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是密不可分的。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正确分析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关系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并力图从哲学的高度阐发处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关系的基本政治原则和思维方法。这些原则和方法构成了毛泽东政治哲学不可缺少的逻辑环节。正是在这些原则和方法的指导下，毛泽东为我国制定了参与国际政治活动的一系列重大战略和方针政策，对我国外交事业的发展和国际政治的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对政治问题的全方位思考

    毛泽东哲学方法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整体性、全面性，它以联系和发展的观点，从事物的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的关系入手，全面研究事物的发展变化及其规律。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对政治问题的思考和研究同样遵循这一方法，力图从政治现象的内部联系、外部联系及其相互作用等方面来探索政治发展的规律。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他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把中国和世界看做是相互联系的统一体，从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国内国际政治形势的状况出发，深刻揭示了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发展规律，并较好地处理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1．从世界全局出发，把中国放在世界舞台上，在整个世界的相互联系中把握国内政治发展的规律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不是孤立存在的，一事物与他事物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是事物发展变化的不可忽视的原因。因此，研究事物的发展，要有全面的观点，不仅要研究事物的内部矛盾、内部联系，还要研究事物的外部矛盾、外部联系，从总体上把握事物的发展变化。毛泽东坚持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总是把现实情况作为整体而不是孤立的个体来理解，从不以孤立的眼光看待事物的发展变化，而是把事物放在周围环境中来进行分析。他反对认识问题带有表面性、片面性、主观性。在研究中国革命的规律问题上，毛泽东把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把中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从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的全局性及其变化、从世界对中国的影响等方面来认识中国，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就中国而论中国。他指出，要想取得革命胜利，不仅要了解中国，还要了解世界；不仅要了解我方，还要了解敌方以及除敌我之外的第三方，因为“在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各国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响和互相激动，是极其巨大的。”这就决定了要深入了解和掌握中国革命的规律，必须联系它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条件。
    早在1921年，毛泽东刚刚成为共产主义者时，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的发言中就从世界与中国的相互关系上提出和论述了改造中国与改造世界相结合的思想，否定了“改造东亚”的说法。他说：“至用‘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就是说，进行改造中国的革命，要以中国现实为出发点，但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这就抓住了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把中国革命问题放到广阔的国际背景中，确定革命的道路，这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思想的伟大之处。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从如下几个方面论述了国际环境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第一，关于革命的任务。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使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中国革命的最重要的原因，而且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双重任务，即对内反对封建主义，对外反对帝国主义。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区别于一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特点。
    第二，关于革命的性质。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发生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已遭到了世界人民的反对，社会主义已在部分地区取得了胜利，世界从此进入了变革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在这样的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反对资本主义侵略的革命具有了新的性质和特点，即由旧式的民主主义革命变为新式的民主主义革命。从此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也由属于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变为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范畴，成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他指出：“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这是毛泽东研究“中国的和世界的历史发展”得出的科学结论。
    第三，关于革命的前途。毛泽东基于对国际政治的特点和中国革命性质的正确认识，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准备，后者是前者的必然结果。新民主主义革命，由于其自身的性质所决定，它的前途必定是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并进而实现社会主义，而不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从国际背景来看，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决定了中国革命的这一前途。一是国际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让中国建立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使之成为它们的殖民地。这就断绝了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近代以来，中国资产阶级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尝试一再失败就说明了这一点。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的惟一出路。二是中国革命发生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激烈斗争的时代，它的胜利离不开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支持。在此情况下，如果革命胜利后再建立资产阶级专政，也为世界社会主义和革命力量所不允许。中国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和我们党成功地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并利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权所创造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根据我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和革命的特点，在超越了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前提下实现的社会制度的伟大变革，是对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的创造性运用。
    毛泽东联系国际国内政治的相互影响，对上述问题的正确阐述，使他准确地把握住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提出了把对内反对封建主义与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结合起来、把改造中国与改造世界结合起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和纲领，实现了中华民族谋取独立和解放的理想。
