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论》及其现实意义
——纪念毛主席《矛盾论》发表80周年
郝贵生
毛泽东一生写了大量有关唯物辩证法的著作及其论述，最主要代表作就是1937年发表的《矛盾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建设实践中不仅丰富、发展、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理论，而且也是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实践的典范和楷模。今年在《矛盾论》发表80周年之际，笔者又重新学习了其基本内容，感到其对于指导中国共产党人当今的实践活动也有极其巨大的现实意义。
本文仅就其中的某些观点谈谈个人的感受。
一、从矛盾普遍性原理谈矛盾分析法
列宁在《辩证法十六要素》和《谈谈辩证法问题》中突起强调，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实质，可是这需要发挥和说明。由于种种原因，列宁没有完成这一任务。《矛盾论》实质就是沿着列宁的思路继续研究对立统一规律为什么是辩证法的核心思想展开的。所以《矛盾论》详细阐发了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对抗性矛盾等等。且每一个具体原理都作了具体深入的阐发。在谈到矛盾的普遍性问题时，毛泽东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有关论述，结合自己对矛盾现象的观察和原苏联德波林的矛盾不等于差异的错误观点，阐述了矛盾普遍性的两点含义即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中，存在于一切事物自始至终的过程中。后人把这两点含义概括为事事有矛盾（处处有矛盾），时时有矛盾。或者说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而德波林否认事物自始至终都存在矛盾，事物一开始，只存在差异而不存在矛盾。
毛泽东说：“德波林学派这类见解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不知道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9页）。
矛盾普遍性原理的方法论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树立矛盾分析法。而运用矛盾分析法的最终目的恰恰是为了实事求是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
所以列宁《辩证法十六要素》中第一条就谈到“考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列宁选集》，第2卷，第411页）
马克思《资本论》最基本的方法就是矛盾分析法，其正从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商品开始，揭示了商品的二重性、劳动的二重性、货币、资本的本质……一步步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矛盾运动及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达到了考察的客观性。
列宁谈到了《资本论》这一科学方法，而且毛泽东说：“列宁自己也正确地应用了它，贯彻于他的全部著作中。”（《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51页）
所以“矛盾的普遍性”一节结尾中说：“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同上，第51—52页）
毛泽东本身也是运用这种方法的典范和楷模。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及一生的几乎所有著作都贯穿了这一基本方法，由此达到了对中国革命、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实事求是的真正概括和提炼，为我们党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客观依据。同样这一方法当今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第一，毛泽东把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分析法用中国语言简要概括为“一分为二”。他多次讲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但是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原中共中央党校杨献珍为代表的一些人竭力反对“一分为二”，主张用“合二为一”取代或补充之。毛泽东去世后，这种论调又死灰复燃，至今有些人还持有这种错误观点。也有些人认为“一分为二”对事物的矛盾现象概括不准确，主张用“一分为三”、“一分为四”……“一分为多”取而代之。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2015年曾经写了《关于“一分为二”的几个问题》，对上述观点进行了驳斥。
第二，自觉运用矛盾分析法认识当今世界形势、国内形势、中国革命建设理论和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中国当今社会几乎对所有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建国史尤其是对文革和改革开放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都有不同甚至根本对立的认识，当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思维方法上说，实质是用辩证的方法，还是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或者说是用矛盾分析的方法，还是用否认矛盾的、现象的、片面的、孤立的方法认识之。
如认识社会主义矛盾问题。《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因素就是社会主义。那么作为肯定因素的资本主义和作为否定因素的社会主义的对立斗争一定贯穿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始终，在人类没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之前，这一矛盾不会消失，且始终制约这一过程的其它所有矛盾。否认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对立，实质就是否认矛盾普遍性原理。
