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址：http://www.davidsuzuki.org/files/General/DTSbiotech.pdf
照片 http://www.westcoastgreen.com/ee/images/2008_event_photos/keynote_speakers/David_Suzuki_closeup.jpg
浮士德博士，弗兰肯斯坦博士、莫罗博士、独眼巨人博士,杰基尔博士, 卡里加里博士，奇爱博士（西方著名科幻小说中疯狂科学家的名字）。一个不去面对这些疯狂医生道德警告的科学家是科学最坏的敌人。这些流行文化的形象反映了公众合理的，对走火入魔的科学家的畏惧。大家担心我们好心的科学家, 正派的男女将被变成泰坦而制造出怪物。
Theodore Roszak --（美）
个人历史
我想先提供一些个人历史背景来帮助阐明我的立场。我1936生于加拿大温哥华。
我的父母双方大约25年前都出生在温哥华。在1942年,我加拿大出生的家庭被剥夺公民的权利， 财产被冻结，所有物出售。最终,我们被囿于在位于洛矶山脉深处原始的集中营整整三年。我们的罪是拥有加拿大敌人的基因（二战时日本与联盟敌对），但他们也是我们的敌人,因为我们也是加拿大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我们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放弃国籍，拿到一张去日本的单程票,或者离开卑诗省移去东边的洛奇群山。
珍珠港事件和之后的驱逐、监禁与排斥塑造了加拿大日本人所有的生命和灵魂。对我来说,这些事件创造了我的羁绊和证明我对加拿价值的驱动。战争下意识给我留下终生的，对偏见和歧视的厌恶，和对研究公民权利的热情。
爱上了遗传学
我的一生,自然是我的试金石,我的生命,我的热情。当我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我对鱼和钓鱼的热爱导致我希望成为一个鱼类学家。后来,妈妈给我缝了收集昆虫的网,我的梦想转化为昆虫学家。在移到安大略省的后,我有幸地接收阿默斯特学院一个慷慨的奖学金。我完成了生物学一个荣誉学位并且狂热地爱上了遗传学的典雅和精确。我拒绝医学院的邀请并到芝加哥大学攻读基因学学位。在田纳西橡树岭国立实验所花了一年做博士生物学研究后，我因受不了美国南方严重的种族歧视而回到加拿大。
我的第一次学术地位，是作为阿尔伯达大学遗传学教授的助理研究人员。作为初级教员,我被派来教导二年级遗传学农业的学生。它是我任教期间最美妙的课。学生们问动植物繁育，克隆和基因工程技术的未来——这些都是我没有想太多的。所以我必须做大量的阅读。当一年之后我在英国哥伦比亚大学教生态学的时候, 我的学生大部分是医学预备生。他们又问我没有准备的遗传性疾病和医学遗传学,我只好又多做阅读。在这些大量阅读中，我又遇到了引起我生活激情的交叉点:公民自由和遗传学！
遗传学黑暗的历史
我发现,我教的遗传学在科学的历史上有一大段被销毁了。在20世纪早期,生物学家为他们关于植物，动物，昆虫遗传原则的发现和广泛应用的能力而欣喜若狂。当时有一种感觉,科学家们获取了可以随意的控制进化和生物结构，包括人类，来控制演化和形状生物有机体的能力。
根据翼瓣的花形，果蝇的翅膀形状和豚鼠皮毛色彩的研究中,遗传学家开始发表关于基因在人类的遗传和行为中所扮演的角色。一门新兴的学科：“优生论, 人类遗传科被创造了。优生学受到世界顶级科学家支持并在各高校作为纪律主流学科。当时产生了优生学期刊，教材，和优生学会。最后,它被认为是一个坚实的人类演化基础。积极优生学增加社会里理想的基因而消极优生学减少不良的基因在人口中的传播率。不出所料,那些被认为有益的基因是中上阶层白人的，而不良的基因表述为黑人，穷人和犯罪。
被声称是由遗传特点的包括:梅毒、肺结核、酗酒、懒惰、犯罪和欺骗。有信誉，杰出的科学家支持优生学的有Edward East , 哈佛大学的教授和遗传学社会总统，他在他的优生学课本中说:“在现实中,黑人较白种人的低等。这不是假设或设想;它是一个简陋的对实际的陈述“。然而问题是,““劣质”这个词并不在科学意义的范畴内。像“优越”、“更好”、“更糟糕”，这是一种价值判断。在他们令人兴奋的遗传学上,East这样的科学家们混淆了他们自己的个人的价值信仰和客观的“科学事实”。
通过科学为种族歧视正名
