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毛泽东辩护 澄清围绕毛泽东的六大谣言
林爱玥
三四年前，刚上微博的时候，我就说过，我存在于微博的意义就是为毛泽东辩护，几年下来，虽然水平有限，能力也很一般，并且还曾为此遭受过无数冷眼和嘲笑，但我问心无愧，因为这是我热爱毛主席最好的方式。诚然，毛泽东的光辉并不会因为那些谣言而有丝毫暗淡，但是，澄清谣言有助于阻止谣言的继续扩散和堵上无知者的嘴，这既是对伟人声誉的负责，也是对历史真相的负责。俗话说清者自清，真正的高尚经得起诋毁，乌云也注定不可能遮住太阳的光辉，但是，这不应该成为我们忍让、退缩，放弃为毛泽东辩护的借口，有些事情应该讲个清楚，有些道理也必须说个明白。
毛泽东走的那一年，天崩地裂，山河变色。然而，四十一年后的今天，却有很多人依然不明白毛泽东对这个国家意味着什么，甚至有一些人以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的方式对毛泽东肆意诋毁，这就造成了一种极为奇怪的现象：一个国家竟然无力维护她的缔造者身后的声誉甚至尊严。
今天网络上围绕毛泽东的谣言有很多，也都很恶毒，特别是一些谣言经过添油加醋加工改造后被一些人当成“真相”肆意扩散、传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但是，谣言再能伪装，终究还是经不起推敲的。
1、造谣毛泽东“不懂经济”
一些人直到今天依然坚持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就是无止境的运动，在他们眼里，前三十年仿佛所有人都热衷于政治运动，除了喊口号、搞阶级斗争全都不务正业。然而，这并不是历史的事实。
真相是新中国成立时，中国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工业基础极其薄弱，1949年，我国钢产量仅有15.8万吨，并且蒋介石在逃往台湾时，带走了国家几乎所有的外汇储备和国家财政所拥有的黄金，所以我们总说旧中国积贫积弱，新中国一穷二白，这绝不是夸张之词。然而到了1975年，根据周总理向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的政府工作报告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我国人口增长了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一点四倍，棉花增产四点七倍，保证了近八亿人口吃饱穿暖的基本需求。与此同时，工业化进程也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为后续的进一步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且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如果毛泽东真的不懂经济的话，这些经济成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不知道大家发现了一个秘密没有？人口增长了60%，而粮食增产“只有”1.4倍，粮食增长的速度并没有人口增长的速度快，但却没有出现民国时期时常出现的大面积饿死人的情况，相反却“保证了近八亿人民吃饱穿暖的基本需要”。这并不奇怪，因为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保证中国这样一个区域发展极度不平衡的国家实现“共同富裕”，而不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有些人经常说前三十年的感觉就是一个字：饿，但又有多少人知道，前三十年是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的？毫不夸张的说，如果让三个人没有饿的感觉，另外两个就只能等着饿死了，所以，“饿”并非是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罪恶，相反，这种“饿”的感觉正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公平!
批驳了关于毛泽东的“只谈政治，不搞经济”的谬论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曾说“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类似于列宁的“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新中国成立后，发展经济，改善国民物质生活条件很有必要，但由于工业基础薄弱，化肥等粮食增产的必备条件匮乏，这个时候想迅速改善民众生活无异于痴人说梦，唯一的正确选择就是重返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而要发挥人民的主观能动性，提高人民的主人翁意识，就必须首先要唤醒人民的政治意识，就必须依赖于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从而“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土改、镇反、三反等运动都在不同程度上达到了这一目的。
能说明政治比经济更加重要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前苏联。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热衷于“和平新思维”，试图淡化政治意识，通过与国内外反对势力“媾和”的方式来为苏联赢得宽松的国际国内环境，从而达到发展前苏联经济的目的。但最终这样做的的结果是“改革”成了“改变”，随着苏联的解体，苏联人民的生活也“一夜回到解放前”，苏联解体后，没有新建过一个电站，没有建设过一个稍微像样点的工厂，成千上万的企业被关闭……俄罗斯在美国人的“帮助”下采用“休克疗法”，仅在1992年的损失了就超过了9000亿卢布，年通货膨胀率高达2000%，从而把大多数俄罗斯人推向了赤贫的深渊。
