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夜，在香山，周恩来是毛泽东筹划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筹划发展经济，从军事上“宜将剩勇追穷寇”筹划统一全中国的得力助手。此间，周恩来还就如何学习毛泽东和他的思想，如何维护毛泽东这个核心和他的领袖地位，进行了重要探讨。这个探讨的成果，集中体现在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中。他在演讲中阐明了核心意识：“我们必须有一个大家共同承认的领袖，这样的领袖能够带着我们前进。”他说：“绝大多数同志都承认毛泽东这个领袖，都心悦诚服地信服这个领袖；在人民中也拥护这个领袖。”可以说，周恩来是心悦诚服地信服毛泽东这个领袖，自觉维护毛泽东核心领导地位的。
在周恩来同毛泽东一起离开西柏坡来到香山时，他脑子里不断回响着路上与毛泽东“进京赶考”的对话，毛泽东铿锵有力地宣誓：“我们决不当李自成”。面临着管理国家、建设国家的新使命，周恩来认为我们需要学习毛泽东，但决不能神化毛泽东。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郑重指出：“决不要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如果这样，我们承认我们的领袖就成了空谈。既然是谁也不能学习，那么毛泽东不就被大家孤立起来了吗？我们不就把毛泽东当成一个孤立的神了吗？那是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所宣传的领袖。”
伟人之路是一步一步地走出来，磨砺出来的，绝对没有与生俱来、一点缺点都没有、从不犯错误的纯而又纯的伟人。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他也承认自己不是生而知之，而是“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周恩来举了三个例子，说明毛泽东不是与人不一样的神，不是天生的、神秘的领袖，而是一步步走出来的领袖。
第一个例子，周恩来转述毛泽东的回忆，说明少年毛泽东是从农村生长出来的孩子，开始也有某些落后的思想，也烧香拜佛，相信迷信。
周恩来说：毛主席“最不同意晋察冀一个课本描写他在十岁的时候就反对迷信，说他从小就不信神。他说恰恰相反，他在小时候也是相信神的，而且信得很厉害。当他妈妈生病的时候，他去求神拜佛。你看这样还不够迷信吗？那个课本写毛主席的故事，把事情反过来，说他从小就不迷信，打破迷信，生而知之。毛主席说，这是不合事实的。”毛泽东曾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讲，他母亲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小时候信佛，父亲不信佛，他和母亲试过很多办法想让父亲信佛。
中国历史上有些后来成为大人物的人，不愿意提过去贱时的事。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就是这样的人。陈胜起义称王后，曾经与陈胜一起受人雇佣耕田的伙伴来找陈胜，因口无遮拦，说陈胜贱时的事，被陈胜杀了。结果是：“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毛泽东与陈胜恰成鲜明的对比。毛泽东要求实事求是地讲他小时候的事，坚决反对不合实际的粉饰和吹捧。周恩来与毛泽东的态度完全一致。他说：“昨天迷信的孩子可以变成今天的毛主席（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孩子都可以成毛主席）。迷信是可以打破的。早两年你不是迷信！你年轻时还不是有丑鼻涕！不要进步了对小孩时的丑事就不愿正视了。”
第二个例子，周恩来转述毛泽东对自己的介绍：“毛主席常说，他也是读古书的人。”这说明毛泽东不是也不可能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经过新文化和五四运动的洗礼，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中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特别是他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后，重视对古书上的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由此说出的马克思主义道理就带上了浓浓的中国味。
毛泽东曾对斯诺说：“我八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里读书，一直在那里读到十三岁。清早和晚上我在地里劳动。白天我读儒家的《论语》等四书。”后来，毛泽东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的演讲中说：“我幼年没有进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套，这种学习的内容陈旧了，但是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
只知道死读古书，显然是有缺点、有片面性的，不可能走上革命道路。但是，将古书读活，弃其糟粕、吸其精华，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用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的中国话语讲出来，就开辟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天地。自然，这不是一开始就能做得到的，而要经历一个艰辛的探索过程。周恩来说：“读古书看你会读不会读。毛主席开始很喜欢读古书，现在做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得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
第三个例子，周恩来转述毛泽东对自己的评价，曾经研究问题开始只注重一个方面。也就是说，毛泽东在开始参加革命时，也同许多人一样有过盲目性，也犯过片面性和主观性的错误。
