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起源与发展梳理纵论》中“毛泽东的伟大探索”节选（上篇）
田瑞昌
一，前言----问题的提出
前不久，我发两文到《红色文化网》上，主要是想澄清对邓小平“韬光养晦”告诫的“误读”，也是为了回答对邓小平理论的质疑。因有机会浏览到一些文章，发现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更存在着激烈争论。于是，即把这篇东西，作为“毛泽东伟大探索”的上篇发于此。下篇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的伟大探索与巨大贡献，及如何正确认识其“探索失误”的经验教训。
毛泽东是历史伟人，时代旗手。是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使人民翻身当家作主做了主人，开启了一个新的伟大时代，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复兴中华的伟大征程。
党的《关于建国后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决议》，对建国后28年成就与失误，功过与是非、已有定论。但是，对于如何评价毛泽东，如何认识毛泽东思想，至今还存在争论。而这一争论，涉及的问题层面十分广泛，与现实与未来的发展有着紧密的关联。因此，科学地回答这些争论，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与深远意义。
我以为，尽管毛泽东晚年有过重大失误，但他始终是探索性的失误，是在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的失误。仍不失伟人风范------他始终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领袖，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理论家和导师。
二，必须以多维视觉，认识毛泽东的
伟大历史功绩和贡献
毛泽东曾说过，新中国成立“只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我们“过去熟悉的东西不够用了，现在需要重新学习”（大意）。对此，我们必须深刻理解与科学解读，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纳入灵魂，永远铭记与传接下去。
为了对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社会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探索，能从纵向与横向上，即历史视觉和宏观视野来认识与把握，我以为，我们有必要对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作出科学解读与分析。
这三个问题，一是怎样认识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和贡献；二是如何认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三是如何认识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探索的功过及如何正确认识“探索失误”的经验教训。其中第三个问题，将作为该文的下篇。
我之所以要就这三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在于这些问题，与探讨《中华易儒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密不可分、无法回避的；同样，这对于弄清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它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探索及未来的发展有何意义，也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必须承认，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缔造者。
我以为，研究毛泽东，这是首先必须研究的这一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
而且，我还以为，这一历史事实，决不会也决不能因为后来毛泽东的探索有过何样的“失误”而发生改变。
不仅如此，历史越是向前发展，这一历史事实，就将会随着时代前进，越加强烈地显示出它的无比雷射惊天的夺目光芒。
这里，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是，没有毛泽东所缔造的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中国今天又会怎样呢？
邓小平说：“没有毛泽东中国今天可能还在黑暗中摸索”。换句中国人常说的话，就是“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解读和看待这句话的含义与意义呢？
我以为，我们需要从以下三大历史系列来考察，如此就会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改变中国命运，使人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第一伟人。
一是，从1840年起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经历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劫难，而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探索救国救民复兴中华的发展道路，虽然列列英英先驱者们的献身精神，不怕挫折前赴后继的足迹，永远值得我们缅怀。但是必须承认，直到毛泽东的身影展现于中国历史舞台，他的高天远阔的胸怀豪气志气锐气和超人的智慧才能，才扫除了笼罩在中国大地上的黑暗阴霾，才破除了西方列强施加在中国身上的魔咒与苦难，才历经滚滚波涛，乘风破浪，引领中国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航船，驶向了光辉的彼岸，才使“中国人民站立了起来”，才使中国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屹立于东方。
二是，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也有过许多开创者令人敬仰，更有无数先烈为了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其中就有毛泽东献出了他的六位亲人，我们应当永远铭记这些“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但是没有毛泽东，没有毛泽东几次从错误路线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这些烈士的鲜血会不会白流呢？当时在中国党内，除了毛泽东，又有哪位领导人，可以担当起引领中国革命前进方向道路的航船重大责任，井冈割据，万里长征，延安宝塔，明灯闪耀，摧枯拉朽，踏破苍穹，不惧内外强敌、包括斯大林的“划江而治”的外部势力干涉-----“不可沽名学霸王”，“百万雄师过大江”，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仅用短短三年时间，就打败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建立了新中国，这是何等惊天圣举；并能在新中国刚一建立，又敢于抗击美国发动的对朝战争-----实际是冲着中国来的，连斯大林都怕，怕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不同意出兵朝鲜------如果没有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会有后来的和平发展时期吗？“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人民发自内心的歌颂。
三是，自中华民族有史以来，英雄豪杰无数，但唯毛泽东是真正改变历史的人，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是的，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功不可没，但是接着则是“封建复辟”和法西斯统治的衍生，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并没有搬掉。还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与路线，引领中国取得了革命成功-----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中所没有的伟大创造创举。那时，在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些领导人，是主张“二次革命论”的，即先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等待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达后，再来搞社会主义革命-----历史证明，这条路走不通。如果真的依了“二次革命论”的主张，那中国今天很可能还是帝国主义的附庸。
不信？是的，直到改革开放后还有人卖力鼓吹“二次革命论”，无耻叫嚣“中国早200年被殖民主义，中国早就现代化了”，企图翻历史铁案。这是霸权逻辑，强盗立场，亦是奴才的奴颜媚骨。
有些人到今天对此仍不以为然，认为今天许多不发达国家不也在兴起吗？其实，世界是“一体”的。如果不是中国革命成功的旗帜，为落后国家提供了借鉴和榜样，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又怎会有“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不仅如此，就是今天那些摆脱了“殖民统治”的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又有谁真正实现了现代化？而又有谁完全摆脱了老牌列强的新殖民主义的侵夺与困扰？
所以，看待毛泽东的历史贡献，必须知道，真正使中国摆脱几千封建统治和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命运的，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当家作主者，别无他人，唯其毛泽东是也。
听听这首词吧：“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毛泽东的英名传遍“四海五洲”，在全球回响。就是世界第一霸主，美国总统尼克松，不也是跑到北京，恭恭敬敬地到“中南海”拜见毛泽东，对毛泽东肃然起敬吗？更有，前不久基辛格与我人大外委会主任前女外交官，讨论中美关系，让人惊奇的是，基辛格谈到了中国开国以来的历代领导人，唯对毛泽东尊称“毛主席”------这是人民对领袖的爱戴称呼，何以美国的精英之首，也这样称呼中国的毛泽东矣？
如果我说，毛泽东是开天辟地以来，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伟人圣人，是否有过头之嫌呢？人们可自评说。
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展开来，从不同角度，分析毛泽东的历史贡献，是因为直到今天还有人在诋毁毛泽东，包括对这位伟人“探索失误”的经验教训，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总结，而是进行人身污蔑攻击。
