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重视研究历史，有丰富的历史知识，但他却是一位“厚古薄今”的坚决反对派。他曾经说，秦始皇“以古非今者族”的主张值得赞赏，当然他并不赞成秦始皇的滥杀人。他一贯提倡的是，研究历史的目的，是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历史的优秀遗产，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而不是信而好古，迷信过去。一九五六年，他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简洁明快地提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古为今用”是这一思想更高度的概括。无论在民主革命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都很重视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汲取有益的营养，充分发挥“古为今用”的威力。

    历代农民起义的经验证明，革命不能“没有巩固的根据地”

    上面已经提到，毛泽东读中国历史比较喜欢看人物传记，农民起义领袖陈涉、吴广、张角、张鲁、王仙芝、黄巢、李自成等的传记，他是经常要看的。他肯定，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读《三国志•魏书•张鲁传》（裴松之注释）先后写了两大段三、四百字的批注：他说：
    “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毛泽东十分重视研究历代历次农民革命战争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和教训，并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出发加以借鉴。
    一九二六年，孙中山先生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得到进一步贯彻，第一次国共合作也得到发展。我党在广州、上海、武汉等地广泛地发动工农群众，积极配合和推动了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全国革命形势大好。国民党的右派蒋介石，对蓬勃发展的群众运动十分恐慌，一九二七年在上海，他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残酷地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全国一片白色恐怖，扼杀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破坏了国共合作。
    在这紧急关头，中国革命事业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抉择。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执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他主张共产党人放弃工农武装，到蒋介石军队去当兵。毛泽东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坚定地主张保存工农革命武装，他说：“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他主张“上山”，并预料“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强调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这次会议确定了我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后，毛泽东到湖南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其后又带领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在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个开创了著名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从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开始，就特别强调与流寇思想作斗争，他说：“应当认识，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又强调：”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只有彻底地克服了流寇主义，提出并实行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才能有利于长期支持的游击战争。“（《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从井冈山时期起，就和毛泽东长期共事的谭震林回忆说：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拒绝到上海党中央工作，他“总结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对我们说：‘李自成为什么失败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巩固的根据地’。”谭震林说：毛泽东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新的革命理论和革命战略的形成，“不是偶然的，一方面，他有很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掌握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另一方面，他深刻理解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特别是对我国历史上农民革命的经验教训有深刻的理解，因而能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八年，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后，在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指导下，我党相继在全国各地开辟和建立了湘赣、湘鄂赣、闽浙赣、湘鄂西、鄂豫皖、左右江、湘鄂川黔、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华南、东江、琼崖等革命根据地。红军每解放一个地区，就在那里发动群众，成立农会，打土豪、分田地，动员青年参军、扩充和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建立民主政权。根据地的群众，送公粮，出民佚，运弹药、抬担架，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党在全国已有近一亿人口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一百二十万军队，二百万民兵，依托这个力量，仅仅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就消灭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摧毁了国民党的反动政权，建立了新中国。
    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所走过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在理论上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所没有论述过的；在实践上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没有先例的。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这一发展，正如谭震林所说：“不是偶然的”，是与毛泽东同志“对我国历史上农民革命的经验教训有深刻的理解”分不开的。

    “《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

    《甲申三百年祭》是郭沫若一九四四年为纪念明末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胜利三百周年所写的一篇史论。在这一论著中，他用马列主义观点，写起义军进入北京后，因为若干首领生活腐化，发生宗派斗争，导致起义军失败的过程，并论述其成败的经验教训。《甲申三百年祭》一九四四年三月十日脱稿，从三月十九日开始，重庆《新华日报》分四次连续刊载。文章一发表，国民党方面立即有人出来干预，说这篇东西是“影射当局”，并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上专门发表社论进行攻击。不久，这篇史论传到了延安。其时延安正在党的高级干部中进行关于党的历史讨论，四月十二日，毛泽东作《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他说：
    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不久，林伯渠由延安飞抵重庆，将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把《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供党内学习，并且已经在延安和各解放区普遍印发的消息，亲自告诉了郭沫若。
    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给郭沫若写信说：
    “《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信中鼓励郭沫若“继续努力”，并希望郭沫若能写太平军的经验。信中说：“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
    “太平军”是晚清洪秀全等建立的农民革命武装。他们从广西金田村举行起义，先后转战于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十余省，有力地打击了清朝封建统治者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太平军占领南京后，领导集团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犯了许多错误，导致起义失败。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历史上这次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一直十分重视。
    在他的热情关怀和鼓励下，郭沫若搜集积累了有关太平军的许多资料，可惜，却因工作繁忙等原因，未来得及动笔，就于一九七八年六月因病与世长辞，成为千古憾事。
    “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这是毛泽东接受历史经验教训对全党的谆谆教导。

