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如何战胜逆境的？

王立华

［摘要］毛泽东在早期革命斗争中，因为在重大问题上坚持真理、反对错误，多次受到错误对待，被排挤打击乃至撤职罢官，但他始终坚持理想信念不动摇，以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坚持真理、敢于斗争、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着眼长远的战略眼光，绝不消沉、百折不回、勇往直前的坚强意志，服从组织、耐心说服、争取团结多数的大局胸怀，调查研究、辩证分析、抓住机会扭转局面的机智方法，最终战胜逆境和挑战，成为党的领袖和红军统帅，领导党和红军走向胜利，把人生事业推向辉煌，展示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范。毛泽东在战胜逆境中表现出来的立场与态度、品格与智慧，今天对我们仍有极大的启发和帮助。

个人要做成一些事、要取得成功，总会遇到逆境，总要有一个不断接受挑战、战胜逆境的过程，甚至需要在绝望处求生存谋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伟人毛泽东早年走出逆境走向胜利的品格与智慧，对我们有极大的启发和帮助。

一、毛泽东早年的“三落”

第一“落”，是在刚上井冈山时。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按照原定计划率部攻打长沙，受挫后，放弃计划，调转方向上了井冈山。此举遭到中央临时政治局的严厉批评和处分，决定给他“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撤消现任省委委员”的处分。但是中央特派员于1928年3月到井冈山传达决定时，将处分决定误传为“开除党籍”。毛泽东刚刚在井冈山站稳脚跟，在3个县建立了工农革命政权，不但没受到表扬，反而被开除党籍了。不是党员了，前委书记和党代表自然也当不成了，于是他改当师长。4月朱毛会师，他特意背上一支短枪，幽默地说：“背上盒子枪，师长见军长。”

这一“落”时间是一个月。这一个月里，因为没有毛泽东的指挥，红军遭遇“三月失败”。后来才知道中央是给了处分但开除党籍是误传，不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了，党代表还是能当的。于是朱、毛会师后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当军长，毛泽东当党代表、红四军军委书记。这一落一起毛泽东由师长变成了军党代表。

第二“落”，是在下了井冈山后。

当时人民军队处在初建时期，领导层对如何建军存在分歧，其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党与军队的关系，军队指挥谁说了算？是个人还是党委？用怎样的方式说了算？1929年6月，红四军在福建龙岩召开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会议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建设的流寇思想和必须坚持党的集权（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领导原则的正确意见，在选举前委书记时，陈毅当选书记，而中央指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这是毛泽东一生唯一一次让下级“夺了权”。会后，他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去地方指导工作。

这次打击把毛泽东推向政治生涯的又一个低谷，他当时病得很重，以至共产国际误发“讣告”说中国红军的领袖毛泽东因病去世了。

这一“落”时间是半年。因为排挤掉他，红四军乱哄哄地打了大败仗，损失严重。中央让陈毅去上海汇报情况，毛泽东也给中央写信反映情况。根据陈毅的汇报，中央负责人李立三、周恩来指示，一定要把毛泽东请回来。陈毅亲自把毛泽东请回来继续主持红四军工作。毛泽东回来后，筹备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决议》，纠正了红四军党内的错误思想，明确提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确立了人民军队建军的基本原则，明确了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内容及一系列方针方法，毛泽东重新当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

这一落一起的结果，肯定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原则，这是我军最根本的原则，也是人民军队不变的灵魂。

第三“落”，是在瑞金直到长征初期。

这一“落”有几个特点。一是时间最长，从1931年底到1935年初遵义会议。二是打击最深，几乎所有职务都被撤了。三是受苦最大，用毛泽东的话说当时他被孤立了：“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1]；四是最惊心动魄，几乎经受了能想到的所有挑战。

这一落一起，使毛泽东从中央的边缘领导成为核心领导。

二、毛泽东的苦难辉煌

1.连续取得反“围剿”巨大胜利

朱、毛红军下井冈山后，在赣南、闽西一带创建了革命根据地，从1930年冬到1931年秋，灵活机动、以弱胜强，不到一年时间连续打破三次“围剿”，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胜利：三次反“围剿”共歼敌7万多人，近2万国民党军战场起义，红军发展到6万多人，根据地扩展到28个县250万人口，总面积达5万多平方公里，后来全盛时达8万多平方公里，蒋介石被迫通电下野。