    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仍然密切注视国际政治对我国的影响，总是以全面的观点正确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既考虑国内因素，又考虑国际因素，制定我国的对内对外政策，从而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力量，加速本国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例如，建国后我国外交政策的几次调整，从建国初的“一边倒”到70年代初期以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为依据的灵活的外交政策的制定，都是建立在对国际形势的正确认识之上的。正是由于树立了这种全面的辩证思维方法，毛泽东在他政治生涯的各个不同时期，不仅能够洞悉中国社会内部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而且能够从世界范围把握历史发展的潮流，以更好地实现其改造中国和改造世界的政治抱负。
    2．正确论述和处理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关系
    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是相互联系、对立统一的。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既是中国的事情，又具有国际意义，是世界人民一切正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胜利对于人类争取光明的未来是一有力的支援。而中国人民的斗争事业又不是孤立进行的，需要世界各国人民的援助和支持。毛泽东正确论述和处理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第一，充分估价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国际意义。中国革命发生在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帝国主义所面临的各种矛盾的加剧，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是各帝国主义国家侵略和掠夺的主要对象，是当时世界各种矛盾在东方的焦点。这里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比如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苏联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决定了中国革命是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成败必将影响到整个国际政治的面貌，影响到国际上各种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中国革命的胜利必将沉重打击帝国主义的势力，对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对殖民地国家的反帝斗争具有重大鼓舞和推动作用，对世界走向和平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多次高度评价中国革命的国际意义。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了而且继续领导着轰轰烈烈的光荣的胜利的革命战争。这个战争不但是解放中国的旗帜，而且是具有国际的革命意义的。世界的革命人民的眼睛都望着我们。在新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上，我们将引导中国革命走向完成，也将给东方和世界的革命以深刻的影响。”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毛泽东从人类未来和平事业的发展的角度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深远的国际意义。他说，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同争取中国和世界的永久和平相联系的，将来被解放了的新中国，是同被解放了的新世界不能分离的。因此，我们的抗日战争包含着为争取世界永久和平而战的性质，在这方面它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事实正是这样，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直接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反动派，而且冲破了帝国主义世界的东方战线，使几亿人口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世界人民的胜利。
    建国以后，毛泽东多次指出，中国作为拥有几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应该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我们党和政府奉行毛泽东制定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地与世界人民站在一边，有力地支援了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为推动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尽了自己的力量。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对世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第二，正确指明了国际政治条件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促进作用。毛泽东指出，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后，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就连在一起了，各国之间的相互援助和相互支持是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国际援助对于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不可少的。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他多次强调国际援助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明确指出：“这个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都是我们的敌人，中国要独立，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这就是说，不能离开苏联的援助，不能离开日本和英、美、法、德、意各国无产阶级在其本国进行反资本主义斗争的援助。虽然不能说，中国革命的胜利一定要在日本和英、美、法、德、意各国或其中一二国的革命胜利之后，但须加上它们的力量才能胜利，这是没有疑义的。”在革命战争中，毛泽东一方面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主张进行人民战争；另一方面又尽力争取一切可能的国际援助，利用国际上的有利条件。我国革命曾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支持，这是我们胜利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条件。如我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是同世界反法西斯各国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所以，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时再一次指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他还批评了“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的错误说法。
    第三，提出和执行了处理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之间关系的正确方针。一个国家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既需要本国条件，又需要国际条件。那么，如何处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呢？毛泽东根据事物内因和外因辩证关系的原理，正确分析了国内条件和国际条件的不同作用，为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提出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并积累了处理二者关系的丰富经验。．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毛泽东和我们党在领导我国革命事业的过程中一贯坚持的原则。它强调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利用国内条件，从事自己的事业，认为这是胜利之本。在革命战争的艰苦年代，毛泽东经常教育全党和全体军民，我们要自力更生，把革命的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依靠全体军民的努力，我们是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中外一切反动派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不能依赖它。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独立自主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艰苦奋战的结果。建国后，毛泽东继续教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传统，恢复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实现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在毛泽东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人民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我们不但改变了一穷二白的面貌，而且建设了初步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显示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独立自主永远是我们的立足点。