历史是延续的，历史也是前进的。毛泽东究竟是改变了中国历史，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步，还是相反，这难道是可以模糊、糟蹋、颠倒的吗？
（二）毛泽东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的时代旗手。
这里，我要问的是，人们会不会因为后来苏联解体，而忘记和否定中国的觉醒，走上成功的探索发展道路，是因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呢？
须知，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起，中国人的眼睛就开始向外，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中国人中的“有识之士”是多么虚心啊，老老实实“向西方取经”，主张“拿来主义”，希望实行“宪政共和”，在中国走出如同西方一样的发展道路。可是“老师”总是欺压“学生”，不让中国走同他们一样的道路，而是要中国作他们的附庸，瓜分势力范围，汹汹然然不已。
正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才使一批先进的革命知识分子，选择了信仰马列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走俄国革命道路。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中国不选择走俄国革命道路，会有中国命运的改变吗？二是没有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国情结合，理论联系实际，创造性地运用发展了马列主义，即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毛泽东思想”，及其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革命会从胜利走向胜利吗？
我想，除了阶级敌人以外，在人民营垒内部，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一定是明确的坚定的，即那是绝不可能的。
但是，问题在于，现在时代条件和世界格局已发生巨大变化，从中国来看，早已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而且改革开放事业也在不断继续推进。那么，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创造精神，和在那个时代产生的“毛泽东思想”，对于中国今天和未来的发展来说，还有没有指导意义呢？
照我看，这不论在党内，还是在社会层面，尤其在知识精英阶层层面，认识是不统一的。
习近平总书记新一届党中央，最近在讲党的指导思想时说的是，我们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但是，人们可查查过去相当一段时期党的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是不是只提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或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为什么？
至于社会层面、知识阶层层面，就更很少有人提“毛泽东思想”了。这又是为什么？
是否因为“马克思是一百多年前的理论，没有讲过市场经济的话”呢？
是的，毛泽东的确“没有讲过市场经济的话”；但马克思则是阐述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的理论原则的------这，人们可以去查《共产党宣言》和《法兰西内战》。
退一万步说。就算马克思、毛泽东都“没有讲过市场经济的话”，是否就可以不提“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了呢？
我要问的是，马列讲过“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吗？讲过“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吗？讲过“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吗？
为什么毛泽东可以讲马克思列宁没有讲过的话，并且认为这正是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理论联系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之结果，同时也并未从此不再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那么为什么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样说了马克思没有说过的话，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理论原则，就可以不再提“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了呢？
------这是否是要告诉人们，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指导？
进一步看，我们又是否可以认为，社会上“西化思潮”泛滥，以及社会上出现的各种乱象，都与我们不再提“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有很大的关联呢？
我以为，不提“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把“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排除于“党的指导思想地位”之外（党章并未排除），是个重大失误，或者说是原则性错误。
下面，让我们“以举例的方式”做一分析，看看是否改革开放了，就可以丢弃“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地位了？
举例一，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把一个以农民为主成份的队伍，改造建设成无产阶级先锋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
这一重要的理论原则，是否过时，已失去指导意义了呢？
我要问的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做人民公仆，难道在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就不重要、不需要了吗？或者说，就可以抛弃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了吗？
今天我们看到的“官员”-----党的干部大面积腐败，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但是，能说与我们不提“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不重视“思想建党原则”，丢失信仰，忘记宗旨，没有关系吗？
举例二，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
我要问的是，是否这些“理论原则”，在改革开放后，就都不重要了、都可以不提了呢？
是的，我们见过“主旋律”的“德治”，也见到常讲“为人民”、“民为本”，“情系于民”的告诫。但我们也常常看到，或自己，或他人，把各地的“官员”党的干部，人民公仆，称作“父母官”。
“父母官”何指？人们常常看到，这些“父母官”，甚至比封建时期的“皇帝老子”还有“谱”------那时皇帝还有“微服私访”------而所谓的“人民公仆”，几乎从上到下，只要下去，都唯恐别人即百姓群众，不知他的到来“莅临”，前呼后拥，“封路净街”，走马观花，颐指气使，威风八面，得意洋洋，游玩吃喝。请问，这究竟是哪家的“公仆”，天下又是谁家的天下？
不仅如此，“下”于“上”，公开地是“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私底下则是“潜规则”------“小送”到“大送”，明目张胆，无所顾忌，比的就是这种“能力”。于是，要官跑官、买官卖官，充斥着中国官场，严重地污染与破坏了我们的政治生态环境。
还不仅于此，什么“数字造假”，形象工程、豆腐渣工程，重复建设，短期效应。也即在“天南地北”，“大河上下”，遍地开花。于是乎，如同“瘟疫”般迅速传染蔓延，行行业业，造假贩假，作假坑蒙，劲吹肆横。呜呼，诚信操守，道德底线，尽失决口，泛滥如洪。礼仪之邦，何以至此也？这是一个方面。
还有另一个方面。人们大概知道，有一个名词，叫“接轨”。那么，上述行为种种，是接的“哪家子门的轨”？
是的，有人提出要与西方、与国际“全面接轨”，认为，不然中国社会的问题，就不能得到“根治”和解决。
于是，在封建文化思想意识泛滥成灾的同时，又刮起了恶浪汹涛的“阵阵西风”。从所谓的“普世价值”，到“市场经济的自由化”，这种调门高唱，黑风狂作。------在经济界，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被称作“吴市场”的大名鼎鼎的吴敬琏先生。
我以为，他的一套说词，可以说连凯恩斯都不如，甚至比公开“宣称背叛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他的恩师“顾准”也不如（顾准还没有完全否定计划调节----有机会，会把我驳顾准否定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六大谬论”公之于众），更别说对亚当·斯密学说的曲解篡改了。须知，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既是讲的“市场经济的基础性作用”。又是讲的政府有“负责公共服务”的职能。而他根本就没有读懂亚当·斯密，只不过是跟着今天西方经济学“对内一套，对外一套”，而选取和鼓吹的是“对外一套”的“一切交给市场”之“新自由资本主义”的伪论谬说。
而人们看到，当时我们的“央视”等主流舆论阵地，长期给其戴上“著名经济学家”等名目繁多的“桂冠”，热炒热捧，任其“振振有词，过市招摇”。
我要问，这是为什么？莫非这就是我们主流媒体的责任吗？请问，这是不是在中国助推“西化思潮”？ 对此又该谁来负责，要不要追责与问责？
我再问：把“住房、医疗、教育”，当时全部交给市场，即“一切交给市场决定”。而这一“决定”在国家层面，又是怎么作出的？须知，这一决定，可以说给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后果，直到今天尚不能完全理顺，实现公正公平，依然包袱沉重。这又要不要问责追责？
然而我们看到，直到前不久，那位很有名的国务院原负责人，还在请“笔杆子”美化自己，宣传在上海的政绩。
我的问题是，“三大作风”中的“自我批评”是只管普通党员，还是要“从上做起”？这时我想到，毛泽东曾召开“七千人大会”，因“大跃进”造成的破坏，向全党全国人民，进行公开的“自我批评”。那么请问，当初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负责人 ，要不要自我反思，自我问责？向人民做个“共产党人式”的交代呢？
这是说的经济领域“西风烈”，至于主张政治体制改革要实行西方的“宪政民主”的政治“西风烈”------我们会看到，这里除了一般的文化渗透影响外，在国内还有一个所谓的“新西山会议派”，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叫张维迎，也是什么“狗屁著名”经济学家、某“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他和他的一伙，不仅主张“全面私有化”（认为已经基本达成），而且主张，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内地要以台湾和香港的“民主制度”模式为蓝本。-----当然，他们没有得逞了。但是，这难道不是当今一些知识精英分子，甚至原来的一些“革命”老干部，如李锐、李慎之、任仲夷们鼓吹的一种“论调”和“顽固态度”吗？-----李锐有批民主集中制的“半开门”论、李慎之有主张全盘西化的“刨根换种”论、任仲夷有批邓小平的“抵制精神污染”之反论。
