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从大学课堂再到网络、微信上，对毛泽东的非议甚嚣尘上。但笔者认为，毛泽东这个名字，永远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它们的历史和发展中不可抹去的一部分。

毛泽东是什么人？是共产国际指定的领导人？不是。是上一任领导人指定的接班人？也不是。他曾长期处于中国共产党的边缘位置。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建党，到1935年遵义会议选择了毛泽东，这之中经历了多任领导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苏俄革命的基本道路指导中国革命，其结果是中国共产党撞得鼻青脸肿，磕得头破血流。1935年遵义会议对毛泽东的选择，不是“山头妥协”的结果，不是利益集团平衡的结果，而是中国共产党对胜利的选择。

14年的斗争实践证明，只有毛泽东的道路才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道路。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历任领导人中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解决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一中国革命最根本问题的人。

当年中国共产党建党，对于到底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还是与共产国际相平等，产生了很大分歧。陈独秀说：“我们党尚在幼年，一切工作也都未正式展开。我认为没有必要戴上共产国际这个大帽子。中国革命运动有中国的情况，这些怕是共产国际和外人难以了解的，假如不了解，如何谈领导和指挥呢？”

陈独秀所言极是。但一个巨大的现实问题摆在面前：中共建党没有经费。在上海建党时，包惠僧被派到广州通知陈独秀当选总书记并到上海就任。对于陈独秀5块钱的船费，都无力支付。最后还是陈独秀自己出钱到上海就任。

张国焘向马林提交了一份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报告，每月约需一千余元的经费预算。搞工人运动需要资金，而张国焘提出的经费预算已是十分谨慎。但陈独秀知道后立即批评了张国焘，认为这么做等于是雇佣革命，中国革命一切要中国共产党人自己负责，所有党员都应该无报酬地为党服务。他带头号召大家捐献自己的工资维持我党工作的运转。是否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并接受其经费、受其领导，是我党成立后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也是中共中央出现的第一次争吵。

然而经费问题很快令陈独秀也无法“无报酬地为党服务”了。陈以革命为职业后便失去了固定的职业和收入，经济上很不宽裕。起初商务印书馆聘请他担任馆外名誉编辑，月薪300元，但这一固定收入持续时间也很短。陈独秀大部分时间埋头党务，已经没有时间再为商务印书馆写稿、编稿了。

窘迫的陈独秀开始经常出入亚东图书馆。亚东的职员都是安徽人，与陈有同乡之谊。其出版的《独秀文存》有陈一部分版费。陈没钱了就来亚东，但又从不开口主动要钱。好在亚东老板汪孟邹心中有数，每当陈坐的时间长了，便要问一句：“拿一点钱吧？”陈独秀便点点头，拿一点钱，再坐一会，就走了。窘迫至此，陈独秀也不肯松口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

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出现转机是源于陈独秀的被捕。

1921年10月4日下午，陈独秀在家中与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等5人印刷小报时，被法租界当局逮捕。10月26日，法庭宣判陈独秀无罪释放，罚100元了事。陈出狱后才得知，马林为营救他们几人，聘请法国律师，耗费大量金钱和精力，打通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方才顺利结案。按照李达的说法：马林和中国共产党共了一次患难。

这次遭遇令陈独秀感悟到，不光是开展活动、发展组织需要钱，就是从监狱里和敌人枪口下营救自己的同志，也离不开一定数量的经费。这些现实问题的确不是仅凭书生空口的豪言壮语就能够解决的。

陈独秀本人极重感情，一番波折无形中增进了其对马林的感情和理解。李达回忆说，“他们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的解决”，不再像以前那样一见面就吵架。

建立一个党，巩固一个党，发展一个党，需要理想，需要主义，也需要经费。富于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人，争论了很长时间才承认了这一现实。这之后，陈独秀同意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也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

在大革命期间，陈独秀多次提出警告：国共合作不能再搞了，非常危险。但苏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却非常坚持。最后大革命失败，陈独秀于1928年离开了党，并这样说：“我们中国人一定要找一条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道路”。这是非常深刻的教训。

中国共产党追求独立自主，陈独秀是第一人，但没有成功。李立三是第二个，也是试图以中国革命号令莫斯科的人。

1930年蒋冯阎大战，李立三认为国民党的统治正在崩溃，中国革命必将发展为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于是要求“苏联应放弃五年计划必须积极准备战争”“蒙古在中国暴动胜利时，应在政治上立即发表宣言，与中国苏维埃政权联合，承认蒙古是中国苏维埃联邦之一，紧接着大批出兵中国北方”“西伯利亚十万中国工人迅速武装起来，加紧政治教育，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作战，从蒙古出来，援助中国，向敌人进攻”。在这一暴动蓝图中，中国革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共产国际成了执行这一计划的配角。这触犯了共产国际的根本利益。

共产国际和联共指导中国革命，其出发点和目的从来是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的利益为核心，在中国寻找到能够与苏联结盟的力量以分散帝国主义压力，保护苏联的安全。1920年4月，维经斯基来华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政治局给他指示的第一条，即“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其次才是支持中国革命。即使是给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提供帮助，推动了北伐战争的有力发展，同样也是出自苏联国家利益的需求。

对此，共产国际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根本的手段进行了干预：停发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这是中共自建党以来所受到的最严厉制裁。李立三黯然下台。

毛泽东从来不使用共产国际的资金。毛泽东的路是“打土豪分田地”，这不但成为了红色政权政治动员的基础，更成为中国共产党经济独立的基础。只有获得独立的经济来源，才能建立独立的政治和军事基础，才能自主地选择自己的领袖、制定自己的路线。而之前惨痛的经验教训就是明证。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论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中国找寻到了经济、政治、军事上的独立自主之路，才能走上完整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由此，毛泽东也为中国革命做了最大的贡献。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为中国革命武装夺取政权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直至全国胜利的正确道路。图为井冈山的毛泽东故居——茅坪八角楼。

毛泽东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也犯过错误。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说，“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

毛泽东坦率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能在跌倒后再爬起来。毛泽东一生几经沉浮，但依然为中国革命殚精竭虑。他身上有着珍贵的品质——有深刻的历史自觉。

何为历史自觉？第一，是对社会运行规律的深刻领悟；第二，是对历史发展前景的主动营造。毛泽东终其一生都不相信命运的摆布，主张“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不安于现状并要改变之。就是这种强烈的历史自觉，使他从一个普通的湖南农家子弟，成长为建立新中国、暨建党建军于一身的历史巨人。这种历史自觉不但极大地改变了毛泽东本人的命运，也极大地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中国共产党拥有这样一批抱有极大的历史自觉的领导者，毛泽东是其中的佼佼者。

作者：金一南　少将 国防大学教授

原标题：抱有极大历史自觉的领导者——毛泽东——谨以此文纪念毛泽东逝世4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