    在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同时，毛泽东提出了争取外援和向外国学习的思想。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为了加快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步伐，毛泽东主张调动国际上一切有利因素，利用一切有利的国际条件。在革命斗争中，毛泽东指出要利用国际上一切直接和间接的同盟军，以壮大革命队伍，减少反革命力量。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提出要争取一切可能的外援，学习国外所有的先进经验，发展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和技术交流，以利于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认为，我们争取外援和利用有利的国际条件是为了更好地独立自主，增强自主的能力，而不是也不能放弃独立自主的立场和原则。他反对任何以外援为借口来损害我国民族利益的行为，始终不渝地捍卫国家独立自主的权利。无论在本国革命和建设问题上，还是在对外关系上，毛泽东在处理本国利益与国际利益的关系时，都坚持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正确方针。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关系的思想为我国参与国际政治，制定对外政策提供了理论指南。

    二、参与国际政治的战略原则

    任何国家参与国际政治，处理对外关系，都有自己的指导原则，一个国家在外交活动中坚持什么样的指导原则是由该国的社会制度和国家性质决定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决定了它只能实行和平的外交政策。这是由列宁首先提出来的。十月革命胜利后，在世界上出现了两种社会制度同时并存的局面，社会主义的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问题提到了实践日程。列宁向全世界宣告了社会主义苏维埃的和平外交政策。他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共处，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进行国内建设。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当时不与苏联和平共处，它们一心想把苏维埃社会主义新型政权扼杀在摇篮里，并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进攻。只是在武装进攻失败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国际关系中形成了力量对比的相对均势状态，资本主义国家才被迫接受列宁提出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奠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对外关系的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向坚定地执行列宁提出的和平外交政策，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这种政策的内容，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是我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由几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部分构成的统一体。其中，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一切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也是建立和保持国家间良好关系的前提；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是实现各国间和平共处的关键和基本要求；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既是发展各国间相互关系的目标，也是良好的国际关系的体现和保证。因此，这五项原则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反映了现代国际关系发展的总趋势。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内容和精神是由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以后周恩来和我们党对这一原则作了系统阐发，形成了完整统一的政策。早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就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例如配合作战、和平会议、通商、投资等等。”1949年4月，毛泽东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声明中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指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同年6月，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再次表示：“我们向全世界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毛泽东的上述思想为新中国的对外政策确定了基本原则，指明了方向。
    在毛泽东这一外交原则的指导下，1953年12月，周恩来在就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同印度政府代表团的谈话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在万隆举行的亚非国家会议公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正确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并以此为基础制定了十项原则。1956年，毛泽东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贯寻求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友好关系，并且对所有邻国执行睦邻政策。”1957年他又一次重申：“我们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样大家知道的五项原则。”从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承认和赞扬。
    毛泽东和我们党为我国制定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建立在对我国社会制度和世界革命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上的。第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决定的。对外政策是对内政策的延伸和反映，其性质是由一个国家社会制度的性质所决定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社会制度从根本上消灭了屈从于外来侵略的社会根源，也消灭了我国对外侵略的社会根源。我们是发展中的国家，需要时间与和平的国际环境，以集中全国人民的精力，进行国内建设。因此，我们只能也必须实行和平的对外政策。毛泽东正是这样认识这个问题的。他多次讲，我们要奉行和平的对外政策，尽力争取和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把我们的建设搞上去。他历来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和历史长短，都应是平等的主权国家，都应和平共处，而不可以以强凌弱，以大欺小，推行强权政治，侵犯别国的主权。我们国家严格遵循这一原则，没有在任何国家留驻一兵一卒，没有侵占任何国家的一寸领土，没有强加于其他国家任何形式的不平等关系。这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永远不称霸。第二，这一原则是建立在我们对共产主义坚定信念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世界终将走向文明与和平的共产主义阶段，共产党人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但是，我们同时又认为，各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首先是每个国家自己的事情，是本国人民自己选择和努力的结果。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道路，要由本国的人民来决定。革命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任何国家都不能用对外战争的办法强行推进世界革命。所以说，发展各国间的相互关系，最好的办法是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战后国际关系的演变表明，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倡导和执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符合现代国际关系发展的规律和要求，是用以处理国家关系的惟一正确的原则，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一切背离这一原则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已经越来越行不通了，企图把本国的政治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的做法已遭到了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起初，我国主要是针对发展与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和平共处原则。实践证明，这一原则适用于处理所有国家之间的关系，不仅适用于指导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处理其相互关系，而且适用于处理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如果遵循这一原则，即使是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也能够妥善处理相互间的各种关系，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相反，如果违背这一原则，即使是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也可能发生尖锐对抗，乃至武装冲突。因此，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现代国际关系中最合理的原则，主张在这一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世界各国互不干涉内政，每个国家的主权都应受到尊重，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应享有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价值观念的自由。在许多国家的双边条约和协定中，在许多国际文件和宣言中，都以大同小异的措词表达了各国间应遵循和平共处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当代国际关系史上已经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
