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一 

德国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要评价一个人物的伟大，则精神上的大和躯体的大，其法则相反，后者距离愈远愈小，前者却愈远愈大。

毛主席离开我们三十九年了。现在回过头来看，他给我们的感觉正是这样。时光的逝波，把他的身影愈远愈深地载向历史的天际，而他的精神的影响，却越来越大，历久更著。毛主席在中国各族人民中的存在感，可以说是不择地而显、不经意而出的，自然亲切，山高水长。

这就是老百姓怀念毛主席的热忱历年不衰、转而深沉的原因，也是毛主席的诞辰日逐渐地、自发地成了人民群众回望历史、观照现实、远瞩未来的一个历史节点的原因。 

二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的思想和实践，得到了全国老百姓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也得到世界进步舆论界的赞扬、称誉。在学习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和三年来一系列讲话的精神，人们不难看出，这些新的思想建树和实践成就，是依托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理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它有着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浑厚的底色，也闪耀着伴随着中国革命的进程产生并积累起来的红色文化的浓烈的光彩，同时具备回应当代世界潮流和挑战的时代敏感性。结合学习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思想，学习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重新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理，继续发现、发掘毛泽东思想的当代践行意义，是我们研究红色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远道而来，支持并参加这里年年举办的纪念毛主席诞辰座谈会和系列活动。鲁迅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伟大也要有人懂。”毛主席的伟大，毛泽东思想的有用和有效，是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弄通弄懂并世代传承下去的；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的伟大和正确，也是需要溯往追踪，在接力传承的历史联系、现实要求的学习、体察中加深理解，牢固把握的。

学习毛泽东，真正弄通弄懂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这是我们面临新的历史机遇期，面对新的时代挑战时不能怠慢的一个学习课题。正确的事，就要坚持地做下去。久久才能为功，齐心才能合力。我们愿意和来自四面八方的热情的同志们、朋友们共同努力。 

三 

在学习、实践习近平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热潮中，中央向党的宣传部门，向新闻界、文艺界提出了讲好中国故事的要求。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讲好毛泽东的故事，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讲好毛泽东的故事，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就是讲好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故事，也是讲好中国共产党曲折而光明、苦难而辉煌的斗争历史的故事，这也同样就是讲好人民自己艰苦卓绝、慷慨激昂的奋斗历程的故事。领袖、党和人民，这是三位一体的。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讲好这三位一体集体奋斗、胜利前进的故事，把不断有人试图用谎言、诬蔑涂饰、遮蔽的历史的真相昭示出来，把不断有人试图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把历史虚无主义的雾霾吹散，让曾经雾霾弥漫的每一个历史角落重新澄明洁净，天青日丽。

毛泽东的故事多如满天繁星，人们已经讲了很多。我这里也来讲几个最近披览报刊所闻所见的新故事，跟大家分享。

1. 青蒿素的故事

在观看我国女药物学家在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电视直播时，我突然看到了一个视频画面，那是毛泽东的一个手书题辞：“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毛泽东。”看到这熟悉的潇洒、劲健的毛体手书，我心情非常激动，充满了对我们的女科学家的感激。她把青蒿素发现的学术史的重要一页展示给世界：当年，是毛主席的一个重要思想，指引屠呦呦和她的科研团队，走上了发掘中医药宝库寻找抗疟药的道路。1972年3月，屠呦呦以研究小组代表的身份向“523”项目下的其他研究团队毫无保留地报告了用乙醚提取青蒿中性提取物的方法以及这种提取物的抗疟药效的实验结果，引起极大的轰动，从此为青蒿素的研制和应用打开了正确的道路。屠呦呦报告的题目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抗疟中草药工作”。

屠呦呦在发奖现场作了题为《青蒿素的发现，中医给世界的礼物》的演讲并展示了毛主席题辞的手书图像，这使我重新记起了毛主席有关医疗卫生工作的一系列曾经广为人知的指示和实践。毛主席不仅提出了发掘中医药宝库加以提高的主张，而且是走中西医相结合的道路的首倡者。他还发出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开启了20世纪下半期医疗改革的先河。当时中国创办的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和“赤脚医生”制度，多次得到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高度评价和表彰。屠呦呦所展示的毛泽东手书题辞图像，提醒世界不要忘记这位中国前国家领导人对于人类的贡献，重现了一段几乎已被人遗忘的历史。这使我联想到，两年前，也是在斯德哥尔摩的这个发奖大厅，主持人宣读的那份给中国作家的颁奖词中，用曲解、夸大那位获奖中国作家作品中对中国历史、现实、人物的负面描写的内容的方式，多次攻击所谓毛主席、毛政权的暴虐和反人性，极大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两次给中国获奖者颁奖的情景，使我感慨万分，在电视机前默默吐诉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祝贺屠呦呦，感激屠呦呦，一个平凡而伟大的科学家，历史的公证人，时代的肖子，中国人的典型！

2. “红宝书”的故事

据《参考消息》、《环球时报》等报报道，2015年11月25日，英国工党影子财政大臣约翰·麦克唐纳在议会讨论政府开支计划时，突然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本“红宝书”（即《毛主席语录》英文版），批评英国财务大臣奥斯本把“英国的工业送给中国”。他说：“让我引述一下前中国国家领导人的话，这在议事厅还不常见。”他引的这段毛主席语录是：“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麦克唐纳这一举动引起英国保守党议员们哄堂大笑。奥斯本回答说：“影子财政大臣真的站在那里朗读毛的红宝书啊，喔，这还是一本个人签名本呢。问题是，影子内阁里的一半的人都被下放接受再教育去了。”