按理说，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应当给予充分肯定、表扬和鼓励，但结果恰恰相反。因为当时从苏联回来的同志占据领导地位，他们主张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先夺取中心城市，然后夺取全国政权。而毛泽东则主张把重点放在农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还要反对本本主义，这就注定了他会时运不济。

2.不断遭受打击直到靠边站

连续三次反“围剿”的巨大胜利，非但没有给毛泽东带来表彰和重用，反而使他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排挤打击。

一免军职。1931年1月，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不久，根据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决定，项英在宁都小布组成中共苏区中央局（毛泽东等九人任委员），撤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建立由中共苏区中央局为领导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毛泽东等任副主席），取消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11月，在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上，毛泽东的一些正确主张受到指责。不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毛泽东虽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但自然失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和总政委的职务，被剥夺了对红军的领导指挥权。紧接着，毛泽东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即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用任弼时的话说，“在组织上使他脱离军队的直接领导”。

二免党职。1932年1月周恩来来到瑞金，开会贯彻中央“进攻路线”占领大城市、讨论打赣州的问题。多数与会者执行中央指示，而毛泽东坚决不同意，认为凭红军当时的力量根本打不下来。他还在叶坪主持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时提出，随着日军大举侵华，势必引起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他的看法被中央代表团某些成员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结果会议中途另选了主持人。当时有人还说“打下赣州再和老毛算账”。会后毛泽东生病了，带着贺子珍和警卫员到瑞金城郊东华山古庙休养。

三免工作。毛泽东在东华山养病期间，彭德怀受命担任前敌总指挥，率部攻打赣州，结果不出毛泽东所预料，打了33天，伤亡3000多人，不但未打下赣州，反被敌人包围了一个师。无奈之下，周恩来让项英去请毛泽东。毛泽东连夜冒雨赶往前线，边走边调兵遣将，使被围红军部队脱离了危险。于是中央便让他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随恢复后的红一方面军总部行动。毛泽东带领林彪部队改变原定作战方向，出其不意地东进福建，一举拿下龙岩、漳州，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给养，筹集经费100多万元。同年8月，毛泽东又重新担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但是在要不要攻打中心城市的问题上，毛泽东因为坚持反对打赣州，主张向敌人统治薄弱、党和群众力量较强的赣东北发展，在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宁都会议）上遭到批评。会议通过周恩来提议的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的意见，同时批准他“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会后，中革军委决定，毛泽东“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其总政委由周恩来兼任。毛泽东实际上被撤销了军事领导权，他只能到医院去休养了。

四肃影响。毛泽东到长汀福音医院休养，与伤愈即将出院的福建省委（时称闽粤赣省委）代理书记罗明谈话，概括地总结三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的经验，指出福建和江西一样，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罗明听后深受启发，回去后传达毛泽东的谈话精神，以游击战方式向敌人力量薄弱地区发展。1933年1月，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罗明在迎接路过福建的博古时向他汇报说，正在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开展游击战，这使博古非常恼怒。他一进入苏区就组织批“罗明路线”，又扩展到批邓、毛、谢、古，即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指责他们是“毛派”，撤销了他们的职务。甚至连毛泽东的亲属贺子珍、贺敏学、贺怡（毛泽覃妻）也受到牵累，被免去职务或调换工作。后因共产国际关系，毛泽东才被允许继续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但被免去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改由张闻天担任，他只担任执行委员会主席这个虚职，主要工作是号召植树、检查春耕、在苏维埃大学里给学生讲授如何开展乡村苏维埃工作。

五患重病。毛泽东被撤职后又患了病，当时连贺子珍也借口自己有事情要干而不怎么理他。长征出发时，他们的儿子毛毛送给了老乡，从此再也没见到。后来毛泽东在延安对曾志讲：“我当时就那么想，读书吧！坚持真理，坚持原则，我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处分，也不怕老婆离婚，一切我都不在乎，我只一心一意去多读书。”[2]

3.紧要关头抓住转机

失去毛泽东的领导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到惨败，不得不撤离根据地开始战略转移。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毛泽东通过一系列工作，扭转不利局面，最后在遵义会议成功崛起。