再如，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但这一过程必然也存在曲折性包括暂时的倒退。这就是辩证法和矛盾普遍性，由此必然推出已经夺取政权和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也仍然存在倒退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苏联解体和中国当今已经出现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现象证实了毛泽东论断的科学性、真理性。这也是毛泽东为什么把对立统一规律作为继续革命理论六条基本内容的第一条的根本原因。而形而上学的方法就是只承认事物的前进性而否认曲折性，因此否认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否认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对文革的认识也是如此。文革既然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尝试，不可避免会存在种种问题，而且其实践过程也确实如此。那么究竟如何实事求是认识文革的本质？是用单纯的现象、枝节、实例认识文革，还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区分真相和假象、区分现象和本质？就始终存在矛盾分析的辩证法和否认矛盾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对立。应用前者，就能够抓住事物的本质，透过现象看本质，不为个别实例、枝节和假象所迷惑，真正客观地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和内在本质。对待改革开放本质的认识也是如此。
第三，分清现实生活中的真理与谬误、先进与落后、正义与邪恶、新与旧的对立现象，永远做先进、正义、真理、新生事物的捍卫者与践行者。现实世界的矛盾多种多样，其中一类矛盾就是真理与谬误、先进与落后、正义与邪恶、新与旧的对立。这也是普遍的、绝对的，历史的进步和发展就表现在真理不断战胜谬误、先进不断战胜落后、正义不断战胜邪恶、新生事物不断战胜旧事物的过程。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也同样如此。
自《共产党宣言》揭示作为历史肯定因素的资本主义与作为否定因素的社会主义的矛盾对立以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就成为当今这个历史时代真理与谬误、先进与落后、正义与邪恶、新与旧的最主要和最突出表现。整个世界如此，当代中国也如此。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应该是当代中国和世界真理、先进、正义、新生事物的代表和推动者。但现实生活的许多人包括一些有职权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人却不能分辨现实生活中的真理与缪误、先进与落后、正义与邪恶、新与旧的具体的对立。他们或者把自己置身于这种对立之外，以“难得糊涂”为荣（“难得糊涂”与“难得聪明”本身就是对立的，这些人自觉不自觉选择了错误）；或者是非、美丑、善恶颠倒，自觉不自觉做社会发展的绊脚石和阻力。那些被揭露出来的大批腐败官员正是整个社会一些人是非、美丑、善恶颠倒的典型代表和突出表现。因此，矛盾分析方法的最重要的应用就是学会分辨、辨别现实生活中的是非、美丑、善恶、新旧观念。当今最重要的区分就是要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假社会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等等。由此才能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才能真正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第四，必须纠正当今干部、学者和大多数人不会自觉运用矛盾分析法的极其严重的的现象。矛盾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思维方法中最主要的一种方法。学习对立统一规律、学习《矛盾论》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努力学会自觉应用矛盾分析法认识和解决问题。但是非常遗憾，据笔者观察，在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和学者中包括马克思主义专业的学者中不懂分析不会分析的状况相当严重。他们在讲话、文件和文章、著作中，不能够对中国正在发生的各种社会现象进行辩证的具体的深入分析，只是做绝对的肯定或绝对的否定。只是罗列现成的观点、口号、概念、结论，拼凑在一起，看不到他们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一步步深入解剖、分析、概括、推理的过程。他们也号称自己坚持马克思主义，但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极其重要的思维方法却陌生得很。
毛主席1957年就发现了这种状况，指出相当多的讲话和文章“不会分析问题，讲不出道理，没有说服力。”（同上，第213页）
而当今这种状况更为严重。希望这些同志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著作，在学习理解他们的科学结论的同时，把他们著作中体现的最重要的科学思维方法即矛盾分析法或者说是一分为二的方法真正学到手。如此才能真正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二、从矛盾斗争性与同一性关系原理理解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
矛盾规律就是对立统一规律。矛盾的基本属性就是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矛盾论》详细阐发了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含义及其关系。
