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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编者按：于敏(1926.8.16——2019.1.16)，是我国自己培养的理论物理学家。长期领导并参加核武器的理论研究、设计，解决了大量关键理论、设计问题，是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5年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9年荣获“共和国勋章”。2025年1月16日于敏院士逝世6周年，本文是于敏之子于辛为纪念父亲所作。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六年了，他的音容相貌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每当我迷茫时，总是能感受到父亲对我们的教诲，这可能也是天意吧。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从来没有给家人讲过自己的成就，也从来没有看到他流露出得意、骄傲的情绪。他每天总是将自己融入浩瀚的资料中，畅游在知识的海洋里。

记得2013年我在家中整理留存的旧报纸时，看到1987年5月12日的《工人日报》，上面有一篇当时核工业部部长蒋心雄发表的署名文章，题目是《学习于敏，为祖国强盛而拼搏》。文章中写道“......于敏以大局为重，留了下来。这不仅给这个似乎要散架的集体起了凝聚的作用，而且使它在学术上也有了主心骨。于敏同志担负起理论设计学术领导的主要责任，是受命于‘危急存亡之秋’，他‘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精诚团结，发挥全体同志的才干，在此后的几年，科研上又连续取得了新的突破性的成就，有了质的飞跃。”

这上面写的与我当时记忆中的父亲相差甚远，在我脑海里清晰地记得，1987年我下班回家时，看到大院里黑板上写有“向于敏、胡家赣同志学习”的文章后，我高兴地跑回家，对在看书的父亲喊道：“爸爸，外面黑板上有号召向您学习的文章。”父亲放下手中资料，转过身来看了我一眼，平淡地说道“这是大家的功劳，工作都是大家做的”，说完就又钻进书本里去了，当时反倒让我觉得自己是否有点大惊小怪了。

从这天起，我就有了想进一步了解父亲的想法。近些年来，我尽可能走访父亲工作、生活过的每一寸土地，聆听老一代科学家讲述他们的喜怒哀乐，回忆与父母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查找、阅读有关图书资料，努力体会父辈们那段辉煌而艰辛的历程，感悟他们的精神境界。

我的父亲出生于1926年，青少年时期，面对军阀混战，天津沦陷，日本鬼子在中国领土上的横行霸道，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父亲留下惨痛印象。

民族的忧患意识，使父亲在青少年时期就立下了学科学、爱科学，报效祖国，科学救国的志向。父亲自幼喜读中国历史及古典文学，仰慕历代民族英雄，他常讲：“中华文化有5000年历史，虽然几经磨难，但却长盛不衰，最主要原因就是中华文化中有一股正气，这就是热爱祖国、热爱民族。(这股正气)集中体现在民族英雄身上，这是最可贵的，(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父亲喜欢的诗句有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诸葛亮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志远”，这也是他一生的座右铭，这对父亲思想品格影响甚大。这也是父亲在科研道路上，不论遇到顺境还是逆境，都能够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国家利益至上的动力源泉所在。

在我的幼年记忆里，时常浮现出深夜熟睡之后，有人抱起我，用他满是胡子拉碴的脸亲我的小脸。睡梦中的我，总是下意识地用小手去推开这张脸。长大后我明白了这就是父亲对我们爱的一种表达。当时他因为工作任务繁重、时间紧，再加上工作的特殊性，每天都要很晚才能回家，一早就又上班去了，根本没有时间陪孩子玩儿。亲一下熟睡中孩子的脸庞，是他舐犊之情的自然流露。父亲从工作以来，几十年时间里，从未间断过给老家寄钱，以补贴家用。改革开放后，因国企改革三叔面临所在厂子裁员下岗，当时三叔两个孩子还小，生活一度陷入困境，感到很迷茫。父亲得知情况后，给三叔写了一封信：“国企改革，事关国家大事，你们厂身处其中，想必震动很大，你要与大家一起同心协力，为国分忧。”同时与信一起寄去了一笔钱。父亲在出差的时候，总是将母亲的照片随身携带，时不时就拿出来看看。有一次去上海出差，看到有卖丝袜的(当时北京没有卖)，父亲也会托人买几双带回来送给母亲;给我买的上海大白兔奶糖，更是让我终生难忘。

他经常教育我们要做一个勤奋的人。在记者采访时，他说：“我不笨，我自己认为我也不聪明，但我很勤奋，(在北大读书时)每年暑假我回不了家，没有路费，常常跑到景山顶上去，拿着课本，拿着习题，乘着景山的凉风，勤奋得很。”

父亲从事核武器研究以后，因核武器理论设计具有多学科的工作性质，原来学的知识已远远不能适应需要。为了尽快掌握工作的主动权，他用较短的时间又学习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辐射自由程、状态方程、凝聚态物理、应用数学和计算数学等许多学科，他对学习总是分秒必争。早晨一起床就拿书看，上厕所看，吃饭时也看，晚上为了不影响我们睡觉，他拿着书到走廊里看，甚至开会前的几分钟他也从不放过。出差坐火车那更是学习的好机会，一次去院里开会，他在火车上把一本厚厚的统计物理学读了一半。由于勤奋好学，父亲具有知识面广、思路宽、目光敏锐的特点。

第一次惯性约束聚变研讨会父亲(二排右起第三)与同事们的合影

对此他有自己的解释：“(对于一个科研人员来说)淡泊就是不为物欲所惑，这样才能志存高远。宁静就是不为权势所屈，这样才能有骨气，不为利害所移，才能坚持真理。”改革开放后，父亲教导我们：“不要追求奢靡，能满足基本生活就行，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就很好。”

80年代以前，我们一家经常会为了省几分钱的公交车票而选择步行。直到1983年我放寒假回家，按惯例从北太平庄下车走两站地回到家时，母亲看到我突然说了一句：“你又走回来的，下次别走了，坐公交回来吧。”

父母的节俭可谓数十年如一日，一张20世纪90年代初的铁床，父亲睡了近30年，一台老旧的电视机，能收到的台太少，安装了个机顶盒，又接着用。每当我想换新的时，父母总对我说，这些东西没有坏，用得很好，我们也习惯了，不要乱花钱，将来孩子上学还要花钱，节省一点吧，父母坚决不让我以旧换新。

由于父亲在核武器理论方面的贡献，有些媒体称他为“氢弹之父”。他始终不认可这种说法，他说：“这样提不符合科学。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的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2014年初，当父亲得知单位准备推荐他参加国家最高科技奖评选时，父亲向单位领导建议：“工作是大家做的，我已经老了，为了中物院的长远发展，应推荐年轻的同事参加评选，这样能更好的激励年轻人为祖国拼搏。”

这就是我的父亲，他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物质财富，但他的精神，他的一言一行，却是我们做人的标杆，不断影响和指引着我们。正如父亲说的:“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入到祖国的强盛中，便足以自慰了”。

我想对大家说的是，在我的身边，有很多和我父亲一样的叔叔、阿姨，他们年轻时响应国家号召，克服各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他们隐姓埋名、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他们在理论研究岗位上发挥聪明才智，为我国国防事业不断攻坚克难，奋斗终身，创造了新中国历史上的人间奇迹。我为他们感到自豪，向他们致敬，而我的父亲仅仅是他们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