    《登徒子好色赋》是“颠倒是非”的诡辩典型

    毛泽东还经常从中国史书典籍和文学作品中，精选一些生动的、形象的、具有朴素唯物论辩证法的材料，向干部推荐讲解。
    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在会见部分史学家、科学家和著名新闻工作者的谈话中，他曾琅琅地背诵起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中一大段：“玉日：‘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音luan）耳，龈（音yan）唇历齿，旁行踽（音ju）偻，又疥且痔，登徒子悦之，使有五子。王熟察之，谁为好色者矣’。”宋玉是战国时著名的辞赋家，曾在楚国做官。登徒子是楚国大夫，他在楚王面前说宋玉好色，劝楚王不要带他进出后宫。宋玉知道后，在楚王面前为自己辩解，反过来攻击登徒子好色，因而说了上面这段话。这段话不仅取得楚王和在场的章华大夫对他的信任，也使登徒子从此成为喜好女色，品行不端的同义语，千古流传。
    毛泽东用辩证的观点分析了这篇文章，他说：“宋玉攻击登徒子的这段话，完全属于颠倒是非的诡辩，是采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尽量夸大’的手法。”他十分风趣而幽默地说：“从本质看，应当承认登徒子是好人。娶了这样丑的女人，还能和她相亲相爱，和睦相处。照我们的看法，登徒子是一个爱情专一的、遵守‘婚姻法’的模范丈夫，怎能说他是‘好色之徒’呢？毛泽东认为，登徒子是蒙受了不白之冤，应为他“正名平反”。他把宋玉视为得意的论据，作为反面教材诡辩术的典型。
    毛泽东这番巧解《登徒子好色赋》，给人以新的思考和启迪。宋玉攻击登徒子固然用的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尽量夸大”的诡辩术，而楚王和章华大夫也被这种片面的诡辩之词所迷惑，不辨是非黑白。毛泽东是通过这一事例告诫人们，大家都要自觉地学习马列主义，学会掌握和运用唯物论和辩证法，克服和少犯片面性的错误，不要陷于诡辩术的泥淖。同时，更要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要被诡辩手法所迷惑，像楚王和章华大夫那样轻信和受骗。这对于加强干部的思想建设，无疑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郭嘉“多谋善断，重点在‘谋’字上”

