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元勋是怎样对待礼物的
孟红 唐越
培养共产党人的清廉作风应从何入手?种种根本措施之基础，则在于思想教育与防微杜渐相结合，注意从平时的一点一滴抓起。礼物一事看似虽小，但论其本质却蕴涵不小。在这一方面，毛泽东等开国元勋堪称典范。无论是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建立新中国后的和平建设时期，他们一贯倡导清廉之风，始终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并率先垂范，身体力行，淡泊名利，甘当公仆。当礼物从四面八方纷呈而至时，他们总能头脑清醒地果断妥贴处置。这分明体现了他们始终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行为准绳的崇高风范。
毛泽东：钱寄上，以后再不要向中央领导人寄赠任何物资，这是我们的党纪所不能容许的
1929年2月9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来到江西瑞金大柏圩，住在王家祠。当晚，毛泽东和朱德正在油灯下研究作战计划，一名战士进来报告说，有几位过去饱经兵荒马乱之苦的商人送来一包东西，留下一张纸条就走了。毛泽东等打开包一看，竟是令人眼馋的白花花的银元，纸条上写着：“红军长官尊启：贵军大驾光临，有失远迎，不胜惶恐，为表薄意，敝商号特奉上银元四百五，敬恳收下，勿辞……”落款是大柏圩小商号郑某、陈某和曾某。
毛泽东看后说：“这些商人把我们看成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以为我们红军也会抢他们的商店，侵犯他们的利益。这都是敌人放谣言破坏的结果。我们红军刚开到赣南，一定要执行保护商人利益的政策，维持地方正常秩序，把革命根据地建立起来。”
于是，毛泽东、陈毅一行人提着马灯，顶着风雪，挨家挨户地寻访，终于找到了送银元的商铺老板。陈毅将那包银元放到桌上说：“老板，我们是特地给你们退礼的，这钱请收回吧!”商人惶惑不安地连忙答道：“长官，千万别嫌少，我们可以再加点!”
毛泽东和蔼地说：“老板，这钱我们一个也不能要，请收回吧!”接着又耐心细致地向几位商人宣讲了红军各项纪律和政策，用事实说明了红军和白军的根本区别，使商人放下心来，高高兴兴地收回了银元。
当红军撤离大柏圩时，当地老百姓包括那些小商人，纷纷来到村口夹道欢送。望着远去的队伍，人们感慨地说：“红军真好呵!纪律严明，自古未有。”
1949年3月，毛泽东在新中国即将成立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为此他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并提出：不祝寿、不请客、不送礼，不用人名作地名。
1953年12月26日，毛泽东适值60岁大寿。事先，老家湖南的一些亲友纷纷写信给他要求进京为他祝寿。毛泽东一概婉言谢绝。10月4日，毛泽东在给韶山老地下党员毛月秋的信中说：“为了了解乡间情况的目的，我同意你来京一行”，而不是“为了祝寿，此点要讲清楚”。毛泽东在信中还嘱咐毛月秋，只邀请他和另外二位亲友来京，“除你们三人外，其他没有预先约好的同志一概不要来。”还特别强调“你们来时，不要带任何礼物”。10月25日，毛泽东写信给家住湘乡大坪的表侄文九明说：“你有关于乡间的意见告我，可以来京一行。”并再次提醒说：“来时不要带任何礼物。至嘱，其他的人不要来。”
新中国成立后，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出于对伟大领袖的爱戴，曾给毛泽东送过一些礼物，这种举动本是发自内心的平常礼数，但毛泽东总是婉拒，实在无法拒绝的就或者依价付款，或者交公。
北平和平解放后，毛泽东给86岁高龄的著名画家齐白石写去一信，字里行间充满着敬老尊贤的谦和之情，还邀请他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身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齐白石读信后兴奋不已。
