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无疑是在近代史上极具魅力而又争议颇大的人物。简直可以用“谤满天下，誉满天下”来形容。在现今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愈发如火如荼的情况下，各方力量对他老人家的评价和意见纷沓而至，这其中，有发自肺腑的赞美，也有迷惘困顿的不解，更不乏不轨之徒的造谣抹黑!这一切，使得毛泽东同志本就“玄奥难识”的历史形象显得更加扑朔迷离。
正文：其实，青年学者大可不必为此烦恼和疑惑，因为道理很简单，由于人的思想觉悟与阶级立场各不相同，对历史人物的看法也往往会大相径庭。历史上凡是开基立业之人，在任何时期都难免“毁誉交加”的命运。有鉴及此，毛泽东生前对种种杂音也是去芜存菁，甘之如饴的!这可以看作是“绝顶一览众山小” 的雄伟气魄。
窃以为，若以光明正大、见贤思齐之心探察过往，则觉华夏滔滔，皆是豪杰;若没有“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的德量，仅以权诈、晦涩之心看历史，便会认为天下无一而非市侩、禄蠢、小人、奸贼!
平心而论，想要真真正正看清并理解毛泽东，需要切切实实站在广大贫苦民众的立场上，更需要“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博大胸怀，只懂得“打小算盘”的人是做不到的!那些自私自利的可怜虫，对于遗世独立的伟人，永远只能窥其一角!正可谓夏虫不可语冰!
在延安举办的“向伟人毛泽东学习”的讲座中，王立华大校以幽默辛辣的语言，深刻隽永的词汇，让台下的听众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继而明鉴中国社会治乱兴替的内在规律，洞悉修齐治平的永恒智慧，与此同时，为我们还原了一位大公无私、文武双修、智敌百夫的革命领袖。整个演讲可以说是精彩纷呈，让人回味再三!
但在当今“敌强我弱”的政治舆情下，我觉得大家单单知道了毛泽东是个怎样的人，高呼几句“万岁”的口号，还远远不够!正如王立华大校所说，我们必须从中共抗战史和国共斗争史中有所镜鉴，看看毛泽东是因为占据了哪些有利条件和因素才克敌制胜，最终一步步走向胜利的。
关于毛泽东为什么能领导革命取得成功，垂创伟业，我认为有四个关键，分别是天时、技能、势位、人心。
一，天时
种地的农民师傅们都肯定知道“时令水果”， 时令水果就是在各个不同的季节中才能够食用的各种水果。一旦超过水果的特定季节，是无法栽培种植出这种水果的。譬如说阳春三月出菠萝，盛夏之际产西瓜。这都是很浅显的道理。
一般老百姓家的小孩儿要是耍个性，想在冬天吃个草莓，家长肯定得打屁股，为什么?时候不对!上哪给你买去?
同理，英雄的诞生也需要适合他的土壤与气候。常言道：“殷忧启圣，多难兴邦。”只有在国家和民族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巨大压力下，才会出现“乱世豪杰起四方”的场景。
20世纪在世界东方，最为壮怀激烈与震撼人心的，莫过于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东方巨龙、从百年沉沦到百年复兴这一历史命运的大落大起。在这一命运形成过程中，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联共(布)与共产国际、日本昭和军阀集团这四大力量，以中国大地为舞台发生了猛烈碰撞。
内外矛盾冲突空前尖锐，相互斗争局面极其复杂，各派力量的策略转换空前迅速;每一方的领袖和将领皆在较量中淋沥尽致地展现自己全部能量，从而在历史中留下深深的印痕。外部的围追堵截，内部的争论与妥协、以及不尽的跋涉、惊人的牺牲、大量的叛变，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经历了如此的地狱之火，带领中华民族探测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深度和时代宽度，最终完成了中国历史中最富史诗意义的壮举，中国革命也由此成为一只火中凤凰，从苦难走向辉煌。
叱诧风云的人物纷纷消失之后，历史便成为一笔巨大遗产，完整无损地留给了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能以短暂的生命辉映漫长的历史。历史是兴衰，也是命运。①
可以这样讲，正是中国国民党、共产国际、日本昭和军阀集团与及各地枭雄长期博弈所催逼出的“烽火危局”，带给了中国共产党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也为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付诸实践，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我们可以想见，假使毛泽东生于一个天下承平、百姓安乐的时代，虽然以他的经国纬政之才依然有可能“身居卿相，福泽一方”，但是其身上的耀眼光芒绝不会像今天一样举世瞩目!
