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安全的主观性与客观性

——国家安全哲学的系列思考

江  涌

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1]国家安全是一种客观状态,但是也有一种主观感受,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安全与风险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安全存在与风险威胁紧密相关,而风险威胁有客观性一面,也有主观性另一面,涉及形形色色的安全主体,但是主要是执政当局。作为主要主体的执政当局对相关风险威胁要进行识别,识别风险威胁的有无、大小、轻重与缓急,要深入细致地研判而后作出相应的反应。所以,安全的主观性时常表现得比客观性更为复杂,有时也更为突出和重要。

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

“做最坏打算，争取最好结果”，这是毛主席所主张的一种重要思维与工作方法。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争取主动，避免被动。由于实行正确的战略与策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时的3万人的基础上获得了极大发展，“截至1944年11月，有了65万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军队，有了200多万民兵，有了9千万被解放的人民”。[2]到1945年国际局势逐渐明朗，整个反法西斯战争有很大的胜利，打倒希特勒指日可待，是年3月，美军发起冲绳战役，将战线推进到琉球群岛并扑向日本本土。正是在形势一片大好而不是小好的情形下，1945年4～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会议充满了积极向上的气氛。但是，毛主席还是“提醒全党高级干部要有充分准备对付非常不利的情况”[3]，因为和国民党力量相比，“工业在人家手里，大城市在人家手里，机械化在人家手里，正规军在人家手里，我们都没有”[4]，“他们有一百五十万军队，我们只有九十一万军队；他们有国际地位，我们没有；他们有两万万人口，我们只有一万万人口；他们有六十年的影响，我们只有二十四年的影响”。[5]

毛主席告诫全党，要准备困难，而且是极大的困难，他一口气列举了十七条困难，把近乎所有可能出现的困难都列举出来，呈现在全党面前，“我们要把估计放在最困难的基础上，可能性有两种，我们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如果我们不准备不设想到这样的困难，那困难一来就不能对付，而有了这种准备就好办事”，“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光明，也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黑暗，把各方面都充分估计到”，“许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想到，尤其是我们的高级负责干部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这些，我们都要透彻地想好”。[6]这是一类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一种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态度，更是一种有效应对、克服困难的方法。革命时期如此，建设时期还是如此。毛主席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文所列举的十七条困难以及相对应的解困方法，应当是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经典文献材料。相关可能出现的困难都考虑到了，都有了有效应对措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那么可能性风险就不会转化成现实性危机，安全就有了切实保障。

安全的主观感受与客观状态

（一）主观安全感受

主观安全感受抑或过敏，如杞人忧天，纯粹一种主观感受，不安全或威胁来自误判。“要慢慢来，天塌不下来的。从古以来，天都没塌下来过。以前有一个杞国，有人怕天掉下来，天天忧愁，谓之‘杞人忧天’。到现在几千年了，二十四史都没说天掉下来过。就是掉下来，我们同志当中也有几个很高的可以撑住，不要紧。”[7]

主观安全感受抑或无感，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是一种很危险的状态，但是盲人瞎马自身觉察不到危险，以为自己是安全的。现实中，很多安全问题可能来自粗心大意，无知无畏。“马克思说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我们的老爷之所以是主观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的一切革命图样，不论是大的和小的，总的和分的，都不根据于客观实际和不符合于客观实际。他们只有一个改造世界或改造中国或改造华北或改造城市的主观愿望，而没有一个像样的图样，他们的图样不是科学的，而是主观随意的，是一塌糊涂的。老爷们既然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老爷们对于中国革命这个必然性既然是瞎子，却妄欲充当人们的向导，真是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8]

（二）客观安全状态

2019年1月21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相关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9]“三大效应”与“两大事件”形象生动地表达了国家安全具有一种不随人的意志、主观臆断而转移的客观状态，这种客观状态反映出在复杂的现象背后有着深刻的规律等待人们去探索揭示，而前人的相关经验教训尤其值得我们重视。

