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有他，解放军成就了「仁义之师」！

党人碑

　　中国人民解放军，自诞生之日起，不但被人民称颂为“菩萨军”和“仁义之师”，连他们的敌人，那些战场上交过手的敌军，也不吝美言。

　　在冀南抗日战场上，一名被释放的日军少尉冈田，对我军的优待十分感动，回到原警备地区后，马上召集部下士兵，诉说他在八路军中所见所闻，而且公开发出训令：

　　“八路军决不是土匪，而是通达人情，懂得仁义的优秀部队。”

　　1937年9月25日的平型关之战，我军初次遭遇日军，大获全胜后，清理战场，按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要求，救治日军的伤兵。孰料这些家伙，不但拒绝救治，而且还把我们来救治他们的干部战士打伤，甚至杀害！

　　众所周知，侵华日军是富有侵略性和封建性的帝国主义军队，长期接受法西斯军国主义教育，具有所谓的“武士道”精神，简单说就是不拿中国人当人看。在我军遭遇的各路敌军中，是最残酷、最顽固、最泯灭人性的敌人，因此其战斗意志非常强烈，给我之瓦解敌军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

　　平型关一战，我军没有抓住一个日军俘虏，下一步怎么办?是放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不虐待俘虏”，赶尽杀绝;还是改进我们的工作方法，及时适应新形势，让政策更贴近实际，更有针对性？

　　我们的好教员二十八画生同志，在《论持久战》中，告诉抗日军民：

　　“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敌军。这些原则要实行有效，都须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这种根本态度出发。”

　　人民群众是我党我军的根基之所在，二十八画生同志把人民群众和日军战俘放在一起，“我们宽待俘虏的政策仍然不变。我们仍然把被俘的日本士兵和某些被迫作战的下级干部给以宽大待遇，不加侮辱，不施责骂，向他们说明两国人民利益的一致。”

　　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是人民军队高尚道德的体现，更是极端条件下人道主义的坚守，是彻底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

　　由于从上到下的三令五申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我军广大的指战员，又有着严密的纪律性和高度的觉悟。他们自觉而严格地执行了宽待俘虏政策，使战斗中的日军俘虏和自动投诚的数量逐渐增多，使他们“从蒙昧中得到了真正的觉醒。”

　　平型关战役一个多月后的11月4日，115师在三百公里外的广阳(今属山西昔阳)伏击了日军20师团的先头部队，第40旅团第79联队主力。这次俘虏了3名日军，这是我军第一次活捉日军，其中辎重兵军曹加藤幸夫，还是343旅参谋长陈士榘亲自捉来的。

　　陈士榘早有捉俘虏的念头，为此努力向敌工干事学习日语的战场喊话，把“缴枪不杀，优待俘虏”和“不要为日本军国主义卖命”，这套敦促日军投降的日本话背得滚瓜烂熟，现学现卖，派上了大用场。

　　加藤幸夫用生硬的中国话回应：“明白！明白！”

　　事后陈士榘还向加藤进一步解释我军的俘虏政策，可不会其他日语怎么办?

　　突然想起来，日语里面，不是有不少和咱中文字形字义相同的汉字吗?陈士榘马上掏出一个笔记本，借着灯光，在上面写了两句话：

　　“你不要怕，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宽待俘虏；只要你放下武器，就不伤害你。”

　　加藤看了之后，也连忙写出“理解”，并在笔谈中供述出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随着我军战俘政策的广泛宣传，日军俘虏开始逐渐增多，有的甚至主动放下武器投降，思想进步些的，则自愿加入人民军队，拿起武器同日本法西斯开战。