    建国40多年来，我国始终坚决维护和贯彻执行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了对外关系；广泛开展了经济文化交流。我们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了友好互助的关系，大力支持了它们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了团结互利、相互支持的多方面合作关系；同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合作，在维护世界和平、反对战争、开展经济贸易及其他交往等方面建立和保持了正常的关系。对于世界上的霸权主义，一方面我们旗帜鲜明地反对它们的侵略扩张政策，揭露和制止其霸权主义行径，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另一方面在经济、技术和贸易等方面同它们进行交往，以促进国内建设事业的发展。迄今为止，我们已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既维护了我国主权的独立和尊严，又使我们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国际朋友，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威望。今后我们将继续奉行这一外交政策，坚持改革开放，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开展经济文化交流，利用有利的国际条件，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加速我国经济建设的进程，同时，又要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中国的尊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三、参与国际政治的战略指导思想

    1．独立自主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对外关系的根本立足点，也是我国参与国际政治活动，发展同其他国家关系的基本指导思想。
    从哲学意义上来说，独立自主就是坚持“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这一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坚信各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首先是本国人民的事情，需要立足于本国实际，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来完成。毛泽东是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光辉典范。他一贯强调，要相信人民，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就是独立自主思想的胜利。这是我国人民的宝贵经验，是毛泽东思想强大生命力的源泉。
    毛泽东把这一成功经验运用到我国外交领域，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外交立场和政策。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中国的外交政策，很明显的，应该是抗日的外交政策。这个政策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外援。”在战争年代，他正是按照这一原则立场来处理同外国之间的关系的。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毛泽东和我们党明确规定了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独立自主的外交立场。他在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庄严宣布：“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此后，周恩来也明确地指出：“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毛泽寨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进入了按照自己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开展外交活动的历史时期。
    我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依据的，是符合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长远利益的。这一政策的实质就是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地选择本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决定对外方针政策，不依附于任何大国和大国集团，不屈从于任何外来的压力，也不同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结盟；完全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同一切国家和地区的外交关系及经济文化往来，既尊重我国独立自主的权利，也尊重别国独立自主的权利；完全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事情的是非曲直决定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和态度，既不为一时的现象所迷惑，也不受任何国家或个人的唆使。独立自主思想像一根红线贯穿于我国对外政策的各个方面，其他的外交原则和政策都是独立自主决定的，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思想的体现和反映。
    几十年来，我们在对外关系中一直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尽管建国后的外交政策几经重大调整，但独立自主的立场始终没有动摇过。我们坚持这一立场，不但彻底结束了一百多年来的屈辱外交史，而且同企图侵犯我国领土，干涉我国主权及内部事务的一切行径进行了坚决斗争，顶住了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政策施加于我们的种种压力和挑衅，维护了我国的尊严，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这在世界上树立了独立自主地处理国际关系的榜样，受到了许多国家的赞誉。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和我们党也一再重申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重要性，表达了我国人民坚持这一原则的坚定意志，也表明了我国外交政策的稳定性。
    毛泽东独立自主的外交思想的提出具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它是百余年来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经验的总结。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社会经济的落后和封建制度的腐败，中国一步步沦为外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备受世界大小列强的奴役和欺凌，中国人民处在任人肆意侵略和宰割的地位，国家处在四分五裂、生死存亡的危机状态。中国这个曾以辉煌文明的历史著称于世的大国在世界上却丧失了立足之地。从此，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便成了无数仁人志士急切渴望的理想，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梦寐以求并为之浴血奋战的革命目标。饱经耻辱的中国人把驱逐列强，获得真正的民族自主自尊看得格外重要。争取民族的解放，实现国家的独立与统一是党和毛泽东的执著理想。在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赶跑了帝国主义侵略者以后，毛泽东自然深知中华民族的独立是来之不易的，深知“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话的分量和意义，他决不愿让中国人再回到往日的屈辱地位。这样，他也就自然把捍卫新中国的独立自主，建立一个民族独立与统一的社会主义中国作为我国对外政策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他对来自任何方面的有损于我国独立自主的做法都是不能容忍的。
