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大国对中东政治制度的塑造及其负面影响
田文林
摘要：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自称“自由国际体系”,实则是个等级性帝国体系。这一特性体现在对中东政治制度的影响和塑造上,就是"扶弱抑强",即竭力扶植那些相对保守的政治经济势力,同时竭力打压那些代表进步潮流、具有较强自主性的国家和政治势力。这种反动战略使中东政治制度日趋保守落后,最终使中东地区面临霸权干涉、地区动荡和发展滞后等多重问题。
关键词：西方国际体系；“扶弱抑强”；中东政治制度；影响。
国际体系时刻都在影响和塑造置身其中的行为主体。美国现实主义学者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也译为肯尼思·华尔兹)将国际体系分为“结构”和“单元”，认为“任何人只要相信对国际政治的恰当理解需要体系理论，就必须区别结构层次与单元层次”【1】。进一步看，国际体系有“强体系”与“弱体系”之分。强体系遵循统一行为规范，内聚力较强，对国家影响力较大；弱体系则对国家影响力较小。单元层次同样存在“强势单元”与“弱势单元”之分。那些实力强大或内聚力强的国家，总是较少受制于国际体系；弱势国家则只能被动承受国际体系的冲击和压力。因此，结构和单元按照不同方式排列组合，会产生不同的结果。【2】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与中东政治就是典型的强体系与弱国家关系：国际体系对中东政治的影响力和塑造力，远大于后者对前者的反作用力。利昂·卡尔·布朗(Leon Carl Brown)称中东是一个“被渗透的体系”(penetrated system)。【3】中东近现代日渐衰微，这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持续冲击直接相关。“奥斯曼帝国的衰微是同西欧的新潜力与新技术相关联的。根本问题不在内部，而在外部。必受其害的，不独是奥斯曼帝国，所有的非西方文明，包括伟大而古老的亚洲文明，概莫能外，只不过或迟或早而已。”【4】
进一步看，近现代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本质上是一种帝国主义体系，这种特性决定了其对包括中东地区在内的国家的塑造和影响，总体方向是使这些国家日趋朝着依附方向发展。本文拟以中东国家的政治制度为分析对象，深入探讨西方主导的帝国主义体系对中东政治制度变迁的塑造和影响，以及由此导致的种种负面后果。
一、西方国际体系的自由表象与等级制本质
近代以来所谓的“世界体系”(或“国际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体现的是西方国家的利益、诉求和价值。早期阶段，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率先实现工业化，并凭借这种先发优势成为“第一只跳出池塘的青蛙”【5】。二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西方世界的新盟主，并与苏联形成两极并立的权力格局。1991年苏联解体则使世界政治的权力棒完全回到西方世界手中，形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枝独大的世界格局。
在国际舆论场上，西方学者及其宣传机构将这种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冠以“自由主义国际体系”“自由世界”等种种美名，西方国家也动辄以“自由”“民主”“人权”的卫道士自居，包括当前美国的拜登政府仍试图以“价值观”为纽带团结西方盟友。然而，透过现象看本质，在自由民主的表象之下，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实则是一种等级分明的帝国主义体系。这主要由三方面原因决定。
首先是历史原因。近现代国际关系本质是西方历史的产物，就连“民族国家”这一国际关系基本行为体也是欧洲历史的产物。【6】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欧洲各国为争夺权力和生存资源，勾心斗角、纷争不断，阴谋、杀戮、暴力、劫掠几乎成为欧洲政治中的家常便饭。源自欧洲的国际政治观，充满了对人性和现实世界的悲观看法。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说”、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等理论，骨子里一脉相承，都认为社会进化过程同生物进化过程一样，是一种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自然过程。这些深入骨髓的思想观念引申到国际关系领域，就是缺乏是非感、崇尚“强权即真理”的强权政治理论。
其次是经济原因。西方列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了其为了实现资本增值必然要进行全球扩张，由此使帝国主义政策成为西方列强的常态性现象。“资本主义是一种不能独立存在的经济形态，趋利性决定了远程贸易的形成和市场的不断扩张，结果必然是所谓自由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在国内表现为自由主义，而民族国家固有的‘民族主义’性质决定了以国家为单元的自由主义在对外关系上必然是自由帝国主义。”【7】