我这里的问题是，这符合毛泽东提出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吗？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吗？符合“毛泽东思想”中关于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制度建设的理论原则吗？符合邓小平的“决不搞西方‘三权分立’的那一套”的告诫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本点的要求吗？邓小平理论，难道不同样是坚持的马列主义毛东思想吗？“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何以能丢弃乎？
让我们再回到经济领域看，持这种“全面接轨”的人，即便在国家机关，也不乏其人。-------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国资委原负责人李荣融。当一次记者会上有人提出，国企高管薪资水平是否过高时，他说，这是国际惯例，国有企业也是企业，我们要“与国界接轨”，拿高薪是正常的。（大意）
那么我要问：中国的所有企业的薪酬制，是否都可以同发达国家攀比“接轨”呢？是否可以，不讲国情、不问贡献，一律照搬“西方的一套”呢？也即不要坚持“一起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党的思想路线和党的三大作风呢？
这里我再问：我国的国家领导人、国家公务员、军队官兵的工资，又将如何？他们要不要也“与国际接轨”呢？须知，中国的公务员，尤其是国家领导人和军队官兵的薪酬水平，即便与“不发到国家”相比，大体也是处于最低或偏低的行列之中。这又是否都可以和都要提升到发达国家水平而与其攀比与“接轨”呢？如此一来，广大人民群众、普通百姓，又该如何？又该怎么办？如果都来“接轨”，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吗？如果无法做到都来“与国际接轨”，那么整体社会收入差距、贫富差距，是否会更加拉大呢？
什么？只能国企“接轨”，在国企高管中实施。那么，请问，这还叫“国有企业”吗？这还叫“公平公正”吗？这难道不是培养“特殊利益集团”、“特殊富裕阶层”、“特殊阶级”吗？
于是，我不能不再问，不管是政治经济领域还是意识形态领域的“西风烈”，抑或是官场腐败与社会歪风的“封建意识沉渣泛起”，与我们不重视“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有没有关系？这又要不要追究当时主管者的责任？当时的负责人要不要做一些自我反思，自我批评呢？
事实证明，毛泽东思想没有过时，搞改革开放，则更是须臾不可离开；离开了，就会亡党亡国。
这一结论，我们可以从习总书记新一届党中央所采取的“反腐治贪”、“肃风廉政”的举措，特别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所收到的巨大效果中看出，重新提出“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是何等英明正确。
可以说，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是我们立足的根基，毛泽东思想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优良传统之创新的智慧宝库，是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到“两个一百年” 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根本保障。
举例三，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
这个问题，说复杂也复杂，说不复杂也不复杂。因为“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社会主义的发展，到共产主义的“国家消亡”，中间横着一个“无产阶级专政过渡时期”。随着社会主义“新的经济条件”的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功能，也必会随之发展与转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告诉我们的。
可以说，毛泽东正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提出了“阶级分析方法”、“区分敌我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包括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既坚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又能审时度势，区别对待，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通过卓越的斗争策略，战胜了国内外强大敌人。
不仅如此，毛泽东在建党问题上，提出“有成分又不唯成分论”（我们党的许多杰出领导人，都是出身于剥削阶家庭啊，解放后毛主席还改划自定“富农”家庭出身）；在抗日时期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建国后的“三大改造”，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这都是与当时苏联革命时期、实行“集体化”时期，大大不同的，使中国革命具有独特的中国特色。
人们更应知道，毛泽东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运用到中国的政治制度建设，叫做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即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多党合作民主协商的政治制度，对人民实行高度民主，对敌对势力坚决实行专政。
还不仅如此，毛泽东在结合中国历史与革命斗争实际，提出这一创造性的理论原则和政治制度发展的同时，于1957年的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更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理论创新，并且指出，在我国“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强调要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解决“落后社会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矛盾。
也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广泛发扬党内外民主。并提出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发动群众提意见，开展党内整风，监督党和政府这样的创造性举措。
问题在于，不幸的是，这一“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群众性“大民主”运动，却为资产阶级阶级右派向党发动进攻，提供了机会和平台。-----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一次重大变故，一个重大转折（我们将在《下篇》探讨毛泽东的“失误”时，详细展开解析）。
这里。只强调几点：
一是，当时确实存在一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以“轮流坐庄，轮流执政”为口号，要求共产党下台，向党发动了猖狂进攻。这是历史事实，
二是，开展反击和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即“反右”斗争，是捍卫“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完全正确和正当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行为-----即在实行“人民民主”过程中，对阶级敌人的进攻，必须实行人民的专政。
三是，“反右斗争”的错误，在于“搞了扩大化”-----不管认为这是“引蛇出洞”，看看当时在国内还有多少这样的主张实行“宪政民主”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而带来的“扩大化”；还是没有能够将本属于可以引导教育的“一般认识性问题”的“内部矛盾”，也上升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而带来的“扩大化”，都严重地伤害了“热爱祖国，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的广大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
四是，更为严重的是，以此“事件”为开端，加上国际敌对势力的进攻-----杜勒斯的“和平演变”战略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使毛泽东对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的形势，发生了误判，估计得过于严重了。结果，在北戴河会议上，“重提阶级斗争为纲”，改变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
五是，后来为“右派平反”，是必要的正确的，但是“一风吹”，则是不恰当不正确的。这一错误，不在于为多年后已改变了原来“错误立场”的人“摘帽子”，而在于留下了一笔历史糊涂账。比如，如何处理“民主与专政”的关系问题、怎样领导“意识形态阶级斗争”并掌握领导权主动权问题、怎样把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与借“学术自由”攻击颠覆国家政权的界限问题，包括今天所谓的民主人权问题。-----我以为，这是毛泽东没有完全解决的、“邓小平的探索”不该回避的、今天也没有完全解决的重大理论原则问题。
六是，看到网上“老右派”铁流们，到今天还在“反扑”，实在令人发指；以及“文革”后种种对毛泽东的恶毒攻击，改革开放过程中的“西化思潮”泛滥、封建意识沉渣泛起，更令人震惊与痛心。我以为，这种现象的出现，无不与我们丧失“意识形态斗争”的领导权主动权，有着直接与间接关系。这个问题，相信我们党有一天会给出明确的科学说明和结论。
“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石。在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乃至通向共产主义的理想未来，都是须臾不可离开的。
我们今天要问的是，为什么我们党在一个相当长时间，不提“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甚至连“特殊形态的阶级斗争”也不提？对由此引发的恶果，要不要总结经验教训乃至问责？
我以为，毛泽东始于“反右派斗争”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 是严重失误，是错误的。我们当然要摈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正确汲取教训。
但是，必须知道，毛泽东正是依据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创造性运用，才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它的真理性，有着普遍指导意义。我们怎么可以淡化与丢弃“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呢?
