陪伯伯半个小时，我就一分钟都不多待。你还去吗?”我说：“既然这样，我就不去了，那您去看他，代我问他好吧。”下一周我再去西花厅时，七妈告诉我：“上次安师傅烤过的枣，你伯伯吃得真香。”我至今对这件事感到很大的安慰。

　　秉宜：关于去看望伯伯，我那时是问的张树迎叔叔，有一天我去西花厅，正好碰见张树迎叔叔从305医院回西花厅办点事，我就去问他说：我能不能跟你去305看看伯伯?张树迎叔叔说：哎呀!咪咪，中央是有规定的：无论谁去305医院看你伯伯，都必须经过中央办公厅的批准，包括那些领导同志去，也要通过中办的同意。我听了心里有点不高兴，觉得这中办也太没人情味了。可是又一想：是呀，我们做亲属的，做老百姓的，怎么能跟找总理谈工作的那些领导比呢!我要是再去跟七妈提什么去看伯伯，她一准会批评我不守纪律。所以我就什么也不提了。

　　后来看了西花厅工作人员的一些回忆文章和《周恩来年谱》，才知道伯伯在305医院并没有安心养病，而是仍旧在工作，开会、批文件、见外宾、找人谈话，继续关心老干部的解放，继续关心工农业生产，关心港口、机场、铁路等大型基础建设，他就把305医院当成他最后的办公室了。而在住院的这一年半中，他居然做了14次手术，其中还有4次是大手术。一个70多岁的老人了，需要有多么坚强的意志才能顶住病痛的折磨，如此地拼着老命，这一切还不是为了国家的未来，伯伯真不愧是老红军、老革命、老英雄。而当时党中央要严格控制去看望总理的人员，完全是在关心他、保护他啊!

　　1975年的国庆节，我和长安去西花厅看望七妈，并且托她代我们给伯伯问好。离开时，七妈一直和我们散步到二门的门口(我们管国务院大门叫大门，管西花厅的大门叫二门)。我当时一点也不知道伯伯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七妈也一点都不透露。

　　秉钧：1975年12月下旬，我休假去北京，给七妈带了些蜜桔，这次我没有提看伯伯的事，只说是南方刚下来的蜜桔，如果伯伯能吃就给伯伯带去。

　　月底我休假结束，我去西花厅向七妈告别，七妈对我说：“你伯伯现在不太能吃东西了，你给他带的桔子，我给他榨了桔子汁，给他喝了。他吃饭不好，正好用这些给他加些维生素。”当时伯伯的病情有多严重，我一点也不知道。聊了一会儿，七妈说：“我要休息了，让赵炜和你聊吧。”然后她就回房间了。

　　七妈走了以后，赵炜表情很严肃地和我谈话，她说：“秉钧，七妈让我和你谈一谈。本来她要自己和你谈，但是她怕说了以后会伤心，所以让我来跟你谈谈。”我当时就明白什么意思了，心里就一沉。赵炜这时声音也哽咽了，她接着说：“你要有思想准备，你伯伯的情况很严重。七妈说：万一有那么一天，你们在外地工作的都不要回来，不能耽误工作，七妈还说：不是因为你是我们的侄子，就是我们有亲儿子在外地工作，也不会让他回来的。”最后，赵炜说：“七妈表扬你了，说伯伯专门讲：秉钧懂纪律，没有再提看望伯伯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