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官僚资本，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运用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手段，依照有关政策，通过没收官僚资本，推翻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和残酷剥削，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为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各方面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其中，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关于打倒官僚资本，推翻官僚资本主义的思想理论起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指导作用。  

　　一、毛泽东关于官僚资本主义的概念涵盖 

　　中国的资本主义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自由资本主义，掌握民族资本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它的代表;一是官僚资本，掌握官僚垄断资本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官僚资产阶级是它的代表。中国的官僚资本产生于清朝末年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洋务运动”。但是，在此只是指从1927年蒋介石独裁统治建立到1949年南京政府的灭亡这一时期官僚资本主义的形成、发展。 

　　毛泽东所讲的官僚资本主义具有其特定的含义。它特指以蒋、宋、孔、陈为首的官僚垄断资本制度。官僚资本是指“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垄断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而残酷地压迫农民，压迫工人，压迫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这种官僚资本主义具有如下显著特征：它与落后的农村封建剥削相联系，对广大农民阶级共同进行残酷的压迫利剥削;它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进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勾结，对中国广大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同进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它垄断着全国的大地产、人工业、大银行、大商业，为极“少数人所得而私”，由极少数反动集团、反动阶层“操纵着国计民生”，严重遏制了中国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完全违背了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三民主义理论和宗旨。同时在政治上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赤裸裸的“法西斯蒂”专制统治，鼓吹“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拒绝实行丝毫的民主改革。因此，必须没收官僚资本，必须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取缔国民党专制独裁政府的官僚资本主义继续垄断、遏制、阻碍中华民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新的生产方式开辟广阔的前景。 

　　官僚垄断资本发展的一般规律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亦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三个阶段。但是，中国的官僚资本却没有经过自由竞争和私人垄断而直接进入官僚资本主义阶段。这就意味着国民党专制独裁政府对人民大众的巧取豪夺、非法掠夺更加严重、更加残忍。它可分为三个部分：(1)官有官营资本，即国民党政府所有、由国民党官僚操纵控制的国家垄断资本，从国民党中央政府到省政府、县市政府都存在这种完全官办的工商业。(2)官僚私人资本，即国民党官僚政客利用手中特权和职务之便，运用各种超经济的腐败手段，投机钻营，非法经营的工商业。(3)官私股份资本，即在一般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中由国民党政府占有的官股和官僚资本家占有的私股。这些官僚资本无孔不入的投机钻营是国民党吏治腐败、祸国殃民的总根源。“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因此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　　

　　二、毛泽东对官僚资本主义认识过程 

　　毛泽东对官僚资本主义的认识和策略存在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大致来讲：从1927年后半年始到本世纪末1940年初尚未形成明确的认识，此后到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逐步形成确定的认识，从党的七大到1947年10月10日正式宣布实施没收官僚的政策以此后直到新中国成立共三个阶段。 

　　（一）认识尚未确定阶段。由于把苏联经验神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党的六人没有能够对大革命失败后的时局做出客观的分析和判断，对革命力量和阶级关系的变动也做出了脱离实际的估计，错误地认为“中国之反对帝国主义的彻底变更土地制度的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只有反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方才能够进行到底。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党的六大通过的“十大政纲”中也没有通过有关官僚资本主义的政策，“这十条里面没有没收官僚资本，没有联合中小资产阶级.那时这个纲领对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权上根本不要它，在经济上根本不动它”。而只提出了“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耕地归农”。除了党对时局做出了不客观的分析判断外，还有一个客观原因，那就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刚刚建立，新的官僚资本性质、特征和作用尚不明显，处于开始形成阶段。南京政府直到1928年7月1日才进行“始岁入”统计，而党的六大召开则是不是1928年7月9日。这样，无论从主管方面还是客观方面都没有能够通过有关如何认识和对待官僚资本主义的方针政策。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的长期错误指导，以及全国大规模抗战的爆发，直到全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毛泽东才得以对官僚资本主义形成初步认识，这反应在1940年1月他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而此时我党已走向成熟，形成了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国民党的垄断资本主义发展也已初露端倪。 

　　（二）逐步确定认识阶段。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中讲：“写《新民主主义论》时，民族资本与官僚资本的区别在我们脑子里尚不明晰”。不过，毛泽东在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已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即“大银行、大工业、火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在此，毛泽东虽然没有区别清楚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但同时又提出“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这似乎仍然未超出孙中山提出的“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国民生计不得为少数人操纵的理论范围。但是，当时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主要是具有垄断地位的官僚资本，如果联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有关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收归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所有，那么，新民主主义革命要取缔、消灭的对象在逻辑上主要就是官僚垄断资本，只是还没有能在理论上这样明确的表述和论断。同时又提出决不走欧美式资本主义道路或半封建社会的道路，则大致透露出资本的区分及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方向。这已在本质上超出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理论范畴。 

　　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做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再次重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明确提出了“要求取缔官僚资本;要求废止现行的经济统制政策”。同时强调新民主主义并不反对一般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太少了”。在此，取缔什么，发展什么，毛泽东进行了明确的论述。 

