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自由主义宪政将私有权和契约自由当作最重要的自然权利，一方面禁止对私有权和契约关系的民主主义改造，一方面放纵资本在契约关系之内对社会和公共权力的剥夺。在自由主义宪政的庇护下，金融资本在职能资本的垄断融合中产生，它将金融资本危机的成本转嫁到社会中下阶层身上，进而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社会极化。在社会矛盾日益加剧之时，金融资本转而支持右翼民粹主义，通过强调种族属性和文化特性的身份政治来转移民众的不满情绪，从而冲击了自由主义宪政的普世主义公民原则和抽象共和原则，凸显了自由主义宪政在实践中走向自我否定的内在逻辑。

面对金融资本剥夺性积累造成的2008年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美国政府不仅无法回应底层民众和工薪阶层的经济诉求，反而进一步被强大的金融资本精英集团所控制，只能通过增发国债、发行货币等方式来救助危机，使得危机在更高的层次上积累起来，社会出现了福利削减、债务飙升、失业人口增加等一系列问题。在社会分裂和社会极化日益加剧的背景下，美国金融资本通过支持右翼民粹主义将民众愤怒的矛头转移向其他国家和民族（ethnic group，也有人译为族群），以维护金融资本和底层民众虚幻的统一性。右翼民粹主义对凸显种族差异的身份政治的鼓吹，冲击了美国自由主义宪政（以下简称“自由主义宪政”）的原则，使其在实践中陷入危机。

一、防范民主：自由主义宪政的抽象共和原则

自由主义宪政通过抽象共和原则限制民主，防范多数民众意志“侵犯”到少数人的私有财产权利。自由主义宪政将每个人具有的物质利益差别抽象掉，把每个人都作为法权意义上平等的抽象理性人，规定每个人在行使权利时不能侵犯他人的同等权利，并通过法律将个人之间的自由协调起来。这种自由主义的抽象共和原则，在自由主义宪政的国体和政体设计中，通过设置政党代议制和三权分立制度限制民众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防范国家代表多数民众利益改造私有财产关系。

第一，美国的自由主义宪政是资产阶级在人民主权的口号下在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过程中确立起来的。其政权合法性建立在“人民主权”原则的基础上。“人民主权”原则强调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权者，是国家权力服务的对象。美国作为由移民组成的国家，在推翻英国殖民主义统治后，在清除英国封建因素的基础上、在“人民主权”的名义下建立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宪政体制。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之后，“以前是由资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在国王的招牌下进行统治，今后将由全体资产阶级借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

第二，自由主义宪政在建立之后转而限制多数民众的政治参与、限制多数民众意志对私有财产权利的“侵犯”。独立战争后美国陷入了经济萧条，阶级矛盾加深，引发了谢司起义等政治骚乱，这使资产阶级保守派日益加深了反民主情绪。在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上，会议代表埃德蒙·伦道夫（Edmund Randolph）认为，“如果追溯这些罪恶的源头的话，每个人都会发现，那正是起因于民主的骚乱与愚蠢”。因而，美国的宪法试图以人权至上的原则限制民主，保护少数有产者免受多数无产者的剥夺，限制民众对私有权和契约自由的侵犯，以更好地维护资本积累的秩序。正如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阿克顿（John Acton）所说：“美国的宪法远不是民主革命和反对英国体制的产物，而是民主强烈反作用的结果，并且倾向于母国的传统。”

第三，自由主义宪政在防范民主的理念下确立了公民之间的共和原则。自由主义宪政将个人具有的物质利益差别抽象掉，把个人作为法权意义上平等的公民，维护公民的各项自然权利神圣不受侵犯；自由主义宪政为了将公民之间的自由协调起来，确立了公民之间的共和原则。共和原则强调，每个公民在行使自由权利的时候，不能侵犯其他公民的自由权利。这种公民之间的共和原则，成为自由主义宪政的国体设计和政体设计的前提基础。但共和原则与实质民主原则相对立，因为民主原则强调少数服从多数，共和原则强调多数不能强迫少数。共和原则在试图限制公权力为统治者的一己私利服务的同时，也防范了国家作为多数人意志的代表“侵犯”少数人的财产权利。

第四，美国自由主义共和原则在国体设计中与民主的对立。自由主义宪政自我理想中的“国体”，是不代表任何民主团体的利益，同等保护每个公民人权的普世主义的公民国家。国家从市民社会的物质利益中抽离出来，“完成了的政治国家，按其本质来说，是人的同自己物质生活相对立的类生活”。这种具有抽象普遍性的公民国家，是与市民社会中的物质利益相对立而存在的，并以这种对立为前提：“只有同自己的这些要素处于对立的状态，它才感到自己是政治国家，才会实现自己的普遍性。”因此，一方面，这种公民国家不能代表少数人的利益。公民国家反对少数人的封建特权，反对暴力强制、反对身份等级制、反对世袭制，这体现了法权自由原则和共和原则在国家领域的进一步延伸，是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论述的政治解放的表现。但另一方面，这种公民国家也不能代表多数人的利益。公民国家不考虑公民之间的物质利益差别，认为每一个公民都是人民主权的平等享有者，因而，不能代表多数人的利益去干预少数人的权利关系。这种不能代表多数人利益的公民国家，体现了抽象共和原则在国体设计中与民主原则的对立。