为感谢毛主席的知遇之恩，1950年国庆节前夕，齐白石从自己珍藏多年的国画精品中，挑选出一幅立轴《鹰》和一副对联赠给毛泽东。这两件作品均是他多年前所作的上乘佳作。其中《鹰》作于1941年，对联是作于1937年7月的“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这次馈赠时，齐白石特意加上“毛泽东主席/庚寅十月齐璜”及“九九翁齐白石画藏”的题款。同时，还把自己收藏的一方端砚、一方歙砚和自己用了近半个世纪的一方发墨快而滋润、石质坚硬、视为传家宝的花岗岩圆石砚赠予毛泽东。
毛泽东收下这些珍贵礼物后，很是感动，便派人给齐白石送去了取自毛泽东工资或稿费中的一笔丰厚的润笔费，以示酬谢。
后来，毛泽东将齐白石送的这些礼物连同其他人送的许多珍贵礼品一律上交国库，由国家有关部门统一收藏管理。
湖北省蕲春县有一座海拔1244米的云丹山，山麓附近的郑家山一带，盛产一种被称作“水葡萄”的优质稻米。用它做的饭洁白透亮，松软可口，香味扑鼻，而且营养特别丰富。
1951年10月，当地农民王金龙与王金和等人一起，为感谢党中央、毛主席并表达敬爱之情，就萌发了把优质水葡萄米当作“礼品”向毛泽东寄送的想法。人们一呼百应，纷纷找王金龙，找土改工作队，要求把自己家里刚刚收到手的新鲜水葡萄米寄给毛泽东。盛情难却之下，土改工作队答应了大家的要求，把各家拿来的水葡萄米，凑成整数寄到北京中南海，送给敬爱的领袖毛泽东。
50斤水葡萄米寄出后的第46天，王金龙到武汉参加湖北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议期间，湖北省领导张体学找到他说：“你们寄给毛主席的水葡萄米，毛主席收到了。毛主席委托中央办公厅给你们寄来了钱和信。”说着就把钱和信交给王金龙。王金龙收下了信，可说什么也不肯收钱，他着急地说:“没有共产党、毛主席就没有我们穷苦农民的今天，他老人家吃这么一点我们自产的大米还要付钱?不行不行，这钱我不能收，郑家山人都不会收。”当时毛泽东像刚刚发行，还远未传至县城。张体学见王金龙坚持不肯收下毛泽东寄来的米钱，就用这笔钱买了一大包领袖像交给王金龙，王金龙只好遵命，喜滋滋地收下了这份贵重礼物。
王金龙开完会回乡后先到了王金和家，迫不及待地一古脑儿讲述了毛泽东委托中央办公厅寄款复信的事。王金和高兴得像孩子一样合不拢嘴，拿起毛主席像翻山越岭送到郑家山家家户户。郑家山人高高兴兴地把毛主席像端端正正地挂在堂屋墙上，并奔走相告：“毛主席来到我们家啦!毛主席来到我们家啦!”
翌日，郑家山召开群众大会，王金和宣读了毛主席委托中央办公厅的回信：“……钱寄上，以后再不要向中央领导人寄赠任何物资，这是我们的党纪所不能容许的。”
建国初，毛泽东对西藏问题特别关注。每次达赖、班禅来京，毛泽东总在颐年堂会见他们。有一次，西藏头面人物托人送来一块金表，那表看上去金光闪闪，拿在手上沉甸甸的，含金量很高。
工作人员收下金表后，想要毛泽东把金表戴上，好让他把原来的旧表淘汰掉。
可是，毛泽东对金表毫无兴趣，吩咐工作人员说：“不换，明天就把这块表上缴特会室去。”特会室是专为中央领导同志管理经济的，也管礼品。
第二天，工作人员就遵命把这块金表上缴到特会室了。
1959年9月，毛泽东又收到一份寄自湖北鄂城县灵泉寺住持融广之手的礼物东坡饼。融广为报答共产党对被战乱所毁坏的该寺庙多次整修之恩，授命寺僧用最好的原料，采用传统工艺，精心制作了12个当地名吃东坡饼，同时请鄂城县京剧团的同志代写一封书信，寄给毛泽东。
不久，毛泽东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给灵泉寺写了回信，大意是——
寺僧亲手精制的东坡饼已收到，现寄来东坡饼款，并向你们表示感谢。中共中央早有明确规定，禁止任何集体或个人向中央领导赠送礼物，希望今后不要再寄。
10月份，融广住持收到中央办公厅的信件后，立即组织全寺僧尼传阅，并激动地对大家说：“毛主席如此廉洁，老衲佩服，佩服!”
