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世界体系治理（下）
张文木*
人民是胜利之本
尼克松、杜特尔特，他们知大势、有文化，跟中国握手。那么，世界上有没有不知大势、没有文化的例子呢？也有。
对于二战罪行，德国人在波兰下跪认罪，现在德国成为欧洲中心；再看日本，小泉从靖国神社走出来则是一副洋洋得意的表情。日本保守势力代言人《读卖新闻》会长渡边恒雄说：“小泉这个人不懂历史、哲学，不学习，没文化，因为无知，他才会说出‘参拜靖国神社有什么错’这样傻乎乎的话。”[1] 犯了错要认错，这是有文化和强大的表现；不认错还横得不行，这就是没文化。安倍就更没文化了：连“慰安妇”的罪也不认。
真正的人应该护弱抑强，保护妇女，不惹事也不怕事。20世纪60年代，前苏联与中国翻脸，美国又在中南半岛登陆，大有南北钳夹中国之势。毛泽东说：“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根本不怕。
因为有毛泽东，有毛泽东思想，中国得以立足并崛起于世界东方。靠什么？中国共产党从长征中汲取了“不靠天、不靠地、只有依靠人民”的精神。现在有人解读长征，说红军能走完长征是由于有信仰。这句话没说到根子上。中国共产党的信仰是人民，毛泽东说：“什么是上帝，人民就是上帝。”穷苦人民是多数，他们跟了共产党，共产党就没有不胜利的道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那边是抓壮丁，共产党这边是人民自愿参加解放军。为什么人民会跟着共产党走？因为共产党搞土改，将生产资料直接分给劳动者，打击剥削者。共产党一搞土改，国民党士兵就跑到解放军这边来了。人民掌握生产资料才能有尊严，共产党直接依靠人民则天下无敌。毛泽东思想体现唯物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人民性，只要和中国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站在一起，就会无往而不胜，有错误修正起来也容易。
中国人常说“势利”和“势力”，这两个词基本意思是一样的，就是有势才有利，得势才得力。你若在大势上，这个“利”就会养你；若不在大势上，这个“利”多一分都会造成伤害。所以人一生应当追求什么呢？追求祖国大势，不要追钱。“傍大腕”远不如“傍国运”，与祖国共命运，与人民同沉浮，这才是人间正道。在大势里头，缺点可能都会转化为优势；不在大势上，优势可能成为伤人的缺点。蒋介石那些高官里有许多都是哈佛毕业的“海归”，文化水平都挺高，最后还是跑到台湾岛去了。共产党这边的干部平均受教育程度都低于国民党，最后跟着共产党进了紫禁城，泥腿子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帅。为什么？跟上大势了。今天我们也一样，逐“势”才能有“利”和有“力”。正所谓“运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2]。
坚持斗争的哲学
唯物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坚持唯物论就得坚持斗争的哲学。2014年8月20日，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在前进道路上，我们将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3]
资源不是无限供给，而发展又是无限的，资源和发展的矛盾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无法解决。在目前资本主义体系下，各国就不得不为资源而产生冲突。世界上国家间的斗争，大都是为了资源而产生的斗争，这是唯物论的解释；用“普世的爱”来解释国际关系，则一定要吃大亏。
毛泽东说：“中国应当是辩证法发展的国家。”[4]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少有的具有辩证思维天赋的民族。这些在中国文字中可以得到充分的反映。比如中国人过年用得最多的是“福”字。这个字既有唯物论，也有辩证法，简直算得上是战略学的“最高词汇”了。“福”字的偏旁“礻”，是拜的意思，象形为一个人托拳揖拜。“福”字为什么要拜“一口田”呢？有“一口田”饿不死，这是底线；这在告诉世人不能贪。国家主权便是全国人民的“一口田”，这个要誓死捍卫；但有了“一口田”，那就要防止撑着了。前一条叫唯物论，后一条叫辩证法。没有唯物论要亡国，没有辩证法也要亡国。前者亡在不足，后者亡在有余。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若研究一下中国人的幸福观和西方人的幸福观，二者有很大的文化差异。中国的“福”有底线，有极限；西方的“福”多是感情宣泄（Happy）。人要是没有辩证法，是接不住的。国家也是这样。
历史上有很多帝国，在饥饿时崛起，在无度扩张中灭亡，就是撑死的。过去因为饥饿，多是营养不足的病，现在是营养过剩的病，多也没福，少也没福。人的获取要与其消化能力相匹配。如果不匹配，你就不是有福之人，这样的国家也不是有福之国。国家利益拓展就跟拉皮筋一样，皮筋拉到什么程度为好呢？拉伸出去能回来的为好。一般来说，特别是那些过去被人欺负过的国家，在国家崛起之初都热衷于扩张，结果大多是为扩张所累。
毛泽东战略思想的哲学智慧