　　根据反战同盟的不完全统计：在八路军中的日本人，1940年自动投诚者占7%，1942年就猛增到38%，到了1943年则占48%。

　　正如第一个参加八路军的日本人，“日本老八路”前田光繁所说的：

　　“当了俘虏以后，八路军一贯人道主义的态度，细心的照顾打动了我们的心。八路军是举世无双的、完全不可想象的军队，一旦加入了这个军队，就会感到它的作风令人感动，再也不愿意离开它。”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日军被俘伤兵渡道俊夫，为我们记录了下了那时那党那人，是如何做好做细俘虏思想政治工作，带来的心理变化：

　　“1940年8月，百团大战时，我们中队在晋西北大部分被歼，剩下我们受伤的当了俘虏。我日夜担心，八路军一定会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来处死我们。当时，我精神上极其苦闷。

　　在医院里，和我住在同一个病室里的120师的一位战士，他不管自己的伤痛，周到地照顾我。我得了痢疾，他扶我上厕所，帮我倒便器，把我沾有大便的衣裤拿到河边洗干净。不久，120师师部决定送我到延安医院治疗。过去，我应征离家，离别妈妈、哥哥时没有掉泪。可这次我和八路军伤员分别时，却禁不住流下了滚滚热泪。

　　到了延安，我被护送到城东七八公里的柳树店，进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医生、护士、群众从各方面帮助我。在这里，我认识了另一位八路军同志，逐渐地，我成了他病室的常客，在他那里吸烟、谈话。有一天，我得知他要去延安城里，就请他带点黄酱来。他一口答应。后来，我听说他竟是八路军的一位旅长，就惶恐起来，赶去道歉。那位旅长拍着我的肩膀，亲切地说：

　　‘没什么，那是我应该做的。八路军和日本军队不一样。’”

　　病愈后，渡道俊夫请求到日本工农学校去学习。请注意，这是一所学校，而非战俘营，我军认为：

　　“那些离开日本军队、放下武器、脱掉军装的日本工人和农民，只不过是帝国主义战争的牺牲品，只有唤醒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认识到侵略战争的本质，他们迟早会成为反战的和平战士，这是他们的必由之路。”

　　所以他们需要的不是绳捆索绑，恰恰需要的是经过学习，彻底放下心底的镣铐。

　　经过学习，这些曾经刀枪相向中国军民的日军，绝大多数成为坚定的抗日战士。这让美国人非常诧异，中口军队这是具有何等化腐朽为神奇的超级魔力？

　　美军观察组成员、外交官约翰·艾默生，对延安和重庆的日军战俘进行了近距离的观察，他说：

　　“(在重庆)同我们见面的日本俘虏，慢吞吞地走了出来，脚上有脚镣，都是捆在一把锁上的。我们努力想使他们开口，但几乎毫无反应。这与在延安那些快快活活的工人、农民相比，真是鲜明的对照。”

　　所以，艾默生非常想把我军的经验，介绍到美军去，但问题是美国军队能够从阶级的观点，对俘虏进行教育吗？

　　即便是几年后，在朝鲜战场，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改造美军战俘，让美国人自己教育自己，他们也学不会!

　　就像我党我军公开出版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二十八画生同志的军事理论名篇，蒋介石和冈村宁次也没少用心研读，甚至还要求下面的军官认真学习。可就作业放在这里，公开让你看，让你抄，有啥用？

　　说得更近一些，中国的疫情防控交卷这么久了，好话歹话，该说不该说的，都敞开说了，美国等国家学会了吗?

　　不但没学会，还讳疾忌医，死活不愿学，反而愈演愈烈，特朗普、蓬佩奥之流更疯癫了！

　　古人讲学史可以鉴今，即便是一段改造日军战俘问题的小小历史，我们都能看到今天的某些国际政治的大问题。

　　我们常说，我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威武之师、仁义之师”。衡量一支军队是不是“威武之师”，这个标准最好见真章，能否战胜强敌就能验证这点;而辨别这支军队是不是仁义之师，就要看它如何对待战俘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建军以来，创造了一个世界各国军队，至今没能超越的伟大纪录，这就是：

　　不管在哪个时期，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面对什么样的敌人，我军都能自觉、坚定，并模范地执行优待俘虏政策。

　　请大家注意一个时间节点：

　　世界上第一个专门规定战俘待遇的《改善战俘待遇公约》，是1929年在日内瓦诞生的。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中国工农革命军，早在1928年的井冈山上，就提出了不虐待俘虏的政策，并把它写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贯彻至今!