1951年11月，中共华北局在“三反”中发现了河北省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的特大贪污案件，合计贪污、盗窃、受贿和肆意挥霍公款共达171亿元（旧币，1955年币改后为171万元）。按当时的币值标准和市场物价指数，该钱款可买粮食近2000万斤、棉布800万尺，足够50多万人吃一个月并做一身衣服。1951年12月29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问题。毛主席指出，要抓住典型重大案件的处理，引起全党的警惕和全社会的重视。要求各级领导，注意把反贪污同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结合起来，把“三反”同当时正在进行的整党以及军队的整编工作结合起来。[10]1952年2月，刘青山、张子善被河北省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判处死刑。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每当人们提起毛主席果断处理刘青山、张子善一案时，总会感慨万千：问题不仅在惩处，更在威慑；不仅治已病，更在治未病；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当年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处理此案的薄一波说：“我觉得‘三反’斗争经验中最可贵的一条，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当时，没有三大效应与两大事件所包含的新名词，但是有“小洞不补大洞尺五”的俚语，有“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成语，更有毛主席等第一代领导人“进京赶考”时立下的“决不当李自成”的豪言壮语。

（三）安全随着时空条件转移

国家安全首先表现为一种感觉知觉，对威胁危害国家利益的各类因素以及这样的威胁危害处于什么样的状态，进行主观识别，即安全感。影响安全感的因素主要包括：其一，国家实力强弱。对于同样的安全危险与威胁，大国强国因为家大、业大、实力大，抗风险能力强，所以相对小国、弱国的安全感往往要“迟钝”一些。其二，风险危害大小。危害大、威胁大，相关主体会更加敏感。台风、洪水、强震等自然灾害往往具有毁灭性，因此对于此类危害，安全主体都是竭尽可能地加以防范，舍得花钱，下大功夫，宁肯十防九空。其三，时间地点条件。国家在上升时期，对危害威胁因素反应更客观一些、迟钝一些，因为具有较多资源、手段可以应对，包括转移风险、转嫁危机；在衰落的时候，各类情况则相反，所以往往更敏感一些。

前提条件要求。苏共二十大之后，由于意识形态分歧（如何看待斯大林这一社会主义领袖）、国际战略分野（如何与美西方开展斗争）、国家利益不同（如何区分霸权利益与正常国家利益），中苏两党之间的矛盾逐渐增多，两国关系逐渐破裂。1958年苏联向中国提出搞共同潜艇舰队和长波雷达观测站，因为实际含有严重的政治条件，被中方严词拒绝，中苏关系迅速恶化。1958年7月22日，毛主席召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联合搞共同舰队和长波雷达站“无法向人民讲，向国外讲，政治上不利”，“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11]

地缘地理地点。1959年西藏发生叛乱，印度当局、尼赫鲁总理误判形势，认为国际与地区形势对印度有利，对中国不利，有鉴于此，便在中印边界不断制造摩擦。到1962年，随着摩擦不断升温升级，中国忍无可忍，实施还击。但是，鉴于近代以来，中国的主要威胁来自东方、来自海上，同时，“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上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是不能两面作战”[12]，“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13]因此，中国不会与印度为敌，而且中印边界地形地貌，决定了中印之间的冲突很难打大仗、恶仗。所以，西南边境不是中国国家安全的首要甚至是重要忧患。

时代时期时间。在中印边界冲突中，苏联站在印度一边，由此加剧中苏关系的恶化。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四面环敌，与此同时美国内忧外困，这给中美关系拉近创造了契机。中美关系拉近，既有不断缓和的结构性矛盾即空间背景，也有不能忽视的时间原因。时代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美西方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时期是冷战时期，美苏处在对峙前沿，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攻美守，美国愈加被动；美国陷入越战泥潭，美元危机、国内反战运动、反种族歧视运动等愈演愈烈。人心思变，对峙20年的中美关系迅速缓和，在没有任何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关系由此逐渐打破坚冰，两国建立了彼此尊重的关系，中国独立自主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国家尊严和国际地位受到更多尊重。

