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技宝电竞赛事优看hahabet-腾讯游戏

李克农上将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隐蔽战线的杰出代表，周恩来曾把他与钱壮飞、胡底并列为党的情报工作的“龙潭三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外宾时也幽默地说：“李克农是中国的大特务，只不过是共产党的特务。”这也许就是李克农出任中央调查部首任部长的缘由。

李克农这位共产党隐蔽战线的情报专家，把自己比喻成人民的毛驴子：“我是毛驴子，驮惯了东西，不驮还不舒服，能驮多少就驮多少。”

李克农，1899年9月15日出生在安徽省巢湖市烔炀镇中李村，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红军工作部部长，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是我党我军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者和组织者。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以对党无限忠诚和高度负责的精神，在紧急关头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在关键时刻向党中央提供了决策性情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9年，中共中央社会部由“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改设，管理和领导情报与保卫工作，内称“中共中央情报部”，外称“中共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新中国成立之际被撤销。

中共中央社会部撤销后，保卫部分划归了公安部，情报部分改设为中央军委联络部，由原中央社会部部长、时任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李克农主管。

1949年10月11日，李克农被任命为军委总情报部部长和中共中央情报委员会书记，在政府的职务是外交部副部长。1949年后，中央军委在各地成立了“开展国际情报工作的专门机构”，李克农直接向中共秘密战线的创始人周恩来汇报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年后，周恩来等人设想的情报工作就总体而言仍处于初始阶段。1950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在一份电报中指出：“各地情报部门业务干部量少质差，主动不够，尚影响工作开展。”李克农提出在多方面做出改进，他的建议最终促成了1955年中央调查部的成立。

中央调查部是在中央军委联络部基础上组建起来的。根据2001年出版的《杨尚昆日记》记载，1955年2月28日，杨尚昆约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李克农“谈政情部放在哪里的问题”。李克农的意见是：“以完全放在党的组织内为好，可成立一部。”关于这个部的名称和人事问题，杨尚昆在日记中载：“名称可为‘调查研究部’，恩来同志有意由克农兼部长，以便统一管理。”随后，杨尚昆将此事呈报给了周恩来。

3月4日，杨尚昆到周恩来处“参加对于政情组织的决定”，经讨论，“决定把军情由军委分开，在党内成立一‘调查部’，由克农兼部长，由周呈报书记处决定。”当晚，书记处会议在刘少奇办公室召开，决定同意周恩来关于成立调查部的意见，报毛泽东决定。4月8日，杨尚昆在日记中记载：“中央和主席已批准成立中央调查部。由李克农同志任部长，请现有的军委联络部转移到党中央系统内来。”并载：“拟在7月1日之后正式转移。”

李克农的儿子李伦回忆：“1955年7月，总参联络部调整为中共中央调查部，由我父亲兼任部长。”李克农还任总参副总长，并被批准列席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会议。中央调查部虽然不在国务院的序列中，但却受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后来演变成国家安全部后，成为国务院的所属部。

中央调查部的职能是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等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为党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

关于中央调查部的工作机制，杨尚昆在日记中记载，日常工作由他与李克农联系，大的事情请示邓小平解决。虽然名称是中央调查部，实际上还归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领导。

1969年6月13日，中央决定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接管中央调查部工作。至1983年，中央决定撤销该部建制，并以其为主体，同公安部的反间谍部门及其他部分相关单位合并，组成了国家安全部。

北平和平解放后，国民党特务还十分猖獗。有资料显示，在当时的北平城内仅国民党特务组织就有114个，职业特务达8500多人。

1949年5月，党中央要正式进入北平。然而，若不铲除这些特务、间谍组织，就不能保证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安全。

面对北平暗藏的特务，李克农认为，面对大批解放军入城，城中的敌特早已如惊弓之鸟，遂决定争取敌人主动自首，然后顺藤摸瓜，将暗藏的敌特一网打尽。李克农命令北平市公安局侦讯处，对国民党各系统特务分子开展秘密自首登记工作。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前来自首登记的特务达2000多人。随后，北平公安机关根据自首人员提供的情况，展开大搜捕，北平城的治安状况有了明显好转。