    其次，它是中国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毛泽东提出的具有中国特点的独立自主的革命道路的胜利。这条道路之所以取得了胜利，不仅在于它符合中国的国情，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建立在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基础之上的。正是通过这条独立自主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唤起了中华民族的巨大爱国热忱，调动了由这种爱国热忱所凝成的强大的革命力量，领导人民用小米加步枪战胜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飞机加大炮，验证了“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深邃哲理。这也就是俗语“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奥秘。这一历史经验启发毛泽东，一个国家在国际交往中，也只有真正独立自主，代表本国人民的利益，维护民族的尊严，才能继续赢得人民的拥护和信任，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反之，如果不能独立自主，而是依附于某些大国，或屈从它们的压力，势必伤害人民的民族感情，脱离人民群众，进而失去胜利之本。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寄希望于人民的毛泽东对这一点当然是十分清楚的。他深信，要保持并继续激发人民的爱国热忱，以从事繁重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
    再次，它是由当时的国际环境决定的。建国初，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尖锐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新生的人民政权采取敌视态度，不但不承认我国在国际上的合法地位，反而推行经济封锁、政治孤立、军事围攻的方针。而社会主义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盛行已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外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独立地决定我们的方针和政策，必须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建设我们的国家。当时，我们虽然在外交上采取了“一边倒”政策，但这不是倒向苏联，更不是放弃国家主权，一切依赖和服从苏联，而是倒向社会主义，倒向社会主义阵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即使在那时，我们也强调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与苏联发展友好关系。
    2．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既是爱国主义事业，又是国际主义事业。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是社会主义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出发点。毛泽东对这一原则作了全面阐发，并把它付诸我国的外交实践之中，推动了我国外交事业的发展。1954年，毛泽东在新中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这是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生动体现。
    毛泽东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外交原则有如下内容：
    第一，在对外关系中坚持爱国主义原则。爱国主义是人们千百年来形成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深厚感情，它主要表现为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为国家的独立和富强、为人民的幸福而奋斗。中国共产党人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们把爱国看成是自己的神圣职责，在一切活动中忠实地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并为此进行不懈的斗争。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是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奋斗了一生。中华民族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在毛泽东思想中得到了完美、和谐的统一。正是毛泽东领导的融反帝反封建为一体、把民族独立和阶级解放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地把中国引向了独立、富强的道路，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强烈的爱国主义意识和民族责任感使毛泽东始终把维护民族利益和尊严作为我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如他所说：“我们是爱国主义者，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始终不渝地为中国的民族利益和民族尊严而斗争。”民族利益和民族地位在毛泽东的国际政治思想中一直占有突出的位置。直到晚年，他仍高度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
    在对外关系中坚持爱国主义原则，毛泽东一方面严格按照我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并勇敢地抵制了外来的一切现实的和潜在的对中国领土和主权侵略、干涉的行为。另一方面又强调必须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以结束落后挨打的历史。总之，毛泽东外交思想中的爱国主义精神，他有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思想原则和实践活动给我们留下了可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的内在凝聚力。
    第二，在对外关系中坚持国际主义原则。国际主义是各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为反对共同敌人而结成国际联合的思想。坚持国际主义原则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一项基本要求。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事业，只有各国人民加强团结、共同斗争，才能取得胜利。各个国家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既是本国人民努力的结果，也是与其他国家人民的援助分不开的，是整个无产阶级国际性事业的一部分。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多次指出，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的。他教育全党发扬国际主义精神，联合和支持其他国家的革命力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在《纪念白求恩》中，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我国的革命斗争一直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同时我们也一直支持其他国家的人民。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继续强调在对外关系中坚持国际主义原则，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事业。在他的指引下，我国广泛地支持了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尽力履行了自己的国际义务。特别是我们大力支持了广大亚、非、拉国家和地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帮助他们发展经济、重建家园，并把它们的事情当作我们自己的事情，予以积极的关注和支持。毛泽东并不像某些人所描绘的那样，是一个狭隘民族主义者。他不仅是一个爱国主义者，而且是一个国际主义者，是立足本国、胸怀世界的战略家。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的领袖，同时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受到了世界人民的崇敬。
    第三，在对外关系中坚持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原则。毛泽东认为，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相互联系，不可分离。因此，共产党人应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统一起来。在革命时期，他就告诫全党：“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并且阐明了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表现及相互关系。在他看来，我们的国际主义是有着爱国主义内容，以爱国主义为基础的，是同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的；而我们的爱国主义则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范围内的实施。因此，我们既热爱自己的国家，同时也尊重别国的利益和权利，支持别国人民的事业。我们的事业既是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事业，同时也是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的重要部分。对于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这种统一性，我们是爱国主义者，决不容忍中国的民族尊严和民族利益受到任何侵犯。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深深懂得中华民族利益的充分实现不能离开全人类的总体利益。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同我们履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崇高国际主义义务是一致的。中国的前途同世界的前途是息息相关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对于世界走向进步和光明是一有力的支持，而这一胜利的取得又是同争取世界光明未来的各国人民的斗争分不开的。在当前，我们坚持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原则，首要的是立足于本国实际，抓住当前有利的国际时机，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提高本国的综合国力。这样才能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要与世界人民，尤其是第三世界人民一道继续致力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国际政治朝着文明和进步的方向发展。