举例四，关于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即自觉改造世界观的问题。
人所共知，这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重要内容。更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通往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人人成为“自觉又自由的人”的本质追求。
为了说明问题，加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这里我们拿两个人的“言论”，做一剖析。
一个是，大名鼎鼎的胡适之------清华大学著名教授，后来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今天仍受到两岸学界的共同尊崇。一个是，王小东------据称，为“北京知名文化学者”， 此人经常就如何看待“儒学”问题，在报纸媒体上发表文章。
先来谈胡适。他有两句最著名的言论，一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二是在中华文化传承上，他主张“整理国故”，是“整理国故派”，可谓是近现代“维护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
现在，我们来讨论第一个问题。什么叫“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如众所知，胡适，与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等五四时期“新潮”人物，是同时代的人。
“五四”时期各种思潮风起，各种“主义”激荡，许多知识精英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进行思考选择，什么无政府主义、自由民主主义、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孟斯维克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都有人去研究,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胡适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的。这表明，胡适似乎认为别人的谈“主义”，都很“浮躁”或“激进”，唯他胡适先生，独树一帜，飘然界外，与世无争，专做学问，很是清高，或者说胡适他，对“激进者”之研究“主义”，皆不以为然，认为只有他的“选择”才是正路，于是便以教训的口吻说，“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我为什么要拿“这个问题”来讨论？
因为，历史发展，“大浪淘沙”，早已证明，胡适不过是被历史淘汰的末流人物。或者说，胡适并非是那个时代的“领军人物”。可是，不仅今天台湾，就连国内的清华学府，也把他作为“有大学问”的“贤者”、“有独立见解”的“圣者”，来尊重、来敬畏。这岂非咄咄怪事？
最近，大概就是2014年11月28日前后，《香港凤凰卫视》窦文涛主持的“谈胡适”节目，认为在胡适的那个年代，许多人主张，或此或彼，变来变去，只有胡适先生不变，从始至终坚持的是“自由民主主义”。
哈哈，胡适先生不是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嘛，怎么胡适也有“主义”，且是主张的“自由民主主义”。这不是极大的讽刺吗？
我不认为，主持人窦文涛对“胡适主张”的分析结论有误有错；我只是认为，窦文涛对“胡适主张”的分析结论，岂不是等于说，胡适那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著名主张，是自欺欺人的一种“虚伪”之举吗？
让我们多说几句。是的，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句名言，曾流传于上世纪初期，响彻学界，为人所仰所尊所敬，似有傲骨，决不随流。可是，《香港凤凰卫视》的这一次“吹捧”-----说那时其他人“变来变去”，唯胡适“一直不变”，始终坚守他的“自由民主主义”之“主义”。如此说来，什么有“大学问”、什么有“独立见解”，岂不都是“伪装”与“假象”吗？如若说，在这个问题上，胡适是文人行列中的“大骗子”，是否也“不算为过”呢？
问题的实质，其实还不在这里，而是在于“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之命题，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具有极端荒谬的性质。
什么是“主义”？一种学说，一种理论体系，一种文化理念，一种信仰，一种思考问题的前提指引，一种观察问题的世界观？我以为，所有这些个提法，都可称作“主义”。不仅如此，问题还在于，任何人，不管是谁，也不管是自觉不自觉、有意还是无意；也不管是谈世事国事家事，在“说问题，谈看法，讲意见”时，背后都无不受到他自己头脑中的“一种文化理念”，”一种信仰”，”一种世界观”的支配，可以说，无人可以例外。
请问胡适先生，你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命题中的“研究问题”，难道背后不受任何的“人文理念”、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即世界观的支配吗？
如其不然，那你对问题的研究，你所得出的结论，将由“何”导出，由“何”做支撑？莫非是“鬼言”“神说”不成？
当然了，“主义”、“人文理念”，“世界观方法论”之问题，也是可以讨论的。因为，它并不是从“娘胎”中天生带来的；而是受后天环境条件影响-----父母、家庭、学校、社会的影响和教育，以及个人的或自觉或不自觉的学习修养，或称作“改造”如“吾日三省吾身”，而接受形成的，这也是无一人，可以例外的。
也就是说，对所有这些问题的讨论，无不涉及到不同的人文理念、信仰、世界观，也即皆关乎“主义”性质的问题。
那么请问，何来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如此这般的不讲逻辑、如此这样的缺乏文化素养、如此这般的低水平低层次之谓谓，可谓“胡言乱语”乎？
不说台湾，内地的“清华学府”为何要以这样的“文化骗子”为尊？这难道不误人子弟吗？
这样看来，在胡适那一代人的“多谈主义”，完全正常。可以说，这是必然出现的历史现象。因为这种“主义”之谈之争之辩，乃是求问，何种学说、何种理论体系、何种人文理念、何种世界观，即何种“主义”，可以作为自己的“信仰”去投身追求，而能救中国出苦海，为复兴中华而奋斗。因此，所谓那时的精英知识分子的“多变”，不过是在黑暗中寻找光明，这难道不比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之“自以为是，虚伪谬说”之论，来得更积极更具有进步性吗？
无疑，也有为“安身立命”求索者，胡适属于何类？我真不明白，《凤凰卫视》何以要拿胡适的所谓的始终不变地坚持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之人文理念 ，来为胡适这样的“小人”吹嘘呢？究竟要干什么？
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其意义和要害在于，需要人们重新审视-----对于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中国道路的今天来说，毛泽东思想中的“改造世界观”的论断，还有没有指导作用？我们又做得如何？我以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人们共同来思考。
而照我看，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很多乱象，落实到具体人身上，根本原因就是忽视和放弃了自身世界观的改造。而这方面，又尤以知识界中的一些人，不注重自觉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注重自觉树立中华优秀文化理念，表现得更为突出。
这一事实说明，我们绝不可以放弃“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放弃了，就会“道德底线失守”，各种“歪理邪说层出”，“精神污染”，“迷雾蒙蒙”。清华学府尊胡适，凤凰卫视吹胡适，亦是一证。
现在，我们来讨论第二个问题，即胡适的“整理国故“论。
在这个问题上，胡适也是独树一帜的。其提出的“整理国故“主张，也是发生在“主义”与“问题”之争时期。即其背景，是当时有的主张向西方学习，有的主张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有的主张坚守中国文化传统，有的主张“古为今用，西为中用”。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胡适抛出他的“整理国故”的主张的。
