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未来社会阶段的划分

关于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是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重要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马克思最早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把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第一”和“高级”两个阶段。列宁结合俄国的实际运用并发展了这一思想，他根据共产主义两个阶段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把“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并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有“完全、发达、完整的”与“不完全、不发达的”两种形式。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列宁关于未来社会发展阶段划分的思想，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1959年12月18日，毛泽东说：“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人共产主义社会了。同时，毛泽东还特别指出我国现在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毛泽东这一思想，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而在这以前，毛泽东曾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时间一再缩短。可见，“批注和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思想，是毛泽东从“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中受到了启示，也是在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中得出的重要而正确的论断。这有效地指导了我国20世纪60年代初期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从脱离实际和生产力状况的错误中摆脱出来，走上实事求是的正确轨道，使我国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不仅如此，这在理论上也是一个重大创造，为我们党在后来党的十三大形成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供了重要依据和思想渊源。

马克思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毛泽东对此坚信不疑，在“批注和谈话”中他就说过，“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所以20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对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时间又推迟了若干年。1961年，他对来访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我们的工作，“做了一点，还不够，要有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一个世纪不算长。你们英国的发展用了两三个世纪”。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二、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社会主义经济及思想建设等思想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并进而实现共产主义的科学理论。毛泽东在“批注和谈话”中说：“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的科学社会主义部分所研究的，是阶级斗争学说、国家论、党论、战略策略，等等。”他总结革命发展规律时说，“大革命不能不经过国内战争，这是一个法则”，并举了俄国十月革命、东欧各国1944年解放的例子，说这是国际战争和国内战争的合并。在中国，“我们经过解放战争，赢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我们立即没收了占全国工业、运输业固定资产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转为全民所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机会主义者的一个错误论点……是不要阶级斗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只要资产阶级的国有化。”教科书写到“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工具”时，毛泽东旁批：“讲得好，使人高兴。”毛泽东特别强调：“中国和俄国的历史经验证明：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要有一个成熟的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在未来的社会中，生产力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人富裕为目的，“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因此，毛泽东说：“人民革命的目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此，第一，要推翻敌人；第二，要镇压敌人的反抗。要这样，没有人民革命的暴力，是不行的。”

毛泽东提出了关于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而不是生产关系改变以前的观点：“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他还强调：“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及由此决定的按劳分配，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经济制度上的反映。恩格斯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国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毛泽东坚持公有制的主导地位，主张全民所有制要不断调整和完善，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发展后，公有制中的集体所有制要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生产关系要巩固，但是不能过分强调巩固，他说：“一定的社会制度，在一定的时期内需要巩固它，但是这种巩固必须有一定的限度，不能永远地巩固下去。认识不到这一点，反映这种制度的意识形态就僵化起来，人们的思想就不能适应新的变化。”“同资本主义比较起来，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和全民所有之间的差别，不是根本性的差别。就社会主义经济内部来说，两者之间的差别又是根本性的差别。教科书把这两种公有制的形式说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对敌对势力来讲，可以说是不可侵犯的；如果就它们本身的发展过程来讲，那就错了。任何东西都不能看成永恒的。两种所有制的并存，不能是永恒的，全民所有制本身也有自己的变化过程。”“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长期并存下去，总有一天不能够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生活对农业生产越来越增长的需要，不能充分满足工业对农业原料不断增长的需要。而要满足这种需要，就不能不解决两种所有制的矛盾，不能不把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不能不在全国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的基础上来统一计划全国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和分配。”毛泽东不仅关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主张开展政治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教科书论及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还远未清除时，毛泽东旁批：好；教科书论及要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宗教偏见等资本主义残余，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时，毛泽东在旁边划了两条直线，批：好。他说：教科书说“在过渡时期中，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这个提法原则上对。所谓一切社会关系，应该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关系”。教科书“只说经济生活的一切领域中展开谁战胜谁的斗争，这是很不完全的。我们的提法是，在经济、政治、思想三个战线上，都要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还要求对农民、干部子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并强调改造知识分子世界观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毛泽东把统一斗争的规律运用于社会主义社会，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仍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毛泽东批评教科书的错误时说：教科书“只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不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说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不说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样一来，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在他们那里被否定了，辩证法在他们那里就中断了。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社会总是运动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是还有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革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也是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

三、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

以广大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思想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思想，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因为共产主义就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毛泽东毕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工作中一切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毛泽东认为，在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劳动者有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

毛泽东特别重视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是他从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特别是195 8年南宁会议以来不断强调的一个问题，并用于指导实践。毛泽东指出：“在一定时期内，即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不能不是不断变革的……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毛泽东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不仅指生产资料为劳动人民共同所有，还要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共同占有，又共同劳动。这一观点特别重要。他说：“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在“批注和谈话”中，毛泽东批评教科书只有一句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的空话，强调“领导人员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这些经验，后来总结为《鞍钢宪法》，经毛泽东批示后在全国企业单位推广开来。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权利和主人翁地位的维护和尊重，充分反映了他的民主观和平等观，也充分反映了他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忠实履行及坚决实践。