相信当下许多左翼内部的仁人志士，也怀有与毛泽东一样“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壮志，但却形格势禁，无所作为。只能枉自悲叹东方朔的那句名言“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
溯其缘由，不过是四个字：时机未到!
力量可以在奋发砥砺中磨练，时机便只有等!
二，技能
在日常生活中，如果谁家的电脑坏了，大都会选择叫个懂这方面知识的朋友来看看，或者干脆打电话到“电脑官方授权维修点”，人家来了以后经过诊断，告诉你哪哪儿出问题了，譬如存储控制器，界面卡坏了，得换个新的。你付了钱以后，经过人家那么一捣鼓，就恢复如初了。
为什么同样是面对一台坏了的电脑，你就束手无策，人家就能知道是“存储控制器”出问题了?!关键在于人家有专业“技能”。
由此可见，除了时机之外，自身的能力和技略当然也是取得成功的重中之重。
听了王立华大校细致入微的讲解之后，对于毛泽东同志在军事、政治领域内的“技能”，我概括为十六个字：弘思远益，应权通变，实事求是，相时而动。
“弘思远益，应权通变”这八个字，语出自《三国志-诸葛亮传》。当时北有强魏霸据中原，东有孙权悍然称帝，孔明先生审时度势，本着“求真务实”的原则，给蜀国的发展定下了这八个字的发展方略。
意思是，凡事要着眼于长远发展，不能为蝇头小利、蜗角虚名所惑，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要学会随机应变，不能墨守成规。
“实事求是，相时而动”出自《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和《左传·隐公十一年》，存在古今异义，但大体是指，应该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而且要懂得判察时机，针对具体情况采取行动。
下面我举两个例子：延安保卫战与四渡赤水。
1947年3月13日，国民党军南线集团组成左右两个兵团，分别由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和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指挥，由宜川、洛川等地向延安发起大规模进攻，国民党军飞机对延安及附近地区再次实施轮番轰炸。胡宗南坐镇洛川，要求“三天占领延安”，彻底解决西北问题。
面对眼前的危急形势，很多同志着眼于一时一地的意气之争，纷纷请战，都表示打不过也要打。
毛泽东却另有计较，他再三考量，根据敌我态势决定：先诱敌深入，适时放弃延安，在延安以北的山区创造战机，逐步消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
当时很多同志不能理解，依旧执拗己见。
主席告诉大家，我们一定会回来的，因为人民群众永远是跟我们在一起的!并发出十分著名的十六字论断：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
1947年3月13日，国民党军南线部队开始从宜川、洛川分两路向延安发动天上地下的进攻。西北野战军则组织运动防御，迟滞、消耗国民党军，掩护指挥中枢转移。到1947年3月18日，中共各机关已转移完毕，西北野战军主动在1947年3月19日撤出延安。
国民党军占领延安后，却遭到西北野战军的不断袭扰、周旋，国民党军疲于奔命，磨得敌人缺粮断灶。趁此机会，西北野战军再集中优势兵力，伺机各个歼灭。
由于延安保卫战战术运用得当，国民党军损伤惨重，连中共指挥中枢的毫毛都未能碰到。
我们可以说，在这场战争中，毛泽东正确处理了两大关系，一个是“地盘与人心”的关系，一个是“蝇头小利与长远发展”的关系。这就是“弘思远益，应权通变”的具体体现。
其实，这八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就如同王立华大校在演讲中所讲的那个幽默小故事一样，譬如你身上背着一袋子十分沉重的金银财宝，有一个匪徒持刀要过来抢劫你，你怎么办?大多数人属于那种利令智昏、舍人不舍财的主儿，到最后只能是财也丢了，人也死了!
