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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毛泽东战略思维的世界眼光

作者:彭涛   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12-5  

  略论毛泽东战略思维的世界眼光

 

  彭涛 尹占文 邓淑华

  〔摘要〕战略思维的世界眼光是指察世界大势、谋全局规划、求长远利益的宽广视野和思维倾向。毛泽东战略思维的世界眼光之形成在于坚持学习、积淀了深厚的理论功底与良好的哲学素养,高屋建瓴、深刻把握中国和世界的相互关系以及追求正义、心系民族和人类前途命运。主要内容表现在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和把握、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论述、对不同时期战略原则的制定与实施以及对确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等几方面。具有世界眼光的战略思维是毛泽东改变中国和影响世界的基本方略,对当代中国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古人云:“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战略思维的世界眼光是指察世界大势、谋全局规划、求长远利益的宽广视野和思维倾向。毛泽东战略思维的世界眼光是指在宏观把握时代特征、战略环境和合理估划现实条件、利益需求等基础上在对重大战略问题做出谋划的思维活动中通过所制定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策略原则等反映出来的比较稳定的思维倾向和思维模式。这既体现为一种崇高的境界,又体现为一种宽广的胸怀,既是对世界大势穿越时空的把握和决断,又是探讨如何善于进行战略思考的领导韬略。

  一、毛泽东战略思维的世界眼光之形成

  1.坚持学习、积淀了深厚的理论功底与良好的哲学素养

  毛泽东一生很少走出国门,而革命时期几乎又是在“穷乡僻壤”度过的,但是这样的经历并没有使毛泽东的视野和思维受到局限。毛泽东一生坚持学习,养成了良好的习惯,通过大量阅读古今中外的优秀著作,吸收文明成果,汲取思想和智慧,并把所学、所感和所悟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中,毛泽东读书之多、之广、之深、之活,无人能出其右。就类别,毛泽东读过的著作包括马列著作、哲学经济学著作、中国历史和近代时政著作、中国文学著作、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著作以及一些宗教、逻辑学方面书籍以及工具书。〔1〕就数量,仅保存下来的藏书就有l万余种,近10万册。〔2〕不仅如此,毛泽东所涉读的重要著作都要做大量批注,目前出版的三大批注集——早年读《伦理学原理》的批注、延安时期读苏联哲学教科书等10本哲学书籍的批注和新中国成立后他读文学、历史古籍的批注就多达5万多字。〔3〕更难能可贵的是,毛泽东提倡把学习书本知识和进行社会实践调查结合起来,读有字书、学习理论,读无字书、考察社会,这是他一生都非常重视的学习和工作方法。坚持调查研究、熟悉中国国情是毛泽东进行战略思维的基本出发点和主要依据。毛泽东一生做了大量社会调查,通过调查,毛泽东认清了国情,了解了现状,逐步把握了中国革命的特点、找到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为解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奠定了基础。

  具备世界眼光的战略思维,其核心思想在于能够根据事物运动变化的发展趋势掌握基本规律,从而做到“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自觉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中国的革命形势是毛泽东战略思维的世界眼光形成的关键原因。毛泽东曾指出:“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4〕马克思主义,不论形成、发展,还是理论、实践,从根本上来说是极具世界眼光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名篇佳作,这些著作深刻地反映出毛泽东深厚的理论功底和良好的哲学素养。

  毛泽东博览广学政经文史、融会贯通古今中外,这不仅锻造了他超乎常人的眼界和品位,培养了作为战略家的全局视野和世界眼光,而且逐渐形成了透过现象、把握本质的一整套战略思维,并在潜移默化中沉淀为一种良好的哲学素养。丰富的知识积淀、良好的哲学素养、辩证的思维能力使得毛泽东总是能够从更加宽广的视角观察世界、思考问题,形成独到的见解。正如他自己曾讲过的: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5〕