《矛盾论》讲矛盾的同一性或统一性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对立双方一定条件下的相互依赖、相互依存；二是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矛盾无论处在依赖或转化时期，都是有条件的。所以说，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矛盾的斗争性是指对立双方的相互对立、相互作用、相互斗争的性质。矛盾无论处在相互依存状态，还是相互转化时期，都存在斗争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矛盾的斗争性与同一性的关系有两方面：一是相互依赖关系。矛盾的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中，没有同一性就没有斗争性；同时，同一性中也存在斗争性，没有斗争性也没有同一性。二是相对绝对关系。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
“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同上，第101页）
但在承认二者都起作用的同时，又必须承认一定条件下的同一性中包含的矛盾的斗争性在事物的发展中起主要的决定的主作用。因为只有无条件的相互排斥、否定、作用，才能改变矛盾双方的内在因素，才能改变同一性的条件，使矛盾从一定条件下的相互依存状况向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转变，又从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状态向新的矛盾和事物转化，促进事物的发展。
恩格斯曾经指出，自然界到处盛行这对立中的运动，正是“这些对立，以其不断的斗争和最后的互相转变或向更高形式的转变，来决定自然界的生活。……而且进化论证明了：从一个简单的细胞开始，怎样由于遗传和适应的不断斗争而一步一步地前进，一方面进化到最复杂的植物，另一方面进化到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3页）
列宁讲：“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列宁选集》第2卷，第557页）。
毛泽东《矛盾论》中也说：“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48页）
“没有矛盾和斗争，就没有世界，就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72页）
这些论述都说明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矛盾论》这些基本思想的现实意义是什么呢？
第一，纠正对“斗争性”含义及属性的错误理解。
当今思想理论界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都受到质疑和否定。矛盾的斗争性原理更是首当其冲。主要表现是：
其一，认为同一性也是绝对的，斗争性也是相对的，毛泽东的结论不对。任何哲学范畴都是绝对的，但任何绝对都存在于相对之中，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同一性是相对与绝对的统一，斗争性也是相对与绝对性的同一。但辩证法认为，任何相对绝对本身都是相对的。同一性、斗争性就自身而言，是相对绝对的统一是正确的。但毛泽东讲到的同一性的相对性和斗争的绝对性不是指同一性、斗争性自身，而是斗争性与同一性相对而言。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的论述是完全正确的。不能把不同意义上的相对绝对混为一谈。
其二，建设“和谐社会”应该讲同一性是绝对的，斗争性是相对的。2002年后的党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北京某大学著名哲学教授2005年在一次全国学术会议上提出，同一性的相对性和斗争的绝对性是为党内的“阶级斗争为纲”思想提供哲学依据的。今天我们讲和谐社会，就应该讲同一性的绝对性和斗争性的相对性。这完全是谬论。毛泽东的结论是对自然、社会、思维规律的哲学概括，它绝不以历史、时代的变化而改变。今天讲和谐社会也改变不了同一性的相对性和斗争的绝对性的科学结论。而且官方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思想，但否定不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仍然是当今世界和中国对立斗争的主线索。
其三，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是不讲条件、范围、场合的胡斗乱斗。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针对国民党人邓宝珊所说“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指出“他说对了”。根本否定文革和“四人帮”后，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思想也遭到了根本否定。他们指责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是不讲条件、范围、场合的胡斗乱斗，甚至也根本否定毛泽东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思想。笔者曾经多次听到个别学者常拿毛泽东这句话开涮玩。意思是说，毛泽东一生就是胡斗乱斗，就是穷折腾。这是对毛泽东“斗争哲学”思想的污蔑和歪曲。
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思想是从矛盾的斗争性在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学说中的地位和作用中提炼和总结出来的，是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现象的高度概括，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客观真理。但毛泽东讲的“斗争哲学”思想中的“斗争”二字是矛盾同一性中的斗争。矛盾的同一性本身就是讲矛盾的条件性、范围性、具体性。因此“斗争性”不是离开同一性的主观任意的“斗争性”。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就是说，共产党人一讲到“斗争”二字，一定是讲一定范围、场所、条件的斗争，是包含肯定的辩证否定的斗争，是讲斗争的客观内容、方式方法、策略的斗争。