中国人常说“过错”，过了就错。西方人对此不理解，他们是按法律条文来判定对错；中国人则按“度”，过度不过度，按质变的节点来计算。中国人错了，将错就错，又对了，西方人就不理解。中国知道“过错”，大过曰罪，小过曰错。西方人不理解是错还是过。会开车的，栽在高速上；会游泳的，淹在深水里；会讲演的，栽在电视上。好多上了电视的学术明星现在都不出来了。为什么呢？太火了，火到头就不火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有节制的优点才叫优点，不加节制的优点叫缺点。这就是为什么要谦虚谨慎的道理。
没有哲学的人难有幸福，哲学多来自阅历，而不是来自学历。少有阅历的年轻人，你给他一双上千元的皮鞋，他认为幸福；穿后又发现5000元的裤子、8000元的衣服、1000元的领带等着他，营养不好再美容一下，就上10万了。年龄大点的人是不会干这事的。中国人是懂得节制的民族。黑格尔看清了这一点，他说“中国的宗教，亦即度的宗教”，“对这些度及其演化的详细探考，则成为对整个中国哲学和学术的研究”[5]。
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中，最重要的方法是战略目标要与资源相匹配。井冈山时期，中央叫他去打湘南，毛泽东说不能打。如果打湘南，战线太长，我们会连自己老本都丢了。毛泽东的方法论充满东方智慧。毛泽东支持第三世界反对美帝国主义，但是“帮忙不带枪”，我们的资源如果跟不上，皮筋就要拉断。另外，革命不能代替，只有通过本国人民切身体验发生的革命，才能使那里的人民掌握革命的本领。这就叫“群众路线”。今天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的事业中，也要好好体会和运用“群众路线”的方法。
地缘政治，从相当的意义上说，是研究战略资源和战略目标之间的空间距离及其匹配关系的学问。战线不能拉得过长。在近现代史中懂得这个道理的政治家并不多，俾斯麦、斯大林、罗斯福都是具有战略哲学思想的政治家，知道节制，反倒所获甚多。在这方面的反面教材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领导人设的目标都很宏大，看似很猛，结果却摔得很惨。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开始扩张。当时它仿效的榜样是英国。日本认为英国也是岛国，英国能征服世界，我们还不能独占亚洲？但英国和日本的地缘政治环境不一样，英国面对一个破碎的世界，而日本面对的则是一个以中国为主体的完整的大陆板块。
大陆国家和岛国存在这样一种关系：大陆国家破碎，岛国就是中心；反之，岛国就是边缘。这是物理力学“两个矢量夹角越大，合力越小”的原理，在地缘政治上的运用。亚洲大陆是一个国家主体，力量整体性地向外辐射，日本没有矛盾可利用。欧洲大陆是从中心开始对等破碎，由外向内力量内耗同比增大，这为英国实施其均势战略准备了条件，并使英国可以从容地向世界扩张。日本没有这个条件。但是日本早期也有点莽劲，1895年开始就把中国这个大板块给撞开，并接近撞碎。到了20世纪40年代，日本把中国分成了五、六块。日本分裂中国是为了使日本成为亚洲中心，将大陆变成日本的殖民地。与中华民族为敌，这是日本这个岛国力所不能及的事。
这样，怀有大东亚目标的日本便与中国产生了结构性的矛盾：中国的发展并没有伤害日本，而日本目标实现的前提是中国的分裂。当时日本在中国东北、华北分出了几个傀儡“国”，中国的中央政府退到西南，新疆、内蒙古等为不同的政治势力所控制。如果这样的形势稳固下来，那中华民族就有灭顶之灾。但这时日本已经国力不支，为了控制中国，它不得不将战线拉得更长：从日本拉到东南亚，再拉到缅甸、印尼，以至“老虎吃天、无处下爪”，最终挨了美国的原子弹才投降。
中国人知道“有福之人善退财”。要讲国际政治，就不能追求全赢，全赢就要输。日本人枉称崇佛，可根本不知道这些取舍之道，谁惹它就打谁，死也不服输。日本靖国神社供奉的多是这样没文化、没高度的人，比如东条英机。如果一个民族崇拜这些人，这个民族就没有正义感。
战略学本质上是用于国家“养生”的学问。在这样的视角下，战略目标不变，但敌人会越打越少，甚至可以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想必日本人也是知道这个道理，但在大赚大赢时就昏了头，结果将战略弄成“让国家拼命”的学问。
国家统一性是世界现代性的基础
主权的完整性是世界现代性的基础。因此，我们谈世界现代体系就不能回避国家统一性的问题。一切压迫民族，都喜欢在强调“现代性”时，竭力淡化国家的民族性和统一性。比如将国家统一污蔑为“落后的大一统意识”，将实现国家统一的民族英雄污蔑为“独裁者”、“暴君”等。他们知道，打掉一个国家的统一性是打掉这个民族独立性的前提，从而是实现其殖民统治的前提。西方人尤其是英国人的东方学研究，多带有明确的战略目的。比如他们的一些语言学家，到别的国家就会研究出越来越多的语言。本来就一个民族，最后被研究出分别属于许多不同的民族，人民内部矛盾就转向民族仇恨，从而播下分裂的种子。
战国之乱换来的统一
目前国内学界有人根据“战国”一词，望文生义地提出“先秦时代的国际关系”或“先秦国家间政治”的概念。事实上，战国时代的那些相互争战的诸侯或“邦”，与周王朝至少还是名义的臣属关系，而非“国际”关系，“七国”之上在法理上还有一个“周”的国家形式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才说“春秋无义战”，并解释说：“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6] 秦国的建立，从法权关系上说，是周王朝宗法主权的继承和继续，而不是对其他六国的强行兼并。