然而，仍有不少敌特人员潜伏在城内。为确保万无一失，李克农向中央建议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暂时住在香山。在取得中央同意后，李克农就和北平市公安局秘书长刘进中一起赶往香山双清别墅，亲自检查毛泽东住所。

凌晨2点，获悉毛泽东已经出发前来的消息，他吩咐便衣队队长到毛泽东下车处进行保卫工作，自己留在别墅和战士们一起进行最后一次彻底清查。就在此时，李克农接到警卫战士一个惊人报告：在预备给毛泽东居住的房间一角，发现一枚炸弹!

按说，双清别墅事先曾多次进行排查，有哨兵日夜看守，应该不会有问题。但李克农心细，让战士们进行最后一次检查，没成想查出炸弹，在场所有的人都大惊失色。李克农大吼一声：“愣着干嘛!”大家很快回过神来，对中央首长的住处再次进行了全面检查。确信没有隐患后，毛泽东等人才进入各自房间。当年6月，领导人大都搬进城里办公。但毛泽东依然对香山情有独钟，他白天在中南海，夜里仍回双清别墅休息。

对于发现的那枚炸弹，李克农抓紧侦破，后来从一个被抓获的特务口中，李克农才了解到原来香山上的一个老尼姑是国民党特务，炸弹就是她搞的鬼。

1949年12月，斯大林准备过70大寿，毛泽东应邀参加。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得知此消息后兴奋异常，与美国顾问布莱德密谋利用潜伏在大陆的国民党特务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决定让在大陆的潜伏特务计兆祥组织实施炸毁专列。时任军委总情报部（中调部前身）部长的李克农破译了毛人凤的电报，立刻向毛泽东进行了汇报。毛泽东听后不以为意，对李克农说，那等我一离开北京，你就把这个人抓起来吧。

毛泽东的专列准时出发后，李克农按计划来到计兆祥的家里。在他家的天花板上，李克农搜出了电台和密码本，再一恐吓，计兆祥就全招了，破获了“万能潜伏台”，将“东北技术纵队”170名特务一网打尽，确保了毛泽东安全出访。

李克农为什么会出现在朝鲜板门店呢？这是有原因的。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李克农率领的军委总情报部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中料事如神，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提供给党中央，也为朝鲜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受到毛泽东的夸奖。

1951年，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被赶回了“三八线”以南地区，在作战失利的情况下，有了谈判解决朝鲜战争的意愿，中朝也同意进行谈判。但谁担任中方谈判代表合适呢？毛泽东想到了中共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和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李克农，他认为有着丰富情报经验和外交能力的李克农出马，谈判一定不会吃亏。

1950年5月，李克农的哮喘病复发，健康状况就开始恶化，被中央送到苏联养病。在苏期间，朝鲜战争爆发，李克农再也无法安心养病，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北京，安排军委总情报部搜集战场情报。

1951年6月，毛泽东召见李克农。在中南海，毛泽东开门见山地对李克农说：“我点了你的将，要你去坐镇开城，外交部组成一个班子，乔冠华也去。”

“我马上准备出发！”李克农毫不犹豫地回答。但回到家他冷静地思考，自己平时要靠大把大把的药物才能维持正常的呼吸和睡眠，万一因身体影响了谈判那可是大事。反复权衡之后，他最终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真实地反映了自己的病情，请中央根据这一情况准备多种方案。看完报告，毛泽东思索再三，还是决定让李克农去谈判。看来李克农是别人难以替代的最佳人选。

由于保密的原因，谈判代表团对外称“群众工作队”，李克农被称作李队长，乔冠华被称作乔指导员。根据党中央指示，谈判对外以朝鲜人民军为主，实际上由李克农主持，乔冠华协助，柴成文为联络官。