    3．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思想在世界上是同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分不开的。与世界人民一起反对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是我国对外政策的一项主要内容。建国前夕，周恩来就指出，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维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毛泽东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民族将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在毛泽东的外交思想中，维护本国的利益和民族尊严与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是相统一的，它们共同构成我国对外政策的两个相互联系的目标。这一明确的指导思想已为我国历次宪法所规定。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始终把反对霸权主义，谋求人类持久和平作为一项主要任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多次指出，战后世界局势的主要问题是战争与和平问题。这是因为，经过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沉重打击，旧的殖民主义体系从此土崩瓦解了，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已越来越不得人心了，在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下，国际形势正朝着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和平的方向发展。但是，世界并不太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少数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国家仍然推行霸权主义政策，企图建立以它们为中心的强权政治，奴役世界人民。先是美国以战后世界霸主自居，自恃在战争中膨胀起来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到处称王称霸，发动战争，搅得世界不得安宁。后是美苏两国竞相争霸，它们凭借其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激烈争夺，大搞扩军备战，侵略别国领土，干涉别国内政。这是威胁世界和平和各国领土主权完整的主要力量，是世界局势动荡不安的根源，战后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战争几乎都是由霸权主义政策引起的。因此，反对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摆在各国人民面前的迫切任务。
    建国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我们党和政府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方面，广泛发展同其他国家的和平外交关系，向全世界声明了我们永远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永远不称霸。另一方面，坚决反对霸权主义政策，履行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主义义务。建国初期我们同社会主义国家、殖民地国家及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反对了美国的侵略扩张政策，在取得了抗美援朝胜利之后，又有力地支援了印度支那三国的抗美救国战争以及亚、非、拉国家反对美国入侵的正义斗争，并取得了重大胜利，打击了美国的嚣张气焰。后来，随着苏联走上霸权主义道路，苏美两霸在全球的争夺愈演愈烈，并直接威胁到我国安全。我们勇敢地抵制和回击了苏联的霸权主义行为，揭露和反对了两霸的侵略扩张政策。我们一贯反对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政策，主张禁止使用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要求超级大国首先大规模裁减核武器和常规武器。我们反对任何国家侵略和干涉别的国家，主张各国之间和平共处，用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我国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本国安全、反对战争、反对霸权主义政策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起了巨大的作用。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分析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制定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从多方面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国际政治斗争中的指导意义。
    第一，正确估计国际形势中战争与和平两种可能性，推动和平，反对战争。毛泽东坚持用阶级观点认识战争与和平问题，指出，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它们的侵略本性和战争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只要世界上还存在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就存在着战争的危险，它们总是不断扩军备战，妄图把战祸加在世界人民头上。毛泽东多次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指出了这一点，尖锐揭露了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反动实质，教育人民要高度警惕战争的危险性，高举反战旗帜，不可粉饰太平、轻信帝国主义的和平谎言。同时，毛泽东又指出，虽然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但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也在壮大。他坚信只要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就能够制止霸权主义者企图发动的战争。因此，世界和平的局面是可以争取和维持的。历史已经证明了毛泽东的上述看法的正确性。尽管几十年来霸权主义四处插手，加紧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制造战争紧张气氛，但在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下，他们的政策已越来越行不通了，到处碰壁。只要世界人民齐心协力，共同对敌，世界的和平是可以维持的。
    第二，在反帝反霸斗争中建立国际统一战线。毛泽东把国内革命斗争的成功经验运用于指导国际反帝反霸斗争，提出在这一斗争中要联合社会主义国家，亚、非、拉被压迫民族和国家，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和平力量。总之，要联合世界上不包括敌人在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和平力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毛泽东指出，少数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国家是世界人民的敌人，它们是不得人心的，必将激起各国人民的反对，因而结成国际统一战线是可能的。毛泽东还制定了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即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他把广大发展中国家看作是对霸权主义斗争的决定性力量，认为这些国家的革命斗争将给整个旧世界以决定性的打击。
    第三，在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中，树立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斗争策略。毛泽东把关于事物发展规律性的哲学思想和中国革命斗争的成功经验运用到国际斗争中，指出，从长远看，从发展的趋势看，真正强大的力量是人民，而不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面对貌似强大、不可一世的国际敌人，毛泽东断言它们只不过是纸老虎，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因为它们是脱离人民、反对人民的，这就注定了它们要失败。而一切革命的力量、反帝反霸的世界人民则是真正强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因为它们是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必将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所以毛泽东得出结论说，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让位给新生的小的力量，胜利最终是属于各国人民的。要从这一点出发，确定反对霸权主义的战略思想，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另一方面，毛泽东又指出，就目前来看，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及各国反动派还是强大的，是真老虎，它们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因此，在斗争中又要重视敌人，善于斗争，不可轻敌。要从这一点出发，确立反帝反霸斗争的策略思想。毛泽东为我们确定的这一反对国际敌人的战略策略思想，既体现了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又体现了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斗争方针。