    由于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中出现的问题，一九五九年三、四两个月内，毛泽东连续写了五封党内通讯，强调要从过去几个月措施失当这样一个深刻的教训中，得到经验。要求各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善于思考问题，善于做工作，和群众打成一片，倾听群众的呼声，反对独断专行。四月，在上海召开党的八届七中全会，讨论和通过了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检查了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曾向到会的党内高级干部推荐读《三国志•魏书•郭嘉传》，并由此谈到党的领导干部工作方法上要注意多谋善断，留有余地的问题。
    郭嘉是三国时期的一位著名人物。初在袁绍部下，他认为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后经苟或推荐，成为曹操的重要谋臣，曹操很赏识他，认为：“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郭嘉协助曹操南征北战，策谋帷幄，出了许多好主意，功绩卓著。曹操与吕布作战，打了三次，吕布败退固守，当时士兵都很疲惫，曹操不打算再打下去了，郭嘉建议他“急攻之”，获胜，吕布被擒。曹操想很快征服刘备，众人顾虑出兵后，会受到袁绍从后面的袭击，陷于进退两难的处境。曹操很犹豫，征求郭嘉的意见。郭嘉分析了诸方面的情况，劝曹操：袁绍性多疑，不可能很快采取行动；刘备新兴起，众心尚未归附，“急击之必败”。他还说，打刘备这一仗是决定存亡的时机，“不可失也”。曹操接受了他的意见，说：“好”，立即行动。果然，刘备被打败，袁绍并没有采取进击的行动。又一次，曹操准备征讨袁尚及三郡乌丸，众人怕刘表指派刘备乘机袭击驻地。郭嘉说：乌丸离我们远，他们必无戒备，突然予以袭击，一定可以取胜。而且不击败乌丸，他们必定进犯。至于刘表，“坐谈客耳”，他自知才不及刘备，是不敢委以重任，怕控制不了刘备的。所以你只管远征，不必担忧。曹操接受他的意见，下了出征的决心。郭嘉又说：“兵贵神速。今千里袭人，辎重多，难以取利，且彼闻之，必为备：不如留辎重，轻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曹操又接受了他的意见，大破乌丸。《魏书•郭嘉传》说：“嘉深通有算略，达于事理”。曹操说：“唯奉孝（注：郭嘉的字）为能知孤意”。郭嘉三十八岁中年夭折，曹操非常惋惜，称道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
    郭嘉足智多谋，而曹操能够问计于郭嘉等谋臣，听取他们的意见，果断地作出决策，这说明他是个知人善用，多谋善断的人物。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介绍《郭嘉传》让大家看，意思正是希望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作事要多谋善断。毛泽东说，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毛泽东还说：“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计划。反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
    “多谋善断”的实质，也可以理解为民主与集中的关系问题。多谋，善于与各方面的人包括与自己意见相反的人商量问题，善于到群众中去听取各种不同见要注意多谋善断，留有余地的问题。
    郭嘉是三国时期的一位著名人物。初在袁绍部下，他认为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后经苟或推荐，成为曹操的重要谋臣，曹操很赏识他，认为：“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郭嘉协助曹操南征北战，策谋帷幄，出了许多好主意，功绩卓著。曹操与吕布作战，打了三次，吕布败退固守，当时士兵都很疲惫，曹操不打算再打下去了，郭嘉建议他“急攻之”，获胜，吕布被擒。曹操想很快征服刘备，众人顾虑出兵后，会受到袁绍从后面的袭击，陷于进退两难的处境。曹操很犹豫，征求郭嘉的意见。郭嘉分析了诸方面的情况，劝曹操：袁绍性多疑，不可能很快采取行动；刘备新兴起，众心尚未归附，“急击之必败”。他还说，打刘备这一仗是决定存亡的时机，“不可失也”。曹操接受了他的意见，说：“好”，立即行动。果然，刘备被打败，袁绍并没有采取进击的行动。又一次，曹操准备征讨袁尚及三郡乌丸，众人怕刘表指派刘备乘机袭击驻地。郭嘉说：乌丸离我们远，他们必无戒备，突然予以袭击，一定可以取胜。而且不击败乌丸，他们必定进犯。至于刘表，“坐谈客耳”，他自知才不及刘备，是不敢委以重任，怕控制不了刘备的。所以你只管远征，不必担忧。曹操接受他的意见，下了出征的决心。郭嘉又说：“兵贵神速。今千里袭人，辎重多，难以取利，且彼闻之，必为备：不如留辎重，轻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曹操又接受了他的意见，大破乌丸。《魏书•郭嘉传》说：“嘉深通有算略，达于事理”。曹操说：“唯奉孝（注：郭嘉的字）为能知孤意”。郭嘉三十八岁中年夭折，曹操非常惋惜，称道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
    郭嘉足智多谋，而曹操能够问计于郭嘉等谋臣，听取他们的意见，果断地作出决策，这说明他是个知人善用，多谋善断的人物。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介绍《郭嘉传》让大家看，意思正是希望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作事要多谋善断。毛泽东说，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毛泽东还说：“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计划。反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
    “多谋善断”的实质，也可以理解为民主与集中的关系问题。多谋，善于与各方面的人包括与自己意见相反的人商量问题，善于到群众中去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这就得有一个好的民主作风；善断，能够正确集中来自各方面，来自群众的意见，并且不失时机地作出决断，这就既需要一定的马列主义水平，又需要革命的胆略和魄力。像郭嘉那样善于分析问题，提出问题，为曹操提供正确的建议，曹操据此才能作出正确的决断。毛泽东很希望党的各级领导一方面敢于和善于正确地反映问题，提出意见；另一方面善于听取意见，敢于集中拍板定案。有一次毛泽东在与田家英、李锐、周小舟等人的闲谈中，又一次谈到郭嘉的历史事迹，提出：“《三国志》里《郭嘉传》值得一读。”毛泽东说：“世上没有先知先觉，没有什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刘伯温。无非是多谋善断，留有余地。……大跃进出点乱子，不要埋怨。否则就是‘曹营之事不好办’。或者叫‘欲与共济天下大难’！”
    毛泽东对干部要求“多谋善断”，不仅在当时，直到今天都是我们应该记取的。