  2.高屋建瓴、深刻把握中国和世界的相互关系

  在新民学会期间,鉴于当时的社会形势,毛泽东就认为中国的问题就是世界的问题,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必妨碍世界,应该用“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新民学会的宗旨。〔6〕所以,不仅有人在中国做事,更应该有人在世界做事,如帮助俄国完成它的社会革命,都是很要紧的。〔7〕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发展,毛泽东自觉地从现实世界和时代特征入手思考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大革命时期的世界局势存在着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8〕那么,世界上被压迫的民族和阶级除了集合于第三国际的旗帜下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之外没有其他出路。鉴于此,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前途命运存在着必然联系”,这是他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初步探索,在后来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系统阐述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命题,这一论断对客观分析整个革命形势、指引中国革命不断取得胜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以国际视野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认为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联成一体,中日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必须成为我们的立脚点。〔9〕基于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深刻把握与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矛盾的独到分析,毛泽东认为“建立一个包括英美在内的国际抗日统一战线”是有可能的。这种高屋建瓴的战略分析为后来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和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提供了重要思路和现实依据。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有力地印证了毛泽东这种战略思维的世界眼光和科学预见。

  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虽然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毛泽东“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来把握中国和世界的相互关系”这一思维方式没有发生变化。毛泽东始终以“紧跟时代步伐的世界眼光”观察和分析问题,不仅带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延安走向世界”的历史转变,而且还奠定了新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

  3.追求正义、心系民族和人类前途命运

  毛泽东追求正义的性格品质、心系民族的领袖襟怀、胸怀天下的战略家眼光促成他战略思维结构和过程中永远充满着世界眼光。早在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就号召用“民众联合”的“最强力量”解决“吃饭”的“最大问题”,敢于用“平民主义”对抗和打倒“强权所得自由”〔10〕这是毛泽东“正义对抗强权”思想的最初萌发。毛泽东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的奇耻大辱怀有深深的“先民族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和崇高责任感,深知“爱国必先救国”的道理,胸怀“救中国,图与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携手”〔11〕的志向,以“改造中国与世界”〔12〕为己任,矢志寻找救民救国的真理。

  关于对战争的态度,毛泽东指出:“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13〕,一切帝国主义、反革命、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战争,一切由人民发动、革命、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战争。在伟大的中国抗日战争临近一周年纪念的时候,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的演说,“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但是不反对进步的正义的战争”,有力地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正是因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正义的战争,那么四万万中国人民一定会血战到底,但是敌我力量悬殊等诸多因素决定了这必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正是因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正义的战争,那么必定会受到来自爱好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支持和大力援助,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条件;也正是因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所以最后的胜利必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毛泽东始终站在推动人类进步的高度把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殖、反帝、反霸的正义的爱国斗争看成是义不容辞的职责和应尽的国际义务,并从道义上、物质上、人力上给予各国人民的正义事业尽可能的国际援助。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高举反侵略的旗帜,采取正义行动派遣志愿军入朝参战,粉碎了美国侵吞朝鲜、进犯中国的计划,维护了中朝和远东的和平与安全,大大地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国还采取多种形式全力支援越南和印支人民抗法、抗美和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直至他们取得最后胜利。毛泽东认为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14〕

  二、毛泽东战略思维的世界眼光之表现

  1.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和把握

  马克思、恩格斯秉承世界历史发展的眼光论述了“资本主义时代”社会的存在状态和发展趋势。列宁继承这一思想和方法论述了“帝国主义时代”社会的基本矛盾和革命态势。在继承时代分析法和深刻把握世界历史发展态势的基础上,毛泽东坚持和发展了“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的论断。他指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15〕十月革命不仅开辟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而且为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的“国际形势,是帝国主义战争正向世界范围内扩大,由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极端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将必然引起许多国家革命的爆发。我们是处在战争和革命的新时代。没有卷入帝国主义战争漩涡的苏联,是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援助者”〔16〕。正是对这一历史时代“战争与革命”事态的总体把握,毛泽东把中国的抗日战争看做既是中华民族抵御外来侵略、求得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一场全民抗战,又是世界反法西斯主义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他所言:十月革命给世界人民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的道路,十月革命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17〕

  除此之外,毛泽东还坚持“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的认识和判断。新中国成立后,1962年1月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说:“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18〕。具体而言,就是要与时俱进地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既要处理好继承和借鉴的关系,又要处理好共存和对立的关系,努力吸纳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毛泽东的时代判断基本上是准确的,但突出强调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对立和斗争的一面,忽视共存和借鉴的一面也出现了一些偏差。