意志与安全

国家安全不仅是一种不受威胁的状态，以及维持这种状态的能力，而且还有一类意志，即捍卫国家利益不受侵犯与损害的意志。抗美援朝和珍宝岛战斗都是在敌强我弱、实力悬殊的情况下中国所实施的反击战，显示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领土完整的强大意志，是中国对外关系的转折点，也是维护与增进国家安全的里程碑。

（一）抗美援朝带来的安全效应

在中国一穷二白的时候，在强敌环伺、国家安全不断受到威胁和挑战的时候，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敢与恶魔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凝聚亿万中国人民，誓死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尊严，表现出翻身得解放的中国人民不可辱、“惹不得”的坚定强大意志。1957年11月18日，毛主席在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提到抗美援朝战争时，自豪地说：“朝鲜战争，在开始的时候，美国一个师有八百门炮，中国志愿军三个师才有五十多门炮。但是一打就像赶鸭子一样，几个星期就把美国人赶了几百公里，从鸭绿江赶到三八线以南去了。”[14]和平、安宁、尊严、威严是争来的、打来的，不是祈求、乞求来的，正因为有出兵朝鲜并赢得胜利的果敢行动，美国在越南战争中便十分顾忌中国的言行。“美军不得越过北纬17度线！”原本认为可以放手一搏的50万美军，因为毛主席的警告不敢跨越北纬17度线，不能主动越界打击北越军事力量，只能是绑住手脚，局限在越南南部，这便注定失败的命运。

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与世界最强大国家交手、与美西方同盟敌对，直接将新中国置于一个风险不测、前途难料的极大的危险境地。然而，危中有机，险中求胜，最终给中国发展与安全带来极大机遇。“苏联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相信中国人的呢？从打朝鲜战争开始的。从那个时候起，两国开始合拢了，才有一百五十六项”。[15]中国现代化建设有了真正抓手，国际地位有了切实提高，和平发展环境有了可靠保障。

（二）珍宝岛战斗带来的安全效应

中国共产党在“十月革命”鼓舞下孕育成长，在共产国际指导下成长壮大，苏共苏联对于中共与新中国影响重大。在中国出兵朝鲜、浴血于朝鲜战场之后，尤其是在取得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之后，中苏进入所谓“蜜月期”，苏联对中国给予巨大援助。然而，在斯大林逝世尤其是苏共二十大之后，苏共领导人在背离斯大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苏两党矛盾越来越大。在双方缺乏彼此信任和观点分歧的情况下，一方的行动只要稍微过激就可能触动另一方的敏感神经，进而促使双方滑向敌对，这一点被赫鲁晓夫所承认：“观点分歧可能达到使人与人成为仇敌的程度。”[16]

1960年4月，中共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含蓄指出了与苏共领导在某些观点上的分歧；是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中苏两党意见分歧公开化；7月16日，苏联政府单方面发布照会，宣布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苏共撕毁协约的举动，欲借中国对苏联的经济依赖而向中国施加政治压力的企图，极大地刺激了中共领导人，在礼送苏联专家之后，中国开始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谢绝了1960年秋天苏联再次派遣专家的“好意”。

中苏关系迅速滑向冰点，数千公里且有领土归属分歧的边境，逐渐成为测试两国关系的灵敏“试剂”。从1964年开始，苏联向中苏边界地区陆续增兵，并在两国边境不断制造事端。1969年3月，苏联边防军侵入珍宝岛，中国边防部队自卫反击，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保卫了中国的领土，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还缴获了苏军先进的T-62坦克，后来存放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以此为蓝本，研制生产自己的主战坦克。珍宝岛战斗是中国面对当时世界第二超级大国，在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明显弱于对方的情况下，同侵略者进行的不屈不挠、见智见勇的斗争，表明了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决心，进一步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珍宝岛之战，让坐困愁城（深陷越南战争）的美国看到了实现战略转移的契机，成为中美关系转变的拐点。中美双方不断靠近，改善了中国的地缘战略环境，促进了中国同世界的联系。毛主席适时提出“三个世界”划分、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思想，使随时可能爆发的大规模战争得到了有效遏制。中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国际影响日益加大，作为世界大国的分量不断加重，世界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中国也赢得了有利的生存发展环境。