    读《吕蒙传》，“公安干警应成为有文有武的人”

    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到安徽视察工作，同行的有民主人士张治中和当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在火车上，毛泽东读《三国志•吴书•吕蒙传》。闲谈中毛泽东说：“吕蒙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学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和《吕蒙传》”。毛泽东还向罗瑞卿推荐读《吕蒙传》说：“公安干警应成为有文有武的人，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要求”。回京后，罗瑞卿仔细阅读了《吕蒙传》，并请人将它译成白话文，印发公安部门各级干部学习，用以激励大家学习文化的热情。这对公安系统干部队伍的建设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吕蒙是三国时东吴的大将，幼年不曾读书。他的姐夫是孙策手下的将领，吕蒙十五六岁时，跟随姐夫出征，谁劝阻他都不听，孙策很赏识他的勇敢。孙权时，他屡立战功。有一次，他随孙权征讨黄祖时，杀了黄祖的大将陈就，乘胜生擒了黄祖。孙权很高兴，说：这一仗所以取胜，主要是由于先除了陈就，因而“以蒙为横野中郎将，赐钱千万”。另一次，吕蒙在和周瑜、程普一起与曹操作战时，魏将袭肃带着兵马来投降，周瑜把降兵分拨给吕蒙统帅。吕蒙极力称赞袭肃的胆识，说他是仰慕东吴才来投降的，应该很好地重用他而不应夺他的兵权。孙权认为吕蒙的意见非常好，仍让袭肃带兵。还有一次，为解救被魏国围困的吴将甘宁时，众人都认为分不出兵力去解救，吕蒙很有信心地说：用不了多久就能解围。他说服周瑜派了三百人在险路处断后，预计敌败走时，还可以得到战马。果然，军队到后，“即日交战，所杀过半”。敌人连夜败退，骑兵都弃马奔命，“获马三百匹，方船载还”。战士声威大振，魏军败走。孙权因此更加器重他。
    《吕蒙传》记载：孙权曾对吕蒙说：你现在掌握很大的兵权，应该好好学习以开阔眼界才行。吕蒙回答：军务很忙，恐怕不容我去读书。孙权说：我并不要求你成为博士，但要你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孔子说：“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汉光武帝“当兵马之务，手不释卷”。曹操“亦自谓老而好学。”你为什么不勉励自己去读书呢？吕蒙接受孙权的劝告，从此“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
    吕蒙自从发奋读书学习以来，见识日广，更加有勇有谋。周瑜死后，鲁肃接任东吴的统帅，开始时，他对吕蒙并不重视。在如何对待蜀国勇将关羽的问题上，吕蒙向鲁肃献了“三策”，鲁肃大为敬佩，说：我以为你只会打仗，想不到你“学习英博”，已不再是“吴下阿蒙”了。孙权赞叹地说：没有人能赶得上吕蒙那样，年长后还能下决心刻苦学习。“富贵荣显，更能折节好学，耽悦书传，轻财尚义，所行可迹，并作国土，不亦休乎。”
    吕蒙博览典籍之后，指挥作战时，运筹策划，胆识并增，几乎战无不胜。为孙权出了许多好主意，成为东吴杰出的统帅。《三国志》作者引用孙权的话，评价吕蒙说：“吕蒙勇而有谋，断识军计，谲郝普，擒关羽，最其妙者。……有国士之量，岂徒武将而已乎！”
    毛泽东赞赏吕蒙这种虽然年长仍然发奋读书的精神。对当时百分之八、九十出身行伍的我军高级干部，毛泽东提出读书学习的要求，这对改善我军的文化结构，提高军事素质，都起到推动作用。吕蒙虽是一位历史人物，他的事迹却有现实意义。