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你把袋子丢给匪徒，让他背起来，这样的话，他不就重担加身了吗?不就举步维艰了吗?哪里还腾得出手来对付你?你趁这个时候再狠狠踹他!肯定事半功倍。
说到四渡赤水，则是对“实事求是，相时而动”的神妙运用。
金沙江位于长江上游为红军北上必经之路，四度赤水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打响的。其时恰值红军血战湘江之后，其兵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为3万余人，元气大伤、伤兵满营，弹药奇缺，补给匮乏，亟待补充，而蒋介石重创红军于湘江边，士气正盛又调集40万重兵进行围堵，3万对40万!双方兵力悬殊。
1935年1月28日，土城之战突遇川军助战，为避敌锋芒，1935年1月29日，一渡赤水河迫使国民党军汇聚川南，此时黔北(贵州)空虚，毛当机立断乘遵义空虚杀他个回马枪。
1935年2月18日至21日，红军秘密二渡赤水河重回贵州，成功把国民党大部队甩开三天路程，打乱敌人部署，刚刚送走红军的黔军惊魂未定，没想到红军神兵天降再次兵临城下，蒋介石此时如梦方醒，黔军方寸大乱，5日内红军攻克娄山关、再占黔北重镇遵义，黔军守将一直逃到乌江边，慌乱中砍断浮桥，来不及过江士兵纷纷掉进河里。
遵义战役一举仟灭黔军吴奇伟两个师八个团，俘敌三千，取得了湘江惨败以来第一个大胜利，使疲惫的红军得到补给，一扫湘江惨败的阴霾，极大地鼓舞了全军的士气，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军嚣张气焰。
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国军围剿以来的最大耻辱，蒋介石被打疼了，又指挥大部队向遵义杀来。
1935年3月16日至17日，毛命令红军虚张声势三渡赤水河再次进入川南，大部队则隐蔽起来，待敌人大军向西再次追至川南之际，毛泽东立即决定，乘敌不备主力折兵向东，红军在国民党重兵集团的缝隙中，神不知鬼不觉中于1935年3月21日晚四度赤水，并31日南下突破乌江，成功把几十万追兵甩在北岸，兵峰直逼贵阳。
这时，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吓得魂飞魄散，一面令守城部队死守飞机场，并准备轿子马匹，随时准备逃跑。一面严令云南军阀火速“救驾”。这一着，早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行军中毛泽东在雨中展开地图画了一条大大的弧线：“只要将守金沙江(长江)的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就在滇军部队昼夜兼程东调贵阳之际，红军却绕过贵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西直插云南。云南军阀大惊失色，一面向蒋求救，一面将云南北部金沙江军队南下增援。这样，重兵布防的金沙江防线就空了。期待已久的渡江北上时机终于到了!
1935年4月29日，中央军委发出万分火急的指示抢度金沙江，红军一部进抵距昆明15公里处，沿途张贴标语虚张声势，造成了进逼昆明之势。使昆明守敌不敢应战，红军主力趁机掉头向北日夜兼程以日行百里的速度直驱金沙江，并于1935年5月3日至5月9日的7天7夜，红军主力就靠7只小船大摇大摆地巧度金沙江北上，将国民党军40万追兵全部甩在金沙江南岸。
敌人的追兵赶到南岸时，红军早已毁船封江，远走高飞，无影无踪了!②
后世学者在评价毛泽东打的这两场战役时，曾经援引魏晋南北朝中的两个英雄人物作比较：“（慕容）垂善用略，叩囊余奇，摧五万于河曲；浮船秘策，招七郡于黎阳。（刘）裕倚神勇，雷动朱方，风发竹里，龙骧虎步，独决神襟，长剑一呼，义声四合，荡亡楚已成之业，复遗晋久绝之基。润之待物知人，动必应时，夷凶翦暴，豁达宏远，实兼所长！”
意思是认为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兼具慕容垂的奇诡和刘裕的神勇。
三，势位
自古及今，就有不少敢于为民请命的人四处碰壁，撞得鲜血四溅，最后不免发出这样的感慨：再有才能有个屁用?还不得被那些贪官污吏管着?!你再是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上头不认可你，也是白搭啊!