一是争取了两个人物。他们是王稼祥和张闻天，二人都曾经反对毛泽东。毛泽东先争取的是王稼祥。他是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打赣州失败后转变思想，在宁都会议上站出来为毛泽东说话。他说我与毛泽东并非旧交，相反与王明、博古却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从几次反“围剿”胜利中，从打赣州的教训中，感到毛泽东的指挥是正确的。后来王稼祥受伤到后方住院，成为毛泽东最坚定的拥戴者。毛泽东说，王稼祥是从教条宗派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中宣部部长。他最初也曾起劲地反对毛泽东，后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与博古、李德产生分歧，被排挤到后方当政府主席，毛泽东任没有实权的执行主席。他们都住在云山古寺的一个院子里，经常接触交流。开始，两人只是谈点文学，后来张闻天公开流露出对博古的不满，与毛泽东共鸣点也越来越多，逐渐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王稼祥和张闻天分化出来，对后来的事态发展作用很大。

二是提出了两个要求。首先是在长征开始时要求与王稼祥、张闻天一起行军。长征之前，在得知张闻天对中央最高“三人团”将政治局委员分散到各军团有意见后，毛泽东立即向中央提议，将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博古认为两个躺在担架上的病号，加上张闻天也出不了什么大事，就批准了这个要求。于是他们经常讨论党和红军的大事，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不能再让博古、李德指挥下去了，这才有了后来的一系列行动。其次是在湘江战役后要求讨论失败的原因。湘江是长征突破的第四道封锁线，湘江一战使红军从8万人减少到3万多人，全军上下对博古、李德非常不满。毛泽东提议要讨论失败原因。周恩来同意他的意见，但鉴于蒋介石尾追甚急，许诺稍微安顿后开会，从而为后面的斗争提供了条件和机会。

三是斗争了三个回合。第一个回合是通道会议，改变了红军的行军方向。过湘江后，周恩来在湖南省通道县主持召开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李德坚持按原定计划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毛泽东从敌军重兵阻拦红军主力北上这一情况出发，力主往西，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连博古也没有否定。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第二个回合是黎平会议，改变了原定战略方针。进入贵州到达黎平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博古等又提出按照原定方针北上与红二、六方面军团会师，再创建新的根据地；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都支持毛泽东，并以政治局决定的形式明确毛泽东的主张为新的战略方针。李德因自己的意见被否，会后与周恩来大吵大闹。博古知道后也对周说“不要理他”。中央最高“三人团”从此分化。第三个回合是猴场会议，否定了“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在贵州瓮安县猴场召开举办的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否定了李德的主张，同时作出一个重要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从而否定了“三人团”的指挥权。这三个回合的斗争成果，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崛起提供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和条件。

4.遵义会议进入领导核心

前面三个斗争回合，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王稼祥对毛泽东提出，到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把他们轰下来。毛泽东说，就我们两个人开得起来吗？要活动活动。他建议王稼祥先同张闻天通通气。王稼祥对张闻天说，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张闻天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出来。”王稼祥又找到周恩来，婉转地提出到遵义开会，周恩来毫不犹豫地支持这个建议。王稼祥又找到其他负责人交换意见，取得大家支持后，便通知博古到遵义开会。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1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上围绕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情况，先由博古作主报告，再由周恩来作副报告，然后张闻天作彻底否定博古报告的反报告。紧接着毛泽东发言，他提出其他问题暂不争论，先着重解决军事路线问题。他讲了近两个小时，主要思想后来写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陈云回忆说，毛主席讲得非常有道理、非常系统，一下子大家折服了。毛泽东讲完后王稼祥发言，他批判了博古、李德的错误，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的发言，建议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提议解散“三人团”，把军事指挥权交给毛泽东。其他同志的发言也很激烈。朱德说：“丢掉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周恩来也全力推举毛泽东领导红军。当时周恩来是政治局常委的第三号人物、“三人团”成员和中革军委副主席；朱德是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是中央领导下的军队一号人物，他们的表态实际上等于大局已定。