一切被压迫民族都将国家统一性作为世界现代性的前提。正是基于这样的经验，毛泽东在建国之初就告诉我们：“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7]
经验都是从血的教训中学出来的，中国人比欧洲人更早地经历了200多年的裂国之痛。这段经历对未来中国的成长是有益的：200年的战国之乱换来后世2000多年的统一。中国战乱时，欧洲则享受着罗马时期近千年的统一与和平。要和平，就得集权与一律，个性就得受到制约，这引起欧洲人的反感。结果是在中国人向往并实现国家统一的时候，欧洲人却在向往并促成了欧洲的裂变。这个裂变是以千年计算的。现在欧洲人又认识到统一的重要性，与此同时，我们一些信奉西方“普世价值”的人却在羡慕着欧洲破碎的副产品，并据此指责中国的“大一统”。
经济过度金融化造成的分裂
造成国家和地区分裂有许多原因，但经济过度金融化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罗马时期，金融活动和宗教活动都被管制得很严，目的是为了国家的统一。战国时期，中国为什么那么破碎？这与当时金融过度扩张，走在实体经济前面有关，加上周王朝后期的过度分封导致地方力量增强，为金融势力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当时吕不韦（公元前292年~公元前235年）是大金融商，其作用与今天的华尔街大佬一样，用手中所掌握的巨大的金融力量，操纵各国君王，并从各国的冲突中得到巨额回报。
吕不韦等“金融大佬”的地位与战国的分裂程度呈反比相存在；也就是说，君权众分才使金融权力登上万乘之尊。管子在与齐桓公对话时说得很明白：
管子曰：“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非君之所赖也，君之所与。故为人君而不审其号令，则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桓公问：“何谓一国而二君二王？”管子对曰：“今君籍取以正，万物之贾轻去之分，皆入于商贾，此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故贾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时。贫者失其财，是重贫也。农夫失其五谷，是重竭也。故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苴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 [8]
管子的核心意思是，君王千万不能依赖那些与君王争利的“万金之贾”，而要直接控制国家金融，控制金融就要控制实体经济，没有实体经济的人，“不可以立为天下王”。
中国古代由秦始皇创始，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节制商业资本的政策。“重农抑商”是贯彻于中国封建社会始终的经济政策特点，这些政策保证了秦以后的中国避免了欧洲式的破碎。秦始皇和吕不韦的斗争，本质上并不是宫廷内部的权力之争，而是国家分裂还是统一的斗争。
当时整个战国被金融资本经济搞乱了，秦始皇并没有采用类似今天市场学派所谓的“用经济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的歪理邪说，而是用政治——极端来说就是用专政的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傅筑夫写的三卷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9] 讲的就是这件事。中国200多年的分裂状态，让中国人认识并果断制止了金融资本泛滥的危害。在这方面，秦始皇当推首功。
砍树多是纳凉人。古罗马给欧洲带来的长期和平，使欧洲人淡忘了国家分裂的痛苦，继而不顾一切地宣扬个性自由，结果换来的是持续一千多年、至今也看不到统一希望的破碎欧洲。中国人先于欧洲有了200多年混乱战国的教训，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代表了历史进步的大趋势。司马迁也认为“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10]
秦始皇为中国奠定了统一的基础。隋炀帝（569-618年）修了大运河，将中国南北联为一体，从此江南的资源可以北调。如果没有大运河，北京国都根本立不住，因为资源跟不上。同样也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和人民经历的痛苦，使隋炀帝修大运河的工程能够推行，没有人民支持，仅靠暴力强制不可能完成这样浩大的工程。用“势之所趋”来评价隋炀帝及其大运河工程也是合适的。许多史论说，隋炀帝修大运河是为了“便于江南财富北运，并便于他到江南巡游”[11]，这是将现象当本质的浅薄之论。
毛泽东为中华统一作出了关键的贡献
1948年，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军打到长江边。李宗仁提出与共产党划江而治。要是以长江或黄河为界，形成对称性分裂，中国就无法形成合力，造成欧洲式内耗就麻烦了。罗斯福和斯大林分别给国民党、共产党施加压力，力促中国两分形势。毛泽东明察秋毫。据时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的雷洁琼先生回忆，1948年12月，她在西柏坡曾当面问毛泽东，“你怎样看‘划江而治’的社会基础？”据雷老回忆：