科学家热情高涨。不出所料，政客也会开始注意到优生学,并开始使用这些观念来正名自己偏见。A.W. Neill,,不列颠哥伦比亚的议会成员1937年说：“一个人的白色人种与一个黄种人交配,生产出来的是最坏的品质杂种。”虽然并不是孟德尔比率，Neill,居然在他的生命中用上了数字。1941年2月份, Neill对加拿大首相说:“我们在不列颠哥伦比亚人坚信,一旦是小日本, 永远是有日本。”换句话说,不管是第二和第三加拿大出生在加拿大长大的日本人。只要他们是日本出生的，他们的基因里就被编入了不可信，狡诈，背叛等卑劣的遗传编码。这个态度也反映在约翰·德维特将军说的：
1942年2月：
迁徙不切断种族亲缘关系。日本族是美国的敌人,许多第二代和第三代人出生在美国土壤的日本人，虽然拥有美国公民,虽然美国化，基因却还是没变…正因此,…今天，生死攸关的太平洋海岸沿线有112,000个潜在的日本奸细。
我们的驱逐被当时的科学界发现正当化了。我恐惧地发现，遗传学在以前的德国也繁荣过。正是这样一些科学家们帮助塑造了纳粹政府循序渐进的“种族净化法””并导致了大屠杀。声名狼藉的Josef Mengele是一个有两个刊物奖的人类的基因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对于纳粹集中营的厌恶迫使基因学家改变立场，说明人类的智力和行为塑造主要由环境(培养),而不是遗传(自然)。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变化不是因为新的洞察和科学突破，而仅仅是因公共厌恶而改口的!
生物决定论又来了
后天因素决定性格被大众接受，直到1969年Arthur Jensen，Berkley教育心理学家在哈佛教育评论发表, “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智商和在学校成绩?”这个大规模的研究用了许多不同的黑人和白人人群之间的智商测试成绩报告。对遗传学家来说, IQ测试结果意味着什么不是一种问题。在测试分数分布钟型曲线形很相似。但是,两个曲线相差一个标准差的平均值，白人总是高于黑人。使用广泛的数学分析,杰森精心捏造谣传的目的主要是要证明IQ平均值是通过遗传决定的。他的研究立即被政客们比如密西西比州州长乔治·华莱士和尼克松总统利用作为减少弱智儿童康复激进的借口
分子遗传学-历史重演
“博士伟大的项目哪里出错了?他的意图是仁慈的，但在自负近视与危险的加速他追赶
他的目标。人类这的种能力是一个美丽而又可怕的方面,一个被冲昏了头主意。对于所有的最好理由,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希望能创造一种全新的和更好的人类的类型。他知道生物身体组合的秘密，他知道如何操纵大自然的零件达到惊人的效果。他不知道是大自然人格的秘密。他跑在前面,急切地想要扮演上帝,却不知道神最神圣的奥秘”。
Theodore Roszak --（美）
正如优生论者赤裸裸早在20世纪陶醉的发现，分子生物学家已经创造出一个信仰基因是每一个人类的特征基础的气候。强大的隔离和操纵的DNA工具确实颁授了革命性的力量。几乎每周,标题宣布的最新的隔离基因特征,从冒险精神到抑郁、胆怯、酗酒和同性恋。然而在几个月后,后续试验往往不能够确证原来的说法并显示遗传比他们假设的药复杂得多。
快速增长的革命性科学
由于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和力量，转基因工程(GE)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性科学成为可能。1961年6月我毕业于并获得完全许可的基因学家证书。在毕业时,有人漫不经心地问我认为多久会知道如何拼写在脱氧核糖核酸(DNA) 的单词。我自高自大的露出我新的博士学位,说：“也许当我准备退休的时候。从第一个词被破译， 12月后, 词典是已知的。我喜欢讲这个故事说明了科学卓越的速度。当我的女儿在她最后一年的大学本科,她孤立进行比较线粒体DNA的三种植物。它是惊人的,因为这样的试验在我毕业的40年前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兴奋。我也很兴奋,跟从研究了GE很多年了。但历史告诉我们，在一个革命性的地方,比兴奋更重要的是鼓励激烈辩论和谨慎的批判。
重组DNA的争论
到20世纪70年代, 我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分子遗传学是革命性的领域并有深刻的社会后果。这成为众所周知的生物,就是能从不同的物种组合DNA分子,来测试这些分子在活细胞上的作用。这项技术叫做重组DNA。”作为专栏作者，1977我为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出版、科学论坛写到：