实力势力能力与安全

当今时代仍然是帝国主义时代，现实世界依然是资本主义主导的弱肉强食的世界，国际社会是一个地道、复杂而精巧的“力场”，在这个适者生存的丛林世界中，要想不被人家欺负，自己得有相应的实力。“世界上从有历史以来，没有不搞实力地位的事情。任何阶级、任何国家，都是要搞实力地位的。搞实力地位，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17]维护塑造国家安全，需要强而有力。

（一）一边倒，让新中国站稳了脚跟

三大战役之后，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迅速扫荡由美国公开且大力支持的蒋家王朝，蒋介石国民政府土崩瓦解。当时，共产党成立新的联合政府如箭在弦，希望得到一切平等待我的民族国家的承认与支持，希望与世界所有国家包括美西方国家进行正常往来。但是，美国政府以接续美国与国民政府签订的包括《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各类条约和确认美国在华特权为条件，换取对新中国的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推翻帝国主义这座重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美国妄图继续殖民主义，自然是毛主席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西方拉起冷战铁幕，以建设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新中国实际上只能二选一，“选边站”。一方面，在不能改善与资本主义阵营关系的条件下，即在整个沿海为美西方所威胁的时候，只有“一边倒”，倒向苏联社会主义阵营，赢得了稳定、安宁、可靠的北方，即战略大后方；另一方面，奉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清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华大地上的影响，不急于恢复与美西方的外交关系。所谓“竹杖芒鞋轻胜马”，新中国一举废除了所有不平等条约，取消外债，卸下了所有的历史包袱。

新中国是一个大国，尽管蕴藏无限生机，但是毕竟还是一个弱国。大国有特性，但是弱国无外交。抛弃蒋家王朝的仆从外交，拒绝美国的殖民主义，体现了新中国的鲜明特性。但是，新中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需要发展，只有在相对安稳的国际环境中才能集中精力实现发展。1949年底，经过精心细致的准备，毛主席第一次访问苏联，其间在颇费一番周折之后，终于和苏联签订了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50年4月10日，在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会议上，毛主席在周恩来作报告时插话说：“中苏条约订下来比不订好，订下来，就有了依靠，可以放手做别的事。现在把两国的友谊在条约上固定下来，我们可以放手搞经济建设。外交上也有利。为建设，也为外交，而外交也是为建设。我们是新起的国家，困难多，万一有事，有个帮手，这减少了战争的可能性。”[18]同时，也增加了和平建设的现实性。

（二）两面作战，会将国家置于危险境地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新中国由此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迅速摆脱一穷二白、积贫积弱的落后状况，在富国强兵进而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迈出重要一步。但是，现代化征程是艰巨而复杂的，不仅要应对国际霸权威胁，还要处理地区强权干扰。1959年3月，西藏发生叛乱，达赖叛逃印度，尼赫鲁政府误判这是印度实现地区扩张的良机，中印边界摩擦随之不断加剧。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1962年中国军队对印度实行自卫反击，有理有利有节，实际只是一种警告：在中国方向搞军事扩张、搞地区强权是行不通的。在全面胜利的情况下，中国军队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表明中国与邻为善的和平诚意，因而也就没有与印度结下深仇大恨。

20世纪60年代，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严峻复杂，可谓险象环生。然而，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中国照样硬着头皮顶过来了，在国内取得一系列巨大成就（如两弹一星）的同时，也攻下了国际关系隘口，叩开资本主义世界大门。美国急于摆脱美苏竞争的被动、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国内民权运动高涨的困局等一系列不利境地，越来越看重借重中国力量。美国政要最终明白必须要尊重中国这个东方大国，于是急急忙忙来到还没有任何外交关系的中国，并主要依照中国的意愿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中国利用美苏矛盾，在风云变幻的世界中，成功地营造出“大三角”的国际格局，一方面让中国成功摆脱多面作战的困境，另一方面令咄咄逼人的苏联不久便陷入四面楚歌、两面受敌的境地。