会议开了3天，决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周恩来仍为党内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虽然博古没有交出总负责的权力，但周恩来从中国革命的最高利益出发，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助手地位，让毛泽东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3]，毛泽东实际上成为中央红军的最高指挥者和全党的领导核心。所以，遵义会议的意义极为重大，它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是我们党和军队发展史上一个转折点，也是毛泽东走出逆境从低谷中崛起的标志，从此，党和军队在他的领导下转危为安，从胜利走向胜利。

三、成为领导核心后战胜五大挑战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但从名分上讲毛泽东只是政治局常委，如何巩固领导地位使革命事业转危为安走向胜利，仍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重大挑战。一直到延安，这样的重大挑战对于毛泽东至少还有5次。

一是来自原来领导人的挑战。毛泽东领导红军后，希望打个胜仗来改变处境，大家也对他寄予很高的期望，但第一仗却打败了。遵义会议后没几天，在土城打了第一仗，毛泽东亲自指挥，周恩来和朱德协助，本来情报说敌人只有6000余人，是贵州战斗力很弱的“双枪”军，但一交手才发现，对方不是黔军，而是战斗力比较强的川军，人数有1万多，并且大批增援敌军马上就到，红军打得非常艰难被动。最后，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主要领导人开会，决定立即撤出战斗，停止执行原定北上四川的计划，西渡赤水，开始了红军长征中举世闻名的四渡赤水之战。首战失利对毛泽东打击很大。更为严峻的是，大家让毛泽东领导的强烈呼声也跌落下来，博古迟迟不交权，凯丰也鼓动他不交。土城战役几天后，在云贵川交界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张闻天提出让博古交权，周恩来也找博古谈，让他交权，让毛泽东来指挥。但毛泽东从大局考虑，说服大家同意让张闻天作党的总负责人。[4] 博古听说交给莫斯科回来的同学，才比较痛快地把象征权力的印章、文件和记录等交了出去。随后政治局常委分工由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任，而毛泽东是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二是来自领导层多数不理解的挑战。二渡赤水后，毛泽东指挥红军在娄山关和遵义一带，用5天时间歼敌两个师8个团，俘虏约3000多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仗，驱散了土城失败的阴影。几天后张闻天和周恩来提议，在红军总部之下设立前敌司令部，任命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但毛泽东的这顶乌纱帽到第六天又被摘了下来。事情是这样的：遵义战役胜利后，一军团司令员林彪、政委聂荣臻给朱德写信，建议打打鼓新场。在狗坝召开的中央负责人会议讨论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时，朱德发言认为林、聂建议可行，大家也都同意，唯独毛泽东坚决反对，张闻天要少数服从多数表决。毛泽东急了，说：如果你们坚持打打鼓新场，我这个前敌政委不干了！张闻天说不干就不干吧，坚持让大家表决，结果除毛泽东外都同意林彪的建议，同时撤销毛泽东前敌政委一职，由彭德怀代理前敌总指挥。会后，毛泽东回到住处辗转反侧，深更半夜提着一盏马灯，走了五六里山路去找周恩来，建议缓发作战命令。正好周恩来刚收到情报说，敌人几支部队正在向打鼓新场集结，如果按原计划打，有可能陷入灭顶之灾，就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第二天一早再次举行中央负责人会议，说服与会者放弃前一天的指令。毛泽东又恢复了职务。鉴于作战情况瞬息万变，指挥不能少数服从多数而需要集中，他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会议一致通过他的建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毛泽东这次成了名副其实的核心决策者。

三是来自得力战将不服气的挑战。1960年5月，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时对毛主席说，您指挥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毛泽东回答：三大战役没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后，党和红军巧妙地跳出了包围圈，巧渡金沙江，实现了北渡长江的目的，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从被动走向主动。但当时许多部队主要领导和一些中央领导对毛泽东表示不理解。林彪甚至给中央写信说毛泽东指挥部队不合适，建议毛、周、朱随军主持大计，由彭德怀担任前敌指挥。理由是部队走了许多不必要的弓背路，这样下去会把部队拖垮。这个意见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连一直支持毛泽东的王稼祥都曾对张闻天说：光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5] 彭德怀等也流露出同样的思想。1935年5月，政治局在会理城外的铁厂召开扩大会，史称“会理会议”。会议批评了林彪提出的错误意见。毛泽东在会上严厉批评林彪写信是彭德怀鼓动的，改变中央军事领导的意见，是违背遵义会议精神的。周恩来和朱德在会上都坚决支持毛泽东，指出在危机情况下，正是由于采取兜大圈子、机动作战的方针，才摆脱了敌人的重兵包围。会议要求维护遵义会议确立的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的团结，立即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