    四、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在领导我国外交事务的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当时国际政治中的各种矛盾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正确地提出和论述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他把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各种政治力量划分为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三个方面，即三个世界。其中，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这一理论深刻揭示了世界战略全局的本质特征，概括了国际上各种政治力量的性质和作用，为推动国际政治的进步，打开我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开辟了新的道路。
    1．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形成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战略思想是他通过对战后近30年国际关系、国际斗争的长期观察和独立思考以后提出的正确结论。它有一个酝酿、产生和形成的过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以后，毛泽东就以非凡的洞察力把世界划分为相互矛盾着的三股政治力量，即社会主义国家为一方，美帝国主义为一方，在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的极其辽阔的中间地带－－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为第三方。他还敏锐地指出，美国不仅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矛盾，而且与中间地带国家也存在着许多对抗和矛盾。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征服这些中间地带国家之前，是谈不上进攻苏联的。因此，针对战后美国猖狂的反苏反共叫嚣，毛泽东指出，美国反苏战争的口号以及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的口号的实际意义是压迫美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毛泽东号召世界人民起来反对美国的侵略扩张主义。这就是有名的“中间地带”理论，这一理论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发生以后，进一步暴露了帝国主义各国之间及其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毛泽东从这里看到了国际形势的演变，提出了“两类矛盾，三种力量”的观点。他说：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当前世界斗争的重点。当然，帝国主义国家跟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是很厉害的矛盾，但是，他们现在是假借反共产主义之名来争地盘。……在那里冲突的，有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依照这一分析，毛泽东为我国确立了巩固社会主义国家，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被压迫民族，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对外方针政策。“两类矛盾，三种力量”的观点可以看作是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萌芽。
    60年代以来，特别是6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形势继续发生巨大变化，毛泽东在1965年把它概括为“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这种动荡、分化和改组使国际各种政治力量及其相互关系呈现了新的特点。其一，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由于各国发展的不平衡和相互矛盾的加剧而分崩离析，完整的帝国主义阵营已趋于瓦解。美国仍在推行其奴役世界人民的霸权主义政策，而西方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随着其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反对超级大国的控制和掠夺，要求独立自主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其二，在社会主义一方，苏联走上霸权主义道路，日益猖獗地推行其称霸世界的政策，在世界范围内与美国争夺，企图侵略和奴役别国人民。这就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公开分裂和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其三，亚、非、拉各新兴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它们已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在世界舞台上崛起，在国际政治中越来越采取既不依附于美国，也不屈从于苏联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独立的外交政策。这些不断变化的政治力量正在迅速改变着战后形成的两极对立的国际格局，使之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进而使世界矛盾的焦点、各种政治力量的地位及相互关系等问题都在相应变化。毛泽东密切注视着这种变化对国际政治和我国外交的影响，并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进一步的哲学思考，用“三个世界”这一战略划分思想概括了当时国际形势的总体特征。
    毛泽东明确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是在1974年2月。他在接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指出：“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众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随后，毛泽东又对来访的阿尔及利亚总统布迈丁说，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都不能与大国富国比，只能与一些较穷的国家在一起。1974年7月邓小平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大会上的发言中将毛泽东的上述思想作了完整系统的解释和说明。他指出：“在‘天下大乱’的形势下，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经过长期的较量和斗争，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和改组……从国际关系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最后，邓小平宣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永远和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这标志着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最终确立。
    2．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哲学基础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是毛泽东将他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和方法用以分析国际政治所提出的正确结论。因此，这一理论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
    第一，在全面把握国际政治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抓住主要矛盾，不同矛盾不同对待。在70年代初期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比如美苏关系、欧美关系、欧苏关系、南北关系、南南关系等等。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国际政治的全局。但是，各种矛盾的轻重缓急不同，在国际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只有全面地把握这些矛盾的不同情况，才能把握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规律，制定正确的对外政策。在毛泽东看来，当时国际斗争中最主要的矛盾是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的矛盾，也就是它们的霸权主义侵略政策与世界人民反侵略的矛盾。因此，反对霸权主义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任务，相对而言，其他矛盾是次要矛盾。在这一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在反对世界霸权主义的斗争中调动一切可以团结、利用的因素和力量，结成国际统一战线的思想。在统一战线中，依靠进步的广大第三世界，这是反霸斗争的基本力量；联合和利用具有二重性的第二世界，共同反对美苏两霸，同时反对它们对第三世界人民的剥削和掠夺政策；在集中力量反对美苏两国时，又要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以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苏联，因为当时苏联在争霸世界中更富有咄咄逼人的态势，且直接威胁我国安全。对美国，既反对它的霸权主义政策，又利用它反对苏联的一面。这样就从全球角度把握住了反对霸权主义这个中心任务，明确了谁是主要敌人，谁是可以争取的力量，谁是可以依靠的力量，从而壮大了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这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在国际问题上的运用，浸透着毛泽东生动、深刻的唯物辩证法思想。