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回顾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历史时，认为抗日时期以前“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他说：“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个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
中国革命发动和依靠农民，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血的教训后摸索出来的。但一开始毛泽东本人也是向苏联学习，以在城市搞工人运动为中心。毛泽东的伟大是碰壁之后，很快看清了中国是农民占全国人口80%的国家，中国革命只能走不同于苏联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且看准了就不畏艰难困苦坚定不移地开辟这条道路。
1944年3月，周恩来在延安中央党校作《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报告，谈到以乡村为中心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毛泽东也不是一开始就有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也有一个发展过程。第一次大革命前，毛泽东没有看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也是以城市工人运动为中心的。周恩来说：“一九二五年他回家养病，在湖南作了一些农村调查，才开始注意农民问题。在‘六大’那时候，关于要重视乡村工作、在农村搞武装割据的重要与可能等问题，毛泽东同志是认识到了的，而‘六大’则没有认识。但是，关于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民游击战争，我认为当时毛泽东同志也还没有这些思想，他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开始他还主张在闽浙赣边创造苏区来影响城市工作，配合城市工作，到给林彪的信中才明确指出要创造红色区域，实行武装割据，认为这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以乡村为中心。所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发展的。”
1949年5月7日的报告中，周恩来说：“‘五四’以后，毛主席参加了革命运动，就先在城市专心致志地搞工人运动。那时陶行知先生提倡乡村运动。恽代英同志给毛主席写信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毛主席说，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能再去搞乡村呢？这就说明毛主席当时没有顾到另一方面。但后来毛主席很快就转到乡村，又把农民运动搞通了，使城市和乡村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以后又搞军事，都搞通了，并且全面了。”周恩来的这段话与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的那段话，根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天生的圣人”“生而知之”的神是不存在的。周恩来说：“把自己说得简直什么错误都没有，什么缺点都没有。人家这样说他，他也喜欢听。那就危险之至。”
周恩来讲这三个例子，是要说明毛泽东是伟人，但不是神。“毛主席也是封建社会农民家庭出身的一个孩子，也曾经迷信过，也曾经读过古书，也曾经研究问题开始只注重一个方面。他之所以伟大，在于他能够从迷信中觉悟出来，否定旧的东西；他之所以伟大，更在于他敢于承认旧的过去。”周恩来认为这样认识毛泽东，既符合实际，对我们每一个人反骄破满也有教育作用。“毛主席都是如此，我们还有什么骄傲的呢？哪一个人没有错误没有缺点？还值得骄傲？比毛主席差得远？”
毛泽东是怎样的一位伟人呢？周恩来认为“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 “我们的领袖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的，是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是从中国近百年来和‘五四’以来的革命运动、多少年革命历史的经验教训中产生的人民领袖。” “毛主席是从几千年的历史经验教训、近百年的革命运动、近三十年的直接奋斗中生长出来的人民领袖。”
周恩来心目中的毛泽东，是中国大地、中国土壤上的毛泽东。这是毛泽东中国根的地理基础。
中国的大地是一个广大的大地。毛泽东说：“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它的领土和整个欧洲的面积差不多相等。在这个广大的领土之上，有广大的肥田沃地，给我们以衣食之源；有纵横全国的大小山脉，给我们生长了广大的森林，贮藏了丰富的矿产；有很多的江河湖泽，给我们以舟楫和灌溉之利；有很长的海岸线，给我们以交通海外各民族的方便。”这个广大的土地使毛泽东走自己的革命道路有了广大的回旋余地。正如毛泽东所指出：“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我们总有道路。”
中国的大地是一个雄伟的大地。雄伟的井冈山、武夷山，雄伟的昆仑山、六盘山，雄伟的长江、黄河，雄伟的万里长城……这些都是滋养毛泽东的山川奇气。毛泽东在《沁园春·雪》中写道：“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中国的山河大地是毛泽东诗词的依托，也是毛泽东事业的依托。
周恩来心目中的毛泽东，是经过几千年历史积淀，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的中华民族精神培育下的毛泽东。这是毛泽东中国根的历史基础。
