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困境中寻找安身立命之所

——记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台湾省籍学者陈鼓应先生

全根先

古往今来成就大业者多有不平凡的人生经历，而苦难是人生的导师。这些年来，我与国际著名道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陈鼓应先生多有交往，听他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深切地感受到他身上自然流露出来、饱经风霜而仍拥有的浓浓的家国情怀和一片赤子之心。他对中华文化的热爱深植于幼时的乡下生活，在反抗国民党白色恐怖和爱国学生运动中不断滋长，在现实困境中寻找安身立命之所，深入探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致力于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型，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幼时播下爱国种子

陈鼓应先生的家乡在福建省长汀县。长汀旧称汀州，被誉为“福建省西大门”，有“客家首府”之称。据说，孙中山先生的祖先从明代起，有四代住在长汀。陈先生出生于1935年，起名鼓应，“鼓”源自鼓浪屿，因其母在厦门鼓浪屿怀的他，“应”则是家中字辈。他出生于漳州，这是他父亲做生意的地方。那时候，长汀是中共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陈家属于小地主，他的父亲又参加了国民党，所以一直到红军撤离，他们才回到长汀居住。

陈先生的母亲是他父亲续弦，家里有四个比他年长许多的同父异母兄弟姐妹（有一个是领养的），他还有一个妹妹。小时候，家境并不富裕，一到荒年，吃饭都是问题。陈先生说，那时候，母亲脸上总是很忧虑。总有亲戚到他家来吃饭，他们自己则是早上吃番薯，中午吃芋头，晚上才有干饭吃。不过，小时候的乡下生活，他回忆起来仍然特别美好。最难忘的是一些节日活动，特别是清明时节的祭祖活动让他至今记忆犹新。家家户户都会挂上祖先的像，到墓地扫墓、上香、祭拜。这种乡愁情结和慎终追远、祖先崇拜的意识，在他心中一直非常强烈。

在他的记忆中，他家虽然是在乡下，已经是比较偏远的地方，可是日本飞机还是经常来轰炸。陈先生回忆说，第一次警报响起，接着是紧急警报。紧急警报响了以后，他妈就是一副慌张的脸，一把将他拉出去，逃到一个叫南寨坝的地方，那是河边的一片柿子林，到里面躲起来。等到警报解除，他们才敢回去，看到房子在烧，有很多尸体，一片悽惨景象。因此，他从小就有强烈的民族意识。1972年，他在美国加州大学看港台留学生播放的中国近代电影，无意中看到了南京大屠杀、日本侵略者杀害30万中国平民，用卡车一车一车地拉尸体，感到特别震撼和愤慨！

1949年，陈先生随家人到台湾，他父亲在这里任一家木材公司经理。这时，他已到上初中年龄，便进入南投县集集中学，同班同学都是台湾人，只有他是外省人。一开始，因为语言不通，听不懂，他的学习成绩并不理想。他喜欢打篮球，直到后来到台中二中念高中，都是学校篮球队的。1954年，陈先生考入台湾师大史地系。两年后，本应上大学三年级的他以高中文凭重新参加高考，进入台湾大学中文系，不久转到哲学系。而考入台湾大学，则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

遭遇挫折，思想转向

台湾大学名师云集，人文荟萃，为陈先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氛围。在众多名师中，对陈先生影响最大的是方东美先生和殷海光先生。方先生是安徽桐城人，平时不苟言笑，学识渊博，同学们对他既崇敬又畏惧，有一股学术尊严。陈先生说，同学们似乎被他的学问压住了，甚至被压垮了，在他面前不敢说话。陈先生却经常去方先生家。方先生经常开始不太搭话，可是说着说着，一发不可收，往往一谈就是两三个小时。他是陈先生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

对陈先生影响更大的是殷海光先生。陈先生说，当时台大有很多老师来自西南联大，校内弥漫着自由的空气。殷先生经常跟他们讲学术的尊严与独立精神。在当时，殷先生是台湾自由主义思想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非常关心人民疾苦和民族前途，台湾当局非常注意他的言行。后来，殷先生因发表几篇评论时政文章而被台大解聘。不久，台湾当局开始清算“殷党”，陈先生在中国文化大学的教职被解聘。这对于成家不久、孩子年幼的陈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陈先生只好东奔西走地兼课，聊以度日。