所以与政治账相比，经济账只是“小账”，只算经济账，不注重政治账，最终结果很可能是贪了小便宜而吃了大亏。前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表明，改革是要有“本钱”的，没有一个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在条件不成熟时，强行“改革”就有可能走上“邪路”，甚至走上“死路”。所以，有些人借改革开放否定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从而进一步否定毛泽东，这样说的人，显然选择性忽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际国内形势。
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如此仇视，中国根本没有全面开放的可能性，而只能选择“一边倒”;国内形势同样不容乐观，除了在台湾的蒋介石整天念叨“反攻大陆”，即便在大陆，那些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打倒的“南霸天”“北霸天”们也不会轻易放弃抵抗。所以，虽然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就多次提到：“革命胜利以后，他要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就是到美国去，要向美国学习如何搞现代化工业和现代化农业”，但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际国内环境却让他的这一愿望落空。正是国际国内环境的客观现实，决定了新中国要想发展，就必须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正所谓求人不如求己，通过“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通过三十年的奋斗，为我国的工业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很多数据，要对比起来看才有意义。今天“民主宪政”的印度工业产值和农业产值几乎是相等的，换句话说，就是印度的工业化还很落后。但印度在1947年独立时却要比1949年独立时的中国强很多。印度独立后，英国给印度留下的铁路有5万5千公里，而49年时的中国铁路只有2万2千公里，并且大部分在长期的战争中被破坏或完全毁坏，对比之下就可以看出新中国初期的艰难。但在前30年，中国的铁路里程达到了5万公里左右，这些事实是谁也抵赖不了的，在建国后的前30年，经济经济、技术条件、物质条件还相对落后的条件下，建设了3万公里的铁路。而印度直到现在的铁路里程也才只有6万5千公里，也就是说印度在独立60多年间只建设了1万公里的铁路。相比之下，可见中国前三十年进步的步伐。
这些进步和成就是属于参与新中国前三十年建设的所有中国人民的，也是属于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更是属于毛泽东的。正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的带领下，中国才有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并为之后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须知万丈高楼平地起，空中楼阁是无法建成的，那些借后三十年攻击前三十年“贫穷、落后”的说法就好比吃第三碗饭饱了后抱怨不该吃前两碗一样，不值一哂。
2、造谣毛泽东“迫害知识分子”
在制造和传播这个谣言的时候，一些人选择性的或者别有用心的故意忽略了“如果路线错了”这个前提，一再强调毛泽东说过“知识越多越反动”，以此攻击毛泽东“迫害知识分子”。坦白说，这样的断章取义的谣言非常低级，但让人奇怪的是其传播范围却非常的广。
知识分子并不天然附属“好”或者“坏”的属性，一个人的品德是否高尚与学问大小并无必然联系。例如，当年日本侵略中国时，主张“和谈”(实质是投降)的“低调俱乐部”成员梅思平、胡适、陈布雷等人，哪一个不是大“知识分子”？你能说他们不“反动”吗？难道他们不该受到“迫害”吗？中国人向来崇尚儒者，但儒者有君子之儒和小人之儒的区别，君子之儒敬天爱人，守公正，斥邪恶，而小人之儒，则专攻笔墨文章，专营搬弄是非，这样的小人之儒难道不该“迫害”？
可见，有些知识分子是该受到“迫害”，而且必须受到“迫害”，不过，历史事实表明，即便对这样的“知识分子”，毛泽东也非但没有“迫害”，相反却相当宽容。例如在谈到周作人时，毛泽东曾轻描淡写的说过：“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对梁漱溟也是一样，毛泽东虽然明确表态梁漱溟是反动文人，但对梁漱溟“反动文人”的定性并不妨碍毛泽东“希望他当选为政协委员”，因为毛泽东认为梁漱溟有充当反面“活教材”的作用，且“因为他(梁漱溟)还能欺骗一部分人，还有一点欺骗的作用”。
可见，说毛泽东“迫害知识分子”纯属无稽之谈。毛泽东崇尚科学，热爱知识，一部浩瀚的二十四史，毛泽东更是读了无数遍，说毛泽东是中国近代最精通历史之人当不为过。毛泽东对知识的酷爱已经到了痴迷的地步，甚至在他逝世前，重病缠身的毛泽东还用颤抖的手在几册《晋书》的封面上分别几下“1975.8再阅”、“1975.9再阅”等字样。
毛泽东为了提高国民的文化知识水平，大力推广简化字和拼音、普及基础教育。解放前我国的文盲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而到了1982年，文盲人口仅占总人口的22.81%。可见，国民的文化水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有了质的飞跃，这又完全拜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所赐。