如毛泽东抗战时期谈到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时说：“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但这种“斗争”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由于否定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思想，导致现实生活包括政治生活中“斗”、“斗争”特别是“阶级斗争”概念已经不同程度地甚至完全转变为贬义词。谁讲“斗争”就给你扣上个“文革”和“四人帮”的大帽子。这种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那些否定和攻击毛泽东“斗争哲学”思想的人，那些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一方面攻击毛泽东这一理论，但他们从来没有停止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人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人民的斗争，包括对毛泽东“斗争哲学”的斗争。
污蔑狼牙山五壮士、否定土改的《软埋》现象不正是历史虚无主义者向共产党人的猖狂“斗争”吗？近几十年来，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不都受到质疑和否定吗？这难道不是“斗争”吗？他们反对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实质是束缚真正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对他们的斗争，而从不束缚和停止他们对人民和正义事业的斗争。
第二，共产党人应该理直气壮地讲“斗争哲学”。
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矛盾的斗争性也是普遍的、绝对的，自然界如此，社会现象也是如此。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就是普遍现象。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剥削、压迫、镇压本身就是斗争。有剥削压迫就一定会有反抗斗争。“造反有理”，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今天的共产党人绝对不能放弃甚至理直气壮地要讲“斗争哲学”思想。
古人讲，“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愚公移山”的寓言，《智取威虎山》杨子荣的唱词“越是艰险越向前”，2013年非典时期广州叶欣护士长的“这里危险，让我来”等等，不正是“斗争”精神具体而形象的写照吗？中国当代社会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等一切剥削阶级的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现象。《宣言》中讲的“两个决裂”就是同私有制做斗争，同私有观念做斗争，同当代中国一切形形色色的腐朽思想如人本性自私论、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观念做斗争，同一切社会丑恶、腐败现象做斗争。要倡导和树立一种正确观念，就一定存在与此对立的错误的观念，因此必须与之斗争。
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不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吗？离开斗争，空喊多少遍正确观念也无济于事。
如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天天在那里大喊特喊、到处张贴24字内容，但就是不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立的非社会主义价值观现象的表现、根源进行具体的分析、解剖，如何克服之进行研究和斗争，无论如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不能确立的。何况目前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身内容就存在问题。
再如倡导为人民服务思想，不对与为人民服务对立的私有观念的表现、根源及怎样代替之进行研究，不对其进行具体的批判斗争。只是在“为人民服务”的提法上变来变去。如什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发展的目的是人民群众，发展的依靠力量是人民群众，发展的成果由人民群众来享受”、“以人民为中心”等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当然，我们这里提倡毛泽东的“斗争哲学”，绝不是主观任意性的胡斗乱斗。而是科学分析、摆事实，讲道理，讲条件，讲法制、讲策略，讲方法。没有斗争，就没有真正的“和谐”社会。
第三，树立“斗争”的人生观、价值观、幸福观。
这里所讲的“斗争”性是个哲学概念。现实生活中的战争、暴力、争吵等表现为外部激烈对抗的形式是斗争，不表现为外部激烈对抗的讨论、谈判、讲话、讲课、辩论、批评自我批评、批判、思想交流、努力、拼搏、劳动、做事、实践活动等等也是斗争。人们可以通过这些活动、手段实现一种目的。但这些活动本身也是人生的基本内容和追求目标。因此有远大理想有事业心有所作为的人们也把“斗争”本身当做一种生活享受的方式和追求内容。马克思在世时他的女儿问他，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马克思回答说：“斗争”。毛泽东所说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我国第一个兵乓球世界冠军容国团说过，“人生能有几回搏?”中国女排的精神是“拼搏”也完全是相同的道理。
三、共性个性关系原理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矛盾论》中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也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突出贡献和创新。这就是详细和深入阐发了矛盾特殊性原理及共性个性绝对相对原理在事物矛盾学说中的地位问题。
毛泽东认为，矛盾的特殊性就是矛盾着的事物及其过程、阶段和矛盾的各个方面都有其特殊性。他强调从五个方面研究矛盾的特殊性。
一是研究各种运动形式中的矛盾的特殊性。
