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战略思维在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他强调作为领导干部一定要有“战略头脑”，即战略思维能力。这种能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全局性的眼光，一是敏锐的预见性。全局性的眼光就是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预见性要求对问题要看得远看得准，对刚刚露头的倾向具有敏锐的识别力，能够分辨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并且能预见它的发展趋势。只有具备这两个条件，才会有宏伟的胆识和魄力，才可以引导人们在行进中始终有明确的方向感和充分的自信心。而这，也正是毛泽东工作方法的突出特点。

　　战略思维，在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

　　早在青年时期，毛泽东的思想就有一个重要特点：力求把握事物的“大本大源”，把它放在首要地位。当面对万千事物时，要从大处着眼，首先抓住它的根本。把根本抓住了，其他枝节问题才能迎刃而解。以后，他总是强调纲举才能目张，也是这个意思。

　　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且在实践中锻炼得更加成熟。他一再强调：作为一个领导人一定要有“战略头脑”，也就是要有战略思维能力。

　　这种战略思维能力，最重要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全局性的眼光，一个是敏锐的预见性。

　　他在1935年12月23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起草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就写道：“拿战略方针去指导战役战术方针，把今天联结到明天，把小的联结到大的，把局部联结到全体，反对走一步看一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页。)

　　这里，既指出了战略方针是决定具体的战役战术方针的，又指出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应该包括全局性的眼光和敏锐的预见性这两个方面，反对走一步看一步。

　　先说要有全局性的眼光。

　　毛泽东说：“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他又说：“要求战役指挥员和战术指挥员了解某种程度的战略上的规律，何以成为必要呢?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5页。)作战是如此，对待其他各种工作也是如此。

　　人们观察和认识事物，通常只能从一个一个的局部开始，但决不能停留在这里。必须把各个局部综合起来进行分析，形成整体的观念，并且弄清那些局部在全局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彼此间的联系，才能正确地指导工作。有些事，从局部来看是有利的，但从全局来看是不利的，那就得坚决顶住，不能去做。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十分看重。他说：“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的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9、175页。)只有全局在胸，才能有把握地走好每一步棋。

　　事物是发展变化的，全局形势也在不断发展变化。毛泽东在指导工作时，总是首先把力气用在观察和判断全局上，特别是敏锐地察觉出那些对全局发展变化有重要影响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从而果断地作出重大决策。他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说：“要善于观察形势，脑筋不要硬化。形势不对了，就要有点嗅觉，嗅政治形势，嗅经济空气，嗅思想动态。”(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4月5日。)读读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的讲话，每当重要的历史关头，他经常先这样分析：现在局势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它和以往不同的特点是什么，发展的前途如何，因此我们的方针应当相应地作怎样的调整。这里，可以以解放战争为例：

　　1947年夏季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后，这年年底毛泽东就对政治、军事、经济三个方面的实际状况作了仔细的具体分析，得出一个全局性的结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3页。)“二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力量对比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3页。)“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44页。)

　　这是一个大判断，是对中国革命发展进程的大判断。那时，国内局势中仍有许多不很明朗的地方，还存在不少容易使人感到迷惑的次要因素，并不是所有人都已看清楚这个历史转折点已经到来。即使有这样那样的感觉，也没有得出如此明晰的结论。毛泽东经过敏锐而审慎的观察和思考，不失时机地作出这个判断。有了这个大判断作依据，怎样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这些重大问题便提到现实议事日程上来了，新中国的经济构成、经济纲领、政治纲领也到了正式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告的时候了。

　　再如，第二年的辽沈战役结束后，只隔了十来天，毛泽东就作出一个新的判断：“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0、1361页。)

　　全国解放战争便以这个全局性的判断为依据，以新的姿态新的部署，加快步伐地展开了。

　　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如果没有这种全局性的战略眼光，当机立断，正确决策，大刀阔斧地打开新的局面，而是被动地忙于应付枝枝节节的局部性事务，那就不可能在工作中取得重大突破，甚至会坐失良机或发生失误。

　　再说要有敏锐的预见性。

　　预见性，同全局性眼光分不开，要求指挥者看得远看得准，对刚刚露头的倾向具有敏锐的识别力，能够分辨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并且能预见它的发展趋势。

　　毛泽东认为这是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的政治品质。他在中共七大的结论中说：“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4、395页。)

　　高手下棋，谁能比对方多看几步，谁就可能取胜。毛泽东在工作中总是想得很远。他不是只忙碌地应付摆在眼前的种种具体问题，同时也能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重大变动未雨绸缪，早作准备。当抗日战争正处在紧张关头的时候，他已开始考虑未来的新国家和新社会应该是怎样的，写出了《新民主主义论》。以后，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和实际经验的积累，这种设想就越来越清晰越具体。当历史巨大变化来临的时候，无论1949年共同纲领还是1954年宪法的诞生都不是仓促草就，而是经过长期的酝酿和积累，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以后的历史事实证明，这些根本大法的各项规定都是切合实际而富有成效的。

　　对社会生活中值得注意的倾向性问题，毛泽东总是主张要觉察早、应对快。他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以后要注意辨别风向”。他引宋玉《风赋》中所说的：“夫风生于地起于青之末，侵淫谿谷，盛怒于土囊之口。”并且说：“大风好辨别，小风就难辨别，领导干部要特别注意这种小风。”(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5月23日。)他高明的地方在于当某种不好的风向还只处于“青之末”的时候，就能够意识到它经过慢慢的逐步的“侵淫”，有可能形成“盛怒于土囊之口”的风暴。这也就是古人常说的防微杜渐的意思。而不少人不仅对处于“青之末”的这种风向毫无识别能力，甚至当它已逐步“侵淫”而走向“盛怒于土囊之口”时仍麻木不仁，视若无睹，结果，拖延得越久，问题就越大，甚至发展到积重难返而很难解决。当然，如果脱离实际情况，对还处于“青之末”的微风，就用对付“盛怒于土囊之口”者的霹雳手段去对待，那也会造成严重的错误。以往出现过的这种教训，同样值得后人深思和记取。

　　总之，全局性眼光和预见性十分重要。只有具备这两个条件，才会有宏伟的胆识和魄力，才可以引导人们在行进中始终有明确的方向感和充分的自信心。这是毛泽东工作方法的突出特点。所以，总给人以高屋建瓴、大气磅礴的感觉。

　　邓小平曾深情地说：“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4、345页。)

　　毛泽东在晚年犯了严重错误，包括发动“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长时间的错误。那正是违背了他自己一贯提倡的正确原则。但从他一生的主要方面来看，他的功绩无疑是第一位的。

　　毛泽东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精神遗产，战略思维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它的价值并不因时间的流逝和条件的改变而失去。今天，我们应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地发掘它，使用它，发展它，以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