此外，世界历史上可曾有过一个如毛泽东般集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诗人于一身的领袖？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一词被柳亚子称为“千古绝唱”，柳亚子说：“虽东坡、幼安，尤瞠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本身就是伟大的知识分子的毛泽东又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去“迫害知识分子“呢？
所以，鼓噪毛泽东“迫害知识分子”纯粹是无耻的栽赃。毛泽东始终对“知识分子”有着清醒的认识，这点从他对梁漱溟的批判中就可以看出来。毛泽东认为杀人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并且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今天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一批热衷用笔杆子杀人的杀人犯，虽然他们看上去可能无公害、无污染，但是他们用笔去解构人们的思想，矮化自己的国家、民族、人民，鼓吹“意识形态沉默”、“普世价值”，与梁漱溟鼓吹的“中国没有阶级”、“无色透明政府”等说法如出一辙，是彻头彻尾的反动思想。
今天，一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自命不凡，以为能够断几个文、识几个字就高人一等了。他们以自己的萤火之光去度量日月的光辉，对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指手画脚，不难想象这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确实是“知识越多越反动”，这样的“知识分子”就特么应该受到“迫害”，就应该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虽然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善于伪装，努力把自己梳妆打扮成“民意代表”和“良心”的样子，但是“那些人有狐狸尾巴，大家会看得出来的。孙猴子七十二变，有一个困难，就是尾巴不好变。他变成了一座庙，把尾巴变作旗杆，结果被杨二郎看出来了。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就是从那个尾巴上看出来的。实际上有这样一类人，不管他怎样伪装，他的尾巴是藏不住的。”
知识分子的称号并非护身符，知识分子同样要遵纪守法。违法乱纪的知识分子虽然也是知识分子，但却必须受到“迫害”，这并非“迫害知识分子”，只是“迫害”违法乱纪分子，仅此而已!所有的知识分子当以鲁迅为榜样，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谦卑心态，扎根到人民群众中去，如果真能做到这样，何必杞人忧天担心“迫害”？
3、造谣毛泽东“崇尚暴力”
一些人一提到“枪杆子”似乎就呼吸急促，恨不得以头抢地尔。这些人，表面是一群“和平主义者”，实则根本不懂什么才是真正的和平，因为靠乞讨，永远乞讨不到和平，只有枪杆子才能捍卫正义、守护和平，正所谓，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一些人用毛泽东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说法来污蔑毛泽东“残忍”、“好杀”。并且“根据”网上流传的毛泽东曾对赫鲁晓夫说“中国死三亿人没关系”来咒骂毛泽东的冷血，然而事实上，毛泽东的原话是：“既然我们力量这么强大，我们还跟他谈什么，打就完了，说敌人不打是不倒的，扫帚不到灰尘照样不会自己跑掉。必须要打，通过革命的手段，通过武装打败他，既然你的力量这么强大，还谈什么，所以什么‘绞索政策’都是在这样的观念下提出来的。大不了就是核战争，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27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六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我怕谁去。”
我仔细的琢磨过这些话，却始终琢磨不出其中“残忍”的味道。毛泽东的这席话无非表明了一种不信鬼、不怕鬼的态度而已，否则该怎么说？难道毛泽东要说“中国人最怕死了，哪怕对方打死我们一个人，我们就马上投降”？这样说就是“人权高于主权”了？如果屈膝投降能换来和平的话，田间又何必说“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哪，这就是奴隶!’”？
延安整风时，毛泽东严禁杀人，他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哪怕对方已承认自己是叛徒并出卖过同志，甚至承认是打入革命队伍内部来刺探情报的国民党特务。毛泽东解释说：“人头不是韭菜，韭菜割了，还能再长出来。人头割错了，就再也长不出来了。”就是在文革期间，毛泽东也一再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哪里“残忍”，哪里“好杀”了？
当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时候，他的很多战友还热衷于领导工人罢工游行，不是说领导工人罢工游行不对，但在毛泽东看来，领导工人罢工游行并不会取得革命的胜利，这并非是毛泽东的先见之明，而是因为罢工游行这种方式他早就已经试过，并且已经被他证明过行不通了。
