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毛主席的“不舍得穿”“不敢吃”“不敢用”想到的

于永军

斗转星移，岁月如梭，又是一年9月9日到来。一代伟人毛泽东，安详地长眠在水晶棺中，每天接受数以千计、数以万计人的拜谒。他身上穿着的还是那套人们十分熟悉的中山装。据说，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所拥有的最高档的衣服，平时舍不得穿，只有在接待外宾时才拿出来，可是那上边也打了几个小补丁。

在一些有关毛泽东的传记文学、回忆录中，常见对其简朴生活的记载：

1966年，在一次南下的路上，工作人员看到他的衬衣补得太厚，建议换一件。他坚持不换，说：“我一路上又不接见外宾，何况现在国家有困难，棉布紧张，这件衣服打个补丁不是还可以穿嘛！”有资料介绍，陈列在毛泽东故居纪念馆里的一件衬衣，竟缀了73个补丁！一滴水见太阳，一件衣服，彰显了人民领袖与人民休戚与共的风范。

在“吃”上，毛泽东从来都是执著于粗茶淡饭。延安时期，由于工作劳累，加之伙食太差，他身体明显瘦了下来。一次，军委一位科长为了给他补身体，饭间端了碗猪蹄汤上来，他急忙追问：“这猪蹄汤从哪里来的？是不是从生活费里报销？”当科长明确告诉他从其生活费里报销时，他说：“这就好，我敢放心吃了。如果是超支，另外报销，我可就不敢吃哟！”毛泽东的“不敢吃”，生动地反映了一位人民领袖廉洁自律的崇高风范。至于三年困难时期，他吃碗肥猪肉“补脑子”的故事，更是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

在日常生活的“用”上，毛泽东同样简朴无华。1937年1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延安。刚到延安时，他出外办事时经常骑马。一次，去枣园开会，因马受惊，意外地从马上摔了下来，左手被摔伤。当时，延安已有汽车，是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专门送给中共中央的两辆福特牌汽车。有关部门在研究如何使用这两辆车时，大多数人都主张给毛泽东配一辆。于是，管车的同志首先分给了毛泽东一辆。毛泽东立即表示坚决反对，他态度果断地说：“我不要！”接着他进一步强调说：“分车一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二要照顾年纪较大的同志。”但是，大家仍然认为应分给毛泽东一辆。毛泽东知道后生气地说：“走走路有么子不好？连走路的权利都要取消么？走路锻炼身体，还可以深入群众，你那个汽车呜呜一开，群众还敢跟你说话么？”最后，由于毛泽东再三坚持不要，两辆车中的一辆给了管军事指挥作战的朱德总司令使用，另一辆配给了被尊称为“延安五老”的林伯渠、谢觉哉、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等来往办公用。闻听毛泽东摔伤了，朱德和“五老”都坚持把车让给他坐，却被毛泽东一口拒绝，他依旧坚持骑马回去。毛泽东的“不敢用”，体现了人民领袖心系人民、密切联系群众的强烈的人民观。

毛泽东廉洁自律的简朴生活，不仅感召和教育着人民，就连外国友人、他国领导人也赞叹不已。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写《西行漫记》时，到毛泽东住的简陋窑洞里采访，记下了这样的真实场景：“毛的棕色皮鞋已经需要擦油了，一双纱袜松松地掉到了脚踝上。毛的家和其他高级官员的家庭够不上台湾有人批评他们的‘铺张浪费’，他的‘享受’大致相当于长岛一个事业顺利的保险公司推销员在较好的牧场式平房里享受到的东西。”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访华后也深有感触：“（我们）是在他的书房里会见的。那是一间陈设简朴的房间，周围摆满了书和他伏案批阅的文件。我之所以提到他个人的生活方式，是因为，毫无疑问，亿万中国人感到，他同他们过着同样的日常生活。”面对简朴的毛泽东，外国人内心里受到了什么样的震撼，透过文字可以得知。斯诺就情不自禁地感慨到，这种共产党人的生活方式“将成为不可征服的东方魔力”。在希思的话语中，其实也透出了这样的信息：一个政党、一个政府的公信力，就像一个储存信任的“银行”，领导人作风好，政府就有凝聚力、号召力和感召力，“银行”资产就会不断增长；领导人作风差，群众对政府的支持和信任就要打折扣，“银行”资产就可能缩水透支。“他同他们过着同样的日常生活”，这正是一代伟人毛泽东始终在人民群众中具有着无与伦比的崇高威望的一个重要原因。

记得1945年，曾任国民参政员的黄炎培先生在延安访问后，写了著名的《延安归来》一文，其中提到他与毛泽东的一段对话。黄炎培先生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于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听完后，肃然回答道：“任之先生，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先生所引用的“勃焉”与“忽焉”的成语，出自《左传》，其原话是：“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这是个循环论，并非必然规律，但我们却不能不承认，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政府，有没有“罪己”、律己的勇气，有没有接受监督的自觉意识，也的确跟“勃焉”与“忽焉”的转化有关。当时毛泽东与黄炎培的这段对话，正值延安整风之后。延安整风就是一种自我检讨、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很有点“罪己”的精神。而后来，共产党人到了“勃焉而兴”，作为伟大领袖的毛泽东，带头廉洁自律、密切联系群众，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敬爱和拥戴，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

72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人间正道沧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共产党人创下的社会主义大业，今非昔比。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巨浪不断改变着中国的面貌，法制和民主正在日臻完善。在当今的关键时刻，作为党的每一个成员，特别是担任一定职务的领导干部，特别需要一种“禹汤罪己”的精神，诚心诚意地接受人民的监督，自觉廉洁自律，守好自己的阵地，保持好革命的节操，切实像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领导干部严格自律，要注重自觉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作斗争，从自己做起，从身边人管起，从最近身的地方构筑起预防和抵制特权的防护网，以良好的工作和生活作风积累公信力，不断扩大党密切联系群众中的强大磁场。”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那种“不舍得换”、“不敢吃”、“不敢用”的律己形象愈发光彩照人。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永远怀念毛泽东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