此后，融广亲自将此信件用镜框嵌好挂在庙中大堂的右侧墙壁上，表达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崇敬之情。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耳闻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收了地方一些诸如水果、茶叶、丝绸等土特产后，十分生气。当天，他就将跟随他长征、时任江西省副省长的汪东兴召上庐山，指示道：你回来吧，主管第一办公室，你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风!汪东兴回到中南海后，通过调查研究、批评和自我批评，摸清收受土特产的具体情况，形成一份材料呈报毛泽东处置。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的话你们就是不听，遇到暂时困难都过不去，脱离了群众，你们还是回到人民群众中去吧!”不久，在汪东兴的主持下，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人员调整。对情节较严重者，毛泽东不管这个人在他身边工作多年，仍果断决定将其调离中南海，另行分配工作。同时，为了挽回造成的不良影响，毛泽东还决定：凡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收受的土特产，一律作价从他的稿费中向有关省、市退赔，共计3万多元。
20世纪60年代，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到杭州龙井茶产地梅家坞参观制茶时，说要买一罐龙井茶送给毛泽东，茶场的同志听说后非常高兴，精选了上等好茶，并且坚决不肯收钱。黄炎培把茶带回北京送给毛泽东，并写了一封信说明情由。后来，毛泽东委托别人把这罐茶叶送还给梅家坞茶场，并表示感谢。不独如此，毛泽东对湖南家乡人送来的腊鱼、腊肉等，由于不便退还，也是算清价钱，分文不少地把钱寄去。
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经常要会见外宾。外宾来访时常会送一些贵重礼品给毛泽东，这些礼品有金银器皿、象牙制品、民族工艺品……五花八门、琳琅满目，但毛泽东只浏览一下后便嘱咐交公。毛泽东的“管家”有时劝毛泽东留用一些，说：“主席，这些礼品都是送给您个人的，吃了用了都是应该的。”毛泽东却回答说：“不行。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党有纪律。这些礼物不是送给我个人的，是送给国家主席的，送给中国人民的。如果我不是国家主席，就不会有人给我送礼了。比如说，你在我这个位置上，人家也会送给你的。中国不缺我毛泽东一个人吃的花的。可是，我要是生活上不检点，随随便便吃了拿了，那些部长们、省长们、市长们、县长们就上行下效都可以了，那样的话，这个国家还怎么治理呢?”
处置这些礼品，毛泽东既有原则又有分寸。凡属贵重礼品一律交公，专门陈列起来。对于没法保存的土特产，若是水果，就送幼儿园;若是茶叶，则送身边工作人员。“管家”从来没听毛泽东说过将这些水果、茶叶送给江青和自己的孩子们。每逢送来的土特产量大时，毛泽东就让工作人员拿到中南海食堂去卖掉，然后附上一封说明党关于不准送礼的规定和纪律的信，将钱寄给送礼的单位和个人。对于送来的礼品，只有极少数几件，如西哈努克亲王送的公文包、齐白石送的砚台、郭沫若送的手表等被毛泽东留作自用。毛泽东之所以留下这少数几件礼品自用，是因为和送礼人有着特殊的私交。由于形成了铁定的制度，许多礼品常常未经毛泽东过目便直接上缴国库。
大约在1964年，印度尼西亚迫害华侨的浪潮骤起，我国政府义不容辞地出面保护了他们。有侨胞出于感激之情，送了重达31.5公斤的燕窝给毛泽东。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指示：“把它们全部送到人民大会堂招待外宾。”秘书徐业夫试探地说：“主席，是不是家里留一点……”毛泽东摆摆手，打断道：“不用留，一点都不用留，全部送走。”于是，这31.5公斤燕窝一克不少地送到了人民大会堂。十多年后的1975年，年迈的毛泽东已经行动不便，咳嗽哮喘，心力渐渐衰竭，身体日渐衰弱。看着主席一辈子为党和国家无私操劳，心力交瘁至此，着急心疼至极的“管家”就向办公厅领导提出要给毛泽东增加营养，最好能弄点燕窝炖汤。厅领导找到人民大会堂党委书记，这才发现当年的燕窝尚有7两。经汪东兴批准，打收条取回中南海，每次瞒着毛泽东在汤里加一点。直到离世，这位伟人也不知道那31.5公斤燕窝破例被他喝掉了7两。
周恩来：这样做(指送礼)是错误的，在困难时期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应当与群众同甘共苦
周恩来堪称公私分明、严以律己的楷模，他严格遵守中央的有关规定，从不收受任何馈赠礼品，一生都真正做到了一心为公、两袖清风、鞠躬尽瘁。