　　提出这一政策的，就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二十八画生同志。

　　1928年2月18日的宁冈新城(今属江西井冈山)大捷，一个营的国民党军和地方靖卫团团丁，被我军全歼，一百多人被俘，怎么处置这些俘虏呢?

　　有人说他们无恶不作，屠杀工农，烧杀抢掠，民愤极大，必须严惩;有人说他们都是为虎作伥的反动派帮凶，不能轻饶;有人说杀降不祥，但起码也要让他们皮肉受苦，才能触及灵魂。

　　所以，从宁冈新城押回茅坪途中，这些俘虏兵，稍有反抗，甚至是怠慢，就被我们的战士一顿拳脚，有的打断腿脚，甚至被枪毙，还有的敌军伤兵被中途丢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这就要从井冈山上，这些工农革命军战士的来源说起。

　　那时的工农革命军，也就是红军的成员，基本由两类人组成：暴动的农民和旧军队起义的官兵。前者在家里受尽了土豪劣绅的压榨和迫害，“四一二”后又有许多亲人朋友被残酷虐杀，自然“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后者呢，过去打仗抓了俘虏，搜腰包，发洋财，开口骂几句，伸手打两下，那是家常便饭。

　　毛委员知道后，非常气愤，更觉得如果不把这件事情讲清楚，是要出大问题的。于是在茅坪村头的阎仙殿前，紧急召开了我军战士和敌军俘虏共同参加的联席大会。

　　大会上，毛委员不愧是教员出身，那真是语重心长、苦口婆心：

　　“俘虏兵不能受到虐待，更不能杀。他们也是工人、农民出身。也是强迫当兵的，只要放下武器，就要同等对待，并要受到优待。”

　　在整个井冈山时代，二十八画生同志，不是一次，而是多次不厌其烦地去“唠叨”。

　　我想很多朋友，可能对我军优待国民党军和民团俘虏，还能理解，对优待鬼子兵，却未必能接受。其实当年在井冈山，那些那些抱着“阶级仇”参加革命的同志，跟大家有一样的不理解。所以我们的毛教员，才会掰开来揉碎了，跟我们反复唠叨：

　　“出气、报仇，你们找错了对象。白军士兵绝大多数不是地主豪绅。你杀了他，地主豪绅连眉头都不皱，马上又去找新的，结果还是穷苦老百姓倒霉。

　　红军不是要解放劳苦大众吗?

　　有些同志脑子一热就忘了。做什么事都得有耐心。白军士兵越是不了解我们，越是多往回放，让他们回去替我们宣传。一回不行两回，两回不行三回，总有一天他们会觉醒过来的，要是放回一个能争取十个，这账不是很好算？”

　　别小看这种“唠叨”，人民解放军模范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这样日积月累贯彻出来的。

　　不但要唠叨，还要细化，使之成为政策，一以贯之。二十八画生同志，还特别宣布了几条优待俘虏的纪律：

　　“一不许打，二不许骂，三不许搜腰包；有伤的还要治疗；愿留的，吸收参加红军；愿去的，发给路费遣送回家。”

　　这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不虐待俘虏”的最初出处。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他虽诞生在南昌城下，但真正使之成长起来，走向革命化，而非苏军那种党收养的螟蛉义子，造成“党政两层皮式”军队的真正锻造者，还得说是二十八画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前身的工农革命军和红军、八路军和新四军，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甚至是苏联红军等苏东风格红色武装的区别，个人认为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而这一套理论的雏形，就是二十八画生同志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提出来的。

　　执行效果如何呢?