毛主席笑了，笑声很爽朗，很感染人。毛主席说，美国和苏联立场虽然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都是站在他们各自的利益上给我们增加压力，用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形成了一种国际国内舆论，一种暂时性表面化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从表面上、暂时性看问题，不顾一切代价追求“和平”，而不管这种和平能不能长久。决定国家大事，应该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考虑问题。为了一个统一的新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放弃暂时抓长远，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不是这样，搞什么划江而治，将后患无穷。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统一都要很长时间，人民会付出好多倍的代价！事关举国长远大计，我们共产党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得远一点，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12]
现在回首，在周边国家，比如印度、朝鲜，以及1975年以前的越南都被大面积肢解的背景下，中国却能在美苏两大国直接插手阻止的艰难条件下实现国家统一，并走上一条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为此，我们不能不感谢在这场统一战争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毛泽东，对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表示永远的敬意。
以美国为中心的战略力量整体衰落
世界局势的新动向
2016年是划时代的一年，一些重大的事件都发生在这一年，其特点是大陆国家向中心地带汇聚；而海洋边缘国家，比如美国和英国，则迅速与大陆国家拉开距离。
在欧亚大陆，2016年6月中俄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两国元首“高度重视维护国际和地区的战略平衡与稳定”。
在欧洲，为解决乌克兰危机，法国、德国绕开英国和美国，于2015年2月在莫斯科与普京谈判。2016年8月19日，土耳其总统访问莫斯科，迅速扭转自2015年11月土耳其击落俄战机事件以来两国关系恶化的僵局。双方同意尽快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恢复高层对话机制、加强国防工业领域合作等议题达成一致。
在中亚，2016年8月16日，俄罗斯轰炸机从伊朗空军基地起飞，完成对叙利亚境内极端组织的打击并顺利返航。这是俄罗斯首次利用伊朗军事基地打击叙利亚境内的武装分子，伊俄的合作具有战略意义，两国从现在起将分享资源，打击恐怖主义。
在亚洲，2016年6月23日至24日，上合组织元首第16次会议，接受巴基斯坦和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10月20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问北京，宣称“中断与美国的军事、经济关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举行会谈，共同见证了中菲在经贸、投资、产能、农业、新闻、质检、旅游、禁毒、金融、海警、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共13个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11月3日，中国和马来西亚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马来西亚联合新闻声明》，《华盛顿邮报》称：“紧跟杜特尔特，马来西亚是第二个转向中国的东南亚国家。”
与此相对，英国与美国都在与欧亚大陆国家迅速拉开距离。2016年6月23日，英国公投脱离欧盟。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表示，英国政府将最迟在2017年3月底启动《里斯本条约》第50条，正式向欧盟提交退出申请。2017年1月20日，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就职当天宣布，从12国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TPP)中退出。1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标志着美国正式退出TPP，特朗普政府将与美国盟友和其他国家发掘双边贸易机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的历史结论，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否定，又在21世纪初进入新的肯定阶段。这次矛盾与20世纪50年代不同的是，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矛盾，扩大并深化为以俄罗斯和中国为中心的欧亚大陆国家阵营与以英美为中心的海洋国家阵营的矛盾。21世纪初始，美国的全球扩张造成大陆板块力量整体性地向中心地带——即俄罗斯和中国汇聚，欧亚大陆的合力持续提升；与此同时，以美国为中心的海洋边缘地带的战略力量，却在整体地持续衰落。