一次，周恩来过去的一位老警卫员给他捎来了一筐新鲜橘子。他问清值25元钱(大约合今500元)后，让马上给对方寄去50元钱(合今1000元左右)。周恩来对此还进一步提醒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多余的钱让他处理，不这样做，就制止不了他，这样以后他就不再送了。”我们不得不赞叹周恩来处理问题之细腻、睿智。
1956年5月，周恩来到太原进行了一次短暂的工作考察。在考察结束、登机离开太原时，周总理发现有人往机舱里送了一个箱子，便马上询问是什么东西。随员告诉他，是对降低血压有益的本地产的葡萄汁。周总理在机门关闭前亲自留下了30元人民币(合今600元左右)作价买下。
1958年7月，周恩来在广东省新会县视察工作时，县委同志送给周总理两盒当地生产的葵骨牙签，他拒不接收，在当地同志执意让带上而盛情难却之下，他最后付了钱才收下。
1960年，江西省给国务院送来一些橘子，周恩来立即指示把橘子原封不动退回去，一个也不能收，并对此事进行了严肃批评。
这年春节前，时值经济困难时期，青海省委知道党中央机关生活艰苦，从青海湖打捞2000多斤鳇鱼，送到国务院，说是给周总理送鱼，并请周总理转送党中央。
周恩来得知后，就让秘书给青海省委打电话批评这件事。并立即指示：第一，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困难时期党中央应该和人民同甘共苦，不能接受这样的馈赠;第二，既然鱼已经送到北京，再返回耽搁时间可能腐烂，就由北京工商局按市场价格收购，随即在市场上出售。中共中央机关和国务院一斤也没有留。
1961年春节前夕，周恩来收到家乡淮安县委托人捎来的莲子和藕粉等土特产。他当即委托办公室回信，并寄去100元钱(大约合今2000元)。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大约占到周恩来工资(404.80元)的四分之一。
淮安县委1月16日收到的这封信中说：“你县送给周总理和邓大姐的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以及针织品都已收到了。你们对周总理和邓大姐的热爱和关怀，他们是知道的。”接下来着重强调指出：“但是周总理和邓颖超认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这样做是不好的。”“现在周总理和邓大姐从他们的薪金中拿出100元寄给你们，作为偿付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的价款。其他的一些针织品，待以后有便人再带给你们。”信中还说：“总理指示将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通知寄给你们一份，请仔细研究，并望严格执行。”
周总理还亲笔在这份随信附寄的中央通知的文件上郑重写上指示，要求江苏省委、淮阴地委和淮安县委负责同志认真阅读，坚决按照通知的精神办。
这份中共中央下发于1960年11月3日《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的制订，事出有因、非常及时：1960年全国出现粮荒时，某省一方面要求中央给他们调进粮食，一方面又给中央送来5万斤鱼。周恩来知道后十分生气，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对此提出严厉批评：“送中央五万斤鱼，简直胡闹。为什么要中央调粮又送鱼?”“全国从今以后，不许送中央一针一线一条鱼，要做全面通报，严格禁止。”会后周恩来指定专人起草了这份《通知》。《通知》共有五条规定，其中前两条是：一切单位都不准向任何单位和个人赠送礼物，也不准借用任何名义变相送礼;各厂矿、企业、人民公社试制成功的新产品，除对其直接主管部门可以送一份样品外，不许以献礼或其他名义赠送给上级机关或其他单位和个人。
1961年，一位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多年、后任福州军区后勤部长的同志，出于不让周恩来夫妇衣物被虫蛀的好心，把部队工厂生产的樟木箱经火车运两只到北京，一只送给周总理，另一只送老战友。周恩来对此批评说不该送礼，要把它退回去。那位老战友建议说既然运来了，退回去麻烦，是否按市价付款?周恩来表示不同意。那位老战友只好遵命将两只樟木箱托运回福州并写信告诉对方以后别再送任何东西。
1963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到苏州看望病中的陈云。当周总理离开苏州时，接待人员送了一些“苏式糖果”。邓颖超立即要随行人员照价付钱。不仅如此，周总理还要来了发票，问是不是市场价，当了解到付给对方的款是按成本价计算时，周总理一定要按市场价补上。周恩来还严肃而语重心长地对接待人员说：“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决不能搞特殊化。你们做接待工作的同志要切记这一点!”