为了维持其全球霸权地位，美国在冷战时期就提出要能够“同时打赢两场半战争”，意思是在欧洲和亚洲两个方向同时赢得大规模战争之外，还要在其他地区的另一场局部冲突中获胜。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战争设想几经调整。2012年美军将这一战略调整为“打赢一场，同时阻止另一场战争”。特朗普上台后，重提“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然而，随着中国国力不断提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存在空间越来越狭窄，美西方的衰落和新兴国家的崛起已成为基本趋势，同时打赢两场战争，霸权国家越来越力不从心。

（三）“三线建设”，统筹兼顾意义深远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的外部关系严重恶化，对于外敌入侵提出针对性的“积极防御”（实际否定了“北顶南放”的方针）的同时，毛主席提出“三线建设”必须加强。1964年5月27日，毛主席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主要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对第三线建设注意不够，另一个是对基础工业注意不够。毛主席说：“第一线是沿海，包钢到兰州这一条线是第二线，西南是第三线。攀枝花铁矿下决心要搞，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还要有个地方。”[19]

1965年4月28日、29日，毛主席在武昌东湖客舍听取贺龙等人的汇报时指出：“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我们不要学蒋介石那样，让日本人长驱直入，很快就打到南京、武汉、长沙；不要学斯大林那样，让希特勒长驱直入，一下就逼到莫斯科、列宁格勒。所以，我们一定要搞三道防线，不能让敌人长驱直入。”[20]为了防止最坏的情况出现，防止美帝苏修南北夹击，党和国家做了很多努力，如“备战备荒”“领导人大疏散”，更有“三线建设”。1964～1980年在陇海线以南、京广线以西、韶关以北的中国腹地即“三线地区”，展开持续大规模工业建设。结果，敌人没有打来，大战没有发生。于是，有更多的“智叟”出来对“愚公”说三道四，抱怨“备战备荒”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国家安全逻辑集中为底线思维、极端思维，即做最坏打算，争取最好结果。“三线建设”在发展上功不可没，它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西南地区的发展，进一步优化了中国的工业与生产力布局，提高了中国工业水平，有效地平衡了地区差距，增进了民族团结和国土安全。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有积极有消极，包含两个方面、两重发展可能性，实际上，往往只是一个可能性变成现实性，其中有客观变化规律的作用，但是也有给人以主观能动的回旋余地，努力不一定能够达成目标，但是不努力，听天由命，只能是将自己处于更加被动的境地。1958年12月6日，毛主席在会见由金日成率领的朝鲜政府代表团时说：“我们的党一般说来是巩固的，但不能说就不会有问题，可能分裂。有两个可能，一个分裂，一个巩固。国家的前途，一个巩固，一个灭亡。这个问题，列宁经常讲。列宁公开讲，要么胜利，要么灭亡，总是提两种可能。同帝国主义斗争，要么胜利，要么灭亡。对党对国家要做两个可能的估计，这样才比较有利。要对干部讲清楚。作了准备，发生事件时，就不会惊慌失措。”[21]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2015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第二条。

[2]1944年12月15日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发表题为《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讲话。

[3]《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2页。

[4]《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2页。

[5]《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17页。

[6]《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2页。

[7]《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6页。

[8]《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节选）》（一九四一年），《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页。

[9]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2019年1月21日。

[1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71页。

[11]《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1页。

[1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22页。

[1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页。

[14]《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5页。

[15]指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一百五十六项大中型工业项目。这些建设项目是中苏两国政府1950~1954年间经过反复协商后分批确定的，后调整为一百五十四项。1960年由于苏联单方面废弃协议，实际进行施工的项目为一百五十项。

[16]《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三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328页。

[1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65页。

[1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2页

[19]《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5页。

[2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2页。

[2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47页。

（本文原载《国有资产管理》2022年第9期，作者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