1951年7月6日，李克农率代表团赶到朝鲜第一天，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就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李克农。因为在他出发前，毛泽东就已经给金日成发过电报，第一句话就是“我方是此次谈判的主人”，李克农作为谈判的实际负责人，自然被金日成奉为贵宾。

李克农与金日成就谈判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磋商，商定结果为：李克农为中朝代表团的团长。代表团分为前方、中间站和后方指挥三线，第一线是直接出面谈判的朝鲜人民军南日大将和志愿军邓华副司令员等；第二线是负责联络的乔冠华和柴成文；第三线是幕后坐镇的李克农，负责与金日成和国内沟通。

在两年多时间里，李克农凭着坚定的外交立场和高超的谈判策略取得了谈判桌上的最佳效益。展现李克农外交谈判艺术和策略的有“四大交锋”，不仅使美方狼狈不堪，还破解了许多谈判难题。

最长的沉默交锋。谈判期间，美方常以沉默不语来对付中朝谈判代表。1951年8月10日的谈判中，在讨论机场建设和交换战俘这两项议题时，中朝代表发言后，美方代表集体沉默，再一次拿出“拒不回答”的战术对中朝方施压。会场出现了长时间的冷场，中朝代表中有人沉不住气了。

这时，负责联络的柴成文也十分焦急，他利用联络官可以走动的便利悄悄起身来到会场外中朝一方的帐篷里。此时，李克农正坐在帐篷里沉思，柴成文说明现场情况后，低声问：“怎么办？”

李克农一言不发，在纸条上写下了三个字：“坐下去！”柴成文带着纸条回到了大厅，悄悄递给身旁的代表，代表们一个一个地传递下去。看完纸条的中朝代表马上变得从容镇静，像打禅一样稳稳地坐在那里，整整132分钟。美方代表再也无法忍受这尴尬的沉默，不得不宣布休会退席，中朝代表在心理上战胜了对方。

最短的谈判纪录。对于美方的频频无理休会，李克农又想出应对的妙招。轮到中朝方主持会议的时候，双方代表刚刚落座，中朝方宣布开会，又马上宣布休会。从开始到结束只用了25秒，令美方代表无奈地摇头耸肩，百思不解，一脸茫然。

最精彩的以退为进。在军事分界线划分的问题上，本来中朝方已经确定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但美方拒不承认，认为双方所占的面积不均。

双方互不相让，谈判陷入僵局。在僵持不下时，李克农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他发现不能光从地图上看面积大小，志愿军在西段“三八线”以南地区人口多，物产丰富，而且有古都开城，较之东段“三八线”以北地区，无论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美军并占不到什么便宜。于是，他建议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征求朝方同意之后，李克农向毛泽东和周恩来请示，当即得到批准，促成了谈判协议尽快达成。

最独特的签字送签方式。长达两年多的停战谈判终于要落下帷幕，签字仪式即将举行。但李克农没有丝毫地放松，他知道南朝鲜总统李承晚是在中朝军队的打击和美国人安抚压制下被迫接受这个结果的，如果在签字仪式上有人伪装成记者或工作人员破坏或袭击双方到场签字的司令官，后果不堪设想。思考再三，李克农提出双方最高司令官不到现场签字，由双方首席代表签字后立即生效，然后分别向自己的司令官送签互换文本，在各自的驻地签字。

李克农这种独特的送签方式很快得到了党中央和朝方的认可，没想到美方也十分痛快地同意了，可见美方也担心签字现场会出现意外。1953年7月27日，双方以送签方式完成了彭德怀、金日成、“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克拉克的朝鲜停战协议签字，和平终于降临朝鲜半岛。

李克农经常叮嘱大家：“谈判是打仗，是打文仗，一定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一定要坚持原则，但也要灵活掌握策略。”李克农的谈判策略和艺术让大家敬佩不已。

李克农领导的中央调查部作为全国情报工作的具体组织者和实施者，通过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在事关党和国家安全利益等重大问题上，往往在关键时刻，为党和国家提供决策情报，成为党中央工作的重要参谋与助手。

