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高高擎起的马列主义信仰的伟大旗帜

屈炳祥

摘要：《论人民民主专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篇光辉文献，尽管全文内容丰富，其主旨是全面阐述我们党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原则、理论主张、思想体系及重大政策措施。但是，该文却又是一篇深情抒发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之心与景仰之情的文章。他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既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者争得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他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自从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改变了面貌、中国改变了面貌。事实表明，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拯救世界、拯救中国。事实还表明，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今天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所以，从根本上说，《论人民民主专政》正是毛主席为我们高高擎起的一面马克思列宁主义信仰的伟大旗帜。

关键词：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论人民民主专政》是毛主席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28周年而作的一篇不朽文献。其主旨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科学世界观、方法论，考察和研究我国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提出与全面阐明了我们党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原则、理论主张、思想体系及重大政策举措。这其中，还简要回顾了我们中华民族100年来反抗西方列强侵略和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求得民族解放与复兴的曲折经历及痛苦教训；科学总结了我们党28年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国内外一切敌人、解放全中国的英雄壮举及其取得的伟大成就与宝贵经验；提出了建立新中国，并经由新民主主义发展阶段“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崇高目标的基本方略、内外政策，等等。这是一部具有显著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文献。

除此之外，笔者还认为，这篇文献还具有另外一重重要意义，即它还深刻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启迪中国人思想、指导革命斗争、改变国家命运的伟大作用，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战胜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对派、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这是毛主席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高高擎起的一面马克思列宁主义信仰的伟大旗帜。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众所周知，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总称。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列宁主义，它们都是同一个思想体系，即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不过，前者是源，后者是流。所谓马克思主义，列宁这样指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1]52当然，也包括恩格斯对此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因而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它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人类关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立的，并在长期实践中不断战胜一切旧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挑战和反复被实践证明是唯一正确的一种科学体系。这种科学体系主要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组成。其中，哲学是这整个理论体系得以建立的思想基础，政治经济学是其中的主要内容，科学社会主义是其中的核心。列宁指出：“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3]80因而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共产主义的学说或思想体系。所以，共产主义往往也就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用语。列宁主义则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它是由俄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新的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结合，深入研究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规律，总结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经验，概括了这一时期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思维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是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仅是一种革命理论，而且还是世界无产阶级“完整的世界观”。[2]42因而它不仅是无产阶级与一切剥削阶级进行战斗的武器，而且还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伟大的认识工具。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论作为一种革命理论，还是一种科学世界观，它都告诉我们，世界是物质的，物质世界又是普遍联系的、运动的，运动又是有规律的，规律又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却也是可以为人所认识、所利用的。它同时还认为，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暂时的、可变化的，没有所谓一成不变的、永恒的东西，包括“绝对”自身也是如此。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4]24恩格斯也指出：“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5]308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一科学原理是对整个物质世界运动、变化及发展规律的高度概括与抽象，适用于一切领域。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因而，它也同样适用于我们人类社会。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6]9众所周知，阶级斗争是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同样也必然会在一定条件下消失；它既不是从来就有，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相应的，那些与之相联系的阶级斗争的工具国家机器、政党等也一样，由于阶级的消亡也将随之消失。我们共产党的历史责任与奋斗目标就是要为阶级、国家与政党的消失或实现人类社会的大同创造条件，这是共产党比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高明之所在。因为他们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一九四九年的七月一日这一个日子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二十八年了。像一个人一样，有他的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几岁的年轻小伙子，而是一个大人了。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不承认这一条真理，就不是共产主义者。没有读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刚才进党的青年同志们，也许还不懂得这一条真理。他们必须懂得这一条真理，才有正确的宇宙观。他们必须懂得，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资产阶级所以不欢迎这一条真理，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被人们推翻。被推翻，例如眼前国民党反动派被我们所推翻，过去日本帝国主义被我们和各国人民所推翻，对于被推翻者来说，这是痛苦的，不堪设想的。对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则不是什么被推翻的问题，而是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7]1468-1469

毛主席的这番论述，既为我们讲清楚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又为我们讲清楚了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这是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和志士仁人都应该具有的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同时，也是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和志士仁人都应该具有的崇高理想与使命追求。没有这样的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没有这样的理想与追求就不配作共产党人。在这方面，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我们全党、全国人民的最杰出的代表与最光辉的典范，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真正科学的理论，同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相比较,“不知要高出几多倍”，自从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

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在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了人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立，又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不断接受新的理论成果，并且反复被实践证明是唯一正确的一种科学思想体系。所以，它是真正的科学理论。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回顾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人包括孙中山先生等一大批志士仁人为寻求真理、谋求国家独立、民族复兴所付出的巨大艰辛与牺牲，然而又屡屡挨打、惨遭失败的历史教训，深深懂得了这样的一个道理，即西方的所谓新学“行不通”，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救中国。毛主席这样说：“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7]1469-1470然而，使善良的中国人没有想到的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7]1470

