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一生中曾创建和主持过学校，直接从事过教育工作。1921年底，已经是共产党员的毛泽东在填“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时，在“终身欲研究之学术”栏中，郑重地填写了“教育学”三个字；在“终身欲从事之事业”栏中，填写了“教育事业”四个字。这表明他希望通过教育来改变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在作自我批评时说：“我没想到我会当共产党的主席，我本想当一名教书先生，就是当名教书先生也是不容易的呢！”再次表露出他对教师职业的深情向往和当年那段教书岁月的美好回忆。直到晚年，他只接受一个称号：导师。他说：“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对教育领域的关注颇多，其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特别是其关于教科书的编写理念，对于今天的教育仍具非常现实的指导意义。

为人教社题写社名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更好地教育下一代及向国民传导国家意志，培养政治认同，编写一套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反映中国共产党意旨的新教科书已是当务之急。为此，党和国家高度关注教科书建设，制定了统一的教科书政策，筹划成立统一的编审机构，组织专职的编写队伍。明确提出，“教科书要由国家办，因为必须如此，教科书的内容才能符合国家政策，而且技术上可能印得更好些，价格也便宜些，发行也免得浪费。”“教科书对国计民生，影响特别巨大，所以非国营不可”。（宋应离、张焕斌：《中国当代出版史料》第2卷，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1950年4月2日，毛泽东应教育部长马叙伦之请，为《人民教育》杂志创刊号（1950年5月1日）题词：“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深情表达了他对教育事业的充分肯定、关心、尊重和期望。

1950年12月1日，作为专门编辑、出版中小学教科书的机构——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成立，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欣然为人民教育出版社题写了社名。

1950年12月，毛泽东为人民教育出版社题写社名。

从1951年秋季开始，全国中小学生开始使用第一套人教版统编教科书。在这套教科书里，全国的孩子共同认识了鲜艳的五星红旗，“早上升国旗，人人要敬礼”，父辈们所学的“国语”“国文”统一改称为“语文”课……

1953年5月18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文化教育工作的会议，他在谈到教材编写问题时说，（人民教育出版社）目前三十个编辑太少了，增加到三百人也不算多。宁可把别的摊子缩小点，必须抽调大批干部编写教材。确定补充一百五十个编辑干部，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决配备。“所谓教学改革，就是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改革。因此，应该改编教材，编辑教学法。”在谈到历史与语文教学问题时说：历史与语文应分开教学，责成组织委员会讨论解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98页）

1951 年1 月15 日，毛泽东给马叙伦的信。

此次会议决定，从全国抽调大批干部编写教材；成立语文和历史两个教学问题委员会，研究语文和历史教学问题和教材编写的方针原则。于是，中央组织部当时从各个学科领域陆续选调了一批有相当造诣的高级知识分子，充实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如叶圣陶、辛安亭、朱文叔、刘熏宇、胡绳、周建人、吕叔湘、戴伯韬、吴伯箫、陈乐素、张志公、巩绍英、朱智贤、方宗熙等，由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叶圣陶继续兼任社长、总编辑，从上海文化教育委员会调来、长期从事教育领导工作的戴伯韬担任第一副社长、副总编辑，主持日常工作。从此，人民教育出版社各个学科的教材编写队伍基本成型，学术实力雄厚，逐渐成为全国中小学课程、教材和教学研究的核心基地，承担起编订教学大纲和全国中小学通用教科书的任务。

这一充实见效很快，1953年起，人教社便开始了自编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1954年至1956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了第一套自编的全国通用的、体系完善的中小学教科书。随着这一套教科书的渐次出齐，教科书的规制化也在这年达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高点，之后的20年，教科书体系再未能如此完善与统一。

教科书要“少而精”

毛泽东一贯强调课程、教材必须精简。早年他在《体育之研究》中就指出：“吾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虽成年之人，顽强之身，尤莫能举，况未成年者乎？况弱者乎？”（《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7页）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批评学校课业重，挤了政治，害了学生身体。1950年、1951年毛泽东先后两次写信给当时的教育部长马叙伦，“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1页）。在此前后，教育部根据毛泽东关于学生健康问题的指示，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调整学生作息时间，精简课程和教材，改进学校卫生工作，加强体育和娱乐，增设照顾患病学生营养的特种人民助学金等等。

“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这一思想，贯穿了毛泽东一生教育思想的始终。1953年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教育问题时，毛泽东又指示：要注意学生健康。同年6月30日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提出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身体好仍然位列榜首。

毛泽东

1957年毛泽东在与7省市教育厅、局长谈话中提出：“课程不要那么多，那么高，要砍掉一半，只要八门就行了。”（吉林师大政治教育系教育专业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5页）教育的目标发生了变化，而这一变化，则直接影响到了教科书内容的择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这年8月，教育部连续发出两次通知，要求精简中学历史、地理、物理、生物，小学语文、历史、地理7门学科教科书，精简过难的、次要的、头绪过多的教材。不过，仍然加上了不打乱学科系统的前提。

