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比森特·罗维塔(Vicente Rovetta)曾任乌拉圭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20世纪60年代在乌拉圭创办书店，致力于在拉美推广销售中国主题图书和报刊，曾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巴勃罗·罗维塔(Pablo Rovetta)系比森特·罗维塔之子，1975年随父亲赴华后在中国生活数十年，现定居西班牙。几十年来，巴勃罗在向西语国家传播中国文化、介绍当代中国、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2016年荣获西班牙王国国民成就荣誉勋章。本公众号获得巴勃罗·罗维塔的授权，刊发他撰写的系列文章。此为第一篇。

原生书店：20世纪中叶传播毛泽东思想的南美基地

[乌拉圭] 巴勃罗·罗维塔

我的父亲比森特·罗维塔1925年出生于乌拉圭科洛尼亚省的新帕尔米拉市。比森特年轻时就积极参加乌拉圭的工人运动，年仅17岁就以代表身份参加了乌拉圭工人总工会的成立大会。此后，他供职于工会期刊《战斗》与《劳动》，后又成为《进步》杂志的记者。

20世纪40年代，比森特加入乌拉圭共产党，历任乌拉圭共产党一些重要部门的负责人，如乌共南部地区总书记(当时乌拉圭共产党从组织上分为北部和南部两个地区)，后于1951年当选乌拉圭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兼任党报《真理报》负责人等职。自50年代起，比森特就对中国革命萌生了极大兴趣，阅读了大量毛泽东的著作。他曾供职于乌拉圭共产党主办的人民联合出版社。1953年，该出版社与中国国际书店建立业务联系，开始向乌拉圭推介和销售与中国相关的书籍。

中苏两党发生分歧后，很多拉美国家的共产党也受到影响。乌拉圭共产党支持的是苏共立场，比森特则选择拥护毛泽东思想，站在中国这一边。比森特认为，毛泽东思想具有联系群众、反对资产阶级、与第三世界紧密团结等特征，是一条正确的道路。鉴于此，比森特和其他一些不赞同苏共立场的党员于1962年脱离乌拉圭共产党。此后，有的同志创建了新的政党组织“左派革命运动”。比森特从未正式加入过该组织，但一直和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

受中苏关系影响，乌拉圭共产党下属的机构不再发行与中国相关的书籍和报刊。于是，比森特自己创办了一家书店和出版社，取名为“原生书店”(Nativa Libros)，继续和中国国际书店合作，在乌拉圭发行来自中国的各类书籍报刊。其中包括大量政治类作品，如毛泽东的《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中国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将革命进行到底》《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等著作，还有一些介绍中国文学、艺术、中医等内容的刊物或书籍。

1966年2月，比森特受中国国际书店邀请，第一次访华。比森特赴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多地考察，亲眼看到了中国的发展及其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的成就。

(图为1966年比森特·罗维塔第一次访华留影。作者供图)

1967年，比森特再次访华，并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对我父亲来说，那是他铭记一生的重要时刻。

(图为1967年毛主席和比森特·罗维塔亲切握手。作者供图)

(图为1967年比森特·罗维塔与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合影。作者供图)

比森特的原生书店在乌拉圭的影响越来越大。到了70年代初，原生书店已成为整个拉丁美洲南部发行中国刊物的重要基地，《毛泽东语录》等书籍广受欢迎，常常售罄。上海大学青年学者张琨博士的研究《比森特·罗维塔与原生书店——试论冷战时期毛泽东思想在拉丁美洲的传播》一文中，引用了上海市档案馆关于比森特和原生书店的记录：