　　为什么没有明确提出没收官僚资本呢?毛泽东在1945年4月24日党的七大会议上做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讲到：有人提议在具体纲领中明确提出没收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财产。这在一般纲领中已有这个意思了。如果现在讲没收，就是要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为首的财产。若此，就会损害抗日统一战线，使国民党反动派走向变本加厉的反动，并把破坏抗战的罪责加在共产党和解放区。所以，在具体纲领中没有明确制定没收蒋、宋、孔等为首的官僚资本。这是斗争策略方面的灵活运用，这一策略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的胜利。

　　（三）明确提出实施没收阶段。1935年国民党政府在“银行风暴”中一举攫去了中国、交通两家最大银行和另外三家商业银行，完成了金融垄断体制。同年11月又实行币制改革，使国家银行独占了白银储备并独占货币发行权。抗战期间，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官僚政客、军人利用抗战大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亦官亦商。钱权交易，贪污贿赂盛行，横征暴敛，走私贩毒，贩运军火，中饱私囊，形成拥有巨大财力的官僚豪门资本。抗战胜利后，接受日本战败国巨额受降转让资本，形成了高度集中的官僚资本。  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打倒官僚资本主义，没收官僚资本也提到了日程194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明确制定了“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兄弟等四大家族和其他首要战犯的财产，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并规定在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立即实行这些政策。同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进一步强调：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积累的官僚垄断资本，“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抗日战争期问和日本投降后，达到了最高峰，它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这个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这个资产阶级，叫做官僚资本产阶级，即是中国的大资产阶级。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随后在1948年发表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将革命进行到底》、《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革命》等文中，毛泽东又多次重申了没收官僚资本，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营经济的方针政策，并进一步分析了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和本质。 

　　三、毛泽东关于没收官僚资本的具体政策 

　　没收官僚资本必须正确地执行政策，否则就会给接管工作造成不必要的浪费。接管初在东北曾遣散企业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造成了不必要的停工停产和浪费。对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及时给予了纠正并总结了经验教训。 

　　1948年1月，针对我西北野战军在攻克高家堡时发生破坏纪律的事件，做出《应向全军施行政策和纪律教育》的重要指示：“官僚资本在该地成为根据地时，亦只允许由民主政府接受经营，不允许军队没收或破坏”。这就区分了政府与军队的不同职能，并有利于保护国家财产。不过，该指示对于没收官僚资本和接管城市工作仍然不够详细具体。同年4月8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起草的《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中做出更加具体的规定：“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界线，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都叫作官僚资本而加以没收。对于那些查明确实是由国民党中央政府、省政府、县市政府经营的，即完全官办的工商业，应该确定归民主政府接管营业的原则。但如民主政府一时来不及接管或一时尚无能力接管，则应该暂时委托管理，照常开业，直至民主政府派人接管时为止。对于这些年工商业，应该组织工人和技师参加管理，并且信任他们的管理能力。如国民党已逃跑，企业处于停业状态，则应该由工人和技师选出代表，组织管理委员会管理，然后由民主政府委任经理和厂长，同工人一起加以管理对于著名的国民党大官僚所经营的企业，应该按照上述原则和办法处理”。毛泽东在此明确指出要将大官僚资本与私人工商业区别对待;对国民党中央、省及县市各级完全官办的企业与国民党大官僚所经营的企业一同没收;对于民主政府暂未接管的企业，实行委托管理或工人委员会管理。同时严禁侵犯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企业，也不没收小官僚和地主所办的工商业。但是，对在一般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官股和私股尚未明确规定。1949年4月25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合签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对没收官僚资本的内容做出了更加具体的规定：“凡属国民党反动政府和人官僚分子所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铁路、邮政、电报、电灯、电话、自来水和农场、牧场等，均由人民政府接管”。这就为全国城市接管工作以及渡江南：下干部更进一步指明了没收官僚资本的具体内容。 

　　毛泽东有关没收官僚资本的指示和措施，确定了民主政府执行没收官僚资本的主体资格，避免了混乱现象。不仅区分了官僚资本类别，而且区分了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小官僚和地主工商业的不同。此外还严格划分了官僚资本的范围，确定了官僚资本具体内容。这对减少接管城市和没收官僚资本过程中的失误，保证党的政策正确执行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意义。 

　　官僚资本主义与世界上最反动的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靠出卖民族利益获取暴利，与国内最反动的封建主义势力相结合，依靠国民党反动政权，通过超经济的暴力掠夺手段，控制全国的经济命脉，共同压迫、剥削广大劳动人民，扼杀、阻碍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以蒋宋孔陈为首的国民党的大大小小的官僚政客们，亦官亦商，贪污腐化，行贿受贿，买官卖官，腐败盛行，祸国殃民，促使官僚资本主义不断滋生并恶性膨胀，是中国官僚资本主义的代表。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必然“就是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所强占的特权，废除地主阶级及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废除官僚资产阶级的私人垄断的资本所有权”。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非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这样，就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建立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主体地位。1959年底，毛泽东在《谈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做了这样的评述：“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两面性：一方面：反官僚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我们在解放后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 

　　(作者单位：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