美国实体经济的空心化
说美国持续衰落是有根据的。看一国变化趋势主要是看它的实体经济。1990年至2013年期间，美国和中国的“三产”比较，可以看出美国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空心化现象非常严重。
表1：美国和中国三次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1990年-2013年）
先来分析美国经济的“三产”贡献率。1990年美国第一、二、三产业的贡献率分别是0.25%、–0.11%、1.05%；2013年分别是–8.4%、19.4、89%，中国1990年第一、二、三产业贡献率分别是1.91%、1.32%、0.57%；2013年分别是4.1%、51.8%、44.1%。在1990年至2013年这23年间，美国只在第三产业成倍地领先中国。美国实体经济至此已经基本空心化了，拉动经济的只表现为金融和金融化的石油交易等。
有人说，这是暂时现象，美国经济有很强的自我调节的能力，并很快能回调过来。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美国经济空心化是基础性和结构性的问题，这从1980年至2013年美国与中国三产增值比重的变化中可以看到。显然，中国的“三产”变化处于合理区域，并优于美国。
表2：美国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产业结构（1990年-2013年）
当年奥巴马上台后不久，提出要“再工业化”。但话音未落，汽车工业城底特律便垮了。美国政府没有自己的企业和银行，在财政上就必须依赖由军工、石油和金融三大集团组合起来的华尔街资本集团。在这样的经济结构中，白宫的立足点只有放在华尔街资本身上，并成为华尔街资本的买办和随从；不是为本国人民服务，而是为华尔街利润增值提供服务。白宫的“自由”仅表现在选择金融、石油和军工三大资本中的某一集团，而无法摆脱整个华尔街的垄断资本。但仅靠国内经济还不能完成华尔街的任务，这逼迫白宫的外交政策必须向全世界不断扩张，或发动战争或颠覆政权，总之要从世界范围为华尔街寻找浮财。
图1：美元指数的升降
美国华尔街三大集团的收益表现为美元指数的升降。但在不同时期，三大集团的收益分配是不平衡的。至21世纪第2个10年，第三产业成了美国经济增值的主体，而金融又是美国第三产业的主体。这时，美国经济指数就更多地体现为美元中金融资本收益的指数。两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的冷战形势，使美国的军工资本集团在政治中异军突起。
二战后，美元指数经历了三次高峰。第一次美元指数高峰背后收获最大的是军工资本集团。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后，美国军工集团成为美国政治的主宰力量。艾森豪威尔意识到这一变化的危险性，他在卸任时告诫说：“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促成这种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的潜在势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13]
1969年，尼克松意识到持续的对外战争已使美国不堪重负。为了摆脱战争，尼克松从华尔街能源集团和金融集团那里获得了支持，此后“军工美元”转换为“石油美元”。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及“亚洲四小龙”的崛起，造成亚洲国家对美元的大规模需求和美元第二次峰值的出现。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不依赖战争而推动的美元指数飙升，在随后的日子里，金融资本成了主导美国政治并由此操纵世界政治的主要力量。
但是好景不长。1985年，美元暴利期结束，1987年伊朗危机加速美元指数下滑，至1989年跌至谷底。1992年前苏联解体，以至社会主义苏联积累了半个多世纪的财富，瞬间流向美国及其盟国，这造成了战后美元指数的第三次高峰（1998年至2004年）。以往美元的高峰必然伴随着军工投资的高峰，而只有这次美元指数创下新高的同时，军工投资不增反降，这说明军工集团在这场“美元盛宴”中已沦为次要角色。
普京上台后，强势阻止了俄罗斯国家财富的进一步流失，美元指数随着普京上台和欧元的出现而直线下落。这时美国政府利用“911”事件，调头转向中东，企图重复尼克松将石油与美元捆绑一体并由此拉动美元收益的政策，结果伊拉克战争失败、美国撤军，使美元失去实体经济支撑，从此美元一蹶不振。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试图重新从军工集团中寻求资本支持的力量。美国政治又回到二战结束之初的起点上。