    《黄琼传》、《李固传》“送刘、周、邓、彭一阅”

    一九六五年，毛泽东读《后汉书》的《黄琼传》、《李固传》，认为值得一读，亲手批示：“送刘、周、邓、彭一阅”，“送陈毅同志一阅”。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等，都在百忙中及时阅读了。
    一九七四年，毛泽东评价这两篇传记中李固给黄琼的信说：“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可读”。
    黄琼、李固都是东汉人，以耿直方正，敢于以国事为重，忠言谏君著称。东汉时，外戚、宦官相互倾轧，争相专政擅权。大将军梁冀的两个妹妹分别是顺帝、桓帝的皇后，梁冀垄断朝政近二十年，骄奢横暴，不可一世。顺帝时，黄琼两次被举荐到朝廷做官，他都托病不去。李固非常仰慕黄琼，写信劝他出来协助朝廷治国安邦。这封信从两个方面开导黄琼，一方面批判了当时名士们的孤傲；另一方面针对当时名士专靠声名而其实不副，以致容易被人攻击其缺点。信中对黄琼进行规劝和告诫道：“……若当辅政济民，今其时也。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必待尧舜之君，此为志士终无时矣。常闻语日： ‘蛲蛲者易缺，嗷激者易汗’。《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是故俗论皆言处士纯盗虚声。愿先生弘此远谟，令众人叹服，一雪此言耳。”这就是被毛泽东评价为“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的那封信。黄琼出来做官后，经常上疏规劝顺帝，所提批评和建议多被采纳。顺帝死，梁冀和梁太后先后立冲帝、质帝，两帝在位的时间都很短。其后桓帝立，拟褒崇梁冀，说梁冀功劳，可与周公相比，黄琼不畏惧梁冀的权势，在众人随声附和中，只有他坚决反对。他举出萧何、霍光等功臣为例，认为“赏必当功，爵不越德”，桓帝接受了这个意见。黄琼临死前，仍上书直谏，指出桓帝“即位以来，未有胜政。诸梁秉权，竖宦充朝。”这些人作威作福，“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荣。忠臣惧死而杜口，万夫怖祸而木舌”，使皇帝耳目闭塞。他还一一列举当朝的忠与奸，规劝桓帝要清醒、要明察。并表示自己在临死前说这些话的一片忠心。
    李固也是汉顺帝时人，“少好学，常步行寻师，不远千里。遂究览坟籍，结交英贤。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风而来学。”李固多次上书顺帝，规劝他慎重选用官员，协助他整顿朝纲，为天下树立榜样。他说：“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洁，犹叩树本，百枝皆动也”。顺帝死，质帝立，李固被委任为宰相。他任职后，“其黄门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猜专，每相忌疾。”质帝死后，李固建议“清河王蒜明德著闻，又属最尊亲，宜立为嗣”。他给梁冀写信说：“传曰：‘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梁冀不同意，免了李固的职，立了他的妹夫蠡吾侯，是为桓帝。李固后为梁冀诬陷，被诛，死时五十四岁。
    《黄琼传》、《李固传》中的“蛲蛲者易缺，傲瞰者易汗”；“《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洁”；“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等充满哲理的警句，当时曾为不少同志引为箴言。

