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中国性格与虞舜文化精神特质

　　曾经生活在湖南南部并在此长眠的舜帝，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之“帝舜有虞氏”。虞舜是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化身，被历代尊为“道德之祖”“百孝之首”“文明之元”。虞舜文化精神对当代中国与湖南有着深刻影响和无上价值。湖南之所以文蕴深、文脉广、文气足，之所以源远流长，无不与虞舜文化的精神特质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

　　一代伟人毛泽东，与虞舜首创的文化传统，在思想取向、人生道路、文化性格上都关系密切。传说五千年前，舜帝南下巡视到湘江边的一座小山，演奏动听的“韶乐”。舜帝安营奏乐之山，为韶乐之宗，合“音召”凤凰之意，因而命之名为“韶山”。毛泽东在韶峰下的韶山冲度过了少年时期，接受了韶山风物文化的启蒙教育：祝融的火文化、虞舜的至善至美、佛道的浪漫精神、儒家的奋发向上、兵家的尚武精神，等等，潜移默化地熏染了毛泽东年轻而积极的心灵。以至于上学读书以后，他的心思经常不在读经书上，而是到藏书楼借阅历史地理书籍。他在《讲堂录》中曾记下了“尧一生大德在一个敬字，舜一生大德在一个孝字”等名言警句，以为人生的座右之铭。青年时代，他还用“古来貌合神非，口尧舜而心桀纣者多矣”的道理，教同学认识世道坎坷、人心险恶。他用“视天下匹妇匹夫，有一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纳之沟中”，激励自己树立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抱负。为了实现虞舜的“大同”社会，毛泽东追求“立德、立功、立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毛泽东和蔡和森经常冒着大风大雨登上岳麓山，实行“风浴”“雨浴”。杨昌济先生称赞他们这种勇敢的行动，认为合于《尚书》称舜“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的坚强意志与无所畏的精神。

　　人们都知道，毛泽东在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程中，学习借鉴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相伴相生，不可分离。他尤其注重汲取经典的精髓，传承文化的精华，弘扬民族的精神。在领导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前无古人的建设中，他随时随地引用舜文化精神教育党员干部、教育人民群众、教育青少年。比如在延安研究哲学时，他曾引用“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表扬舜帝的大智慧，要求党员干部注意学习舜之所以为舜的优长之处。 1958 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在说到要打掉官风时说：过去有句话“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你们难道不愿意当圣人吗？不愿意当圣人当个贤人也好。还有一些好的话：“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

　　毛泽东重传统却不被传统束缚。他希望“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时，要“清理古代文化时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达到“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目的。他永远追求的是厚今薄古、古为今用的精神境界。对于虞舜文化同样是如此。他敬重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创文明，“赫赫始祖，吾华肇造”，推崇尧舜对于中华民族建树的大功业、高德行，但是更注重激励和鞭策现代中国人民和共产党人超越古人，“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因为在毛泽东眼中，毕竟“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歌未竟，东方白”。令中国人民兴高采烈的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从毛泽东与中华民族始祖的文化链接中，人们饱览精神大餐，联通历史、现实与未来，激发出传承和复兴的壮志豪情，无疑是有益于当代文明的勃发与盛会。　　

　　毛泽东的中国性格与屈原、贾谊、范仲淹的爱国精神

　　湖南号称屈贾之乡，楚湘胜地。屈原的上下求索精神，贾谊的忧患国是精神，范仲淹的先忧后乐精神，王船山的知行统一精神，是湖湘文化的重要渊源。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对屈原、贾谊的事迹和精神情有独钟。他在《讲堂录》中恭恭敬敬地抄录了屈原的《离骚》和《九歌》全诗，写了心得、提要。 1915 年他征友时所谈的话题就包括屈原、贾谊的代表作品，罗章龙曾以诗记事道：“策喜长沙傅，骚怀楚屈平。”青年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时，学校距屈子祠、贾谊故居都不远，经常寻访古迹，凭吊古人，激励自己和同学的爱国主义思想，探求国家、民族的兴盛之道。毛泽东早年的文字中也处处可见此类内容。 1918 年毛泽东在《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中吟诵道：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毛泽东发扬光大了屈原的上下求索精神，走出韶山、走出湘潭、走出长沙、走出湖南，孜孜不倦地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开始了他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

　　晚年毛泽东也有两首咏贾谊诗，一首是《七绝?贾谊》：“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另一首是《七律?咏贾谊》：“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还有一首《七绝?屈原》写道：“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

　　毛泽东还特别崇尚范仲淹的忧乐精神。

　　岳阳楼，位于湘北岳阳的洞庭湖畔，为中国江南三大名楼之一。岳阳楼历史悠久，早在三国时期，吴将鲁肃在此建了阅兵台。唐开元四年（公元 716 年），中书令张说扩为楼阁，初名南楼，后称岳阳楼。宋代庆历四年（公元 1044 年），谪守巴陵的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并请范仲淹撰写了千古名文《岳阳楼记》。宋朝改革家范仲淹从来没有到过岳阳，却与岳阳天下楼结下了千年之缘。他借景喻志，状物抒情，用洗练优美的文字描述了洞庭湖波澜壮阔的景色，有感而发，劝勉失意志士不要因自己的不幸遭遇而忧伤，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摆脱个人得失，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所抒发的忧乐精神，成为湖湘文化传统的精髓之一，对后代湘人发挥了深远的影响。作为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毛泽东十分崇尚这种爱国主义情怀。湖湘文化、乡土风物及世事人情对青少年毛泽东的最初影响根深蒂固。湖南人的生活习俗，湖南人的个性特质，湖南人的人格精神，既对毛泽东的人生追求、思想形成、精神修养、人格塑造产生了深刻、广泛的影响，又在他的身心中、言行里、人生旅途体现得淋漓尽致，发扬光大。　　