两三年来，他经营的书店业务发展很快。目前在乌拉圭以该书店为核心，正在逐步形成一个左派发行网。现批销我西文《人民画报》每期10000份，《北京周报》每期450份，《中国建设》每期500份，《中国银幕》每期200份，还订购我大量图书和艺术品，发行地区很广，遍及乌全国19个省。不仅如此，该店还多次举办我书刊展览，经常在报刊上登广告，编印推广并散发，积极介绍和征收订户，并主动开展和承办向阿根廷、巴西、委内瑞拉、秘鲁等国的转批转运工作。此外，该店还为我翻译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改法》《论共产党员修养》和《南方来信》等书。【《接待乌拉圭新生书店比森特·罗维塔的计划》，上海市档案馆，B167-1-792，第51页。转引自张琨，《比森特·罗维塔与原生书店——试论冷战时期毛泽东思想在拉丁美洲的传播》，载《冷战国际史研究》2018年9月，第165页。(上海市档案馆的记录中采用了“新生书店”的译名， “新生书店”即本文提及的“原生书店”。译者注。)】

1969年，原生书店联合阿根廷“装甲玫瑰”出版社在当地推出了西班牙文版的《毛泽东选集》(四卷本)，为推动毛泽东思想在南美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图为原生书店出版的西文版《毛泽东选集》)

学者阿德里安·塞伦塔诺在《1963至1976年间毛泽东思想在阿根廷的传播》一文中指出，这套《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具有重要意义，“丰富了毛泽东著作在阿根廷市场的供应并推动了毛泽东著作的普及，与此同时，激励了当地推崇毛泽东思想的民众，促使他们组建新的政党和团体。”塞伦塔诺在该文中还写道：

由比森特·罗维塔的原生书店出版的“红旗丛书”是当时最重要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读物。这套丛书设计成袖珍的口袋书形式，装帧考究，成为拉美地区独树一帜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册。1968年至1974年，“红旗丛书”共计出版图书三十余种……其中包括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论文艺》等著作，还汇编了《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上的文章出版，如《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简史》等。【Adrián Celentano, “El maoísmo argentino entre 1963 y 1976: Libros, revistas y periódicos para una práctica política”, en Políticas de la Memoria, No.14, 2014, pp.163-164.】

当时乌拉圭国内政治情况非常复杂，有关当局和右派组织认为比森特是“红色中国的间谍”“北京在乌拉圭的代理人”。独裁政府查处并烧毁了大量书籍，原生书店两次受到极右恐怖分子的袭击。鉴于此，父亲不得不带着我们离开乌拉圭前往阿根廷。令人敬佩的是，比森特的热情并没有被打倒。他在阿根廷也创建了原生书店，继续发行中国的刊物并出版与中国相关的图书。但是，比森特传播中国书籍的事业举步维艰。1974年11月，他被阿根廷警察逮捕入狱。1975年，他又被阿根廷政府驱逐出境前往秘鲁。抵达秘鲁后，比森特与中国大使馆取得了联系。中国大使馆与国内有关部门联系后，邀请他到中国定居。就这样，1975年7月，我们一家人抵达北京。我的父亲当时在《北京周报》当专家，母亲在外文出版社工作。

(图为80年代比森特·罗维塔夫妇与中国朋友合影。作者供图)

1986年乌拉圭恢复民主政府后，我的父母启程回国。回到乌拉圭后，比森特一如既往地在乌拉圭和南美一些国家发行中国图书和刊物，还撰写出版了《中国的农业革命》等书。2005年，比森特参与创建了乌拉圭—中国文化交流中心，并担任名誉主席一职，继续推进乌拉圭和中国的文化交流。

(图为2004年比森特·罗维塔夫妇在友谊宾馆前合影留念。作者供图)

2018年5月23日，比森特·罗维塔与世长辞。回顾父亲的一生，他的足迹遍布乌拉圭、阿根廷、秘鲁和中国等地，但他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记无疑与中国有关。翻开原生书店出版于半个世纪前的中国书籍，父亲对中国的热爱、在困难岁月积极推介中国的那份勇敢与赤诚，在泛黄的书页中，跳跃闪烁，熠熠生辉。

（翻译：楼宇，校对：徐启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