在这个关于引用“红宝书”的故事或英国议会政治闹剧里，英国财务大臣奥斯本亲近中国、向中资开放的政策应如何评价，卡梅伦政府关于开启中英关系的“黄金时代”的承诺有何积极意义，践行效果怎样，麦克唐纳对执政党的经济政策的批评有多少偏见，这些都不是我所能谈论的。我感兴趣的是麦克唐纳所引用的那一段关于学习经济工作的久违了的语录。这段话是毛主席在建国前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中说的。在建国后进行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中，毛主席确实践行了自己认真学习经济工作的主张，根据中国的经验，学习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形成了一整套适合当时国情和历史条件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取得了一批开创性的成就，为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耳熟能详的如工业方面的鞍钢宪法、大庆经验；科技方面的“两弹一星”以及青蒿素、袁隆平杂交水稻等；农业方面的八字宪法，大寨经验等等。所有这些成功的经验和举目共见的成就，当然都不是毫无瑕疵的，也都存在毋庸讳言的历史局限。但就其主要方面而言，它们都堪称毛主席那一代领导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实践长途中积淀下来的历史的珍贵品，是我们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加以总结、扬弃、继承的。

值得注意的是，毛主席在领导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为国家实现“四化”的伟大目标而奋斗的过程中，基本上保持了在经济工作方面虚心学习的态度。特别是在1958年的大跃进及随后的三年经济困难之后，他对经济工作更加谨慎了。最近有一篇文章，讲了毛主席“两拒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的故事（罗平汉，《中国新闻周刊》2015年第43期），我看了很受教育。毛主席拒绝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觉得形成这一著作的思想缺乏他个人的创造性。他说：“这是我和34个部长进行了一个半月座谈的结果，我个人能提出什么意见呢？我只是总结了别人的意见，不是我的创造。”这种科学的态度是多么发人深思呵。毛主席曾说过：“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毛主席在这里讲到的对待知识的科学态度，是我们所有的人在所有的领域里进行工作、著述、创新、实验时所应该牢记、奉行的。

3. 签名信的故事

据《参考消息》、《环球时报》等报道，2015年12月15日，英国苏富比拍卖行以60万英镑的高价，拍出了一封有毛泽东、朱德两人中文签名的英文打字信函，成交价比预估价高出几倍。

这是毛泽东在1937年11月1日写给当时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的。信件中说：“我们相信，只要英国人民了解日本侵略者入侵中国的真相后，就会站在我们这一边，并组织实际有效的援助。”信中还提到，希望英国民众能够敦促英政府方面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因为侵略者对英国所构成的威胁并不亚于中国。信末写道：“抗击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民主国家和平阵线万岁！”

在1937年时，收信人、工党领袖艾德礼根本无力满足毛泽东、朱德提出的给予中国人民抗日行动以“实际帮助”的请求，因此也就没有回应。但在多年后终于有了行动。1949年新中国成立，艾德礼已是英国首相，应该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大国。1954年，艾德礼成为最早与毛泽东会晤的西方高级别官方人士。

据报道，促成这封信的是当时新西兰的记者伯特伦。他1936年在北平工作，为英国媒体撰写亚洲报道。伯特伦与中共关系密切，曾亲自护送一名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妻子到延安，因此在延安住了将近一个月，其间曾对毛泽东进行了深度采访。当时的毛泽东已经以游击战专家和领导人著称。他促成了毛泽东写这封信。此信为英文译文，落款处有毛泽东和朱德二人的亲笔签名。中文原件下落不明。贝特伦寄出此信时附有手写的说明：“我有幸成为第一个在中国共产党的地盘上与他们见面的英国人。如果自己恰巧充当了一个友好使命的中间人，我将感到荣幸。哪怕只是因为罕见，您也应该保留这封信。这也许是毛泽东和朱德的签名第一次出现在英国。”这封信由艾德礼家族收藏，此次由他的儿媳出售。

此信是中共抗战中与英国建立关系、巩固、扩大国际反德、日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努力的书证之一。

4. “毛主席万岁”的口号的故事

2013年前后，舆论场上曾有过一次关于“毛泽东万岁”的口号的来历及传播经过的争论。那年春天，我和李世琦同志去陈涌同志家里看望他，在话题广泛的聊天中，不知怎地谈起了这个话题。陈涌同志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他回忆起，1939年5月4日，毛主席在延安青年聚会上作“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著名报告，王明主持会议。那时刚到延安的18岁的青年陈涌很觉新鲜，对那次集会印象深刻。他说，毛主席讲完话后，王明突然带头高呼“毛主席万岁”，因为大家都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口号，一时反应不过来。毛主席走到讲台前沿，向大家挥手致意，缓缓地说：“人民才能万岁！”“人民万岁！”我和李世琦听到陈涌同志这一段回忆，都感到有点讶异：“怎么会是王明？他不是反对毛主席的吗？”我对此有些半信半疑。

最近，我看到了研究党史的学者胡国胜同志的文章《毛泽东形象的传播与影响》（原刊《党史研究与教学》，《作家文摘》2015年12月15日摘选），其中有一段话写道：

1940年5月3日，延安成立了“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王明参加了开学典礼，并作了“学习毛泽东”的讲演，指出：“对于青年学生学习问题，我只贡献五个字：‘学习毛泽东’。”

这段记载也许可以成为陈涌同志那一段回忆的书证吧。历史现象往往是复杂的。事物的真相的呈现常常是曲折的。我们的任务是去伪存真，把握历史真相的一切侧面，在分析和思考中得出自己的结论，拒绝一切无端的蛊惑和喧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