第五，美国自由主义共和原则在政体设计中与民主的对立。为了进一步在国家治理过程中贯彻共和原则，美国宪政设计了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三权分立的制衡机制，不仅通过参议院分割众议院的立法权，还设置总统的行政权和最高法院的司法权来削弱民众意志对国家决策的干预。首先，分割参众两院的立法权。美国政体的设计者们分立参众两院的初衷，就是避免群众的意见影响立法。华盛顿曾形象地说过：“我们将（来自众议院的）法案倒入参议院的碟子里冷一冷。”其次，赋予总统“帝王般的权力”。美国宪法对总统权力的模糊规定使它的不断扩张成为可能。宪法只赋予人民选举总统的权力，而没有罢免总统的权力。总统一旦选出，便不受竞选纲领的约束，而民众也没有足够的权力去影响总统的决策。最后，赋予终身任职的具有贵族色彩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以否决权。大法官们享有对宪法的解释权，可以通过司法审查以“违宪”之名来否决国会通过的法律，代表了精英群体对民众意见的裁决。由此可见，抽象共和原则在政体设计中与民主的对立，体现在通过各种程序分裂和限制民众意志，防止多数民众的利益诉求集中起来上升为国家意志，从而限制国家意志对私有制生产关系的改造。

二、建构“自由”：自由主义宪政对资本积累的庇护

自由主义宪政将国家仅仅当作维护私有财产权和契约自由的手段，让渡了国家的大量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使国家沦为服务于资本积累的工具。

第一，自由主义宪政把私有财产权和契约自由设定为最重要的人权。美国建国初期，宪法将财产权当作其他政治权利的基础和来源，只有少数白人男性有产者才能真正享有选举权。宪法主张的人民主权，实际上仅仅为少数有产者享有。资产阶级认为，对有产者的私有财产权和契约自由的保护，有助于资本积累。但是，自由主义宪政把资本家和工人都理解为脱离生产关系的理性人，将工人对劳动力商品的所有权和资本家对社会劳动的支配权作为同等的人权保护起来，维护二者作为理性人建立的形式上自由平等的契约关系，这使得资本家借助契约关系获得对劳动力的支配权，占有由劳动力创造的超出自身价值的剩余价值。于是，对过去无酬劳动的所有权，成为资本家现今以日益扩大的规模占有活的无酬劳动的前提条件。从而，建立在平等交易的契约关系基础上的商品占有规律，转化为不付等价物占有工人劳动的资本主义所有权规律。由此可见，契约关系由商品所有者平等交易的媒介转化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工具。

第二，自由主义宪政建立保护私有财产权和契约关系的“最小国家”。公权力需要保护每个理性人的私有财产权，不能干预理性人自己订立的契约，只能履行必要的公共职能。自由主义宪政的“最小国家”，只是就干预资本积累方面而言是“最小”国家，但是就保护资本积累方面而言却是强力的大政府。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曾指出，自由主义“最低限度”国家的概念，实际上是直接与强烈信奉某种干预的思想相联系的，这种干预就是控制那些企图向“自由市场”所造成的不平等进行挑战的行为。自由主义宪政下的国家权力主要是用于维护自由市场经济运行的规范，在解除资本管制和推动资本全球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进而大大促进了资本的积累。

第三，自由主义宪政下的国家权力易于被资本家集团掌控。“在自由主义形式民主制度之下，公共权力被认为是从所有公民的底线共识中引申出来的最小权力，这样，公共权力就留下大量的空白来由金融寡头去填补、去支配。”在美国政府把货币发行的公权力让渡给私人性质的美联储之后，美国政府只有发行债务的权力。美国政府只有用国债到美联储做抵押，才能通过美联储及商业银行系统发行货币。由于国家信用转移到美联储代表的金融资本集团手中，美国的政府已经沦为华尔街的债奴。美国政府在制定重大决策前，最先需要做的就是向债权人即金融资本寡头借钱。国债不断增加使公权力深陷对金融资本的依赖。同时，自由主义宪政的政治程序和制度设计，虽然防范了民众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但是却为资本家集团掌握公共权力剥夺民众提供了有利机会。美国的选举制度至今仍存在着一些重要的缺陷，包括对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或明或暗的限制，总统由选举人团而非由选民普选产生，国会参议院的席位按州而非按人口分配，利用重划选区来剥夺或淡化选民选举权，过分依赖司法程序维护公民选举权，等等。美国选举制度的漏洞，为资本寡头用金钱操纵选举过程提供了机会。参与竞选的主体并不是“人民的代表”，而主要是代表垄断资本利益的两大政党。而总统和议员一旦被选出，这些政治精英和官僚的决策便不受选民的制约。正如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言，代议制民主由“人民统治”向“人民选择统治者”转型，“某些人通过竞争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这样的民主作为一种选择统治者的方法，将民众参与仅仅局限在选举环节，为资本家集团进入并主导政治过程创造条件。