四是来自实力派分庭抗礼的挑战。1935年6月，中央红军翻过夹金山后，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懋功。当时中央红军有2万多人，从上到下缺衣少粮；而红四方面军8万多人，军容整齐，兵强马壮，粮草充足。领导四方面军的张国焘也是一个老资格，当1918年下半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时，他已经是北大学生领袖；在中共一大上，毛泽东做会议记录，他则作为李大钊的代表被推为会议主席；张国焘还是党内少有的曾与列宁谈过话的人之一。会师后，张国焘仗着自己人多枪多与中央争权，先是反对中央和毛泽东北上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路线，提出南下川、康的主张，继而又提出组织问题，要博古退出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增补红四方面军9人当政治局委员（当时中央政治局一共才8人），并以问题没有解决为借口，延宕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张闻天曾跟毛泽东商量把总负责位置让给他，毛泽东表示不行：一是张国焘要抓军权，这个位置他不一定满意；二是如果真让他坐上这个位置，会带来很多麻烦。1935年7月，中央政治局芦花会议为团结张国焘，同意周恩来辞去红军总政委职务，由张国焘接任，并任中革军委的总负责者；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在张国焘尚未熟悉情况前，由周恩来暂时帮助。直到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沙窝会议）增补了陈昌浩和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陈昌浩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国焘才同意北上。但他又以各种理由主张南下反对北上，目的未达到便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个电报被叶剑英获知后报告毛泽东，9月9日，毛泽东被迫带中央红军先行北上，11月中旬到陕北时还剩下不到7000人。而张国焘率部南下后，10月5日在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召开会议，另立“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团中央”，自任“临时中央主席”，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等中央领导的党籍并下令通缉。毛泽东后来说，那是他一生最黑暗的日子。在当时的情况下，要解决张国焘的问题，肃清党内“左”倾路线，迫切需要共产国际的支持。就在这时，受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委派，回国与中共中央恢复联系的林育英也到了陕北，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最新精神和密电码。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精神，决定建立最广泛的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同时让张浩以国际代表名义帮助做张国焘的工作。国际代表站在毛泽东一边，抗日已是今后的主要任务，中央很快与张学良达成停火默契等，这些新变化对张国焘打击很大，加上他南下作战受挫，损兵折将，8万多红军打得只剩下3万多，实践证明北上路线是正确的，南下是错误的，最后连跟他最紧的陈昌浩都不愿再跟了，他不得不于1936年6月正式宣布取消非法的“临时中央”，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实现大会师。后来，因西路军惨败，张国焘受到中央批判，1938年清明节，他借代表边区政府去黄帝陵祭奠之际逃跑叛党，当了国民党军统特务，连他的警卫员都没跟他走。