美国依靠其强大的军工生产力赢得了两次世界大战，但战后美国又被强大的军工集团所累。
垄断资产阶级需要庞大军力
1960年，美国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部门雇用人员已经达到370万人，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项开支共457亿美元，约占政府预算的58%，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1950年至1959年,美国全国企业扩大了76.5%,而国防部开支则增加了246.2%。美国最大的前50家公司获得了全部主要军事合同的65%。1960年6月8日，毛泽东在看到这份材料后批示：“此件印发各同志，值得研究。美国为什么不愿意裁军呢？答案就在这里。这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需要一个庞大的军力和一个庞大的武器库。”[14]
今天的特朗普再次选择军工集团。2017年2月27日，美国白宫公布特朗普的2018财年预算计划，今年美国军费计划增加540亿美元至6030亿美元，将是继2008年以来，美国国防支出最大的增幅。特朗普在首次国会演讲中说，他将用这项开支“重建美国军队”[15]。
里根曾拉动军工，做到了既解决国内就业、又避免打仗，最终以“空城计”吓倒了戈尔巴乔夫。前苏联自我解体又释放出巨大的浮财，挽救了美国。目前特朗普在学习里根，试图在国内通过拉动军工发展实体经济，在国际上开启“潘多拉盒子”，让世界陷入美国并不直接参战、且越来越多的战争——最好是世界大战。
今后，如果中国不倒，中俄关系又无法被间离，远东地区又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特朗普就只能从正在解体的欧洲寻找机会。
从垄断资本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
美国人劳动除了要养活自己外，还要养活一个拥有庞大财富、又不能与美利坚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华尔街。美国政府没有独立的财政来源，白宫就成了华尔街大佬手中的玩物。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美国已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1965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与毛泽东谈话结束时提出，“希望主席向美国人民说几句话，美国人民对中国是有好感的”。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点：
“祝他们进步。如果我祝他们获得解放，他们有些人可能不大赞成。我就祝那些认识到自己还没有解放的，生活上有困难的人获得解放。美国人民需要再解放，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而是从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16]
美国人民的自我解放运动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已经开始。2011年美国人发动的是“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往的人民运动都直接以政府为对象，这次却直接以华尔街国际资本为对象。美国人民需要的是代表民族利益的独立自主的国家，而不是依附于华尔街。造成美国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对美利坚民族的超负荷压迫，若无非常手段将其化解，美国的前景堪忧。
在1972年以前，前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一直超过美国。1978年中美建交后，美国经济增长率开始全面超过前苏联，而前苏联的经济增长率则直跌谷底。美国与前苏联经济发展速度产生变换的节点为什么在1978年？因为在这一年，美国摆脱了两线作战，而前苏联则陷入两线作战。与两个以上同等国力的国家两线作战，所需资源是单线作战的两倍，这不管是对美还是对苏都是力所不能及的。避免两线作战，也是中国在与美苏两霸的博弈过程中屡屡取胜，并获得持续发展的原因。
历史表明：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战略目标的极限是不能与两个同等分量的对手为敌。毛泽东始终在避免“1-2=-1”的被动局面。为此他给中国发展定下的国策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17]毛泽东意在警示，未来中国不要重犯前苏联和美国过度扩张导致国家衰落的错误。只要中国不走帝国扩张之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不远的将来就是可以实现的。
当代世界体系的治理
新时期的世界治理期待中国方案