自由主义宪政的“最小国家”，不仅让渡了自己的经济职能，使得大量的公共经济部门由金融寡头支配，而且还使自己的政治权力被资本集团操纵，由公民权利的捍卫者蜕化为金融寡头意志的执行人。

三、社会分裂：自由主义宪政无力阻止反而加剧的现实

在自由主义宪政的保护下，金融资本支配了生产、流通和信用关系，反过来成为支配自由主义宪政的真正主体。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金融资本势力不断坐大，金融资本积累危机也日益深重。受金融寡头控制的政府只能以饮鸩止渴的方式解决危机，反而使危机不断累积。随着金融资本与社会各阶级的矛盾日益凸显，阶级矛盾和旧有的种族矛盾、文化认同矛盾交错融合，加剧了社会分裂与极化。

第一，自由主义宪政始终无法解决种族矛盾的问题。美国建国之初，种族压迫在资本原始积累中起到重要作用。美国白人为了获取土地驱赶屠杀印第安人，为了获取劳动力购买大量黑人奴隶，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美国《独立宣言》中以“人人生而平等开头”，却将印第安人称作“那些残酷无情、没有开化的印第安人”。在《独立宣言》的草稿中，曾有谴责奴隶制的条文，但也因奴隶主的反对而被删除。《独立宣言》中蕴含的基本理念被编入美国后续的法律中，形成了系统性的种族歧视。最初，美国的公民权只给予白人男性，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民权运动的兴起，针对有色人种和少数族裔的歧视性法律才被陆续废除。但是美国的种族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非白人群体仍然更多地从事薪水较低的体力劳动，在遭受系统性剥削之外还要承受种族歧视。少数族裔的权利不断受到侵犯，冲击着自由主义宪政的公民共和原则。

第二，在自由主义宪政保护下，金融资本加剧了对社会各阶级的剥夺。自由主义宪政片面颂扬金融资本生产性积累的一面，遮蔽放纵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的一面；只赞扬契约关系中法权自由的形式，遮蔽了契约关系中包含的经济强制的内容。金融资本利用私有产权和契约关系，将社会化大生产当作榨取剩余价值的手段，把作为社会智力成果的科学技术创造的财富据为己有，借助垄断生产经营组织对生产者和消费者进行双重盘剥。金融资本还在私有产权和社会契约的基础上创立信用制度，利用各种金融手段，通过股票发行、证券投机、高利贷和各种欺诈，把社会财富作为金融大赌场中的赌注和赌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信用制度“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他人劳动的方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在信用制度下，随着公共债务不断增加，公共权力越来越成为金融资本意志的执行者。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华尔街金融寡头，出于追逐高额垄断利润的需要，往往迫使议会和政府在国内外采取有利于金融资本积累的政策，促使金融资本势力不断坐大。随着金钱政治的崛起，“金钱对权力的收买削弱了政府对民众的关注，那些本应代表人民的民选官员倒向了经济精英”。美国总统的竞选活动是由大金融资本寡头赞助的，寡头们还可以通过各种资助活动干预议会的政策制定，以维护和扩大金融资本寡头的财富和特权。于是，政党在执政过程中成为金融资本代理人，推行公共部门私有化、削减富人和企业税收等一系列有利于金融资本剥夺性积累的政策。而工人阶级作为被统治阶级无法将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只能被动承受源自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

第三，金融资本通过增发货币等举措挽救自身积累危机。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缩小了社会总需求的规模，导致产业萎缩。金融资本试图以信用扩张刺激消费，结果造成了普遍的债务关系，使社会再生产萎缩和债务膨胀相互加强，加剧了金融资本内在的债务通缩危机。受金融资本支配的美国政府，不能推行积极的政策改造金融资本的积累秩序，只能通过量化宽松政策滥发美元，最终使货币流向金融资本寡头手中，把救助债务通缩危机的成本转移到社会中下阶层，使金融资本通过危机加剧对民众的剥夺。