中国的历史在古代曾有几千年领先世界的辉煌。毛泽东说：“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还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板印刷。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的应用，也在欧洲人之前。所以，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周恩来说：“我们有几千年灿烂的古代文化，这是值得骄傲的。”
毛泽东在熟读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基础上，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同时，又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地融合起来，形成了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如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独立自主、艰苦奋斗，既有马克思主义的魂，又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又如毛泽东总结的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运用，又是对孔子重视“足食、足兵、民信”，对孟子重视“土地、人民、政事”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国的历史在近代鸦片战争以来的百余年，是一部落后挨打的屈辱史，也是一部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探索救国之路的抗争史。落后就落后在腐败的封建制度障碍了工业化。挨打就挨打在帝国主义以其强大的工业化，欺负没有工业化的中国，并将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探索，先是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接着是李鸿章主持开展了师法西方“船坚炮利”的洋务运动。但甲午战争的惨败证明只学习西方技术是救不了国的。于是推动了先进人士从制度上解决问题的探索，先是康有为、梁启超学习西方君主立宪制的变法维新运动，接着是孙中山、黄兴领导的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辛亥革命运动。辛亥革命的失败推动了先进的中国人从技器不如人、制度不如人到思想文化落后于人的思索。于是产生了反对封建文化，倡导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化运动，接着与五四反帝运动结合，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榜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产生了以毛泽东为创始人之一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产生后，中国革命出现了开天辟地的大变化。但也不是一帆风顺，在不重视领导权、不重视武装斗争、不重视农民、不重视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下，也曾几次陷入绝境。毛泽东总结近代历史经验和教训，特别是总结建党以来的经验和教训，形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路线；总结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三个战胜敌人的主要法宝；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道路和奋斗目标。
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了这样的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这个碑文，是由周恩来手书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1840年以来的历史和牺牲的英雄们永远矗立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心上。
周恩来深知是中国古代辉煌的历史，中国近代探索斗争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浴血奋斗的历史，滋养和锤炼了毛泽东。
周恩来熟知在中华民族跌落到历史低谷时，毛泽东却发出了这样的声音：“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周恩来心目中的毛泽东，是从中国人民中生长出来，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有着强大的前进定力的毛泽东。这是毛泽东的人民基础。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毛泽东说：“我们中国现在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近代中国由于社会制度腐败，民众一盘散沙。这是除生产力落后没有工业化之外，受帝国主义欺负的另一个原因。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分析道：“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所以他指出：“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怎样才能把人民动员起来、组织起来？那就要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忧患人民的忧患，欢乐人民的欢乐，拥护人民拥护的，反对人民反对的。正如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所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41年陕甘宁边区征收公粮太重，引起部分群众不满，一个农妇发出了“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的骂声。面对这一事件，毛泽东认为应该反省一下政策。“这就迫使我们研究财政经济问题，下决心搞大生产运动，一九四二年公粮减少了。” 1950年淮河大水，有的地方人和蛇都爬到树上，有的人被毒蛇咬死。毛泽东为此伤心流泪，作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战略决定。