二是研究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发展中的每一个过程的矛盾的特殊性。
三是研究每一事物发展过程中不同矛盾的本质和特殊性。
四是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的矛盾的本质及其特殊性。
五是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的矛盾的各个方面的本质和特殊性。
毛泽东还阐述了矛盾普遍性特殊性与共性个性、绝对相对原理的关系。
他说：“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着，所以是绝对的。”（《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74—75页）
这就是说，，一般与个别、相对与绝对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共性不是个性，一般不是个别，绝对不是相对，但任何个性中有共性，个别中有一般，相对中有绝对，没有不包含共性的个性，不包含一般的个别，不包含绝对的相对；也没有脱离个性的共性，脱离个别的一般，脱离相对的绝对。
紧接着毛泽东就做出了在笔者看来是《矛盾论》中最精彩最深刻的一段话：“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同上，第75页）
毛泽东这段话笔者理解有四层含义：
其一，它揭示了共性个性原理在矛盾学说和辩证法学说中的理论地位。矛盾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这是揭示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学说中的理论地位。那么这句话就揭示了共性个性原理在矛盾学说或对立统一规律学说中的地位。它是矛盾问题的精髓，也就是说是矛盾学说中的核心，是辩证法学说中的核心的核心。由此可见共性个性原理在唯物辩证法学说中的极其重要的的理论地位。
其二，它揭示了辩证法学说与认识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共性个性原理实际是揭示人的认识过程是个别、一般再到个别和一般的过程。这一个过程也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过程。
其三，它揭示了辩证法学说与群众路线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路线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共性个性原理揭示的从个别到一般再到个别的过程也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
其四，它揭示了辩证法学说与唯物论学说的内在联系。共性个性原理是辩证法学说。但共性个性学说转化为认识过程就是个别到一般再到个别的过程，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从物到感觉思想再回到物的过程。或者说就是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来来的？》所讲的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共性个性原理是连接辩证法学说与唯物论学说的纽带、中介。由此进一步说明共性个性原理不仅在矛盾学说理论体系中，在整个辩证法学说体系中，在整个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极其重要的地位。
毛泽东也是运用矛盾特殊性原理及共性个性原理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楷模。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开头就运用这一基本原理的典范。矛盾的特殊性原理以及共性个性关系的原理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当今的指导意义是：
第一，树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如果说，矛盾的普遍性原理要求是树立矛盾分析法，那么依据矛盾及其每一个侧面都有特殊性原理树立的基本方法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列宁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因此就要求我们一定要对中国建国近70年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一些重大事件运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研究不同事物、不同过程、阶段、不同矛盾、不同矛盾方面的特殊性。
第二，善于从个别与一般的关系认识现实问题。俗话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就是要从个别入手到一般，揭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来。如中国当今一个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就是愈演愈烈的腐败问题。十八大以来，反腐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腐败的实质、根源和克服途径是什么，主流媒体和学者们就只是就个别谈个别，把腐败现象只是看做腐败、腐败者和违法违纪者，而不能从个别到一般，从理论的高度认识腐败的实质和根源，因而不可能找出克服腐败的真正途径来。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特别对现象要区分为反映本质的现象和非本质的现象，区分假象和真相。另外，一些学者经常把中国古代反腐败和西方国家、新加坡、香港等地区反腐败的经验、方法照搬到中国来，从思想方法也是不能不能区分个别与一般的关系。不能因为都有腐败现象就认为其实质是相同的。中国封建社会和西方等国的腐败本质是统治阶级一部分人破坏他们自身的规则和分配原则，是侵占他们本阶级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的结果。而中国腐败现象是腐败者利用权力侵占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笔者写过多篇剖析腐败现象的文章，认为中国当代腐败现象的实质要讲四句话：
