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决议指出的博古、李德等人丢弃中央苏区是“错误的逃跑的军事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丢弃中央苏区，是对苏区人民、对10万工农红军不负责任的逃跑!

　　毛泽东总是强调领导的预见性。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盲目性是没有预见的……而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因此，可以说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毛泽东的诗“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正是指的这种预见性。而博古、李德等人正是因为没有预见性，也不会预见而失败的。

　　毛泽东的预见性，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对情况的深入调查研究，来源于正确的方法论与认识论。

　　“十几年的革命实践”加上“冷冻”时期的发奋读书、思索、总结经验。毛泽东思想已经形成，这就是他神来之笔的发源地。

　　毛泽东对红军外线出击后的内线作战及各项工作都已经做了两手准备。依靠根据地，主力红军作外线出击与内线的游击战相结合，才是正确的选择。他主张主力打到外线调动敌人，创造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机会，而内线灵活机动地分散、集中，坚持人民战争，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

　　中央苏区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以及后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实践，都证明这是战胜敌人唯一正确的战略方针。长征开始后，毛泽东也建议在湘南杀个回马枪，调动和打击敌人，改变被动局面，未被接受;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南线的胜利，是实实在在的，是经过实践检验的。

　　说“只剩长征这一条路了”，有一个前提，就是毛泽东和毛泽东军事思想在组织上与军事上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是忘记毛泽东说的“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这一胜利的根本原则;是以项英他们按错误路线打光了留下的3万红军、9路突围的败局作参照，却不提三年游击战争中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胜利坚持的15块游击根据地的成功范例。也有人会提出北上抗日先遣队和二六军团的转移阵地，也是失败的。是的，但那是周恩来说的“北上是调动敌人，西去是探路”，这不是毛泽东说的外线出击，是完全不同的战略方针。对这些失败如果不加认真分析，就会误导一些人产生错误的思维定式——得出第五次反“围剿”不可能胜利的错误结论，并对遵义会议的决议产生怀疑。

　　这就是本文必须澄清的问题。

　　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实际已经涉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哲学思想，人民战争的军事理论……用一篇短文，是不能表达完整的。遵义会议的决议，解决了博古、李德等人的军事路线的错误，早已回答了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

　　如果这样认识问题，毛泽东什么时候知道红军要长征，谁通知他长征，他自己准备怎样……没有什么谜，也没有必要去猜测。

　　毛泽东预见到了即将和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因此，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不是任何其他人挽救了毛泽东。是毛泽东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危机的关头，改变了历史的方向，领导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走向新的胜利。因此，毛泽东在中共历史中的领导地位不是任何人赐予的，而是由他伟大的思想和卓越的领导艺术历史的必然取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