后来，在一系列重要会议上，如最高国务会议(1957年10月13日)、南宁会议(1958年1月11日)、成都会议(1958年3月22日)、汉口会议(1958年4月6日)等，毛泽东都要“谈谈教育问题”，频频批评当时教育存在的问题，不断给教育系统施压，最著名的当属1964年的春节谈话。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到会的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康生、郭沫若、林枫、杨秀峰、蒋南翔、张劲夫、陆平、朱穆之、陈叔通、黄炎培、许德珩、章士钊。他们当中既有政府官员，也有学术界的元老、前辈，还有北大、清华等高校的负责人。座谈会上，毛泽东肯定了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对学制、课程、教学方法等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学制可以缩短”“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近视眼成倍增加。课程门类也太多，学生不能读课外读物。没有娱乐、游泳、运动的时间，怎么能行呢？”“课程可以砍掉一半”。邓小平也对此表示认同：“学生紧张得不得了。我在家时，小孩子说，门门五分没有用。课程过多，学生不能独立思考，读死书。”（《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29页）

1950年9月，毛泽东和教育工作者合影。

毛泽东认为很多真正的人才往往不是通过正规的学校教育造就的。孔夫子“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卖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29页）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毛泽东认为传统的学校教育是死板而繁重的，难以培养出大师级的人物。他更倾向和推崇自学，强调自由的、平等的教育和学习模式。

这年3月，毛泽东对北京铁路三中校长魏连一的来信批示说：“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1页)

同年7月3日，毛泽东在看了《北京师范学院一个班学生生活过度紧张，健康状况下降》的材料后，给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如何，请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教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这个指示后来称之为“七三指示”。

1950 年6 月，在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期间，马叙伦向毛泽东反映了学生健康水准下降的情况。毛泽东指出：“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图为毛泽东听取马叙伦的汇报。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刚刚部分编成的十二年制中小学教科书又开始了精简。以地理教科书为例，1964年初，根据年教学大纲编写的地理课本，初中《中国地理》上册刚正式使用半年，下册正在试教，高中的地理课本还没有使用。根据“课程要砍一半”的精神，初中地理内容作了极大删减。

1965年8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奉中宣部的指示暂停十二年制教科书的使用，继续修改，至次年上半年完成。只是，此时的形势已是风雨如晦，“文革”将要来临了。

事实上，从1950年到196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部根据毛泽东“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8页）的指示，落实所有的教科书要“少而精”、以免学生负担过重、以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要求，多次下发专门文件。规格不可谓不高，密度不可谓不大，但效果一直不理想，尤其是在课程和教科书的精简上，并没有达到毛泽东提出的要求。时至今日，仍值得我们深思。

教育和教科书要紧密结合实际

毛泽东一贯重视理论与实践活动的结合。他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页）他认为“我们的教育就是要使受教育者政治化实际化”。（《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9页）毛泽东非常反对那种“书本与生活实践完全脱节”的现象。他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指出：“试看农民一向痛恶学校，如今却在努力办夜学。”他在谈到农民痛恶学校的原因时说：“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40页）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教育脱离实际更是深恶痛绝，他说：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

新中国首套小学语文课本第一册第一课插图。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渐加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从1957年起，毛泽东关于教育，一改之前的态度，开始提出大量宏观的和具体的意见。这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年3月7日，毛泽东在和7个省、市教育厅、局长座谈中小学教育问题时指出：

我们的教学计划、教科书都是全国一致的。这种做法是不是有问题？各省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教材？各省是不是感到受限制？

苏联的教材，应当学的就要学，不应当学的就不要学。……不要照抄外国的，一定要符合中国的情况，并且还要有地方的特点。农业课本要由省里编，地理可以编地方地理，文学也要有乡土文学，历史可以有各省自己的史料。课程要减少，分量要减轻，减少门类，为的是全面发展。讲猴子变人的社会发展史如果同历史课有重复，历史课可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讲起，讲胜利，讲困难，不过猴子变人还要讲，阶级斗争也要讲。“关关雎鸠”这几句诗一点诗味也没有，《楚辞》《离骚》没有人懂。语文课可选《水浒》《三国演义》、唐宋八大家的作品。现在作文太少，至少每星期作一次，如果有困难少一点也可以。（毛泽东：《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5—248页）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教育部发布了《教育部关于增设农业基础知识课的通知》，其中规定：可以在初中三年级增设农业基础知识课，授课时数，原则上以每周2课时为宜。1957年6月15日，又发布了《教育部关于在农村小学五、六年级增设农业常识和农业常识教学要点的通知》，规定：可在农村及城市郊区的小学五、六年级增设“农业常识”科，每周课堂教学1教时。鉴于全国各地区农业生产的情况不一样，要编写全国适用的教材是非常困难的。教育部拟定了《小学农业常识教学要点(草案)》，供全国各地在增设农业基础课程、编写农业常识教材时参考。1958年1月，又发出了《关于编写中小学、师范学校乡土教材的通知》，要求各地编写乡土教材，中小学和师范学校地理、历史、文学等科教学中都要讲授乡土教材。