这里，让人们吃惊的是，按凤凰卫视的分析，胡适不是始终不变的“自由民主主义”者吗？怎么又成了“整理国故“的传统文化之顽固派？
我们可以不去讨论胡适的为人，但对于他的主张，他的“主义”，则是需要我们认真做一剖析解读的。因为，胡适的主张，在今天的中国，还有着相当的影响。
人们知道，中国文化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向西方学习，不论是接受马克思主义，还是借鉴西方现代的某种“先进文化”，都必须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不然就不可能取得成功。
因此，对于中国国情，尤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认识，其认识是否正确，就成为“能否成功”的最基础的最重要的一环。
但是，在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这个问题上，中国人自己历来众说纷纭，“百家争鸣”，绕绕缠缠，正缪混杂，是非难辨也。
据笔者所考，从中华文化起源与发展上看，主要是三大流派。为了说清问题，做一简单介绍。
一派是，起源于反映“宇宙爆炸，地绕日行”的《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模拟天体运行图”，及其文王孔子老子对其所做的文字解析与阐述，即易儒道，史称《易经》。
因为，孔子对《伏羲图》所储存的天体运行之客观规律的“密码信息”，解析得最完整最准确最科学，而孔子的“儒学”，正是植根于《伏羲图》“天体运行规律”之中的，因而又可将“易儒人文理念”，看作是中国文化的正统流脉之源。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卦爻之谓，不是神学玄学迷信，而是标示的“地绕日行”之变化的宇宙观哲学观价值观科学观。卦，代表N物所处的特定时间与方位，六爻一周，代表地球自转一周；八八六十四卦一周，代表地球公转一周。孔子之《易传》，对此有清晰阐释。（本书《梳理纵论》前几章有详细解读，此处不细述。）可惜，由古至今，国学界依然对此不甚了了，使其成为一个“历史迷雾”，实属悲哀。
而我要说的是，不管人们理解不理解，都改变不了《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源头之客观存在。而唯有明此，才能辨析正谬与是非，弄清何为“优良”，何为“糟粕”，真正弘扬中华文化优良传统的科学观。
一派是，来自于《山海经》的“盘古开天”的神话传说，“盘古开天，三皇五帝到而今”：一方面，“盘古开天”的人文理念，有“改天换地”的英雄主义精神，有“一中心”的维护国家一统的爱国主义精神，植根于中国人的文化血脉之中；一方面，“盘古开天”，拟人化神，《封神演义》，后人封前人为神，中国的神都是人封的，无一例外。这是中国文化劣根性。-----迷信权威，盲目崇拜，装神弄鬼，自我封神，死要面子，坑蒙拐骗，流谬至今。
其实，《山海经》乃是一部科学奇书。盘，旋也，古，初也。其所揭示与描绘的同样是“宇宙爆炸，天开地辟”的自然现象。《山海经》中的所有“人名神讳”，都不过是宇宙爆炸，天地开辟初期之自然现象的“指代”。
可惜，对《山海经》也是由古至今未予科学解读，而成为“历史迷雾”。 如司马迁直言其内容“余不敢言也”，而鲁迅则认为“巫觋、方士之书”。
正是由于这样的“不明不白，不清不楚”，而始终未能解开《山海经》“盘古开天”之自然科学观的真面目，反倒是“神话传说”的人文理念，依然如故，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传承中，虽有维护国家统一的爱国主义和改天换地、人定胜天的英雄主义的文化血脉基因在传承，但也更有 “拟人化神”、“封神演义”、“封人为神”、权威迷信、神鬼迷信、封建迷信、现代迷信，在传承延续。
一派是，以汉董仲舒班固、宋程颐朱熹为代表的“新儒教”。所谓“新儒教”，就是将“天理神化”论、“天人感应”论，引入孔子的儒学，将“易儒文化”之科学人文理念，篡改异化为封建专制等级文化意识形态。什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权天授”，“天子代天行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以及“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等等歪理谬说，反倒成了自汉以后“儒学”的正统。董仲舒所谓的“独尊儒术”，已不是伏羲“真易”孔子“真儒”之“易儒文化”科学理念，而是地地道道的封建文化意识形态。
须知，中国古代科技曾领先于世界，后来却大大落后了。为什么？“李约瑟之谜”的疑问与感叹，原因就在此。甚至有郑和七下西洋大航海之“明中兴”，也未能阻止这种“封建文化意识形态”的延续扩张与固化，最终导致清王朝的彻底衰败。
不仅如此，到了近代中国革命浪潮兴起时，这种封建文化意识形态，仍然缠绕其中，混迹不离。五四时期，为什么会发出“打倒孔家店”的呼喊？就是那时的知识精英阶层的头脑已被“天理神化”的假儒学所屏蔽，真假不分，正谬混淆，本来要打倒的是“天理神化”之封建文化，却把“真儒学”当成了“靶子”。------我要说的是，这难道不是很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人文理念、文化传承中的重大问题吗？
还不仅仅如此，问题在于，我们今天是否有了这种文化自觉呢？又要不要彻底加以厘清呢？
前面我们引述了《凤凰卫视》对胡适的吹捧，也说到了清华大学对胡适不该有的尊崇。那么，在我们梗概介绍了中华文化的起源与发展的“三种流派”后，不妨就胡适的“整理国故”论，作一具体剖析，看看它到底是什么“货色”？
前面我们已交待了胡适提出这一主张的历史背景。在当时还有梁启超的“不以帝王论史，注重德育的新教派”，也有鲁迅主张的全面学习西方的“拿来主义”派；更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尤其是毛泽东提出的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批判继承”派。
----这里值得一说的是，毛泽东对孔子儒学，虽也有“误读”，但他提出的“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十六字方针，则是唯一正确的科学态度、原则、方针。舍此决无它途也。
那么，胡适的“整理国故”主张又是何呢？
我有七问：
一是，《四库全书》难道不是“整理国故”吗？整理国故当然需要，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问题在于，清朝在其强盛时期整理的国故《四库全书》，为什么不仅没有找出新的强国之途，反倒加速了清王朝的衰败灭亡？照我看，就是“正谬不分”，把“天理神化”、“天人感应”的那一套“伪儒学”， 使其进一步得到了强化的结果。
二是，据称，胡适在主张“整理国故”时，开列了20余部书目，依笔者看，可谓“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尤其有不少“天理神化”之封建主义糟粕性的东西列入其中，这包括一些小说。如此，胡适的“整理国故”，到底是要坚持“自由民主主义”，还是有要固守“封建意识形态文化”？抑或，胡适是不是就是主张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之意识形态“一肩挑”之倡导者呢？
三是，问题是，对于胡适的“整理国故”和“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具有代表性的主张，是否就那么难于识别其本质上的“糟粕性”呢？为什么不对其进行思想清理，反倒奉若神明，加以颂扬？并把他作为五四时期的大学问者？我问清华的各位学者们。
四是，胡适的“主张”，所传递的意念理念信念，究竟是“问题”还是“主义”？难道其不是一种“文化理念”、一种“学说”、一种“信仰”、一种“世界观”之“主义”吗？无疑，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胡适在这“两大主张”上，所传递的文化理念与信仰及其世界观，到底是今天清华学府需要继承弘扬的“优良传统”，还是要批判破除清扫的“封建糟粕”？也请清华学者思考。
五是，这里，我们似乎还可以上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来探讨，即主义问题----信仰理念，对于所有人，尤其对于广大知识分子来说，有无特殊的重要意义？也就是说，今天广大知识分子，还要不要将自己的立场观点，自觉地转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文化的科学世界观上来，或者说自觉地转到“工人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来”-----像毛主席当年所要求期望的那样？
六是，今天我们可不以重新审视一个“老问题”，即怎样看待包括旧社会过来的和新社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有毛泽东和邓小平对知识分子的两种不同的评价定位。一是毛泽东说的是“我国的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还属于资产阶级范畴（大意）；一是邓小平说的是”总体看，我国的知识分子，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大意）。