五是来自“钦差大臣”争夺领导权的挑战。1937年七七事变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开辟敌后根据地，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形势发展很好。就在这时，毛泽东迎来新的更大挑战。同年11月底王明从苏联回国，开始了党内新一轮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王明曾在向忠发叛变后代理党的总书记，后来他指定博古留在中央负总责，自己跑到苏联担任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同时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主管中国和亚洲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回国前，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专门接见他，要他回国后纠正毛泽东提出的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等主张。因此，王明既是共产国际领导，又是带有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一回来就召开了12月政治局会议，在会上作《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提出右派投降主义的主张，批评洛川会议以来中央采取的正确方针和政策，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党内大多数都支持王明，张闻天甚至在会上提出，自己不再担任总书记，有意把位子让给王明。由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的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没有形成决议。会议决定，改组中央书记处，成立中共七大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增补王明和康生（两人从苏联一起回来）、陈云为书记处书记；由周恩来、王明、秦邦宪、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同国民党谈判；由项英、周恩来、秦邦宪、董必武组成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王明提出他要在七大上做政治报告，按规矩只有党的一号领袖在党代会上做政治报告。在武汉，王明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名义发表宣言和谈话，基本成了“第二政治局”，甚至要在武汉建立第二中央。这样大约有半年时间，毛泽东又一次处在少数和孤立的地位，他甚至对李维汉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6] 1938年3月，115师师长林彪负伤后被送回延安，就谁当115师师长的问题上一天内发了两个命令：一个是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下的，让115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代理；一个是八路军集总下的，让343旅旅长陈光代理。因为集总的命令早下了几个小时，就以集总的命令为准。后来，王明建议让任弼时去苏联汇报中国抗战形势和党的情况，毛泽东顺水推舟采纳了他的建议，但此时的任弼时已是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他去后与在苏联养伤并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稼祥一起，把中国党的真实情况向共产国际做了汇报，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郑重地对他们说：应该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这时是1938年下半年，全面抗战开始一年多了，北方局按照毛泽东的主张取得了很大胜利，红军由改编时5万余人发展到18万多人，还建立了大片敌后抗日根据地。而王明搞“一切经过蒋介石”，新四军政委项英听他的，在南方处处碰壁发展不了。事实使大家认清了是非。王稼祥从苏联回来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上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指示，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明确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尽管共产国际指示要以毛泽东为首，但毛泽东还是让张闻天继续负总责，自己仍担任政治局常委，直到4年半后的1943年3月，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大家都比较清楚地认识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而张闻天也很难再在中央书记处继续工作，政治局才做出机构调整决定，由毛泽东担任政治局主席和书记处主席，而且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从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核心领袖地位。这时，离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已经过去了8年时间。

四、处在逆境时怎么办？

从伟人毛泽东的经历中，我们可学到一些带根本性的态度和方法。

1.“四不”

一是不消极对待。一个人取得那么大的成就，却遭受那么不公正的打击，一般情况下会陷入消沉，有的甚至另立门户走向反面，而毛泽东是怎么做的呢？周恩来曾回忆说，在撤销毛泽东红军总政委职务时，毛泽东对他说：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就来。没过多长时间，红军打赣州受挫，周恩来派项英去请他，他二话没说就跟着来了，迅速帮助前方解决了危机。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他已经彻底靠边站了，看到战场形势很严重，还是给领导者连献三计破围，虽然他的建议被置之不理，但他自己没有把自己置身度外。自己不把自己边缘化，谁能把你边缘化呢？当时有些会议不通知他参加了，但是只要让他出席他都去，去了就在会上力陈自己的意见，不管人家是不是喜欢听，说真话并坚持真理。如果当时他随波逐流，大家也就不会在失败时反思他的正确。毛泽东说，在那段时间，他看马列主义的书，搞农村建设工作，对党的决议是服从的，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还说：我没有吃过洋面包，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留学过别的国家。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从1932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工夫，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毛泽东利用受难的时间读书，总结经验，写出大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著作，指导中国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

二是不放过机遇。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就在于能在关键时刻和关键点上，勇敢机智地抓住机会积极行动，改变困境乃至改变历史走向。如果只是被动地等待时来运转，即使天上掉馅饼也砸不到自己头上。有利条件是自己创造的，好的形势格局也是在斗争中争取来的。如果不是在长征开始时，坚决要求与王稼祥、张闻天同行；如果不是通道会议提出改变行军方向；如果不是一个一个地谈话争取多数支持；如果不是在得知张国焘图谋不轨时，果断决策带领部队连夜北上；如果不是争取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同意，巧妙地克服张国焘分裂；如果不是让任弼时、王稼祥等人去共产国际汇报党内真实情况，得到共产国际的坚定支持等，中共的历史会是什么样子呢？毛泽东不是坐等时来运转，而是不屈不懈地斗争，正是因为抓住每个可能的机会努力做工作，才有了最后伟大的成功。