　　时任四军二十八团一营四连连长的杨至诚，讲过一名叫曹福海的红军英雄。后者原是敌杨池生部的士兵，三次被俘，三次被放，还敢跟红军拼刺刀，说啥不缴枪。可被俘之后，红军怎么对他呢?

　　“团里对他们照顾得十分周到，尽管我们生活很艰苦，药品很缺乏，但还是让他们住得舒服，吃得好，带伤的还一律给以治疗。临走那天，团里又开了个欢送会。”

　　一问还是苦出身，可人家不愿留下来当红军，咱也不能勉强，讲透彻政策后，发足路费，开好路条，就放走了，三次都是如此。到了第四次，不走了，还带过来十来个穷哥们，一起投奔红军。曹福海被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和红军中民主制度、官兵平等的军队纪律给彻底感化了，参加红军后，积极勇敢，很快当上了班、排长。

　　无独有偶，1928年6月的七溪岭(今江西永新)战斗中，我军大败滇军杨池生部。俘虏送来之后，发现其中负伤的就有两百多，对这些敌人中的伤兵怎么处理?

　　毕竟我们自己还缺医少药，涂点碘酒都是最高医护标准，很多时候只能用盐水清洗。用句糙话说，就是自己的屁股还擦不干净，怎么顾别人，何况是敌人？

　　可毛委员指示后勤经理处和其所辖的卫生队，必须对这些敌人中的伤兵，负责到底，实行彻底的革命人道主义!

　　“对这些伤病员和红军伤病员一样治疗，什么待遇都是一样，每次节余的伙食钱也一样分给他们。伤兵治好后，或走或留由他们自己选择。”

　　红军对待俘虏，不搜腰包，不虐待也就罢了，受了伤的敌军，还能和红军伤病员一样，得到及时救治，还发伤病员津贴，跟旧军队一比，那简直是天壤之别。

　　半年后的1928年11月，二十八画生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也就是《毛选》中著名的那篇《井冈山的斗争》里说：

　　“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办法是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敌人的士兵和营、连、排长被我们俘虏过来，即对他们进行宣传工作，分为愿留愿去两种，愿去的即发路费释放。这样就把敌人所谓‘口匪见人就杀’的欺骗，立即打破。

　　杨池生的《九师旬刊》，对于我们的这种办法有‘毒矣哉’的惊叹。红军士兵们对于所捉俘虏的抚慰和欢送，十分热烈，在每次‘欢送新弟兄大会’上，俘虏兵的演说也回报我们以热烈的感激。医治敌方伤兵，效力也很大。”

　　中国有两句老话，一句说：人心都是肉长的;还有句叫：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与之相比，我军的老对手，国民党军怎么干的呢?

　　先说对我军的伤员，1929年1月，敌人在对井冈山实施第三次“会剿”过程中，突袭了小井的红军医院。没来得及撤离的130多名重伤员，被国民党军全部拖到医院附近一百米外，河边的田地里，先一个个拳打脚踢，然后用机枪扫射，接着一个个补枪补刀。

　　对我军如此，那对自己人是不是善良温柔呢?

　　当然不是了!国民党军队，连自己的伤员，也往往不管不顾。抛弃路边，那都是积德行善，甚至枪杀、活埋自己的伤病员，都不罕见。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四川军阀刘湘、田颂尧干过;抗日战争中，不知名的国民党军在浙江永康干过;解放战争中的淮海战役，杜聿明、邱清泉和李弥也这么干过。

　　抗战时期的预四师野战医院在湖北宜昌，四十二师野战医院在陕西宝鸡，第五十九后方医院在陕西咸阳，解放战争中的第二十四野战医院在江西临川……

　　本该救死扶伤的国民党军医院，照样这么干。

　　为什么这么干呢?