    几十年来，毛泽东的上述思想一直指导着我国人民的反霸斗争事业，并取得了卓越的成效。由于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国际形势不断朝着和平方向发展，特别是自苏联急剧解体以来，以东西两极尖锐对抗为主要特点的世界格局彻底结束，世界的多极化趋势愈加明显，和平力量越来越大。但也应当看到，世界并不安宁，霸权主义仍未最终铲除，某些大国仍然企图凭借自己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把本国的社会模式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在世界上干涉别国内政，称王称霸。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世界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因此，反对霸权主义仍是世界人民面临的一项长期任务。毛泽东关于反对霸权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仍具有现实意义，仍是我们反对不平等的国际关系，争取建立世界政治新秩序的重要指针。
    第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在国际范围内的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分析阶级和阶级斗争现象的基本方法。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运用这一分析方法，根据国内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分析了我国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和路线，正确地解决了在革命斗争中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在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中，毛泽东所依据的标准尽管不只是阶级划分，也不是意识形态的区别，不是以此来确定敌我。但看得出，他在这里仍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的基本观点，主要看各个国家在国际经济和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国家利益、对待世界人民的态度等等，这正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坚持和发展。邓小平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大会上阐述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时，正是根据这些标准，对不同国家进行划分的。他指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它们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其中苏联尤为恶劣。属于第二世界的国家，一方面它们对第三世界保持着各种不同形式的殖民主义关系，另一方面它们又都不同程度地受着两个超级大国的控制、欺负和威胁。它们虽然希望维护旧的殖民制度，但更倾向于反对和摆脱超级大国的控制，维护国家主权。属于第三世界的国家，它们过去都具有遭受帝国主义长期侵略的屈辱历史，而今仍受着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掠夺和统治，因而具有极其强烈的反殖反霸的愿望和要求，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动力。显然，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所依据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
    第三，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是一切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决定力量。毛泽东对这一思想始终深信不疑。在参与国际政治活动时，他同样相信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因而把反对霸权主义的希望寄托在世界人民身上。特别是他极为重视第三世界人民的伟大历史作用，认为他们的斗争将给旧世界以毁灭性的打击。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核心就是把第三世界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提高到了战略高度，突出了它们在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中的作用。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预言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反帝反霸斗争的兴起将会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因此对这些国家的斗争一直予以密切关注并给以有力的支持。随着它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毛泽东更加坚信了它们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三个世界划分思想正是这种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3．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实践意义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提出不仅标志着毛泽东对当时国际政治格局的深刻认识，而且表明毛泽东为我国提出了参与国际政治活动的新的战略指导思想。这一思想理论对我国外交产生了重大影响，打开了我国外交工作的崭新局面，也推动了国际政治的新发展。
    第一，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使我国在国际上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霸权主义，特别是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维护了国家的安全。毛泽东作为具有丰富政治斗争经验和战略观点的政治家，对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加以排队、划分的目的不是为了进行单纯的理论研究，而是为了从国际政治的战略全局出发，决定我国对外工作的方针。在70年代初，国际政治和我国的国际处境都有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其中主要的是，世界格局进一步朝多极化发展，大多数国家，包括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已与我国建立和发展了良好的外交关系，中美关系也有了松动。但中苏关系却继续恶化，苏联在我边境陈兵百万，并不断对我国进行军事挑衅，战争危险迫在眉睫，我国的安全面临着严重威胁。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形势的严峻性，开始把反对苏联作为我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并为此着手调整对外政策，以利用一切直接和间接的同盟者，扭转以往树敌过多的被动局面。三个世界划分思想为这一对外战略转变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它对于我们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对于打破苏联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都起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第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推动了我国外交和国际形势的新发展。遵循毛泽东这一原则思想，我们开始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广泛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外交关系，这使我国的外交工作开创了新的局面，国际威望大大提高。特别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外交、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友好往来与合作，为我国外交创造了极大的活力和发展余地。从此，中国突破了国际敌对势力的重重包围，走向了世界。这对我们开辟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积极从事现代化建设，有着近乎开天辟地的意义，而且它为全世界光明的政治前途创造了广阔的发展条件。这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看得更加清楚。我们可以说，当今国际形势日渐缓和，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日益明显，都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有关，它不愧为毛泽东国际政治思想中最精湛的智慧和艺术的结晶。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98期，摘自《外交战略家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