自从英国工业革命之后，世界已被纳入资本主义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有英国的治理方案和实践，有前苏联、美国的治理方案和实践，每种方案都有其成功的地方，对世界文明也有不小贡献，存在的负面问题也不少。
英国模式带来的殖民地问题，由苏联人、美国人解决了；但前苏联和美国的方案也带来东西争霸和南北两极分化的新问题。这些问题又导致前苏联解体和美国的衰落。前苏联解体后，美国曾有短期“独步世界”的时期，其间提出以新自由主义为主旨的美国治理方案，结果弄得天怒人怨，南北差距持续扩大，贫困化现象已从南方世界向美国本土和欧洲延伸。美国自伊拉克战争失败后便迅速衰落。与此同时，中国强劲、和平的发展给世界带来了希望。世界关注的目光开始从美国移向中国，需要中国展示治理世界的中国方案。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已经为世界人民做出了富有意义的探索和贡献。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则是当代中国参与世界治理方案的生动展现。
中国参与世界治理的经验与智慧
说到“一带一路”，就不能不说“坦赞铁路”。1965年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想合作，当时坦桑尼亚总统曾先后请前苏联和美国帮忙修条铁路，都没有结果。最后找到中国，毛泽东满口答应，且无偿援助，实打实地提供帮助。
在非洲，中国当时投入的资金远不能与美国、前苏联比，但成效要比美苏更加深远。中国的帮助是东方式的劝和不劝分；美国与前苏联则是西式的劝分不劝和。为了第三世界人民的团结，中国援非工程人员和非洲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帮人家把路修了。与俄国人在中国东北修铁路时那种居高临下的作派不同，中国人与非洲人最后交了朋友，一条铁路通了非洲和中国人民的心。后来的事实我们都看到了：一条铁路让非洲人民在半个世纪都记着中国人，非洲许多国家把毛泽东的画像与本国开国领袖的画像并列悬挂。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国家？用现在的学术语言这就叫作“软实力”。若将培养这种软实力的经济投资与收益进行比较，眼前看并不赚钱，但友谊的回报是巨大和长远的。
千里难寻是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中国人的无私帮助很快得到了第三世界的无私回报。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和17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台湾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毛泽东得知这个消息后说：“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18] 你无私地帮他，他就无私地帮你，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原则。毛泽东那一代没有“经济头脑”吗？政治才是经济中的大账。1965年，毛泽东给外事部门指示说：“不能靠送礼的办法拉友谊，友谊要靠政治。”[19]
事实上，我们今天还在享受着毛泽东时代的外交红利。在这次所谓“南海仲裁”事件中，支持我们的多是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非洲兄弟。2015年9月26日，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美国将梵蒂冈教皇的发言与习近平主席的发言安排在同一天，电视上可以看出，留下聆听习主席演讲最多的还是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华民族在近代也是受压迫民族。人受了欺负，就会增长反抗的经验和智慧。“坦赞铁路”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原则在国际关系中的体现。修建坦赞铁路到现在半个多世纪了，直到2014年，非洲人还有许多国家元首去韶山向毛主席表达敬意。理解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对当代世界的巨大意义。与西方文化比较，中国文化最接近社会主义文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现在可以看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世界。
西方人没有搞过社会主义，更没有体会过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们按市场经济原则培养出的思维，很难理解习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