　　一来节省费用，方便贪污；二来死亡伤员，他们一概不上报死亡注销，吃死人的空饷。内外勾结，一鱼多吃，上下分肥。

　　当然也有聪明的敌人，有些良心的，比如井冈山下的国民党军第七师第二十一旅的旅长李文彬。二十八画生同志说：

　　“聪明的敌人例如李文彬，近来也效仿我们的办法，不杀俘虏，医治被俘伤兵。”

　　可这种治标不治本的“聪明”，企图唤醒这些被赤化的士兵“浪子回头”，来瓦解红军士气的努力，注定只能是东施效颦，因为我军的独门绝技，深入学习的结果，不是你被赤化，就是你的部下被赤化，抑或你自己坚持不住，最后只好随波逐流，甚至成为自己憎恨的自己。

　　李文彬这个“聪明的敌人”，和我军渊源颇深，打生打死几十年。曾是朱德同志在泸州讲武堂(川军第九师讲武堂)的学生，对这位老师非常敬佩，经常请朱老师给自己的部下，大讲革命道理。“会剿”井冈山的时候，朱德还写过信，劝他起义。大庾(今江西大余)之战，又是李文彬的穷追不舍和突然出现，差点把红四军指挥机关包了饺子，直接导致了朱德夫人伍若兰烈士的被俘牺牲。抗战和解放战争初期，在一八三师师长任上，努力排挤后来“海城起义”的潘朔端。最后还逃到缅北，跟李弥、柳元麟一起搞“云南反口救国军”，直到撤往台湾。

　　1975年，已定居美国多年的李文彬，想申请回国定居，心中忐忑，怕秋后算账，先打了份电报回来。二十八画生同志没有忘记这位“故人”，亲自批示：“大大欢迎！”

　　曹福海不到两个月，就参加了红军，这条路李文彬却走了半个世纪。

　　所以红军虽然条件艰苦，敌强我弱，但仍有大批俘虏，特别是伤愈的敌军士兵加入进来，表示：

　　“死也要当红军！”

　　红军时期有曹福海，解放战争中有王克勤，抗日战争中更有小林清和前田光繁，无数个来自敌军的俘虏兵，在二十八画生同志创造的优待俘虏政策感召下，调转枪口，加入了人民军队的行列。

　　人民军队中，甚至不乏来自俘虏兵，成长为人民军队将军的例子。

　　比如抗美援朝扬名上甘岭，打出我军军威的开国少将崔建功，来自直罗镇被红军歼灭的东北军109师;

　　抓获第一个日军俘虏的陈士榘，还在井冈山下的宁冈，从国民党军俘虏中，捡到了潜伏敌营里的广东北江农军小战士，日后的开国中将谭甫仁;

　　辽沈战役解放沈阳的时候，东北野战军2纵6师16团尖刀连连长黄达宣，在八兵团司令官兼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的司令部，俘虏了个大个子国民党兵。三十五年后，黄达宣调任39军副军长的时候，再见到这个俘虏兵，人家已经是三十九军军长，后来更升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这就是徐惠滋上将。

　　我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创立者，新中国电子工业的奠基人王铮中将，也来自于俘虏，而且一来就当无线电队大队长，成为“革命的千里眼、顺风耳”。

　　淮海战场上。还有个更感人的事例：

　　1948年12月16日，我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在全歼了黄维兵团固守的最后一个据点杨文学村(时属安徽宿县，今属濉溪)的敌军后，22旅66团负责打扫战场，转运伤员。

　　旅长查玉升同志特别交代宣传干事石玉康，领着支前民工，在抢救我军伤员的同时，也必须对国民党军的伤员，负责到底，并专门拨付了一辆缴获的大卡车，以便运输。

　　“咱们是口口党领导的军队，对这些人还要讲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凡是有一口气的都要救！”

　　这里有一个敌人的野战医院，说是医院，实际上就是抛尸场。哭声、骂声和呻吟声、呼救声连成一片，此起彼伏，俨然阿鼻地狱。

　　两三千国民党伤兵，躺在大约2米长、1米宽、30多厘米深的长方形土坑里。坑外风雪交加、天寒地冻，甭说棉被了，坑底连一根草也不给铺。十多天来，他们就这样露宿着，不但得不到医治，甚至连饭也几天吃不上。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解放军来了!