三是不简单行事。毛泽东处理复杂问题时，总是比别人考虑得更加周到细致，更加留有余地，更加着眼长远。遵义会议上，他完全可以一步成为党和军队的总负责人，但他出人意料地推荐张闻天，坚持让他先干些时间，其中深远的考虑常人难及。张闻天自己也曾说，他当总书记是毛主席提议的。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说，遵义会议上有的人要我代替博古（当总书记），我说那不行，那样斯大林就不同意了。硬要这样搞，那就会弄僵了。我们在第三国际会成为不合法的了。还是要斯大林信得过的人来出头露面。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对的。实际上并不影响我的领导地位。实践证明，这一考虑不只对第三国际和斯大林有用，对团结当时从苏联回来的同志，包括后来开展与张国焘分裂活动的斗争，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博古、李德、凯丰还有后来到红二方面军的任弼时等，都坚定地站到毛泽东一边。中央红军单独北上时陈昌浩曾派人追，他的副参谋长李特拿枪逼近毛泽东，曾最排挤毛泽东的李德二话没说，抢上前去双手抱住李特，把他拖到几十米外。在遵义会议上李德根本不肯认错，此时却挺身而出保护毛泽东。[7] 在接到张国焘另立“中央”并开除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党籍的电报后，大家都很气愤，杨尚昆、叶剑英等都主张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泽东说：“你们这样就做绝了，开除了张的党籍，后面没有文章可做了。要知道，他虽然已经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了，但还控制着四方面军啊！”[8] 毛泽东从团结四方面军同志的角度出发，坚持不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暂不给张做结论，不宣传张的错误，斗争只限于党的高层，中央红军的师级干部都没有传达，给张留一个北上的面子，后来做工作就有了余地。而张国焘南下后却召开3000人大会，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宣布开除中央主要领导人党籍，甚至通电不许中央机关称“中央”。对此毛泽东冷静回答，我们可以称中共中央西北局，你张国焘也不要称中央。当时如果沉不住气，后果将不堪设想。即使在张国焘南下破产后到陕北，毛泽东也是先派他的老部下徐海东去见面，劝他不要再争，再派周恩来和杨尚昆等前去迎接。因为杨尚昆与张国焘过去比较熟悉，主席专门向他交代不要国焘国焘地随便叫，切记要叫他总政委，还指示林彪率红军大学的学员迎接，使他能够体面地与中央其他领导见面。在与王明做斗争时，尽管王明非常强势，毛泽东也没有与他搞得势不两立，而是等待大家在实践中觉悟，派出王稼祥、任弼时去苏联汇报真实情况，使共产国际在了解真实情况后发话，王明最后不得不低头服输。最后当党的主席，也是在王明回来后提出不设党的总负责，把张闻天排在政治局常委的第九位，整风中连他自己都认为不适合当领袖时，毛泽东才水到渠成地成为领袖。

四是不动摇信念。毛泽东曾评价自己：“略可自慰者，立志真实（有此志而已），自己说的话自己负责，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不愿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9] 他多次说，路线之争不得不争，这都是一样的道理。刚进京时，周恩来曾讲如何学习毛泽东。他说：“当他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接受时，他就等待，有机会他就又讲，又教育，又说服……在十年内战的时候就是如此。我们主张打大城市，毛主席认为我们的力量小，不应该打大城市，应该集中力量建设根据地。但是毛主席的意见大多数不赞成，大家要打，他也只好跟着打。结果打败了，毛主席赶快在会议上提出：打败了证明这个办法不行，换一换吧！大家还不接受，他只好再等待，又跟着大家走。”[10] 正确的意见为大家接受，要经过很大的坚持和忍耐，这个争取和等待过程是痛苦的，而转折和胜利也往往在最后的坚持中。

2.“二对”

所谓本体，是借用哲学名词讲战胜逆境对自己的要求。主要有两点：一是思想认识要对，二是措施办法要对。自己是正确的才能令人服气，才能引导事业走向胜利，如果自己错了，就不能坚持错误，就要改弦易辙服从真理。

怎样保证自己的思想认识正确？毛泽东曾多次讲，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比教条主义高明，比其他领袖高明的一个要诀，就是注重调查研究，掌握大量别人没有掌握的情况。刚上井冈山时，他在调查中了解到，从前这里有个山大王叫朱聋子，官府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几十年都抓不住他，为什么呢？朱聋子的诀窍是不用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毛泽东由此受到很大启发，他对大家说，我们把这位山大王的办法改进一下，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既保存自己，又可消灭敌人。第一次反“围剿”胜利间隙，他写了近10万字的《寻乌调查》，长征路上那么艰苦，随身的许多东西都扔掉了，有几份调查报告手稿却一直珍藏在身边，最后带到了延安。