毛主席还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思想，和艾奇逊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的‘为以往的侵入者所从来不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相比较，不知要高出几多倍。其明效大验，就是和中国旧的封建主义文化相比较可以被艾奇逊们傲视为‘高度文化’的那种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一遇见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就要打败仗。被中国人民学会了的科学的革命的新文化，第一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第二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又一名走狗蒋介石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对于中国红军的拦阻，第三仗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第四仗最后地结束了美国和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及其走狗蒋介石等一切反动派的统治。”[7]1514-1415对此，毛主席惊喜不已，无比感慨地说：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科学,“很奇怪，果然一学就灵。”[7]1514可见，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仅是我们认识世界的科学宇宙观与方法论，而且还是我们改造世界、战胜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对派的强大思想武器。

三、“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十月革命以后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使“中国改换了方向”。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人民虽然经过不间断的反抗与斗争，为什么总是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与蹂躏，不能推翻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与剥削？这里，除了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指导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这里说来虽是两个原因，其实就是一点，即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指导。其所以如此，就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灵魂，这是它得以建立、存在与发展的根本。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描述了中国人民在过去大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因为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导，使中国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总是处于一种非自觉、非理性与非组织状态，因而不免总是吃亏、总是受挫、总是失败。

然而，自从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之后，中国的情况就大大地改变了。毛主席指出：“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7]1513-1514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10月社会主义革命获得成功。胜利了的俄国人给了中国人极大的鼓舞与支持，尤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7]1471这时候的“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7]1514还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十月革命以后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就进入政治斗争，经过曲折的道路，走了二十八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之后，进行了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基本的胜利。”[7]1472从此，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一举被彻底推翻，中国人民也因此站起来了，作了国家的主人了！

中国人民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决定性胜利的伟大时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临着一个极其重大的历史性挑战，即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国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在这个极为严峻的挑战面前，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在中国的那些虽然已经被打倒但是并不甘心的死硬派和所谓的“个人民主主义者”，都希望在中国效仿西方资产阶级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除此之外，就是在我们共产党内也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对此，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再一次高高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旗帜，代表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给予了坚决的回击，毅然决然作出科学选择。他指出：“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还指出：“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7]1471就在《论人民民主专政》公开发表的3个月之后，毛主席就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庄严宣告：“当着我们举行会议的时候，中国人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现在站起来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8]8-9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破天荒地第一次成了自己国家的主人，极大地激发了他们建设自己新国家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他们将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迎接一个崭新的、强盛的、美丽与幸福的新中国。为此，毛主席极其兴奋地指出：“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7]1467我们将“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7]1476

中国共产党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把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这也是它向全体中国人民和共产国际许下的庄严承诺。所有这些，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部伟大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消灭私有制”和“两个决裂”思想在我们党的身上的生动体现。在这里，毛主席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再一次为我们高高擎起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信仰的伟大旗帜。

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

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为什么能够使“中国改换了方向”，使“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威力，不仅是因为它正确，而且还是因为它与各国的具体实践紧密联系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多次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9]691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抱着这样一颗无比忠诚、无比信仰的革命情怀和矢志不渝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信念，为此所作出的巨大努力，才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挥出了改天换地的神奇作用。毛主席一生酷爱马克思列宁主义，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致力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解决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复杂问题。他指出：“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10]707毛主席还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0]534

毛主席正是我们党“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倡导者、推动者、践行者与表率。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不顾共产国际的干预和党内教条主义者的反对，努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具体实际，解决中国革命的各种复杂问题。在逆境中，他开创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成功道路，创造性地解决了无产阶级在一个农民、小资产阶级占据绝对优势、并且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落后国家夺取政权的重大历史课题。同时，也为我们党积累了宝贵经验，为全世界其它同类国家的无产阶级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这就是毛主席在本文中所指出的：二十八年的斗争经历，“我们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些都是我们区别于前人的。”[7]1480毛主席还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7]1480这些经验，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又富有浓郁的中国特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晶。

新中国建立后，毛主席及以他为首的党中央并不是像苏联老大哥那样立即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即在经济上并不立即没收所有资产阶级的全部财产，实行国有化；在政治上，也不直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而是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将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建立起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组成的新的联合政府。这个政府比起苏联的苏维埃政府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与民主性。国家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尽管在其实质上与无产阶级专政一样，但是，由于它的阶级基础与社会基础更加广泛，因而它赋予了不同的民族形式，所以它不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而被称为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我们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的新特点。在这个阶段，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失时机地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建立新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时，还要抓紧时机推进农村的土地改革，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最后任务。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创造条件，在适当的时候转变到社会主义。我国的社会主义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或以这个为基点确立和发展起来的。如毛主席所说的我们就是“由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见，我国的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有些与众不同，有着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与民族个性。