　　15岁参加革命的“三八式干部”石玉康，这时也不过21岁，却是位相当熟练的政工干部。豫东战役中就负责过类似工作，到了淮海战场更是轻车熟路。他一边分发着热气腾腾的包子、馒头，一边向这些国民党军的伤兵，宣传我军的俘虏政策：

　　“我们现在就是来收容你们的，有伤治伤，有病治病。治好伤病以后，欢迎你们参加解放军，为穷人打天下。不愿参加的，发给路费回家。”

　　打消了疑虑的敌军伤兵，在支前民工的帮扶下，纷纷爬上了汽车。重伤员，则由担架抬着往后运。同时，为了不漏掉一个敌军伤兵，石玉康还组织民工各处查找。

　　这时忽然听到不远处有吵骂声，走过去一看，一位支前的老大爷正指着一个敌伤兵破口大骂：

　　“俺们来救你，你还叫喊痛?想到你们这帮孬孙，咋坑害老百姓的，要不是看在解放军的份上，俺才不管你嘞！”

　　说着拉开伤兵裹在头上的军毯，扶起来一看，两人都愣住了，接着相互抱头大哭起来。

　　老大爷一边哭，一边笑，告诉石玉康：

　　“俺们是河南叶县人，他是俺儿子，去年底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一直没有音讯。真是老天有眼，没有被打死，叫我们父子在这里见面了。感谢解放军！他伤好一点，俺就叫他参加咱队伍，去打鳖孙国民党，兔孙蒋介石！”

　　这就是人民军队优待俘虏的政策，是二十八画生式的政策。正如他在论述“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的军宗旨时，所指出的那样：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有一个正确的争取敌军官兵和处理俘虏的政策。对于敌方投诚的、反正的、或在放下武器后愿意参加反对共同敌人的人，一概表示欢迎，并给予适当的教育。对于一切俘虏，不许杀害、虐待和侮辱。”

　　虽然优待战俘，并非我军的“专利”，但古今中外历史上，唯有二十八画生提出了系统的、完善的战俘优待政策，而且这一政策，是本着宁可牺牲自身利益，也要维护战俘利益的原则来施行的;唯有中国人民解放军，能够做到九十多年贯彻始终，不管哪个阶段，哪种战俘，什么肤色，什么国籍，都一视同仁;唯有中国口口党领导的，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才能产生，并成功运用这样的俘虏政策。

　　什么叫“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什么叫“中国特色口口口口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仅仅是一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不虐待俘虏”，就体现了这两点。

　　换言之，我党缔造的我军，为什么要优待俘虏?

　　除了军事和政治上的考量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我党作为先进阶级的代表，对人类自然权利的尊重，以及对社会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

　　就要迎来第九十三个建军节了，饮水思源，我们是不是该缅怀下我们的二十八画生同志，这位人民军队的缔造者?

　　来!让我们一起唱一首，我们小时候就会唱的军歌，它叫《人民军队忠于党》：

　　“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

　　开天辟地第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

　　从无到有靠谁人？

　　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二十八画生！

　　两万五千里万水千山，

　　突破重围去抗日，高举红旗上延安。

　　转危为安靠谁人？

　　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二十八画生！

　　抗战八年整，打败侵略者，

　　解放战争得胜利，建立人民新中国。

　　成长壮大靠谁人？

　　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二十八画生！

　　万里长江水，奔腾向海洋，

　　保卫祖国作栋梁，

　　人民军队忠于党，口口主义定胜利，

　　伟大的口口党，

　　伟大的二十八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