  2.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论述

  反对帝国主义和对帝国主义本质的阐述,始终贯穿着毛泽东的国际立场和世界眼光。在分析近代以来中国的现实国情时,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为了这个目的,帝国主义曾经对中国采用了并且还正在继续地采用着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和殖民地。〔19〕在此,毛泽东抓住了帝国主义对外扩张、殖民侵略的本质特性。同时,毛泽东继承了列宁“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20〕的观点,认为人类社会的革命战争和正义战争是由于反革命和非正义战争引起的,那么,消灭战争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消灭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的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21〕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发动的战争,不但损害世界人民,也损害其本国人民,因而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高潮中,义战将遍及全世界,而凡义战都是互相援助的。

  而在谈到美国在第三世界的战略扩张和全球争霸态势,毛泽东指出:美国是个世界性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者……尽做坏事,专门扶植各国反人民的反动派,霸占大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军事基地,以原子战争威胁和平。他们依然在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横行霸道,在西方世界也依然在压迫他们本国的人民群众。”〔22〕总之,帝国主义压迫全世界人民,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结束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是全世界人民的任务。在反对帝国主义这一点上,广大亚、非、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所作的工作性质上是相同的。但是从战略上来讲,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到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23〕,所以,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而是属于世界各国人民,“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24〕,只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勇于战斗,不怕困难,前仆后继,帝国主义一定会灭亡的。

  3.对不同时期战略原则的制定与实施

  1911年以来,由于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相互间进行着连续不断的战争,所以,中国的红色政权不仅能够长期存在,而且会“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25〕。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逐步加深,毛泽东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后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策略就是建立一个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于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26〕为此,中国共产党站在民族利益的高度,积极推进实行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此基础上,与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形成联盟,组成了国际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针对美国的反苏言论和扶蒋反共政策,毛泽东提出“中间地带”的战略观点,认为不仅要依靠和联合苏联、而且要积极争取和联合处于美苏“中间地带”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共同对付来自美帝国主义对中国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造成的威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三大外交决策,从根本上解决了新中国外交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为形成独立自主的外交格局夯实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又确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倡导并推广作为处理所有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这为巩固新中国的独立自主外交、创立新型的国家间关系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后来随着世界形势的发展和国际格局的演变,毛泽东先后形成和提出了联美抗苏的“一条线、一大片”国际统一战线、“三个世界划分”及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战略构想,这些战略原则的制定与实施维护了中国的战略安全,拓展了中国的国际交往空间、增强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加强了第三世界的团结,维护了世界的和平。统一战线是以适合事态发展的方式发挥了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国际联合”的思想,是毛泽东“身居窑洞、眼观世界,改变中国、影响世界”这种宽广的世界眼光的真实体现。如果说抗日国际统一战线促使中国共产党走向世界的话,那么后来的国际统一战线则奠定了中国在现代国际政治格局中无可争辩的大国地位。

  4.对确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

  毛泽东曾经形象地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确,毛泽东深受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再加上他对早期所宣传的马克思社会主义理想的强烈认同感,促使他转而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1920年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信中谈到: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以我的接洽和观察,我们多数的会友,都倾向于世界主义。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27〕从五四运动到建党前后这段时期,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主要是一种理想信念,以此作为反对梁启超等通过改良来解决当时中国的社会问题。

  随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入了解和积极投身中国革命的实践,毛泽东坚持并发展了“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性事业”的科学论断。对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毛泽东始终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从来就是十月革命所开始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28〕,他认为中国革命同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中国人民的斗争与欧洲人民的斗争,是一个共同事业的不可分离和互相援助的两个部分”〔29〕。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和世界革命的前途命运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30〕,其最终目标那就是要“消灭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建设一个真正平等自由的世界联盟。”基于中国特殊的国情,毛泽东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31〕

  1956年底新中国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接下来的重要任务就是如何在严峻的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毛泽东巩固社会主义的战略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两个阵营的对抗局势和对世界革命趋势的极度敏感性相联系的。面对两个阵营的分裂和逐步演变为美苏全球争霸的态势,毛泽东把社会主义阵营的联合、世界人民的联合、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以及推进世界革命看作是巩固社会主义的必要途径,对社会主义巩固的迫切需求和对世界革命趋势的急切希冀使得他对世界革命形势形成了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极度敏感性。毛泽东曾指出:“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32〕毛泽东甚至还对世界革命的进程和前景进行了大胆预测:“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苏联,两亿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共九亿人口。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结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全部崩溃。”〔33〕事实上,世界革命形势并未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来临,但是毛泽东竭尽全力巩固社会主义的战略思维充分显示了他超乎寻常的世界眼光,因为历史的发展表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的一大贡献。