2013年3月25日，习近平主席来到非洲坦桑尼亚，并前往达累斯萨拉姆远郊的中国专家公墓，凭吊坦赞铁路修建期间因公殉职的中方人员。习主席回来后，于9月和10月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20] 如果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就能明白习主席倡导“一带一路”的深远意义，它实际上要带给世界治理一个中国方案，本质就是社会主义的方案。这就是劝和不劝分，不剥削人，不压迫人，国际社会共同分享人类发展的红利，以减小南北世界的贫富差距。
这个方案具有现实的针对性。今天南北世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世界殖民现象向发达国家内部渗透。南方世界已是皮包骨头，无油水可榨；而国际资本为了1%的富人利益，开始剥削北方发达国家。这实在是搞不下去了。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就包含当代中国为世界治理提供的含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新方案。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告诫全党同志：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21]
在毛泽东看来，未来的世界也将有大的变化。毛泽东坚信，变化的结局必然是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一定战胜资本主义。
（本文是北京市委教育工委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系列讲座之一。）
* 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1] 《日媒体老总说小泉没文化》，http://news.sina.com.cn/o/2006-02-24/08208289343s.shtml。
2潘慧惠：《罗隐集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页。
[3]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8/20/c_1112160001_2.htm。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8页。
[5]［德］黑格尔著，魏庆征译：《宗教哲学》，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页。
[6]《孟子•尽心下》，刘俊田、林松、禹克坤：《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34～635页。
[7]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3页。
[8]《管子·轻重甲篇》，黎祥凤：《管子校注》（下），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425~1426页。
[9] 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三卷本），人民出版社1981年、1982年、1984年版。
[10] 司马迁著：《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8页。
[11] 蔡美彪：《中华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21页。
[12] 《“公者千古，私者一时”——雷洁琼访谈录》，载于《党的文献》2011年第3期，第108页。
[13] ［美］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著，樊迪、静海等译：《艾森豪威尔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479-480页。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11页。
[15] 《特朗普狂涨军费遭质疑外媒：是不是想打仗？》，http://mil.huanqiu.com/world/2017-03/10225462.html。
[16] 《同斯诺的谈话》（1965年1月9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11、412页。
[1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12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9页。
[20] 2013年9月，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首次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设想；10月，习近平在出席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提出了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
[21]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