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贴魏武大字报
——读卢弼《三国志集解·魏书·武帝纪》
陈 晋
奉国威灵，仗钺征伐，推弱以克强，处小而禽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遂荡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谓天助汉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县，食户三万，何德堪之!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今上还阳夏、柘、苦三县户二万，但食武平万户，且以分损谤议，少减孤之责也。(李安溪曰：文词绝调也。惜出于操，令人不喜读耳。)
——摘自卢弼《三国志集解·魏书·武帝纪》注文
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
——摘自毛泽东读卢弼《三国志集解·魏书·武帝纪》注文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
陈寿的《三国志》，除了裴松之有长篇巨注外，作了校勘、注解、旁证的，到清代有顾炎武、何焯、梁章钜等二十多家。卢弼的《三国志集解》，汇集了诸家校语、注评，同梁章钜的《三国志旁证》一样，可以说是历代注解《三国志》的一次总结。毛泽东读《三国志》，留下较多批语的，便是卢弼的《三国志集解》。
曹操是史家们颇有争议的人物。曾有人评价他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特别是随着《三国演义》的普遍流传和戏剧舞台上对曹操造型的奸相脸谱化，把曹操视为“旷世奸雄”的观点被更多的人接受。卢弼的《三国志集解》，就有这种倾向。毛泽东在这本书的《魏书·武帝纪》里，圈画批注得较多，对曹操给予了充分肯定。
《武帝纪》里说到建安元年(196年)，曹操采用枣祗、韩浩等人的建议，实行了屯田政策，由典农官募民耕种，得谷百万斛，后推广到各州郡。这个政策对恢复被战乱破坏的农业，支援战争，起到了积极作用。毛泽东对此很重视。对《三国志》有关这方面的正文，及裴松之、卢弼的注解引文，都圈点断句，多处画了着重线，有的地方天头上还画着三个大圈。特别是对曹操所说“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毛泽东逐句都画有着重线，天头上还画上圈记。
《武帝纪》叙建安十五年(210年)春曹操下令征贤，提出“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接着，裴松之在注解里，引用了《魏武故事》里记载的曹操在这年十二月所下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其内容是曹操叙述自己辗转征战的经历及许多内心活动，表明自己守义为国，并无取代汉室之意，为明此志，决定让出受封的阳夏、柘、苦三县，以解除别人的误会。卢弼对此除作了些考证、订谬外，还引述别家评语，对曹操提出了许多指责。曹操在该令文中说：他曾告诉妻妾，自己死后，无论她们嫁到哪里，都希望为他说明他无叛汉之心。卢弼在注里说这是“奸雄欺人之语”。曹操在该令文中说，自己之所以不放弃兵权，“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这是“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卢弼说这是“肝鬲至言，欲盖弥彰者也”，认为陈寿写《三国志》对这些话“削而不录，亦恶其言不由衷耳”。曹操在该令文中又说，自己打仗，“推弱以克强，处小而擒大”，卢弼在注里又列举他打的败仗，指责他“志骄气盛，言大而夸”。对曹操让出三县一事，卢弼在注里引别人的话说，“文词绝调也，惜出于操，令人不喜读耳”。看来，卢弼似乎是有意同曹操“对着干”。毛泽东对卢注作了圈点，在天头上写了前面引述的那段批语，认为卢弼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
《让县自明本志令》，是了解曹操的第一手史料，自有政治策略的考虑，而卢弼先入为主视曹操为奸雄，也不能公正客观地评论曹操的这个自白，所以毛泽东不能同意他的注文。批语里“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引自李白《望鹦鹉洲悲祢衡》一诗。鹦鹉洲，传说为黄祖杀名士祢衡之处，因祢衡的《鹦鹉赋》而得名。李白全诗为：“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黄祖斗筲人，杀之受恶名。吴江赋鹦鹉，落笔超群英。锵锵振金玉，句句欲飞鸣。鸷鹗啄孤凤，千春伤我情。五岳起方寸，隐然讵可平。才高竟何施，寡识冒天刑。至今芳洲上，兰蕙不忍生。”祢衡是东汉末年名士，又是狂士。孔融爱其才，多次称述于曹操。曹操想见他，他却称病不见。后来答应了，却坐在大营门口，“以杖捶地大骂”。曹操以其素有才名，不忍杀之，便把祢衡遣送到刘表处，后又辗转至黄祖处，结果因“言不逊顺”遇害，时年才二十六岁。“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按史家解释，“盖言魏武经营天下，而视之直作蝼蚁观者，唯一祢衡也”。毛泽东说“此为近之”，可能是说卢弼之类的注文，与轻狂傲慢的祢衡骂曹操相近。
毛泽东要为曹操翻案，也非是一意标新立异，而是尽量做到实事求是，有功说功，有过说过。曹操毕竟是功大于过，毛泽东也不讳言他的失误。1966年3月，在杭州的一次小型会议上的谈话中，毛泽东说：曹操打过张鲁之后，应该打四川。刘晔、司马懿建议他打。刘晔是个大军师，很能看出问题，说刘备刚到四川，立足未稳。曹操不肯去，隔了几个星期，后悔了。曹操也有缺点，有时也优柔寡断。这个人很行，打了袁绍，特别是打过乌桓，进了五百多里，到东北迁安一带，不去辽阳打公孙康。袁绍的儿子袁尚等人，要谋害公孙康，公孙康杀了袁尚兄弟送头给曹操，果然不出所料。“急之则相救，缓之则相害。”
《武帝纪》里记叙，建安八年(203年)，曹操曾下令说：“《司马法》‘将军死绥’，故赵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将者，军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也。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毛泽东读至此认为，曹操亲率大军攻吴，招致“赤壁之败，将抵何人之罪”?这就明确指出，赤壁之败是曹操的一个重大失误。又未自罪，可见言不由衷。
这里，毛泽东不因个人喜好评价历史人物，表现出一种政治家读史的客观态度。
(红色文化网摘自《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第4卷，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