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逆境，往往处于人生低潮，对其心理是极大的打击和折磨，对其意志是极大的考验。能否正确面对，具有生死荣辱的天地差别。在我党我军历史上，领导人在路线纷争、党内斗争中处于劣势，人生进入全面低谷的情况下，不同的面对，不同的选择，必然带来不同的结局。从实际情况看，大致可分为以下六种类型：一是不甘示弱，另起炉灶；二是走向反面，叛变投敌；三是走向极端，自绝身亡；四是武装对抗，鱼死网破；五是内心不服，表面屈从；六是善于抗争，逆境崛起。

在中央苏区“四年小媳妇日子里”，面对中共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和无情打击，毛泽东身处逆境，面对强势，敢于抗争，善于团结，最终战胜了左倾错误路线，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毛泽东成功崛起的抗争策略，可以概括为以下“四条线”。

第一条，守住底线，敢于坚持原则

不管是面对中央、上级领导、多数班子成员，只要毛泽东认为是正确的方针路线，他都能坚持自己的观点，敢于对中央、上级、多数人的错误提出批评意见，从不违心地附和赞成，“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不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不搞口是心非阳奉阴违，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政治品质。比如，坚决反对本本主义，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坚决反对中央要求红军主力攻打大城市（长沙、赣州）的命令；对以王明为首的临时中央，认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是完全错误的”；在遵义会议上，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央一把手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总结出的那些原因是不能成立，不是实事求是的，是在替自己的错误作辩护。向中央叫板，直接批评一把手，这是何等的政治勇气。这个勇气来自对党负责、对红军负责，对中国革命事业负责，对广大指战员的生命负责；更是来自他的把握实际、科学分析、正确判断，坚信真理是在自己手里的。他有极强的政治自信。

第二条，不越红线，严守组织纪律

在自己的正确主张没有被中央、上级领导、多数班子成员接受的情况下，在自己被错误地撤职、调整，甚至给予纪律处分的严重情况下，毛泽东仍然遵守组织纪律，做到个性服从党性，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最终服从中央，始终没有违犯任何组织纪律，没有给人抓住任何把柄。三次挨整，从撤消红军总政委，调整去政府工作，到最后靠边站，什么也不让干了，尽管他思想上不能认同，但在行动上都做到了坚决服从，没有犯任何自由主义。比如，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处于少数，王稼祥在会上拍案而起，大声疾呼，坚决支持毛泽东。但仍然没有得到多数的支持。毛泽东会后对王稼祥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三比六，还是服从多数吧。这是毛泽东很了不起的地方。他对党的纪律十分维护，即使决议对他不利，他也能服从。能等待、能忍耐，是毛泽东的一个突出优点。

第三条，盯住一线，主意高人一筹

即使被撤职，调离红军领导岗位，毛泽东信念坚定，不消极怠工，仍然心系战场，关注军事斗争第一线，分析敌情，思考如何打胜仗，不管受不受命，他都能未雨绸缪。他向负责军事的周恩来表示：前线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因为，战争是那时党的中心工作，事关党和红军生死存亡。他始终围绕军事斗争这个中心，积极思考，主动谋划，一旦组织需要他参与决策，他都能提出切合实际、能够取胜的作战方针和具体的战术，用军事上的胜利和铁的事实来证明毛泽东的思想正确和高人一筹。比如，毛泽东不同意攻打赣州，结果赣州前线战事失利，红军腹背受敌，前敌指挥员急请毛泽东赶赴前线出谋划策。毛泽东立刻动身，在赶到前线之前，毛泽东提议起用预备队红五军团，以解红三军团之围。当毛泽东赶到前线时，朱德告诉毛泽东：按照你的意见，立竿见影，红三军团已经脱险。彭真同志曾说：“在党的历史上，几次重大关头，毛主席的意见开头多数人不赞成，他是孤立的，但最终的事实证明还是他正确，他高明，他站得高、看得远。”

第四条，统一战线，争取多数支持

尽管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在处于少数、“连一个鬼也不上门”、受到光荣孤立的情况下，毛泽东却能积极地开展思想说服工作，使越来越多的中央领导同志转变思想认识，让他们感到毛泽东的主张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是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是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是夺取战争胜利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最后，在中央领导层形成了拥护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大多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最高层的领导地位。毛泽东不负众望，领导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又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比如，原来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从上海临时中央到中央苏区，开始批判、打击毛泽东正确路线的人，如任弼时、王稼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经过正确与错误、胜利与失败的对比，最后都由反对者转变成支持者，衷心地拥戴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众望所归地、当之无愧地成为全党最伟大的领袖、全军最伟大的统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