一是中国当代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突出表现，
二是腐败者的世界观彻头彻尾剥削阶级化了，
三是腐败者是中国当代暴富起来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党内的代理人、党内资产阶级和走资派，
四是中国当代是非、美丑、善恶观念彻底颠倒扭曲的集中表现。
反腐败的实质也讲四句话：
一是中国共产党人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一场阶级斗争，
二是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做社会主人的活动，
三是反腐败包含防腐败，是铲除腐败土壤、根源的斗争，
四是重新教育人、改造人、发展人的社会主义的教育运动。
第三，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两个提法从字面看是符合毛泽东的矛盾特殊性和共性个性关系原理的。但关键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科学含义，那么这种提法就是正确，且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但歪曲了“社会主义”的科学含义，这两个提法就转化为谬论。
第四，批判现实生活中的割裂或混淆一般与个别、相对与绝对关系的诡辩论现象。现实生活中在个别与一般关系上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要么割裂其关系，把一般、绝对看做脱离个别、相对；或者把个别、相对看做脱离脱离一般、绝对。要么混淆其关系，把一般、绝对等同于个别、相对，或者把个别、相对等同于一般、绝对。
列宁在谈到辩证法与诡辩论在相对绝对关系问题上的区别时说：“在（客观）辩证法中，相对和绝对的差别也是相对的。对于客观辩证法说来，相对中有绝对。对于主观主义和诡辩论说来，相对只是相对，因而排斥绝对。”（《列宁选集》第2卷，第557页）
必须承认的一个客观事实是，中国当代社会形形色色的形而上学方式也极为突出，尤其是诡辩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充斥于各种公开媒体、学术刊物和人们讲话中，包括大学教育活动中。
例如自1995年后几乎每年都举行国际大专辩论会，各个大学也都把举行这种形式的辩论赛作为大学生经常性活动。固然这种活动对扩展学生知识面和提高思辨能力有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但由于这种活动本身以输赢为目的，以人为制造对立命题为辩论内容，以抽签选题为基本形式的辩论活动本身的缺陷，由此完全背离人类辩论活动的最重要原则即真实原则。那么辩手们为了输赢，就必须主观主义地应用各种根据和实例，必然导致整个辩论活动中胡搅蛮缠式地诡辩思维方式极其普遍。其表现出来的诡辩论思维方式几乎都是黑格尔和列宁所批判过的。然而这种辩论活动的组织者却始终没有认识到其危害性，且《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还竭力吹捧、赞扬。
笔者2011年曾经写过一篇揭露批判这种辩论活动的文章《大专辩论赛背离辩论的灵魂和本质》，刊登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版》2011年6月30日。在笔者看来，这种辩论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诡辩现象恰恰是中国当今思维方式的一个突出特征。尤其是基层人民群众与强权者、强势者进行辩论说理过程中，强权者、强势者经常表现出诡辩论的思维方式。
学习、研究毛主席关于共性个性相对绝对的思想，特别有助于对形而上学尤其是对诡辩论的现象及其实质的批判，有助于识别、清除现实生活中的形而上学及其诡辩论，树立唯物辩证法的科学的思维方式。
毛泽东在世时，特别强调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要以唯物辩证法思想指导革命和建设。
1957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指出：“我们要求把辩证法逐步推广，要求大家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213页）
60年代他所树立的工业战线的伟大旗帜——大庆就是依靠“两论”起家的。
1965年1月，他看到徐寅生关于如何打兵乓球的讲话稿和贺龙的批语后，立即要求广泛印发和宣传。他对正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们说：“这是小将们向我们这一大批老将挑战了，难道我们不应该向他们学习一点什么东西吗？讲话全文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多年以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好的作品。他讲的是打球，我们要从他那里学习的是理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如果我们不向小将们学习，我们就要完蛋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302页）
上世纪50年代末、60、70年代全国各地都掀起了群众学哲学的运动，涌现出一大批工农兵学哲学自觉指导实践的的典范。木匠出身的李瑞环同志当时不仅是劳动模范，而且还是那个时代学哲学、用哲学的楷模。他从政后，其讲话内容和方式哲学味道相当浓厚，比那些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学历的干部不只强一星半点，甚至比许多高校的哲学博导水平都高。
因此，在毛泽东去世40年之后的当代中国，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指导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活动更显得尤为重要。只有把毛泽东哲学思想真正转化为全党和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尖锐武器和物质力量，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的实现民族的伟大振兴，特别是消灭私有制、实行两个“决裂”、实现共产主义的“初心”的历史任务才能最终实现。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天津师范大学教授；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