中国人民勤劳智慧，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毛泽东认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是幼稚可笑的。毛泽东是向人民学习，从人民中吸取智慧，在人民中生长起来的领袖。他在党的七大会议上说：“要讲务农不如吴满有，要讲做工不如赵占魁，要讲当兵不如张治国。几万万样事情我们只能作一两样，那是有限度的，我们不知道的、不会做的东西多得很。”“老百姓的许多东西我们要学，我们的知识很差，首先我的知识很差，运盐怎么运，我不大了了，合作社怎么办，我不大了了，我没有办过合作社。因此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任务，就是要学习。”
毛泽东是书法大家。在他的所有题词中，影响最大的是“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人民拥护、热爱毛泽东，根本的原因在于毛泽东是人民领袖，是从人民中生长起来，为人民服务的。周恩来说：在中国共产党内“绝大多数同志都承认毛泽东这个领袖，都心悦诚服地信服这个领袖；在人民中也拥护这个领袖。”
晚年周恩来胸前一直佩戴着一枚像章，上面有毛泽东头像和占70%面积的毛泽东字体“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在周恩来心目中忠诚于人民与忠诚于领袖是一致的。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上，有一幅鲜明的会标：“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在报告中说：“我们这次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的口号也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我们决心举着这面旗帜前进。”接着，周恩来阐述了如何学习毛泽东，实际上也是阐述了毛泽东是怎样的一位值得我们学习的领袖。概言之，毛泽东是一位善于“把普遍真理具体化”，善于“团结百分之九十”，善于“日夜不息地学习”的领袖。我们学习毛泽东，需要从这些方面来学习。
第一，我们学习毛泽东，就要像他那样善于“把普遍真理具体化”。
周恩来心目中的毛泽东，“是最能坚持原则又最能灵活运用的领袖。”周恩来说：“毛主席把世界革命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到中国，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成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特点，就是把普遍真理具体化，运用到中国的土壤上。”
毛泽东不是空谈真理，而是使真理和实践相结合，使它具体化。“毛主席不但能够坚持真理，指示方向，而且还拟定了许多具体政策、策略来贯彻这个真理、原则。”“我们青年人学习毛泽东，不仅要懂得毛主席指示的方向、原则、真理，还要研究他的具体的政策、策略，才能使我们的工作深入实际。”
只有一个人懂或者少数人赞成是不成的，要在群众中实现。使它能得到多数人的同意，多数人都来执行。周恩来说：“毛主席使普遍的真理具体化，实现在中国的土壤上的时候，并不是说定出办法来就算了，不管大家懂不懂，接受不接受，说做就由几个人孤立地去做。不是这样的。毛主席总是再三再四地舌敝唇焦地讲，反复地讲，使这个真理为大家接受，变成了力量。” 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毛主席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具体化在中国土壤上，生长出来成为群众的力量，所以中国革命得到如此伟大的胜利。”
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变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绝不是一蹴而就、一下子实现的，常常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周恩来说：“要想把领导者的觉悟、领导者的智慧变成群众的力量，需要经过教育的过程，说服的过程，有时需要经过等待的过程，等待群众的觉悟。毛主席当着他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接受时，他就等待，有机会他就又讲，又教育，又说服。”“在十年内战的时候就是如此。我们主张打大城市，毛主席认为我们的力量小，不应该打大城市，应该集中力量建设根据地。但是毛主席的意见大多数不赞成，大家要打，他也只好跟着打。结果打败了，毛主席赶快在会议上提出：打败了证明这个办法不行，换一换吧！大家还不接受，他只好再等待，又跟着大家走。”“正确的意见常常是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为大家所接受。”周恩来认为，学习毛泽东，就要学习他在真理具体化过程中善于迂回、善于等待的坚耐性。“这不是急躁所能做好的，要有很大的坚持性忍耐性，不屈不挠地把革命推向前进，这样才能达到最后的胜利。”
第二，我们学习毛泽东，就要像他那样善于“团结百分之九十”。