另外，在由新民主主义进入到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也有自己的许多特点。首先，我们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同国家工业化一并提出、同时推进，做到了改变生产关系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相统一，使我们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既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又实现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其次，即便是社会主义改造，我们把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与对人的教育改造结合起来，避免了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当年曾经出现过的一些片面性作法，只是简单地没收资本家和封建主的财产，而忽视对其所有者即人的教育与改造；第三，我们在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改造中，对官僚资产阶级及垄断资本、民族资产阶级及民族资本作了严格区分，并且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政策与方式。实践证明，毛主席的这些主张和作法是完全正确的，它使我们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既成功地建立起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又有效地保证了社会政治、经济及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生产力的发展。第四，即使是在进行工业化建设方面，我们并不是像其它社会主义国家那样走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而不注重发展农业与轻工业，畸轻畸重，走了一条“重—轻—农”的发展道路；而我们则是根据自己的具体国情，从大力发展农业开始，为发展重工业与轻工业积累资金、提供足够的劳动力和原材料，以此来促成工业化的实现，走了一条“农—轻—重”的发展道路。这些，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上都是一种极富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性创举，它是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大成果。

毛主席及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实践，不仅在理论上大大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显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强大威力与生命活力，而且还在事实上也推开了毛主席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历史新课题思想的大门。1956年8月，毛主席在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修改中明确提出：“所谓特殊的规律，就是各国的差别点，就是说，各国无产阶级取得执政地位的具体道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一党制或者是在工人阶级革命政党领导下的多党制，改造旧生产关系的方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过渡时期所需要的时间，等等，因为各国不同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都会有所差别。而这样的差别，在任何一个不同民族中都是存在的，而在有一些民族中就可能有更多的存在。如果以为有了差别性，就可以否认共同性，是错误的；如果以为有了共同性，就可以否认差别性，也是错误的。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只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11]143毛主席的这一思想，后来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文献《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受到世界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充分肯定与高度赞誉。

尔后，毛主席还连续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一系列重要文献和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长篇谈话，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行了科学总结，并对苏联存在的问题作了深刻反思。从此，开始了对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崭新历史课题的认真探索。经过毛主席及全党的共同努力，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终于有了一系列规律性的认识与成功的经验。简单说来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认清我国基本国情，按客观规律办事；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不断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及发展道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尽快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以农、轻、重为序，推动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发展，走一条中国式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利用商品、货币与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促进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与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经济协同发展；坚持实行“统筹兼顾”与“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切实贯彻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与不劳动者不得食，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坚持改革，不断调整与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各方面、各环节，用先进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思想体系及生产关系保护与指导生产力的发展；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我国各族人民的聪明才智与爱国主义精神，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发展我们的科学技术，努力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坚持在互不干涉内政、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安全的基础上，自主发展同世界各国包括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各方面的关系，积极扩大经济技术合作与贸易往来，努力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与成功经验，以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等等。毛泽东这些思想和主张是他多年悉心思考、艰苦探索并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努力实践的结果，历史性地开启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实践，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思想资源与理论前提。今天，我们党完备的成体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现，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自身的生命活力与巨大威力。

五、简短的结语

综上所述，《论人民民主专政》是一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文献，尽管全文内容丰富，尤其是重点为我们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原则、理论主张、思想体系及重大政策措施。但是，全文却又是一篇深情抒发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诚之心与景仰之情。他告诉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集人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优秀成果之大成，是自有人类文明史以来最正确、最科学的思想体系。它既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者挣得解放的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者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最科学、最严谨、最完备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自从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便改变面貌了、中国改变了面貌。事实表明，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拯救世界，拯救中国。事实还表明，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他还告诉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有着强大生命活力与巨大威力，完全是由于它是与各国的具体实践相联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没有完我们党备的成体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所以，从根本上说，《论人民民主专政》正是毛主席为我们高高擎起的一面马克思列宁主义信仰的伟大旗帜。

今天，我们要向毛主席那样，继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始终怀有一颗忠诚的心和景仰之情，孜孜不倦地认真学好用好马克思列宁主义，做到如习近平同志所说的那样“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加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情怀和理论素养，既增长学识，提高我们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和水平，又增强党性、提高我们改造主观世界的自觉性，真正树立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崇高信仰与坚定信念，做一个真诚的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主义战士。

注释：

[1]列宁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2]列宁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3]列宁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8]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