四、关于文化及科学技术建设

毛泽东十分关心文化建设，把科学文化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四化”之一。他在“批注和谈话”中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他还提出“要使教育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人阶级造就新的知识分子”。教科书提到中国人民正在大力扫除文盲和最近12年内实现初等普遍义务教育时，毛泽东划了横线并批“两者都要努力做”。在发展高等教育方面，毛泽东提出：现在“地方管的高等学校太少，科系不完全。以后要举办一些完全由地方自行分配学生的高等学校，开始可以成立这样的班或系”。

毛泽东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作用。他说：“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拿汽车来说，我们这样的大国，最少应该有三四个像长春汽车厂那样的制造厂。关于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毛泽东认为，“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靠技术进步。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加政治”。技术一发展，劳动组织、劳动力的分配就要跟着发生变化。军队也是这样”。毛泽东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来充分认识科学技术的发展将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转变，这是很深刻、很有远见的。

五、关于需要、生产、城市规模等社会建设中的若干问题

在“批注和谈话”中，毛泽东还对社会建设中的诸多问题提出许多重要意见。例如读到教科书第二十五章时，毛泽东说：“人们生活的需要，是不断增长的。需要刺激生产的不断发展。生产也不断创造新的需要。人们对粮食的需要，在数量方面总不能是无限的，但是在品种方面也会变化。”读完教科书第三十三章时，他说：“人民的需要是逐步满足的。共产主义社会，实行按需分配了，也不能一下子完全满足需要。因为需要是不断被创造的……拿现在来说，因为发明了电视机，所以人们对于它的需要也随着提出来了。”毛泽东接着谈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关系。这就给人们以深刻的启示：生产和需要既互相推动、发展，是无限的，但一定时间内又是有限的；社会主义经济生活的各项需要应该不断增长，要多元化，不能停滞、单一，但又要逐步推进，稳步发展。教科书写到人口总数增加时，毛泽东旁批：“就是使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事做。总要有个限度，要有计划。”他还赞成缩短工作日，把工厂的三班制改成四班制，认为“六小时比八小时的效率还高一点。原因是精力更集中”，“医生、教师，服务行业和邮政这类工作，尽可能都让妇女去做”。

毛泽东主张城市不要太大。“将来的城市可以不要那么大。要把大城市居民分散到农村去，建立许多小城市。”“如果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读到教科书第二十八章时，毛泽东说：“这本书在谈到物质利益的时候，不少地方只讲个人的消费，不讲社会的消费，如公共的文化福利事业。这是一种片面性。我们农村的房屋还很不像样子，要有步骤地改变农村的居住条件。我们居民房屋的建设，特别是城市居民的房屋，主要应当用集体的社会的力量来搞，不应当靠个人的力量。社会主义社会，不搞社会集体福利事业还成什么社会主义？”

毛泽东在消费品分配问题上对教科书提出尖锐批评，说教科书把分配看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围绕着分配兜圈子，这是一种违反马克思主义“开倒车”的现象。他认为，“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有另外的原则，教科书中不也是常说‘精神鼓励’原则吗？同时，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务从全局利益”，并认为教科书这一部分要重写，换种写法。他还强调应当艰苦奋斗、扩大再生产，以及共产主义前途、远景等，指明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

六、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思想

“批注和谈话”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如教科书提到农业的化学化可以保证农作物稳定丰收时，毛泽东说：“光靠化学化来得到稳定的丰收，有危险。无机化肥要有，但是如果只靠它，而不同有机肥结合起来，会使土壤硬化。无机肥不如有机肥好。”教科书写到开垦荒地时，毛泽东在旁批注：“地球是有限的。到了全地球的荒地都开完了，那时只能够向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利用海藻这些方面发展。”毛泽东还十分重视土地的价值，说：“我国现有十五亿八千万亩耕地，绝大部分是古人留下来，是人们千秋万代的劳动所经营出来的。到现在我们也是每年把自己的劳动加到上面去。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经济学家们最好能算算土地的价值。”这些论述对我们今天建设生态文明社会都不无启示。

七、学习“批注和谈话”的重要意义

“批注和谈话”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内容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著。虽然其中一些部分渗有“左”的倾向，但其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是不容置疑的。认真读完全书，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渗透其中的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思想。毛泽东在开始阅读时就说“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已经进人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所以他希望“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毛泽东说这些话距离今天已经50年了，在这50年里，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特别是思想理论方面的建设，都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人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殷切期望的“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的目标实现了。这是十分可喜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正如习近平所言，对经典著作要“深入学、持久学、刻苦学，带着问题学、联系实际学，更好把科学思想理论转化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这必将有助于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