我以为，毛泽东邓小平是从不同角度对我国知识分子现状的判断与评价，都是科学正确的。
问题在于，毛主席的“评价”，即“知识分子要加强世界观的改造，真正转变到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来”之本义，由于“四人帮”的恶意歪曲，文革中竟以“世界观还属于资产阶级”的判断为由，几乎把所有知识分子都打入了阶级敌人的营垒。----这是“四人帮”的罪行（“四人帮”的罪行，毛泽东有无责任，我们后面讨论“毛泽东探讨失误”时回答）。我以为，我们不能因为“四人帮”的歪曲，而否定毛泽东的判断评价的科学性客观性。----这不要说当时的知识分子，就是共产党员、领导干部，有多少人敢于拍胸脯，说自己的世界观已经改造好了呢？其实，毛泽东不仅关注知识分子的世界观的改造，对共产党员的世界观的改造同样给予了高度重视。而对于知识分子世界观的判断，毛泽东除了尊重客观实际外，不过是对广大知识分子，期望殷殷，要求他们正确认识自己，加快“世界观”之思想改造，从而做到诚心诚意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所谓“老九不能走”，也足可证明，而从“敌我友”阶级分析的角度看，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评价，并非是要把知识分子统通划到“敌对营垒”中去。
-----我以为，这是应当加以澄清的问题。我还以为，直到今天，不仅很多知识分子，就是其他阶层的人，恐怕也不见得了解了毛泽东，了解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评价”的科学性及其深远意义。
那么，我们又怎样看待邓小平关于“总体看中国知识分子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评价呢？我以为，这同样是科学的，符合客观实际的。与毛泽东的评价并不矛盾，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因为，按照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阶级，而是附着于社会其他阶级的一个阶层”（大意）的论断来看，邓小平的评价，是给整个知识分子“划阵线“、“定队伍”。所谓的“老九不能走”，不就是说的工人阶级需要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又可以为工人阶级服务吗？
既然如此，那么，说“总体看中国知识分子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岂不完全正确？邓小平的指示，对于纠正“四人帮”的迫害，调动广大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至关重要。
但是，邓小平关于“知识分子已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评价，是否意味着“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已是无产阶级的了，因而无需改造了呢？
-----我以为，从上到下，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对此恐怕存在一个很大“误区”，因而放松了对世界观的自觉改造，有些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自由民主主义”和“个人至上主义”、“人权天授”的西方“人文理念”、“世界观”、“价值观”，和“天理神话”的封建文化意识。请问， 这是不是事实呢？恐怕不仅不能否定，而且，更要看到，必须看到，这种情况发展下去的严重性与危险性。
七是，毛泽东思想“过时了”吗？具体地说，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的评价和要加强世界观改造的指示，又过时没有过时呢？答案是清楚的，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具有迫切性、神圣性。
最近看到，主流媒体强调“掌握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主动权领导权”，以及“打造队伍建设队伍”的论述诉求，理之所然。但是，请问，若不强调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不强调改造世界观，不树立正确的“人文理念”-----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文化的立场观点方法，上述之要求，何以实现？可以实现吗？我以为，离开毛泽东思想的指导，离开世界观的改造，岂不都要成为空谈吗？
下面我们讨论第二个人-----北京知名文化学者王小东的言论。
他说，孔子儒学，“除了与现代社会平等、独立、自由的价值观相悖外，儒家思想还有其他缺点，譬如，过度的保守性，因而不适于当代中国。儒家思想在‘大争之世’的春秋、战国时代并不能大行于世。它大行于世是在中国把大的战争基本上都打完之后。这个时代正如西汉东方朔所说，‘圣帝德流，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合为一家’。然而，当今中国所处的世界，仍是个‘大争之世’”（见《环球时报》2014年8月13日国际论坛15版，作者北京知名文化学者王小东）。
我们怎样解读这位“北京知名学者”看待孔子儒学的观点呢？这位王小东“知名学者”认为，儒学不适于今天中国。理由有三：一是，“过度的保守性”；二是，“与现代社会平等、独立、自由的价值观相悖”；三是，儒家思想，“不适于“大争之世”，只适于“中国把大的战争基本上都打完之后”，而“当今中国所处的世界，仍是个‘大争之世’”。
王小东并未为这些观点提供论据，唯一的根据，是他引述“西汉东方朔所说，‘圣帝德流，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合为一家’” 来证明儒家思想，只适于“中国把大的战争基本上都打完之后”的“圣帝德流”时代。
这让我们十分吃惊。因为这位知名学者，是把“儒学”完全看作封建文化意识形态的。而这一看法，与今天党提出弘扬中华文化优良传统的要求，与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孔子诞辰2056周年暨世界儒学联合会年会》上的讲话精神，大相径庭，完全背道而驰。这到底说明了些什么？
说明的问题之一是
------中国国学界、知识精英界，以王小东这样的“知名学者”为代表的一批人，对孔子儒学思想的认识，仍然停留在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误读误识的认知水平。
而经过近百年的争拗思辨，今天还有人仍对儒学持否定态度-----有人写，有人登，无人驳，任其传导流行，恐怕这也反映和说明了在整个知识界和整个社会层面，王小东的认识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这里涉及的是，中国优秀文化人文理念传承的重大原则问题，因此，不能不予以澄清。需说明一下，本书《中华文化起源与发展梳理纵论》共有五章，除最后一章是讲“易儒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前四章都是讲的对中国文化传承的梳理，要探讨的问题太多，不可能在这里展开。不过，在解析胡适“整理国故”论，介绍的中国文化“三大流脉”，可以参照思考。这里，仅就王小东的观点，简要做一“驳谬”。如果，有任何人不赞同，都可提出反驳。
第一，王曰：儒学“与现代社会平等、独立、自由的价值观相悖”。
且看，孔曰：“节以制度”，“以制数度，议德行”，“与朋讲习，以多识前言往行”；“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说以先民”，“说之大，民劝矣哉。”
实际上，这既是讲的法治社会，依道设制；又是讲的“行道”“议德”、循“道”检“行”问“德”之实践认识论。----- “议德行”，“德”，践道行律之果，“议”，讨论检验总结行道的结果，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同时，“议德行”，“说以先民，民劝矣哉”，还是讲的，要公开透明，听取民众意见，接受监督。
如果我们再联系孔曰： “安土敦乎仁”，“不家食吉”，四海皆兄弟，“容保民无疆”，等等，那么我要问，这里讲的难道不是类同于现代社会的“平等、独立、自由的价值观”吗？-----自由，不是西方的绝对自由观，而是 “节以制度”，“以制数度”，“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不家食吉”，“容保民无疆”之道法自然，法制规范与行为自由的统一观。从这里，人们何以证明王小东所说的儒学思想，“与现代社会平等、独立、自由的价值观相悖”之谬言矣？
第二，王曰：“儒家思想还有其他缺点，譬如，过度的保守性，因而不适于当代中国”。