1972年8月间，中联部的几位同志陪外宾到延安。当时此地新品种西瓜刚好成熟上市，外国朋友吃着赞扬说：“很好。”在中联部的同志回京时，当地的同志特意挑了两个不大的西瓜托中联部的同志带给周总理。可是回京不几天，中联部的同志就给延安的同志打电话说，周总理谢谢大家的心意，但西瓜退给中联部了，周总理说以后不要再带东西。
1973年10月14日，周恩来陪同外宾在洛阳参观龙门石窟时，见到北魏时期的《龙门二十品》拓本。他一边爱不释手地翻阅，一边说想买一套带回去。于是，问明每套的价钱，便问秘书带了多少钱，秘书说钱带得不够。又问在场的一位省委常委带钱没有。这时，洛阳市一位陪同的负责同志提出送给周总理一套。周总理当即严肃地说：“国家的财产怎能随便送人!”当讲解员对《龙门二十品》拓本作介绍时，周总理又问外交部的一位同志：“到底带了多少钱?”这位同志也说钱带得不多。秘书看到周总理的心情，问道：“是不是可以让他们先给一套，以后再把钱汇来?”周总理认真地说：“不行，那样他们就不要钱了。”就这样，周总理直至临走也都只能忍痛割爱、挥手作别他视如珍宝的《龙门二十品》拓本。
更令人深思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国家总理的20多年生涯中，周恩来收到的“国礼”有4000余件，这些都是指明送给周恩来个人的，很多礼品上甚至还专门刻下了周恩来的名字。但数千珍贵的礼品，周恩来自己一件都没留用，哪怕是一块手绢、一本书，全部悉数交公。这些礼品周恩来基本都只在他接受礼物的时候看了一眼，以后就交给有关部门，他自己再也没有看一次。
刘少奇：请客送礼是中央规定禁止的。退回去，下一次他就不搞了;你不退，别的地方也跟着来破坏中央的规定
在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期间，永仓乡民运队长陈映培养的妇女积极分子王志云看到刘少奇白天经常走访群众，夜晚在煤油灯下批阅文件写文章，熬到深更半夜才休息。因为劳累过度，缺乏营养，身体瘦弱还时常咳嗽。她便想对首长表示一点心意，送去同志的关爱。
一天下午，王志云把自家养鸡下的30只鸡蛋放在篮子里，借向刘少奇汇报工作的机会，把鸡蛋送给他。
刘少奇笑眯眯地说：“志云同志，谢谢你的美意，鸡蛋我不能收。”王志云问：“为什么?”刘少奇说：“我这里一天三顿吃得饱饱的，比起你们的生活好多了。再说，鸡是你们农民的小银行，还请你把鸡蛋拎回去吧。”
经过一番推让，最后实在没办法，刘少奇说：“把鸡蛋收下来。钱是要给的。”说罢，就从口袋里掏出两张江淮票子交给王志云说：“情意我领了，但钱你要收下。俗话说‘瘦头财主穷大方’。我们共产党有了你们这些好心的农民群众的支持，何愁日本鬼子打不垮，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的。”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不仅严于律己，对亲属子女及身边工作人员同样高标准、严要求。他一贯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外出参加会议或办事，不许对有关部门或地方工作指手画脚、随便发表意见，不许以“少奇同志”的名义压人家。他还为工作人员明确定立了“四不准”的规矩：“每到一地，不准要人家接送;到任何地方，不准请客吃饭，铺张浪费;不准向人家要东西，人家送上门来也要婉言谢绝;参观时不准前呼后拥地陪同，有个向导引路就行，不准影响地方负责同志的工作。”