    《触詟说赵太后》说明：“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

    《战国策•触詟说赵太后》一文，说的是：战国时期，秦国攻打赵国，赵国的太后主事，向齐国求援。齐国一定要赵太后最小的爱子长安君去作人质，才肯出兵。赵太后舍不得，群臣怎样劝说都无用。左师触詟前去，先从自己的爱子说起，又说到太后把女儿远嫁到燕国为后，都是为子女的长远利益着想。最后才说到太后如若深爱长安君，就不应只封给他肥沃的领地，赠送他值钱的金玉，而不让他为国立功，否则太后一死，长安君的地位就无法保证。赵太后明白这个道理后，同意了送长安君去齐国为人质。齐国出兵，赵国转危为安。
    一九六七年，毛泽东推荐《触詟说赵太后》一文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利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毛泽东推荐读《触詟说赵太后》这篇文章，其教育意义是很深刻的。这篇文章，在分析众诸侯王国没有一个子孙三世保持住王位的原因时说：“此其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又说：“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犹不能恃无功之尊，无劳之俸，以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二千多年前的古人、封建帝王，凡有识之士都认识到：对自己的子女不能让他们“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只有为国家多作贡献，才能使自己的地位子孙相继。对于革命事业来说，关于下一代子女的教育问题，同样是涉及到革命事业是否后继有人的大问题，值得引起注意。不重视它，不正确地加以解决，毛泽东指出的危险性并不是不存在的。
    毛泽东看到这一问题，他对自己子女的教育是极为严格的。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说：毛泽东对子女真疼爱，要求也真严格。一九四六年，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从苏联学习回国后，毛泽东送他几件带补钉的旧衣服，让他到农村这个大课堂去上“社会大学”以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抗美援朝战争一开始，他又送毛岸英上了炮火纷飞的朝鲜前线。当自己的爱子为国捐躯的不幸消息传来，他强忍着老年丧子的悲痛，发自内心地说：“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毛泽东的小女儿李讷，从小在延安就跟着大人一起在大食堂吃煮黑豆。考上大学后，和所有同学吃一样的饭菜，住一样的宿舍，一样的坐公共汽车上学、回家，一样的下乡参加劳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毛泽东虽然看到李讷吃不饱心里很难过，却断然拒绝工作人员为正在发育的李讷多争取点口粮的建议。他说：“我是国家干部，国家按规定给我一定待遇。她是学生，按规定不该享受的就不能享受。……还是那句话：谁叫她是毛泽东的女儿呢？”毛泽东就是用这种严格要求来体现对子女的疼爱的。毛泽东不仅对自己的子女，他是作为一代人的教育来考虑这一问题的。
    早在解放之初的一九五一年，外交部亚洲司服务员魏宝贵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中央机关某些干部，用公家的小汽车接送在育英小学读书的子女，造成汽油等的浪费。他建议由育英小学专设二、三辆汽车，同时在西单附近定一联络点，由学校接送孩子，以节省国家开支，节省家长时间。毛泽东很重视这封信中反映的问题，批给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查明酌办”。并批注：“这个建议值得注意”。
    《触詟说赵太后》的历史经验，毛泽东的有关批示，是有深远意义的。
    毛泽东“古为今用”的事例举不胜举。如他在强调干部要有民主作风时，把那些独断专行、不能倾听群众意见的人，比喻作刚愎自用的“西楚霸王”项羽。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处于帝国主义封锁禁运和其他压力下的那些日子里，他鼓励全党应有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批评那些崇洋媚外，在外国人面前直不起腰，在领导人面前不敢坚持真理的人，说这种人是贾桂。贾桂是明朝宦官刘谨的亲信奴才，京剧《法门寺》里，贾桂有一句道白，说自己站惯了，不敢坐，一幅奴才相。毛泽东还热情鼓励和积极支持一些学者、专家编写《科学家小传》、《不怕鬼的故事》等图书读物，给广大读者以精神的力量，用以教育和激励全党全国人民，勇于创新，奋发图强，坚定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等等，等等。历史学家周谷城曾钦佩地赞叹说：“毛泽东‘古为今用’是没有人能企及的”。
    “古为今用”，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人类世代相传总是在继承先辈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发展，绵延不绝。没有历史上的石器时代，就没有今天的原子能时代；没有历史上的刀耕火种，就没有今天机械化的农业大生产；没有历史上简陋的独木舟，就没有今天数十万吨级的大巨轮。“长江后浪推前浪”，没有继承就没有发展。“厚古薄今”者否定现在；历史虚无主义者数典忘祖，全盘否定过去。这无疑都是十分错误的。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98期，摘自《文化巨人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