  三、毛泽东战略思维的世界眼光之现实意义

  1.把世界眼光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方法

  世界眼光是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分析问题的重要思想方法。毛泽东的世界眼光,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世界眼光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种继承充分体现在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具体历史过程。坚持世界眼光,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是毛泽东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向前发展的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之所以成功地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因为与时俱进地发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坚持世界眼光,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对世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二者关系的重新认识,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关系,对处理党际关系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的重大转变,尤其是通过“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充分显示了邓小平作为世纪伟人的“世界眼光”。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是以推动世界文明多样化发展的思路不断拓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世界眼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等重要理论都是中国共产党在正确分析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基础上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的新要求,这充分说明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吸纳和融合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所坚持的世界眼光。党九十多年的历史经验证明,正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候,是党坚持世界眼光,能充分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时候;没有科学的世界眼光,不能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能正确坚持的时候。〔34〕所以,一定程度上说,是否坚持世界眼光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是否很好地继承和学习、发展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评价尺度和衡量标准。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发展的当今时代,我们一定要秉承世界眼光,站在时代发展的前沿,洞察世界局势的风云变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大众化紧密结合起来,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2.将世界眼光凝练为中国共产党战略思维的核心要素

  中国共产党经历了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逐步实现从“传统执政党”向“现代执政党”的跨越和转变,〔35〕秉承世界眼光进行战略思考是新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为此,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把“战略思维”写入了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强调“战略思维”的重要性,明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正确把握时代发展的要求,善于进行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

  首先,正确把握时代发展的要求需要有一种世界眼光和国际视野。要从发展的角度去认识时代以及时代的基本特征,明确不同的时代要求我们执政党必须完成什么样的历史任务这是执政党进行战略思维的关键所在。也就是说,我们既要从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发展中明确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历史任务,又要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发展中明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

  其次,把握执政规律、借鉴经验教训需要有一种世界眼光和国际视野。在现代社会中,执政现象存在于政党、社会和国家的相互关系之中,其基本规律在于要始终体现执政的先进性、合法性和社会性。中国共产党要不断把握执政规律,学习和借鉴国外执政党建设的基本经验,总结和吸取失败的教训。

  再次,建设现代执政党的伟大工程需要有一种世界眼光和国际视野。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概括为“六个坚持”: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坚持把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同推进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结合起来:坚持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改革创新;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六个坚持”把对建设现代执政党的认识提到一个全新高度。

  3.把世界眼光作为当代中国制定宏观发展战略的基本量度

  毛泽东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首先需要和平环境、需要争取国际朋友的支持与援助、需要学习先进国家的技术、经验”作为制定宏观发展战略的基本量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定了和平发展战略,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的和平发展是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外的标志性特征和具有世界眼光的国际宏观发展战略,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新路。这条新路“给人们指出了一条摆脱全球资本统治的破坏性进程的出路”〔36〕。中国之所以能够走出这样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关键在于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不断拓展世界眼光,在吸取和借鉴当代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制定了实现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和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现代化战略,二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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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逄先知.博览群书的革命家——毛泽东读书生活我见我闻〔J〕.领导科学,2004,(1).

  〔6〕〔12〕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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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19〕〔30〕〔3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7,761,628,659,651

  -652.

  〔17〕〔23〕〔24〕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57,1486,1487.

  〔18〕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02.

  〔20〕列宁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324.

  〔22〕人民日报,1958-10-01.

  〔28〕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14.

  〔29〕人民日报,1949-10-24.

  〔32〕人民日报,1969-04-28.

  〔33〕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38-239.

  〔34〕石仲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世界眼光〔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1,(4).

  〔35〕蒙丹,管文虎.建设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伟大工程〔J〕.社会科学研究,2011,(4).

  〔36〕徐崇温.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669.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75期,摘自2012年第5期《毛泽东思想研究》)



//www.syxtk.com/wzzx/gsyz/lxff/2013-09-09/228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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