周恩来心目中的毛泽东，是提出原则总是照顾大多数，为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着想的领袖。他说：“毛主席对我们共产党的许多干部谈：你们每天写日记不要写别的，就只写一句‘团结百分之九十’就行了。我想，在毛主席领导下，争取大多数，为着共同事业奋斗，消灭反动统治，这一政策的运用，是我们最大的成就。”这一政策就是统一战线的政策，就是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将斗争的矛头对着最主要的敌人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中国的小农经济占中国经济的比例达80%以上，现代工业占比不到10%，工人阶级力量很小。周恩来说：“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同时今天大家也都承认他是全国人民的领袖。从中国共产党的范围来说，他是代表无产阶级的。中国的无产阶级数量只有几百万，在全中国的人口中连百分之一还不到。代表这样一个阶级的共产党怎样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毛主席的根本着眼点就是把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用到中国，争取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来取得革命的胜利，而不是把自己缩小到最小的圈子里来空谈革命。”
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是农民的革命，离开了农民就失去了革命的力量，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会议上告诫全党：“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周恩来回顾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时指出：“在大革命时，毛主席就看到农民是最广大的同盟军，不依靠农民，人民革命是不能胜利的。果然，不听他的话，革命就失败。”
团结，就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对上层分子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
毛泽东一再批评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对象的“左”倾错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略》的报告，主张建立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提出任何民族资本家只要他不赞助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我们就要保护他、团结他。毛泽东也一再批评抗战中对蒋介石上层分子只团结不斗争的右倾错误。“毛主席说，这些人是我们国内的敌人，为了打民族敌人，要团结他，但他并不是可靠的合作者、同盟者，还要提防他，如果不加提防，他反过头来就会咬你。当时毛主席就防止了右，防止了无条件妥协。”
第三，我们学习毛泽东，就要像他那样“日夜不息地学习”，兢兢业业地奋斗。
毛泽东曾经讲过，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这正是毛泽东对自己“学而不厌”和重视全党学习的认识基础。周恩来长期陪伴毛泽东，对毛泽东的学习精神、学习态度、学习作风亲见、亲闻，感触良多。他说：“学习也正是毛主席的一个特点。他就是日夜不息地学习，他从来也没有感到满足过，他常常说这方面不会还要学习，那方面不会还要学习。”
“日夜不休地学习”，这是一种刻苦耐劳、持之以恒的学习精神。学习包括读书和使用（实践）两个方面。毛泽东认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这两方面来看，毛泽东的学习态度、学习作风是怎样的？周恩来说：“毛主席的学习态度，他自己的口号是‘实事求是’。他是最老实的，是则是，非则非。他是最反对骄傲反对急躁的。在三十年的革命运动中，他就是在反对骄傲反对急躁的斗争中成熟起来的。他的作风也是谦虚而又谨慎的。”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就是毛泽东在七大会议上讲的不偷、不装、不吹，即不要把别人的著作说是自己的；做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报实数，不夸大实情。谦虚谨慎的学习作风，就是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说的，“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
周恩来认为毛泽东是“日夜不休地学习”的榜样，也是兢兢业业地奋斗的榜样，我们要像毛泽东那样，兢兢业业地工作，兢兢业业地奋斗。周恩来说：“我们在革命斗争中不知流过多少血，遭受过多少挫折，有多少人倒下去了。在最困难的时候，不要丧气，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从地下爬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继续前进。要有这样的志气，要有这样的勇气。”建设国家仍然需要兢兢业业地奋斗。“毛主席说，夺取全国胜利才走完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还有很多很艰苦困难的工作等待我们去做。”
总而言之，“我们应该排除急躁、骄傲、气馁、灰心、丧气，学习毛泽东的学习作风和工作作风，老老实实，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稳步而又勇敢地前进。”
周恩来心目中的毛泽东，是伟人，但不是神；是立足于中国大地、中国历史、中国人民中的领袖；是善于将普遍真理具体化，善于团结百分之九十，善于学习和兢兢业业奋斗的领袖；是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尊敬的领袖。在革命已经走向全国胜利，建设新中国的事业摆在面前的时候，周恩来认为，“我们必须有一个大家共同承认的领袖，这样的领袖能够带着我们前进。”这样科学地确立核心意识，无疑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