且看，孔曰：“革而信，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革而当，大矣哉”。---- 悔，指困难、挫折、坎坷、逆境、险境等等。
这里，实际上讲的是，天体运行，阴阳交合，渐变突变，矛盾转化，对立统一，审时度势，与时偕行，革旧布新，推陈出新，依律行道，革进创新，之天道之大义也。哪里来的所谓“易儒文化”儒学之“过度的保守”云云，岂不谬耶乎？
我真不明白，孔子的话，说的如此清楚明白，一个“知名文化学者”，怎么可以是个“睁眼瞎”，“有眼无珠”，胡说八道？
第三，王曰：“儒家思想在‘大争之世’的春秋、战国时代并不能大行于世。它大行于世是在中国把大的战争基本上都打完之后”。
这位知名学者的话，意思是说，像《论语》这类的著作，在“大争之世“的春秋、战国时代，是不被认可的。
那么王小东先生，能告诉人们《论语》《四书五经》等，何时兴于中华大地的吗？
让我们引几段《论语》的话，看看到底如何？
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是在家族关系中，论道说仁，本----天体运行规律之性也，先天天弗违，后天奉天时。“本”，为“道”为 “仁”，百善孝为先。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这是在诸侯国范畴，说道论仁，“信节用时”之“爱人”，也即“本”之“道”，先天天弗违，后天奉天时，“与时偕行”，“敬事”“爱人”，“信”也，“用”也。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德，践道行律之果。此为治国论道说仁，遵道而行，先天天弗违，后天奉天时，德为道果，焉不“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子妻之”。（免刑，非免；而是以其侄女为人妻换“免戮”，乃废），这是讲的治国大道，“本”为“道”，先天天弗违，后天奉天时，有道与无道，其结果截然不同，相反也。
我要问，北京的这位“知名文化学者”，孔子有针对性的“论道”，在春秋战国时代，是不是都没有人认可和响应呢？倘若如此，《论语》又如何会流传下来呢？
我再问：家族内讲“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之“孝道”；邦国之内讲“信节用时”“爱人”之“仁道”；治国者讲“为政以德”之“王道”；“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则亡。”之所有这些，即孔子的“孝论”、“仁论”、“道论”， 何以证明其既不能“大行于”春秋战国时代，也不能“大行于”今天中国所处的“大争之世”呢？
如果人们，不谙“道”、不懂“道”、不知“道”、不明“道”， 试问，如何能够真正理解《论语》所阐释的道德价值理念，皆是源于天体运行规律之“天道大律”之真谛？
这里，尤须重申的是，道德，今天人们理解它的概念，主要是指“品行修养”的价值认同，而实际上，“道” 即规律，这就是说，道的本源含义，是指天体运行之一切事物的客观规律；行道，就是要求遵依事物的客观规律而行。德，乃行正道之结果。无疑“本道”为“仁爱”，把“道德”诠释为“品行修养”的价值观，是可以的，正确的。
但是，“行道之果为德”，从根本上说，乃是要求遵依事物的客观规律而行。而这一“人文理念”，在历史流程中，却被渐渐模糊与淡忘，似乎讲“道德”，与讲 遵守事物的客观规律，“实事求是”、“主观符合客观”等原则，似乎根本无关。这实在是对“儒学思想”的一大误读。
让我们再读读孔子下面这几段话吧：
“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节以制度”。“以制数度，议德行”，“非礼弗履”。“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明夷，君子以莅众，明入地中，君子以惩忿窒欲，议狱缓死”。
请问王小东先生，-----这不明明讲的是“道德操守”所应该依循的“天道”客观规律吗？这种以仁爱为本，遵守天体运行客观规律，依律设法，“以制数度，“成财有道”，“非礼弗履”，“惩忿窒欲”，“不伤财，不害民” 之道德观，何以在春秋战国时期“并不能大行于世”，乃至于今天同样“并不能大行于世”，而不适用乎？王小东之谓，难道不是“伪说谬言”吗？
说明的问题之二是
-----在当今的知识精英阶层，存在“正谬不分”，诋毁与背弃中华优秀文化传统，认同接受西方价值观的严重倾向。
且看王小东曰：“这个时代正如西汉东方朔所说，‘圣帝德流，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合为一家’。然而，当今中国所处的世界，仍是个‘大争之世’”
哈哈，原来王小东先生，讲的儒学思想，不是讲孔子儒学，而是讲的董仲舒班固的“新儒教”。-----人们应该知道，所谓的“新儒教”，是将所谓的“天理神化”论、“天人感应”论引入儒学，并由此将儒学之“易儒人文科学理念”，异化篡改为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封建等级文化意识形态，所谓“独尊儒术”，非真儒，乃伪儒，是也。
对此，我们可以再论。可问，东方朔何许人也？须知，他是董仲舒“儒学神化”的崇拜支持者，他的话能代表孔子的儒学思想吗？王小东先生居然拿 “东方朔” 这个为封建皇权统治唱赞歌的御用文人的话，来证明“儒学思想”不适用于“大争之世”，只适用于封建统治的巩固时期，这岂不说明王小东先生所讲的儒学，并非是孔子的儒学，而是“天理神化”的“新儒教”、“假儒学”，并以此来混淆与诋毁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吗？
我们前面说了，五四时期，正是由于知识精英阶层，把“天理神化”的“假儒学”误作为孔子的“真儒学”，才错误地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我要问的是，为何今天在知识精英阶层，还会这样的是非不清、正谬不分？这到底说明了什么？
抑或，是不是王小东说的，儒学“与现代社会平等、独立、自由的价值观相悖”，他只是否定的“儒学”，并未否定“中国优秀文化”呢？那么，他能否告诉人们，其所认同的“中国优秀文化”到底是什么？恐怕他是无法指出，无法回答的。
无疑，他的儒学“与现代社会平等、独立、自由的价值观相悖”之谓，表面看，诋毁的是“儒学”，实际他诋毁的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而其背后认同的则是西方的文化价值理念。
需要指出的是，何为“现代社会”？王小东的所谓 “现代社会”，不过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代名词，-----这恰恰是常常被理论界混淆的一个“模糊误区”，似乎一提“国际社会”就是指美欧西方社会；一提“现代社会”，也就是指的美欧西方社会。
其实，“现代化”，不仅有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还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现代化，也是“中华文化时代升华”之现代化。所以，表面看王小东先生诋毁的是中国儒学优秀文化，实质则是主张和提倡西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平等、独立、自由的价值观”，即鼓吹的是毛泽东早在《别了，司徒雷登》中批判“自由民主主义”思想。
-----胡适是“封建文化意识”与“西方文化意识”“一肩挑”的代表。而王小东先生，则是否定“中国传统优秀文化”，鼓吹“西方文化意识”的“知名学者”、“知名代表”也。
我还要问，“王小东现象”，是否说明知识精英阶层相当一些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探索，直到已奋斗近百年的今天，仍没有从思想上认同，依然在坚持“全盘西化”的错误主张呢？我以为，这是一切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不能不思考的问题。
说明的问题之三是
-------毛泽东要求知识分子加强世界观改造的教导，并没有“过时”，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厘清：
一是，是否对于中国文化如何认同的问题，就是如何认同“人文理念”、“价值观世界观”，“信仰追求”的问题？答案，是肯定的
二是，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是弘扬优秀传统，还是连“糟粕”一起弘扬？或者相反，彻底否定中国文化，只认同西化、主张西化？如是-----不论是“不分良莠”，在优秀传统中夹杂封建文化糟粕，还是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这样的种种“认同”，是否标示对习近平总书记新一届党中央提出的“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道路”的态度，不是拥护，而是反对呢？这又是不是一种别样的“人文理念”、“信仰追求”、“价值观世界观”问题呢？
三是，不仅所谓的“儒学与现代社会平等、独立、自由的价值观相悖”的荒谬文章有人写，还有有重要影响力的报纸给其刊登、提供平台鼓吹，却不见任何一家传媒予以驳谬，澄清是非，这是什么现象？是麻木，还是知识界舆论界与其有共同之认同？如此看，这个问题岂不太严重了吗？