的确如此。如果有才能而没有权势，虽然贤能也不能制服不肖之徒。所以将一尺长的木材放到高山上，那么就可以俯视千仞深的沟壑，并不是木材很长，而是站的地势很高。夏桀作为天子，别人都听他的话，并不是他贤能，是他统摄君位的缘故;尧作为一个普通人，不能管好三家人，并不是他不贤，而是他的地位低下，人微言轻。千钧重的东西得到船载就能浮在水面上，几两重的东西没有船载就会沉入水中，并不是千钧轻而几两的东西重，是有载体与没有载体的关系。所以短的木材能够下临千仞之溪，是因为它的位置；不肖之徒能够制服贤人，是因为权势。
毛泽东也和历史上那些抱怨“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贤才良将有过同样的窘境，即：备受打压，不得见用!
众所周知，在革命初期，中国共产党内部曾经形成过以“奥托·布劳恩”为首，以博古为次的权力团体，他们罔顾现实状况，发号施令，一任己意，数度致我党于危难之中。
毛泽东几次上书纠错，力陈时弊，所提建议不但不被采纳，本人更遭冷落与删刈!他“位卑未敢忘国忧”的苦闷与“自古材大难为用”的愤慨自是寻常之辈难以想象的。关于这一点，在他建国后与斯大林的一番对话中可见一斑。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访问苏联，与斯大林会见。周围人没有想到毛泽东第一句话竟然是：“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独立自主带来的艰难曲折溢于言表。斯大林的回答是：“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这是一般公理”。这位以“钢铁”命名并且深刻改变了20世纪世界政治进程的历史巨人，在胜利的中国革命面前，十分坦然地承认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③
正因如此，更可见毛泽东道路的可贵。
然而，在这条荆棘满途的可贵道路上，有一个名字却不得不提，那便是与毛泽东惺惺相惜，慧眼识英的“周恩来”!
毛泽东思想之所以在遵义会议、六届六中全会之后得以有力贯彻，除了其预见无比正确，大家势之所迫，不得不听之外，还有一个异常重要的因素——周恩来的支持与力挺。
纵观历史，或许每一个时代的大人物在一筹莫展之际，都需要一个“周恩来”式人物力排众议，加以帮衬，惟其如此，才能如同管鲍，相辅相成，终济大业!
现在，我们的左翼智库、工运领袖、农民代表明明有利国利民的正确主张，然而却得不到有效实施，难道不是因为失去“势位”的缘故吗!
笔者认为，当下最为紧迫的任务，便是“借势”。不计仇怨、不问门第的向体制内的一切爱国力量“借势”，向各个领域内的“周恩来”式人物“借势”。
即使我们不屑此道，也必须去做!
1935年，毛泽东为了竭力减少党在革命事业中的损失，力驳主张“攻取打鼓新场”的林、聂二人时，都曾经委曲求全，丢下颜面，深夜向周恩来力谏与求助。
主席尚且如此，我们又有什么理由端架子呢?!
四，人心
得人心者得天下!不仅乱世如此，治世也一样。
行王道者，用仁义为立身之本，而以征伐为后;图霸业者，专以杀戮异己为务，不恤下情。
仔细对比一下国共两党领袖，看看他们对待“异己”势力的态度，大家就不难发现，谁是圣人，谁是枭雄!