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全国政协招待会上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朱文叔、编审陈乐素亲切交谈。

在毛泽东的倡导和教育部的要求下，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掀起了自编教科书的热潮。一是全国各地普遍编写了农业常识课本和农业基础知识课本，二是全国各地都广泛编写了乡土教材。如1958年4月21日，吉林省教育厅根据教育部的要求，通知各市、县组织力量编写有关学科的乡土教材。12月20日又成立了吉林省中小学教材编审委员会，由省委宣传部长任主任委员，强化乡土教材的建设。这样既贯彻教科书必须联系实际的原则，也增强了教科书的针对性、适应性。对于幅员辽阔、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的中国来说，这些教材有利于照顾地区和民族差异，能使学生学到适合家乡建设需要的知识；同时有利于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建设家乡的信念。

可以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乡土教材、农业常识课本和农业基础知识课本的编写，是教科书多样化的尝试，既适应了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情况复杂的国情，也丰富了我国教科书的种类，弥补了全国统一教材的不足。

教科书要突出德育、为政治服务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要求教育必须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为国家培养各种建设人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第41条规定，“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提出，“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写进基础教育的课本中去，进一步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公德。据此，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对中小学教科书的要求是：课文内容“必须有正确的思想性和政治性”，“无论哪一门功课，都有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这个任务，在语文科更显得重要”。（宋云彬等：《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3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年版，第1页）“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课文的重要原则。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课本政治气息浓厚，国家形象、领袖人物、无产阶级的价值观等反复出现在中小学课文里，如《国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我们的新国家》《歌唱祖国》《朱德的扁担》《任弼时同志二三事》《毛主席像太阳》《湘潭少年儿童队队员给毛主席的信》《毛主席和工人》等等，确保了无产阶级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传播。

毛泽东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盲目效法苏联，中小学一度停开政治课，引起众多非议。毛泽东对此也不满意，他认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9页）“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页）1957年3月，毛泽东就中学政治课问题写信给周恩来、陈云、彭真、陆定一等人，信中提出：“要恢复中学方面的政治课，取消宪法课，要编新的思想政治课本。”（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92页）

这年3月7日，毛泽东在和7个省、市教育厅、局长座谈时，也对教育、对教科书政治性的要求，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是对与经济建设形势相适应的遵守纪律、艰苦创业等品质极为强调：

学校要大力进行思想教育，进行遵守纪律、艰苦创业的教育。学生要能耐艰苦，要能白手起家。我们不都是经历过困难的人吗？社会主义是艰苦的事业。我们以后对工人、农民、士兵、学生都应该宣传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学校中要提倡一种空气，教师与学生同甘共苦，一起办好学校。应当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不要使他们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今后无论谁去招生都不要乱吹，不要把一切都讲得春光明媚，而要讲困难，给学生泼点冷水，使他们有思想准备。……教育部应当编写一些课文，专门论述艰苦奋斗的，从小学到大学都要讲。

要加强学校政治思想教育，每省要有一位宣传部长、一位教育厅长亲自抓这项工作。

中学应当有政治课。政治课要联系实际，生动有趣，不要教条式的，要使中学生知道一些为人在世的道理。（毛泽东：《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5—248页）

教育部在1957年8月17日颁发了《关于中学、师范学校设置政治课的通知》，该通知规定：在中学各年级设置政治课，教科书必须联系实际、形式多样。初中一、二年级讲“青年修养”，初中三年级讲“政治常识”，高中一、二年级讲“社会科学常识”，高中三年级讲“社会主义建设”。

该通知没有来得及落实，后被8月27日教育部和团中央发出的《关于对中学和师范学校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联合通知》所终止。同年11月，教育部又发出了《关于中学和师范学校社会主义教育课教材目录》的通知，对于在中学和师范学校各个年级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的目的、内容、原则和方法做了详细的说明，供各地参考。根据教育部的规定，中学《社会主义教育课教材》分初中一、二年级，初中三年级，高中一、二年级，高中三年级四种，供一学年教学之用。随后，各省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据此编撰了《社会主义教育课教材》，其主要内容是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中心，辅以其它马列经典、党的文件等。

1963年，教育部组织专家编写出版了《道德品质教育》《社会发展简史》《政治常识》《经济常识》《中国革命和建设》《辩证唯物主义常识》等中学政治课本，初步构建了中学政治教材体系。

总之，毛泽东一生都在做思想启蒙工作，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文本——教科书，它承担着传承文化知识、开启民众智慧、体现国家意志、形塑意识形态、培养一代新人的重要任务。因此，毛泽东对教育和学校课程、教科书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的教科书编写理念直接影响到当时学校的教育和课程、教科书的改革。他的一些观点对革除课程和教科书不利于学生发展的弊端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