李克农任部长后，中调部在一些省和大城市建立了自己的常设或非常设机构。1955年8月，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共云南省委分别建立了调查部。中共上海市委调查部1955年6月成立，当时的编制是48名干部，由4个处室组成。

1955年9月，李克农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他是这次被授予上将军衔的55名将军中唯一一个没有领过兵、打过仗的将军，名副其实的情报上将。

在反和平演变上，李克农领导的中央调查部起到了重要智囊作用。1956年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后，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艾伦·杜勒斯的哥哥约翰·杜勒斯宣称资本主义世界要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信念”：“如果它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话，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第三、四代人身上。李克农将中调部收集的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企图“和平演变”的重要情报直接呈送给中国共产党、政府和军队的决策者，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敏锐地抓住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战略策略重点改变这一重大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防止“和平演变”，并将防止“和平演变”作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一个战略方针。

1958年秋，美国国会举行选举，执政的共和党败于民主党。李克农组织中调部写了一个报告，分析了这次选举后的美国国内的政治局势，指出在严重的经济危机情况下，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加剧，各阶层人民普遍恐惧战争，国内政治气氛在往好的方面发展。毛泽东在审阅此报告时，将题目改为《美国政治气氛向好的方面发展》，并批示说：中央调查部这个分析，很有意思。还说：“总之，西方世界一天一天地在向好的方面变，无产阶级的直接同盟军和间接同盟军都在发展。”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印发了毛泽东的批语和中央调查部的分析报告。

坐落在北京西郊风景区的国际关系学院是以外语、国际问题为教学科研的全国重点大学，在世界上也很有名气，它是在李克农领导下创办的。

国际关系学院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关怀，周恩来总理曾亲自批准建校，并到校视察；陈毅元帅亲笔题写院名。

1955年初，中调部接管了一所学校，其前身是外交知识和外交事务培训班，这个班是李克农根据周恩来的要求，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批驻外大使和高级外交官开办的。新中国第一批“将军大使”正是从这里受训后走向世界的。第一批学员大多任职于外交部，有些人后来担任了中调部的领导。

20世纪50年代，在李克农的力挺下，外交事务培训班被扩大规模命名为“外事干部学校”。后来，中共中央宣布，未来几年急需大量懂外语的干部，“以便利用世界先进科技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提高情报人员的质量和数量。因此，李克农要求中调部再次扩大规模，“把现有的干部学校改为一所外语学院”，他的建议得到了党中央批准。1961年“外事干部学校”扩大规模为“外交学院分院”。1965年，外交学院分院正式更名为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关系学院先后开设了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世界经济、国际公共采购学、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英语语言文学、法语语言文学、日语语言文学、公共外交与文化传播、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国际事务管理、中外政治制度等特有专业，为国家安全部门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这与当年中调部部长李克农的精心栽培是分不开的。

李克农晚年的时候，身体状况极差。1961年，病中的李克农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搜集资料，总结早年我党上海特科情报和锄奸的经验，以鉴后人。李克农访问情报战线烈士家属，查阅历史档案，同时调查了解曾在隐蔽战线上作出成就的老同志的生活和工作现状，并给予妥善的处理、安排。他在生命的倒计时最后给党中央说，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解决了。这些隐蔽战线的同志，为国家付出了多少，忍辱负重，包括他们的孩子，他们的亲属，然后背负了多少屈辱。李克农最后的情结就是一定要在他有生之年，把这些为国家作出贡献的、忍辱负重的人，给一个合适的安置，他最后才能瞑目。

李克农担任中央调查部部长后，统领全国的情报工作，在隐秘战线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为党和国家的情报工作积累了丰富历史经验。李克农主管全国情报工作后，毛泽东主席曾表扬说，李克农干得不错。周恩来总理也誉称：李克农为新中国立下的功劳绝对比一个军的作用还要大！

1962年2月9日，李克农因脑软化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领导人到医院向其遗体告别，首都各界2500多人在中山堂隆重举行公祭，党中央对李克农在中调部的工作和一生的红色情报生涯给予了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