遇到有地方负责人送东西，刘少奇总是严肃地告诉工作人员：“给他退回去，请客送礼是中央规定禁止的。退回去，下一次他就不搞了;你不退，别的地方也就跟着来破坏中央的规定。”
1959年冬，刘少奇在海南岛视察，当地干部在他生日那天送来一块带有寿字的大蛋糕。刘少奇知道后，非常生气地对秘书说：“谁叫你们搞的?拿走!”然后又把王光美叫来，问她知道不知道这件事，为什么不制止?王光美说，事先她也不知道。刘少奇严肃地说：“党中央早就做过决定，政治局的同志不过生日，我举手同意了的，就要坚决执行，决不能带头破坏中央决定。”
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以后，经常出国访问或在国内接见外国友人，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和友好人士时常送些礼品。这些礼品中，大到钢琴、电视机、高级照相机，小到各类名牌手表、高档食品以及各种珍贵的工艺品、装饰品。所有这些，刘少奇都如数上交给国家。有一次，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应邀到巴基斯坦、阿富汗和缅甸三国访问。当时，这些国家送了不少纪念品和礼物给他。工作人员推辞不掉，只好代他收下，事后报告了刘少奇。刘少奇当即明确指出，别的国家送的东西，都要造册登记，个人不能接受，一律送到有关部门收存。
还有一次，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赠送给刘少奇一个毛竹笔筒，赠送给王光美一条三角披巾，还有一些小工艺品，刘少奇要工作人员把这些东西全部送到美术馆。工作人员当时想：“一个小毛竹笔筒放放笔，有什么不可以呢?”可刘少奇却认为：自己是国家主席，是人民委托他为人民办事的，不能利用人民对自己的信任，从中捞取便利。
朱德：我们下来是工作的，不是来搜刮的，怎么能随便收下面的礼呢?
朱德一生功高不居，位高不矜，廉洁清正，始终将自己当作一名普通的党员，对敬送他的礼物，一律拒绝。
一次，朱德去山东视察工作，地方上的同志知道朱德非常喜欢吃莱阳梨，就装了两筐，考虑到恐怕当面给他不肯收，便在朱德离开时悄悄地搬到火车上。火车开动后，朱德发现了那两筐梨，便将工作人员叫来，批评说：“我们下来是工作的，不是来搜刮的，怎么能随便收下面的礼呢?今后订下一条，下来工作，不许接受礼物;谁接受了，就让谁原封送回去!”他还吩咐，这两筐梨一个也不能动，到下一站火车停住，就把梨抬下站，派人送回去。最后，工作人员遵嘱把梨送了回去。
有一年，江西的同志来到北京办事，顺便给朱德捎来几大筐冬笋。朱德知道后说：“下面的同志往中央送东西，这个风气不好，不能提倡。咱们不能白吃下面的同志送来的东西。这些东西应送到机关供应站去，让大家按市价买，谁吃谁掏钱。我们要吃，拿钱去买，把收的钱再送还江西的同志。”这样，那几筐冬笋就被原封不动地送到机关供应站卖了，然后把钱还给了江西送笋的同志。
1974年8月，88岁高龄的朱德委员长来到秦皇岛贝壳雕刻厂视察。他走遍了每一个车间，亲切地和工人们交谈，全厂上下十分感动。于是，工人们商议，一定要选一件最有意义的贝雕制品送给朱委员长，以表敬意。大家选来选去，选中一幅《山峡夜航》图贝雕。这幅画呈现着如下美丽的景观：青山对峙，湍流直泻，船灯闪烁，破浪而行。象征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全国人民历尽千难万险去夺取全国胜利的伟大气概。工人们选好贝雕后，惟恐委员长当面拒绝，就悄悄地把它放在朱德警卫员乘坐的车座下带走了。
回到住处，警卫员发现了这幅贝雕，便将它交给了朱德。朱德看了看，说了声：“送回去，老规矩!”