正当陈先生处境艰难时，金耀基先生介绍他去见著名出版家、台湾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老先生。王云五先生邀请陈先生参加他组织的古籍整理计划，预支给他一笔不菲的稿酬，解决了他一家的燃眉之急。不仅如此，通过注解《老子》《庄子》，实现了他学术人生的重大转向，从此一生与中华传统文化联系在一起。不过，虽然是古籍整理，他仍然保持着对现实人生的深切关注。王晓波读了他的《老子注译及评介》，对他说：“鼓应，你怎么把老子写成党外人士！”有一位教授对他说：“你是不是借为《庄子》做注释，以表达你对蒋介石独裁政权的不满？”

回顾那一时期的学习与生活，陈先生说，台大的生活就像杜鹃花怒放一样，充满了青春气息。他在这里呼吸自由的空气，接受哲学的洗礼。特别是尼采对西方文化传统的批评精神与他的生命感，使他一生尽管多有波折，尼采的那种“酒神”精神一直在他的内心深处激荡，推动着他一直往前走。尼采的一句话瞬间点醒了他——“西方传统哲学注入了过多神学的血液”。不久，他又接触到存在主义。存在主义对西方文化传统的反思，引导他从不同的角度关照现实，并对西方意识形态中的极端主义、教条主义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批判。由西方哲学而回归中国文化，这是陈先生学术人生的心路历程。

再遇挫折，安身立命

1970年秋，美国政府单方面于驻日本使馆声称：“钓鱼列岛是琉球群岛的一部分”，准备将其与冲绳一并归还日本。日本外相爱知揆一声称：“尖阁群岛（即钓鱼岛）属于日本，日本政府不准备同任何政府讨论其领有权问题。”这是对中国主权的公然侵犯，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形成了一场以海外台湾留学生为主（当时大陆尚未向外派留学生）的声势浩大的保钓运动。陈先生这时正好以探亲名义来到美国，目睹了留学生的爱国热情，并与学运领导人多有接触，真切地体认到百年来中国近代史列强的侵略本性。

回国以后，陈先生立即投入到岛内爱国学生运动中。他参加各种集会，发表演讲，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行径，支持保钓运动。没想到，他的言论被台湾当局视为踩了“红线”。1973年2月17日，元宵节晚上，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派人前来传讯陈先生，很快又来了十多个治安人员，以“叛乱嫌疑”罪名到陈先生家搜查。一起被传讯的还有王晓波等人。第二天，经台大校长出面斡旋，当局同意将其释放。陈先生说，当时著名数学家、加州大学教授陈省身先生回大陆有个讲话录音在他家中，如果被搜出，他将面临七年监禁。

回家以后，陈先生的处境变得更糟，深陷所谓台大哲学系“陈鼓应事件”。他被解聘，安排到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虽然照样可以领到工资，却不能教书，不能参加活动，不能发表文章。没有人敢来他家，怕被跟踪。倒是警察常来光顾，劝他不要再写文章了。陈先生说，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学术人生被迫中断十余年，直到1984年才在北京大学重启自己的学术生涯。

不过，正如老子所说：“祸兮，福之所倚”。国际关系研究所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便利，这里有很多大陆的书籍报刊他可以随意借阅，特别是侯外庐、冯友兰、汤用彤、任继愈、朱光潜等先生的学术著作，他都能借出来复印。他还经常背起书包，到台湾“中央研究院”看书，从陈梦家、胡厚宣等人的甲骨文研究，到屈万里、高亨等人的先秦典籍研究成果，他都悉心钻研，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和特点，遨游在中国古代文化的汪洋大海中，吸取思想智慧，比较中西文明之异同，从而奠定了他深厚的学术底蕴，确立了他一生的学术方向。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一定的忧愁、痛苦或烦恼，对每个人都是时时必需的。一艘船如果没有压舱物，便不会稳定，不能朝着目的地一直前进。”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陈先生说，他所经历的其实就是数千来来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人文传统。一个人，如果不能了解自己民族所曾经遭受的苦难和灾难，就不能理解这个民族深层的文化底蕴。虽然自己的学术人生多有曲折，然而挫折和发展总是在矛盾的状态下并行演进，使他不断地超越自我，向新的更高的目标进发，体现了老子“祸福相倚”的人生哲理。

（本文原载《人民政协报》2022年12月31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