1919年10月10日(熟悉的双十节？对，就是中华民国的“国庆日”)，毛泽东组织长沙近两万群众冒着大雨上街游行，谭延闿接下来《请愿书》，却在事后对所提各项要求断然拒绝。11月下旬取代谭延闿代为湘军总司令的赵恒惕，则将威胁指向这场运动的关键人物毛泽东，一场以和平请愿方式进行的几乎与虎谋皮的自治运动，也从此一蹶不振。正是这样的挫折让当时还十分年轻的毛泽东深刻意识到，“非暴力”的革命运动在中国不可能取得成功，而必须寻找另外一条道路，而这条道路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
毛泽东曾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但如何保证有理的就一定能赢呢？要想取得胜利，靠文字、靠言语显然行不通，而只能是世俗力量，是枪杆子。拳头硬的未必有理，但如果拳头不硬，再有道理，在更硬的拳头面前，也可能没了道理。
世界上，从颜色革命中“侥幸逃脱”的只有两个国家：美国、伊朗，秘诀是什么？答案惊人的一致：枪杆子!轰轰烈烈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在美国政府的暴力镇压下，很快烟消云散，这就是枪杆子的力量。美国正是深深知晓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才会在其他国家发生颜色革命时，一再表示“严重关切”并一再警告那些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当局“要保持克制”，表面是为了“人权”，实则是赤裸裸的拉偏架的行为，否则该怎么理解为何美国政府从来都不“克制”呢？
4、造谣毛泽东要立毛岸英为“接班人”
不可否认，毛泽东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接班人选，刘少奇、林彪等都是其重点培养对象，但这几个人显然都离毛泽东的期望还有差距，但毛泽东真正考虑的，并非他个人的接班人的问题，而是接无产阶级事业的班的问题，所以，毛泽东说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有一些人认为毛泽东将毛岸英送到朝鲜战争是让其“镀金”去，回来好接班。这样说的人，显然是自己的小算盘打多了，所以以己度人。正如陈登在《念奴娇·登多景楼》所说的那样：“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晚年的毛泽东在读到这首词时，曾失声痛哭，他痛恨人性的自私，他希望他的人民“六亿神州尽舜尧”，像舜帝和尧帝那样贤达，因此他不仅严格的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更是开展浩浩荡荡的“批私斗修”运动，然而，人性的改造显然非人力所为，哪怕毛泽东是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个巨人”，最终也没有做到。
毛泽东到底有没有将毛岸英作为接班人来培养，有!因为毛泽东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毛岸英显然是其中之一。但毛泽东有没有将毛岸英作为自己个人的接班人培养呢？
要说清这个问题，需要拿蒋经国作为一个比较。蒋经国1937年从苏联回国后，蒋介石首先安排他到军队锻炼，仅仅一年后，蒋介石就送了蒋经国一个少将军衔，又过了一年，蒋经国“空降“赣南，任地区行政专员和保安司令，到了1945年，蒋介石又将蒋经国提拔到中央，任三民主义青年团和青年军的领导，再后来到了台湾，为了蒋经国，蒋介石不惜委屈自己的“干儿子”陈诚，一手培植蒋经国的羽翼，这才叫培养接班人。
反观毛岸英，从苏联回来后，一直在基层、基层、还是基层，种地劳动是毛岸英的主要任务……有这样培养“接班人”的吗？如果说上朝鲜战场是“镀金”，难道解放战场就不能“镀金”？要知道解放战争共产党军队可是一路顺风顺水，捞战功、攒资历可是再好不过的，可惜这些都没毛岸英什么事。然而，当朝鲜战争爆发后，面临国内尤其是党内一些高层干部在出兵朝鲜问题上的反对、摇摆，此时的毛泽东需要说服他的战友，而最好的说服方式，无疑就是送自己的儿子上朝鲜战场……
所以，那些说毛岸英去朝鲜“镀金”的无知无耻之徒不仅亏了良心，而且也侮辱了为国捐躯的毛岸英烈士，更侮辱了毛泽东的伟大人格。毛泽东如果真的想培养毛岸英做“接班人”，他可以有一千种方式，却唯独不可能在没有任何制空权、也就是最危险的时候，将毛岸英送到朝鲜战场上去，就算让毛岸英去朝鲜战场，也完全可以在后期朝鲜战场的局势缓和之后再派去嘛，难道那时候就不能“镀金”了？
毛泽东一生痛恨阴谋诡计，他崇尚“阳谋”，他堂堂正正，他的一切都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接班人的问题同样也不例外。
5、造谣毛泽东热衷“整人”
一些人一提到毛泽东，就是“整人”，似乎毛泽东除了“整人”就真的没别的事干了。这些人自己整天吃饱了没事干，就以己度人，处心积虑的的寻找毛泽东“整人”的“证据”，完全不顾及他们自己已经成了他人眼中瞪着眼说瞎话的败类的小丑形象。毛泽东真的薄情寡义，整天就琢磨“整人”吗？显然，这又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谎言。
一些人确实受过一些委屈，但又有几个人知道毛泽东受过的委屈比谁都多，被“整”得最惨？在共产党成立早期，毛泽东是党内长期受到重点打击的“右倾主义分子”。例如宁都会议，就是一次明确反对毛泽东的会议。当时中央一部分人赞成攻打赣州，而毛泽东则主张攻打漳州，结果打赣州失败了，而打漳州胜利了。可在宁都会议上，项英、顾作霖表示打赣州输了也对，打漳州赢了也错，这委屈不委屈？然而，真正拍案而起为毛泽东说话的也只有王稼祥一人而已!(由于任弼时是毛泽东的学生，他不能表态)。
但即便是这样天大的委屈，毛泽东也依然没有动摇他的革命信仰，他不是一个爱发牢骚的人，这点在那首著名的《和柳亚子先生》中也有所表明：牢骚太盛防断肠，风物长宜放眼量。他坚信，一时的委屈终会过去，只要坚持真理，就一定会迎来曙光……之后的故事，大家也都知道了，不久后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绝对军事指挥地位，自此，工农红军除了短暂的土城挫折之外，再也没有过大的失败，一次都没有!