　　毛泽东的中国性格与反帝抗敌情结

　　毛泽东还在孩提时，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当时，几乎任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想到中国分一杯羹。帝国主义列强用大炮洋枪轰出了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凸显出清政府的丧权辱国。所以，毛泽东那一代中国青年的人生启蒙，正是从救亡图存中开始的。救亡是启蒙的最强音！青年毛泽东的反帝抗敌情结是与中国近代历史上这样一些令中国人民难以忘怀的史事联系在一起的。

　　一是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刺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既是毛泽东出生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又是那一代青年为之痛心疾首的国耻大辱，使他们刻骨铭心，难以忘怀。中日甲午战争，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丧权辱国的惨痛记忆。对于湖南人民来说，则更为幻灭、震惊。甲午战争初期，淮军全面失利，朝廷临危授命起用湘军宿将刘坤一，全国上下都把扭转战局的希望寄托在湘军身上。然而，面对日本的坚船利炮，湘军同样浴血奋战而又难以避免战败的命运。但是，甲午战争后的湖南士风民气并没有一蹶不振就此沉沦，而是湖湘文化精神中那种屡蹶屡奋、自强不息的内涵起了作用，激发出一种“救中国从湖南始”，“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中国存”的殉道救难气概和救亡图强的责任感，谭嗣同喊出了“外患深矣，海军矣，要害扼矣，民倒悬矣，国与教与种将偕亡矣，唯变法可以救之”的最强音。在这种中国战败而精神不败的时代大背景下生长的毛泽东，自然受到熏陶和激励，必然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抱有刻骨的仇恨。

　　二是陈宝箴、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变法思想的启蒙。 1895 年 5 月 2 日 ，康有为联合各省在京会试的举人 1300余人在北京发动的“公车上书”行动，成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发展为政治运动的起点。 1895 年 8 月，陈宝箴就任湖南巡抚后，锐意革新，兴利除弊，慨然以开办湖南新政为己任，使湖南当时被认为是“谈新政者，辄以湘为首倡，治称天下最”的省份。 1919 年 8 月 4 日 毛泽东在《本会总记》中曾称赞陈宝箴巡抚湖南，以开发湖南自任，时务等校之得以建立，陈氏实其元勋。严复出版译著《天演论》，是 1898 年近代中国思想界的一件大事，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尤其深刻，他不但在长沙定王台省立图书馆里认真阅读了严复所译的《天演论》《群学肄言》等著作，而且对严复等先知先觉的先进人物十分敬佩，一直给予较高的评价。 1898 年谭嗣同赴京参加光绪皇帝主持的百日维新，最后喋血京师，成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事业流血牺牲的第一人，他的狱中遗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所张扬的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鼓舞着中国、湖南的千万爱国图强之士前赴后继。毛泽东曾在读书笔记中热忱地称颂“谭浏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

　　三是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的影响。 1899 年至 1901 年间，中国发生义和团运动，帝国主义列强组成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义和团运动在湖南也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以衡州教案为代表的一系列反帝斗争，推波助澜，扩大了义和团运动的影响。少年毛泽东从私塾老师和亲友处听说了义和团的斗争故事和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的罪行，心中受到巨大的震动，激发了他最初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感和义愤。后来，毛泽东对义和团运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而对于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始终给予强烈的揭露和抨击。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和强迫中国签订辛丑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屈辱和伤害是刻骨铭心的。毛泽东把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称为“血迹斑斑的图画”。他曾阐述说：自 19 世纪 40 年代起的百年时间中，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

　　四是 1911 年辛亥革命和新军列兵经历使毛泽东增进了民主革命意识。辛亥革命，无论如何都应该说是毛泽东 60 多年革命家斗争生涯的起点。辛亥革命前后的湖南民主革命斗争，成为毛泽东那一代先进青年汲取养分的基础。 1911 年 10 月 10 日 ，震撼全中国的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爆发。湖南的革命党人和新军首先响应支持。正在长沙读书的毛泽东，毅然就近报名参军，成为湖南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列兵。为时半年的军营行伍生活，丰富了毛泽东的人生阅历和社会知识，为他继续学习和追求打下了有益的基础，使他在同一代知识青年中具备了与众不同的素质，显得更为成熟、更有章程和办法。

　　五是 1919 年五四运动的锻炼。 1919 年 5 月 4 日 ，北京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在时代的大潮涌来之际，毛泽东挺身向前，显示出一个与时俱进、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革命弄潮儿的本色和英姿。当领导湖南五四运动的湖南省学生联合会成立时，毛泽东虽然已毕业任教，没有担任学联的领导职务，但他每天都要到省学联与学联负责人研究工作，指导学联的各项活动，实际上是湖南学生组织的领导者。为指导运动正确而深入的开展，毛泽东于 7 月 14 日 主编出版了省学联机关刊《湘江评论》，确定“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大声地喊出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五四运动是毛泽东平生参与的第一次全国性的政治斗争。

　　透过毛泽东的反帝情结所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动因，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更加深刻地理解毛泽东的那一段名言：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作者为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研究员）

（来源：《新湘评论》2013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