自蒋介石借鲍罗廷之手上位以后，就开始肆无忌惮的施展暴行。仅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死难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群众和其他革命人士，就达33.7万人;至1932年以前，达100万人以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萧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彭湃、张太雷、瞿秋白、恽代英、方志敏等大批中共的优秀领导者皆被杀害。④
周恩来曾经万分痛心地说过：“敌人可以在几分钟内毁灭了我们革命的领袖，我们却不能在几分钟内锻炼出我们的领袖。”
如果老蒋仅是把矛头对准共产党，虽然不免暴虐，但也还不失中原霸主的风范。可是，其兵锋所向，居然直指平民百姓、老弱妇孺!
为彻底“消灭”红军，蒋介石军队和蓝衣社别动队在当地施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每侵占一地，就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他们纠集卷土重来的豪绅地主、流氓恶棍组织“还乡团”、“铲共团”、“暗杀团”、“义勇队”、“挨户团”、“靖卫团”、“保安队”、“搜山队”等反动组织，对苏区人民进行疯狂地报复。蒋军狂叫“大乱三天，大杀三年”，要“屋换石头，人换种”，“斩草除根，诛家灭种”。在“宁可错杀一千，不能错放一个”的反动口号下，蒋军在苏区实行惨绝人寰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诚如国民党政府在报告书中供述，在“清剿”区内，“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 ⑤
最为令人不齿的是，就连曾经为他断去一臂的刘畴西，他也不肯放过，在劝降无效后，毅然决然的加以杀害!
毛泽东的多少亲朋好友死在这个法西斯领袖之下!可在开国之后，毛泽东又是怎样对待这位夙敌的部曲和士兵的呢?
1975年，公安部就“特赦”问题向毛泽东递呈报告。毛泽东看了公安部的报告后批示：锦州、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有放?放战犯时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气魄太小了。”
1975年月17日下午，华国锋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说明：“这次特赦释放的战犯共293名。其中有：蒋帮军官219 名，党政人员21名，特务50名;伪满战犯2名，伪蒙战犯1名。至此，在押的战争罪犯，即全部处理完毕。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对这次特赦释放的全部在押战犯，每个人都给公民权;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适当工作;有病的，和我们干部一样治，享受公费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释放时，每人发给新制服装和一百元零用钱，把他们集中到北京开欢迎会，由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并宴请一次，然后组织他们参观学习。”
19日早上，抚顺的战犯集中到大食堂听广播，当听到“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消息，许多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没有想到在有生之年还能活着出去。当天，最高人民法院在抚顺、济南、西安、北京各战犯管理所召开了大会，宣布特赦名单，发放特赦释放通知书。抚顺的特赦大会在俱乐部举行，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宣布：“我宣布，从现在开始，‘抚顺战犯管理所’撤消了，改成了贵宾招待所;‘战犯’这个称呼也不存在了，你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是我们的同志，先生!”一片“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被特赦人员心情激动，纷纷表示感谢党和政府的宽大。⑥
什么样的领袖更值得百姓“箪食壶浆”、“夹道迎奉”，相信不言自明!
小结：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在《历史的研究》中，曾对一个人或一个团队获得成功的潜在原因加以剖析，认为必须具备四大要素，才有可能立于不败之地，即时机、自身才能、地位非凡之人的扶持和坚实的群众基础。
可现在太多的人浮躁盲目，不想耐心等待这四种因素的齐集，只要有了其中一两种，便急不可待的认为自己洞悉了人间的智慧秘典，可以飞黄腾达。是的，他们或许可以办到，但办到者，用不了多久就会如流星一样迅速陨落，沦为跳梁小丑。
参考文献：
①金一南著《苦难辉煌》，华艺出版社，2009年1月。
②新华报业网2013年5月6日。
③含英咀华 砥砺思想(《学习园地》第14期)，2012年11月1日。
④陈铭枢按《“九一八”第四周年纪念感言》，1935年。
⑤徐占权著《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2011年4月。
⑥《人民日报》1975年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