尤其，当习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056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对孔子儒学思想做了科学的肯定和提倡，仍不见有谁批驳王小东对儒学的诋毁，也不见学术界国学界对儒学思想的进一步科学阐释与解读。-----我怀疑现在的国学学术界是否具备这个“能力”，恐怕基本上处于“北京知名学者”王小东的认知“水平”。这样说来，问题岂不更加严重？
什么“打造中国文化软实力”、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什么“东方智慧，东方文明”、“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道路”，“中国梦”，乃至“掌握意识形态斗争的领导权主导权”，这一切，如若缺乏对中华优秀文化的正确认知，又从何谈起、如何谈起呢？媒体一边喊着正确口号，一边传播伪言谬说，视而不见，暗流依常。这到底说明了什么？
我问，我们知识分子的文化理念问题、世界观问题，到今天，真正解决了吗？
四是，从王小东的文章散布的西化“自由民主主义”观点看，毛泽东思想指导作用“过时了”吗？毛泽东要求知识分子要加强世界观改造的指示“过时了”吗？
-----是毛泽东关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教导不正确呢，还是他们根本就不认同“毛泽东思想”呢？
我问，毛主席在“反右”前后做出的“我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大多数人还属于资产阶级范筹”的判断，这不正确吗？
------我们在前面已作了解析回答。事实再次证明，毛泽东的判断与邓小平的判断是统一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强调的侧重点不同而已。就知识分子的世界观状况而言，毛泽东的话不仅不错，而且依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在今天仍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今天中国社会上出现的种种乱象，封建意识的沉渣泛起，西化思潮泛滥，不能说明别的，只能说明搞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决不能丢弃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丢了，就必吃尽苦头。
举例五，关于反对“山头主义”、“宗派主义”， 要搞“五湖四海”的政策思想。
这首先是“毛泽东思想”中的“着重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的重要内容与原则。
人们只要读读毛泽东的《井冈山的斗争》和《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就会知道，我们党关于“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和“政治建军”的主张和路线，就是在建立“井冈山根据地”时期提出来的。
毛泽东在其文章中说，要保障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必须“把支部建在连上”；苏区地方必须把支部建在“中心村”上。同时指出，对于在农村建设“布尔什维克的党组织”，最大的困难是克服家族“宗法关系”和“宗法观念”的困扰；对于军队“把党支部建在脸上”，最大的困难也是克服“宗法意识”、“农民意识”的困扰（以上皆大意）。而克服和战胜“封建宗法意识”，正是毛泽东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和“政治建军”原则的由来。
其办法就是，在军队实行军事民主主义，在党内实行高度民主集中制；在地方苏区则仿效军队的建党原则。而《古田会议决议》-----《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正是克服包括“宗法观念”、“山头主义”、“分散主义”、“流寇主义”等错误思想在内的纲领性文件。
毛泽东正是以《古田会议决议》精神为引领，把多出身于农民的党员队伍，打造成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把同样主要来自农民的军队，打造成了有高度组织纪律性、不怕流血牺牲、能征善战的人民军队。------这在“举例一”中，已做过阐述。但问题不仅于此。
第二，它还是“毛泽东思想”中的干部构成的重要组织原则。
我们党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党的组织和军队分散在全国广大地区，独立地开展武装斗争，发展巩固扩大革命根据地，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
在这样的条件下，如何能保障党的高度集中统一领导呢？历史经验证明，即决不能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 而要搞“五湖四海”，这是毛泽东十分重要的思想，也是我们党的重要组织原则和组织基础。张国焘“另立中央”的错误，之所以能最终得到解决和纠正，正是由于毛泽东在井冈山确立的“反对宗派主义”的思想原则武装了党和军队。
而我们党之所以始终能够保持高度集中统一，做到不搞“分散主义”，不“山头林立”，不出“新军阀”，不被“瓦解”，也正是由于毛泽东的“坚持党指挥枪”，“要搞五湖四海”，“反对宗派主义”的思想和组织原则，得以牢固树立的结果。而“维护团结，反对分裂”，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第三，不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还是中国共产党培育优良作风的重要内容。
众所周知，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做的“整风报告”，就把反对“宗派主义”，同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党八股”，一起作为“整风”的重要内容。
这说明，看一项正确的原则是否贯彻始终，要从“作风”上去检查，发现问题要随时纠正。并要时时敲警钟，常抓不懈。必要时，就要集中精力开展整风，下狠劲纠正已出现的“宗派主义”错误倾向。毛泽东为了防止“搞山头”，“拉帮结派”，还经常搞干部交叉调动，“八大军区司令调动”，就是生动一例。
笔者为什么要把毛泽东关于要搞“五湖四海”，反对“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政策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加以解析，同样是要回答“毛泽东思想”是否“过时了”的问题。
最近，听了习近平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传达，令我震惊，也令我振奋和鼓舞。
让我鼓舞振奋的是，不仅政治工作会议的设计思考，是让与会者接受“古田会议洗礼”，引领全军指战员知道我们是从何处走来的，中国革命是怎样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而且“讲问题”又是那样的开放具体、深刻实在，“活龙活现”。这需要怎样的眼光，又要用多少时间与精力，去调研，了解情况啊-----再想想其他的会议议程，以及深入基层，到外出访等活动，繁忙紧张程度，可说历史仅见。党和国家有这样的领导人，是中国党中国军队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之大幸也。
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习近平主席所列举的“十大问题”，不要说在“买官卖官”的贪腐程度上“令人瞠目”，就是在“用人”上，也是讲“远近亲疏”，连搞腐败也是“一团团”、“一伙伙”，有地下“关系网”，这怎么了得？这岂不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封建“宗法意识”的大回潮吗？
这是为什么？上述问题，难道不是由于放弃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党员和党员干部所带来的恶果吗？----我们能因毛泽东的“文革失误”，就把“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的优良传统丢弃吗
这再次告诉我们，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在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是绝对不可以淡化与丢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