怎样保证自己的办法正确？最根本的还是要调查研究。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在广州的一次会议上说：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问题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他讲到第二次反“围剿”时，敌我力量悬殊不知道该怎么打，就与彭德怀两个人跑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在那里看到很多地方，做出如何包抄敌人的计划，最后打胜了。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忧愁，就不知道如何去打。他还把自己过去写的调查报告，专门印发给大家学习。他教导大家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11] 在总结自己的失误时说，我这个人是官做大了，像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做得少了，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也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他要求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3.“三点”

认识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才能使自己看得长远，才能在逆境中安之若素，沉稳应对。要认识哪些规律呢？

第一，发展是否定之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道路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道理。被认为是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易经》，说到底就是讲变易，没有不变的事物，没有永远的兴盛，也没有永远的低谷，没有永远的顺利，也没有永远的逆境，是那种否极泰来的领悟，由此可以保持战胜逆境和困难的信心。

第二，万事万物相辅相成。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等等，这是杰出人才成长的规律，也是成就事业的必经之路。

第三，反者道之动。这是老子哲学带根本性的思想原理。相反的东西是前进的动力，是事物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不管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个规律，事物发展的最后结果就是如此证明的。中国近代几近亡国灭种，反而激发了全民族万众一心的抗争，几代人奋斗创造了今日辉煌。毛泽东历尽磨难三落三起，最后终成顶天立地的伟人。可见，经受磨难是好事不是坏事，大磨难有可能成就大人才，就看能否摆脱一般人的视野和心态，把自己放到更高层面上去对待困难和逆境。

4.四句话

在爱女李讷大学毕业时，毛泽东送给她自己喜爱的四句话。

第一句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这是孟子的话，千百年来曾激励过无数仁人志士，它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如果上天要赋予你重大责任和使命，一定要先对你进行严酷的考验和试探，使你不断遭受失败和挫折，使你处于生不如死的逆境，让你内心痛苦绝望，身体疲乏无力，忍受饥寒交迫的煎熬，还要不断地打乱你的设想和计划，使你要做的事情颠倒错乱总不如意，你只有坚持下来，想出办法克服困难，磨炼出钢铁般的意志，积累起丰富经验，增长了一般人所不具备的定力和能力，才有可能担负更大的责任。所以，面对逆境和种种不如意，不堪重任的人会怨天尤人，悲观丧气，而真正能担当大任的人会将之看作难得的机遇。当你有了这样的认识境界时，还有什么力量不能征服你吗？难道不感到事业人生完全是另一番风光吗？

第二句话：“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一切都是物质运动的形式和过程，即使生死也不例外，物质永恒不灭，有什么可怕的？所以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无所畏惧这个词，是延安时期大家经常说起的。1988年5月，美国一位叫德穆克的来访者，托人转给耿飚一本影集，扉页上写着：“送给无所畏惧的领导——耿飚。”第一页是两人的合影老照片。为什么这样称呼呢？那是1944年，美军驻延安观察团一个7人观察组，由耿飚带部队护送穿过敌占区，德穆克是美军观察组组长，他问耿飚：怎样评价这次伟大的冒险行动？耿飚回答说：“无所畏惧！”这群美国军人听后感到非常“OK”，便把这次行军称作“无所畏惧行动”，称耿飚是“无所畏惧的领导”。当无所畏惧成为大家共同的信念和格言，还有不能克服的困难、不能战胜的敌人吗？肯定是天下无敌的！

第三句话：“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在逆境面前的根本信念。在延安时毛泽东常说，革命的道路如同河流一样曲折蜿蜒，要准备走“之”字路，走“之”字路是世界上任何事物发展的原则。著名作家刘白羽回忆说：“当毛主席讲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时候，他安详沉静地朝前望着，举起右手掌慢慢向前方推去，这是推动历史前进啊！这时我的心情特别庄严，什么艰难险阻，困苦重重，都不在话下，就是付出生命，也会马上站起来毅然决然走上前。”当你认识到这样的真理时，一切不如意都成了成功的前提，都是为光明的前途做准备，困境和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第四句话：“在命运的迎头痛击下头破血流但仍不回头。”

有了前面三条，坚决不回头的人生态度也就成为必然，还有什么困难和逆境克服不了呢？

作者: 王立华,昆仑策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高级研究员

文章来源：原文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十二期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