毛泽东是一个至情至性的伟岸男人，无论是对爱人、对战友，还是对他的人民都是情真意切，“整人”这种阴谋诡计他不仅不屑为之，更是深恶痛绝的。当他得知他的结发妻子，同时也是他的小师妹杨开慧被国民党残忍杀害时，他动情的说道：“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初恋总是最美好的，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样，对毛泽东也不例外。对杨开慧，他情根深种，1923年，夫妻在长沙临别、黯然销魂之际，毛泽东满腹惆怅，写下了“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与汝”的千古绝唱，甚至在杨开慧死后多年，毛泽东在那首著名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中依然用“我失骄杨君失柳”这样的词句表达对杨开慧的相思之情。
1990年，中共中央警卫局在清理毛泽东的遗物时，意外地发现了一批毛泽东精心保存的毛岸英遗物。所有人都惊呆了，因为到毛泽东去世时，毛岸英已经牺牲了整整26年!按照韶山风俗，逝者生前遗物，特别是衣服，往往随之销毁(焚烧)，以免生者睹物思人、徒增伤感。可是毛泽东并没有那么做，他把他爱子的遗物悄悄的保存了整整26年，这26年中他是怎样在强忍着丧子之痛度过的呢？要知道，当他得知毛岸英为国捐躯的噩耗时，可只是淡淡的说了句“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毛泽东不仅对妻子、对儿子深情挚爱，对他的战友、他的人民同样如此。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喊出“人民万岁”的领袖，他将对人民的爱寄托在“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诗句里。熟读毛泽东诗词的人都知道，毛泽东的诗词大多恢宏、磅礴，如“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等等，但也有例外。在给罗荣桓元帅的悼亡词中，他喟然长叹：“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很多人可能都对罗荣桓元帅不是很熟悉，但罗荣桓的历史贡献却是相当巨大的。工农红军的新生在于著名的三湾改编，而罗荣桓则是三湾改编的核心人物，正是三湾改编确立了党指挥枪这一灵魂原则。罗荣桓元帅被毛泽东视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奠基人，他们从井冈山时代就相互依靠，一路生生死死的走过，所以，毛泽东的一句“国有疑难可问谁”可谓内心激荡的情感的迸发。
诗词是不会骗人的，诗词的感染力可以穿越时空，为我们展示那个至情至性的毛泽东的同时狠狠的戳穿了那些污蔑毛泽东薄情寡义的无耻谎言。如果一定要说毛主席“整人”的话，那他也只整坏人，不整好人!
6、造谣毛泽东“独裁”
在弄清楚以上几个问题，再来说说最后一个也是恶毒的谣言：毛泽东独裁。很显然，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此。虽然后来的毛泽东说一不二，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除了那些从井冈山时代就跟随他的红军将士，很多人对毛泽东都是不服的。萧华将军之所以说“毛主席用兵真如神”，那是在一次又一次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小平同志说长征的时候只有三个字：跟着走。事实也证明，只有跟着毛泽东走工农红军才一次又一次的转危为安，由弱变强，直至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跟着走”并非因为毛泽东独裁，而是所有人都意识到，只有“跟着走”才有出路，这种近乎迷信的信赖是长期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而不是毛泽东强加给任何人的。
如何看待毛泽东，不仅是个历史问题，更是个良心问题。毛泽东留下的，是一个打下坚实工业化基础的中国，是一个拥有两弹一星赢得对手敬畏的中国，是一个朋友遍天下赢得世界尊重的中国，是一个亿万国民同心同德的中国!是毛泽东砸碎了几千年来禁锢中国人的一切枷锁，给中国人带来了彻底的解放，也给中国人树立了永远的自信和自尊的神圣信念，这，还不够？
中国人是幸运的，幸运得只用“万岁”两个字就换来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无私的为我们奉献了一辈子!这，还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