“年轻的科学家正在承受巨大的压力,为确保出版，终身教职,或晋升,为建立Nobelitis科学家,重组DNA的汽笛声是不可抗拒的。现在在我自己的实验室我也有相当大的压力在克隆大肠杆菌加入果蝇的DNA序列。我的学生和postdocs理所当然地运用5或10年前完全是做梦般的实验和技巧。我们觉得真正理解基因在染色体的布置、结构和调节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在这热情和兴奋的气候,科学家发现对调节和长期影响重组DNA研究这方面的的争论是个令人沮丧的路障”。
一年后,我发现在科学界关键的讨论社会上重组DNA的道德和伦理问题完全找不到声音，于是我试图在科学论坛上解释我的不满。
“我可以感谢科学界抵制异己声音的压力。同行的认可所带来的讲座邀请，在科学团体会议发言。年轻一代的科学家的目标是荣誉，获得并保持奖助金和实现地位、任期与推广。因此,直言不讳批评在这里是不被理解的，他们依赖科学层次较高的人来实现他们的目标和提升。我不是说科学家是邪恶的, 或恶意的。而是我们为了个人的既得利益，成为优先会员的抱负、目标阻止了我们对工作的社会和个人后果的客观衡量。”
我个人对转基因的止步
我已经在科学上达到了梦和希望。四分之一个世纪我一直追求事业成功的欢乐与研究热情。我喜欢刺激友爱的实验室。我很为我们的团队和我们做的工作骄傲,在一段时间内我们是加拿大最大的。但是由于无数的人做出了远远超出了他们科学的合法性的声称使我对基因界泥泞的现实感到担心。我觉得我们中的一些人为了事业和声誉不保不得不放弃这个工作,因为作为科学家,在道德和伦理问题的讨论脱离了既得利益工作的偏见。为核、烟草、石化行业作为雇员的科学家需要收取科研经费,在持续的收入与股权和研究的支持,所以他们自然会屏蔽批评,而不是讨论它。一样的情形，没有理由假设生物技术科学家会有什么不同。最终，我完全停止了我的科研。奖助金的颁发人完全是都是毫无社会和道德感的转基因推广者,我不想依赖他们,因此受到外面的集团各种因素的影响。
左右两难
作为一个科学报纸专栏,电视和收音机的媒体人物,我很高兴能做个调查范围更加广泛的议题,目前的问题比我曾经做过的生物科技领域更有趣,我有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来回顾并讲解过去几年的课题。1986年,我讨论基因学的道德和伦理问题的书《变形:阶段生命》成了畅销书的篇章。1988年,科学作家Peter Knudtson和我发明了“基因学”这个词并创造了《基因学:伦理的工程生活》,就成了畅销书,并在大学的课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所以困扰我的是,为什么一些人，有些甚至不是科学家而是生物技术产业的发言人质疑我的可信度。
我有意放弃了令人兴奋的科学研究就是为了保持我讲话的可信度和对道德和伦理问题的公平度。但我根本没有忘记我所有的科学家经历。最起码,我们所有参加讨论的人中应该对我们的经费来源坦诚，说出公司和其他可能影响我们的视野和偏见因素。
生物技术来满足世界
为了让基因工程快速推广，最常被引用的借口是:人类的人口不断增长超过每年80%，多数在发展中国家。为了避免更多的森林和湿地的开采, 唯一的选择是通过基因技术提高每公顷产量来保护自然和群众口粮。这样一个重量极论点非常有讽刺性，富裕国家受肥胖折磨的人数与贫穷国家遭受严重营养不良的人一样多。然而,生物技术里充斥着大量投机资金。为了证明这些投资的价值以吸引更多钱,产品是必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公司已经失败
辜负了宣传。生物技术公司的生存依赖预期利润公司的产品。这些产品的生产需要巨大的成本。但是那些最迫切需要的食物也是最贫穷的。詹姆斯Wolfensohn,世界银行的总裁,声称,13亿人口靠一美元生存,三亿,在2或更少。如果自由企业资本家突然一个惊人的反转从对于那些穷人毫不关心到忽然慷慨的施舍,使产品在他们买得起的价格能出售。是在非常可疑。通过生物技术喂食饥民的说法是一种残忍的骗局,绝不能被认真的对待。
真正的自然科学知识
利益驱使的转基因热有污染其他种类的危险。并且让产品进入市场是最让人感到不安的。我的立场基于简单的原则。每一个科学家都应该明白,现在很多不经推敲的科学结论都是会最终失败，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换句话说,转基因大量的最新的观念是错误的。这绝不是在攻击科学,它只是承认科学现行中很多想法和假设是错的。基于不准确的假设和可疑的利益开发新产品是彻头彻尾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