第四，金融资本剥夺性积累致使阶级矛盾加剧，造成日益严重的社会分裂和极化。自由主义宪政以饮鸩止渴的方式解救金融资本危机的做法，致使广大工薪阶层和底层民众的生活水平越来越糟糕，社会出现了福利削减、债务飙升、贫富分化等一系列问题。金融资本通过专利权、定价权、金融地产、资产证券化、通货膨胀等对市民社会进行了大面积的剥夺，造成了工薪阶层大面积失业，深陷贫困和债务危机之中。在自由主义宪政的法权自由和契约自由的形式平等之下，形成了新的债务奴隶。与之相对，金融资本寡头的势力却日益膨胀。金融寡头可以依赖自身的垄断地位系统地利用危机，使中小工商业破产或者在更恶劣的经营条件下激烈竞争。大资本剥夺中小资本，中小资本又加剧剥夺劳动者，有时连中小资本家也破产沦落为债务奴隶的一员。随着金融资本剥夺性积累不断深化，必然不断出现一次比一次更大的阶级分化。阶级矛盾与种族矛盾、文化认同矛盾、地区矛盾等交错融合，使美国社会分裂日益加剧。

四、右翼民粹主义崛起：自由主义宪政的原则遭遇挑战和否定

在社会矛盾日益加剧之时，右翼民粹主义开始崛起。它利用种族矛盾掩盖阶级矛盾，其对种族矛盾的强化，冲击了自由主义宪政的公民共和原则。这种做法虽然暂时转移了矛盾，但是并不能根本解决资本剥夺民众造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在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下陷入困境的群体，包括在20世纪70年代那一波经济全球化中被远远甩开的中西部锈带的失业工人阶级、深受种族冲突冲击和经济衰退之苦的白人城市贫民等。经济地位的巨大落差给这些群体带来了深刻的失落、危机和恐惧。大资本为了防止选民选举出激进左翼领袖，就开始支持右翼民粹主义，后者把民众陷入经济困境的根源归因于其他国家和民族，借此回应民众尤其是中下层白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焦虑。右翼民粹主义的代表特朗普，公开鼓吹美国优先论、西方中心论、白人优越论，公然歧视女性和少数民族，把民众陷入社会困境的根源归咎于其他民族和国家。特朗普通过强化白人身份政治、煽动民族对立，把资本寡头和工人阶级在同一国民身份下统一性的一面绝对化，把资本寡头对工人阶级的剥夺和两者之间的对立掩盖起来了。在国内方面，特朗普奉行“本土主义”，将移民当作让本土白人受苦的替罪羊；在国际方面，特朗普奉行贸易保护主义与外交上的孤立政策，甚至直接捡起“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口号，采取高关税等手段减少贸易逆差、促进国内就业。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指出，特朗普代表着法西斯主义与帝国主义的结合，其当政后的一系列政策凸显了种族身份差异和民族身份差异对世界的割裂。特朗普之后的拜登，也继续利用右翼民粹主义。他所奉行的制度霸权的外交政策，为了转移国内的矛盾焦点，蓄意加剧大国竞争，尤其是加剧了针对中国的战略竞争。

右翼民粹主义对民族和国民身份差别的强化，冲击了自由主义宪政的普世主义的公民共和原则，使自由主义宪政陷入危机。右翼民粹主义不但无法解决金融资本剥夺性积累造成的阶级矛盾，反而强化了民众内部的种族矛盾和民族矛盾。公民之间越来越无法在普遍法则之下和平共处，自由主义宪政的公民共和原则遭遇挑战。右翼民粹主义虽然暂时转移了民众的注意力，但是并不能根本解决金融资本剥夺民众造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在右翼民粹主义的掩盖下，金融资本的剥夺性和寄生性积累日益加剧，金融贵族的寄生集团势力剧增、产业资本成本增加、制造业转移海外、产业空心化和工人失业，导致了社会分裂极化的困境。国家在金融资本的支配和操纵下已经沦为管理金融寡头共同事务的委员会，成为金融寡头剥夺民众的工具。被金融寡头操纵的政府，不敢触动金融寡头的利益，只能以饮鸩止渴的方式解决金融资本的危机，最终将危机的成本转嫁给社会中下层民众，使民众的生活日益困窘。在社会内部的分裂和极化对立日益严重的趋势下，民众日益认识到自由主义宪政不仅无法同等保障金融寡头和普通民众的权利，甚至协助金融寡头去侵犯民众的权利。这就使自由主义宪政逐渐失去了统一的民众意志的支持，其合法性根基也遭到了根本性的动摇。

由上可见，右翼民粹主义以民族对立和身份对立掩盖金融资本剥夺性积累造成的阶级对立，这非但解决不了社会矛盾，反而还使社会矛盾在更广范围内积累起来，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社会分裂和社会极化，最终挑战了自由主义宪政的原则，冲击了自由主义宪政的合法性根基，使自由主义宪政在实践中陷入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