第二天，康克清唯恐警卫人员“完不成任务”，专程亲自把那幅贝雕送回了厂里。工人们诚恳地说：“这幅贝雕是我们大家亲手创作的，是向委员长做汇报的，还是请您劝委员长收下吧。”
康克清诚挚地笑着告诉大家：“老总一再说了，这是人民的财产，应该拿去换外汇，支援国家建设。大家的心意，老总已经收下了，谢谢大家。可是这幅贝雕，坚决不能收。我看还是按老总的意见办吧。”工人们感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朱德多次出访，也多次会见外宾和国际友人。但他把外宾送给他的礼物，一概看成是送给中国人民的，全部交公。
美国著名女作家史沫特莱在抗战时期曾多次采访过朱德，并著有《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为了表示对朱德的敬意，1950年，在她逝世之前，在遗嘱中写明将此书的稿酬交给朱德。1958年2月，我国驻民主德国大使馆曾就此事向有关方面请示：“朱德副主席在我馆存稿费(系史沫特莱遗留)95008.30马克，已有二年之久，此款如何处理。”朱德批示道：“买自然冶金科学新书、化学新书寄回。”朱德利用这笔稿费为正在建设中的国家购进了大批新书，自己却分文未取。
朱德的外孙刘建在外地当两年兵以后准备回北京探亲。刘建的师长11岁就当红军了，小红军出身的他对朱老总非常崇敬。刘建回家时这位师长把他叫到办公室，要他给尊敬的朱老总带两瓶汾酒和两瓶老陈醋以及一些小米，以表达自己对朱老总的问候。
两年没见面了，朱德看到外孙自然喜出望外，亲切地说“娃娃兵回来了”。大家坐在一起高高兴兴地聊了一会儿家常后，刘建从旅行包里拿出了师长捎回的酒和醋。他知道爷爷一贯公私分明、从不轻易接受礼物，因此他一边小心翼翼地往桌子上摆放东西，一边谨慎充分地说明了缘由。
朱德见状，脸色瞬间就变了，并毫不客气、一脸严肃地说：“你怎么学会收礼了!”刘建觉得有些冤枉，便申辩道：“这怎么叫收礼呢?这是您的老部下像走亲访友般的一点心意，根本不框外呀。”
朱德发问：“你一个月拿多少津贴费?”外孙回答：“一个月的津贴费是7块钱。”
朱德耐心给外孙算账、讲道理：“你的7块钱能买这些东西吗?如果你自己一个月的津贴费不能够买你现在的这些东西，那么你这些东西就是别人给你的，你接收了就是收礼了。”听了朱德的这番话，没什么阅历的娃娃兵刘建当时还不是很理解。
朱德继续教育外孙说：“不能因为我是委员长，就破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略作停顿，朱德重申道：“我不接受任何礼物。”
这时，外祖母康克清也走过来，很严肃地对刘建说：“退回去，不许收礼。”刘建觉得很委屈，退回去也很难办。
见外孙一脸的为难情绪，最后，朱德灵活处理这件事说：“你们师长的好意，我接受了;也可以把酒和醋留下，但我会按照醋和酒的市场价付款的。你回部队后，代我向你们师长致谢。你把钱一定带回去，回去交给你们师长，而且必须给我开发票回来。”
外孙临走的时候，朱德仍然再三叮嘱要把钱交给那位师长，还要求将购物发票寄回来，好让他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收了款。
刘建返回部队后，很快就按照外祖父的要求去做了，把钱给了那位好心的师长，并把发票寄给了北京的外祖父。
朱德语重心长地谆谆告诫儿孙：“要想立身做人，首先要‘内无妄想，才能外无妄动’”。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60期，摘自《党史文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