最后是价值观因素。西方国家自我标榜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源于基督教教义和“白人优越论”，同样是一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等级性文明观，以及“白人责任论”的霸主心态。这种对世界的整体观念体现到现实政治中，就是对殖民和压榨亚非拉国家、屠杀非西方国家民众毫不留情。在现实世界中，许多自由主义者往往同时也是帝国主义者。“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很多著名的人物都有种族主义色彩。”【8】就此而言，所谓的“自由主义国际体系”实质是“自由帝国体系”，其最终要构建的是一个以极少数西方大国为核心的等级性的国际体系(即所谓的“轴心-辐条”结构)。
从世界历史看，无论是在早期的殖民主义阶段，还是在二战后的后殖民时期，西方国家为维护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秩序，总是想方设法地使亚非拉国家处于依附和仆从状态，因此不遗余力地通过各种方式对这些国家进行引导和塑造，使之走上西方设定的发展轨道。尤其在二战结束后，西方国家不能像过去那样直接进行殖民统治，因而更加依靠“新殖民主义”等间接手段。“如果说殖民主义是一种凭借强权来直接进行统治的制度，那么新殖民主义就是一种以让予政治独立来换取经济上的依附和剥削的间接统治制度。”【9】
在西方国际体系下，所谓“自由民主”不过是西方国家维系等级性帝国体系及霸权扩张的幌子，其在多大程度上贯彻实施，主要是根据自身利益需要进行选择性取舍：如果对象国的内外政策符合西方国家利益，西方国家对其政体优劣便不置一词；如果对象国的内外政策不符合西方国家利益，西方国家便会拿“自由民主”说事。
政治制度塑造就是西方大国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软控制”的重要手段。在亚非拉地区，西方大国最钟爱的是落后依附的传统君主制国家；其次是披着代议民主外衣的落后民主国家；再次是具有相当独立自主意识的民族主义政权；最不能容忍的则是那些实现社会革命、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革命国家。西方政府“对第三世界民族主义者采取一种政策，而对第三世界的革命者采取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政策。不仅渴望在政治上而且也在经济上得到独立的殖民地的命运必定是要遭受武装镇压和多年的流血斗争。”【10】这是因为，如果非西方国家通过社会革命获得真正独立，宗主国就不可能再控制这些国家了。这就解释了为何殖民宗主国准许那些相对守旧的领导人和政党独立，甚至容忍民族主义者政权独立，但决不允许那些主张进行社会革命的国家获得独立，并对其进行血腥镇压。
即使是号称“山巅之国”的美国，尽管自我标榜为人类文明的“灯塔”与“航标”，但其国际盟友往往是相对落后的“酋长式”政治势力。这种“酋长式”人物包括越南的阮文绍、伊朗的巴列维国王、海地的弗朗索瓦·杜瓦利埃、希腊的帕帕佐普洛斯、巴基斯坦的叶海亚·汗、尼加拉瓜的索莫查、巴拿马的诺列加、阿根廷的拉尼斯、刚果金的蒙博托、西班牙的弗朗哥、巴拉圭的斯特罗斯纳、摩洛哥的哈桑国王、柬埔寨的朗诺、老挝的王宝、沙特的费萨尔国王、洪都拉斯的克鲁兹、多米尼加的巴拉格，等等。【11】
二、“扶弱抑强”：帝国主义体系塑造中东政治制度的总体原则
中东政治制度变迁就是在这种国际背景下进行的。中东地区地理位置优越，油气资源丰富，因此自近代以来，西方大国就对中东地区不断进行渗透扩张，竭力将该地区纳入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之中。这种帝国主义心态体现在中东政治制度塑造问题上，基本原则就是“扶弱抑强”，刻意扶植保守落后政体和势力，着力打击那些相对先进的政体和政治力量，最终目标就是借助政治制度最大限度弱化和分化中东国家，使之无力对西方霸权体系发起挑战。这种“反革命”政治战略并非西方无心之失，而是有着深刻的地缘政治考虑。具体地说，这种“反革命”政治战略主要体现在“扶弱”和“抑强”两方面。
(一)“扶弱”：培植和纵容保守落后的政治经济势力
政治制度包括国体与政体两个方面。国体问题涉及的是哪个阶级执政掌权的问题，因而是主要矛盾；政体问题涉及的是权力组织方式的问题，因而是次要矛盾。在西欧国家，政治制度变迁的发展轨迹，就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日趋取代保守落后的封建地主阶级。在政体上，则主要是建立强政府，从而增强政府的资源汲取和分配能力。然而，西方大国主导的中东制度变迁，却沿着相反的方向前进，即有意识地扶植代表落后生产力的当权者和弱势政治制度。这些中东国家的政治制度越是保守落后，便越是依附西方大国，因此不得不悉心维护西方国家在中东的既得利益。“如果没有外来保护，这些统治集团在自己的社会中没有一个会有安全感。”【12】
从历史实践来看，中东政治制度明显受到外部大国的影响和塑造。从近代到二战之前，主要是英法等欧洲列强；从二战结束至今，美国则成为中东政治的最大外部塑造者。欧洲列强与美国虽然国情各异，所处时代有别，但对待中东国家的政治制度的态度却异曲同工：对相对落后依附的政治力量和统治方式(伊朗巴列维王朝、海湾君主国、约旦王室等)，总体态度是纵容和扶植；对那些不改变现行秩序、不挑战西方利益的国家，允许其和平独立；对那些谋求政治独立、试图走中间道路的国家或该国的某届政府(如埃及纳赛尔政府等)，则是一定程度的孤立和制裁，乃至武力干涉；对那些谋求政治独立，并试图完全走独立自主道路的国家(如阿尔及利亚)，则不遗余力地进行军事镇压。总之，西方国家在影响和塑造中东政治制度的过程中，总是竭力巩固和维护那些相对保守落后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势力。
1.英国对中东政治制度的塑造
在近代历史上，英国对中东的影响力最为显著。为夺取海上霸权，英国早在1639年就在巴士拉建立商站。进入19世纪后，英国成为世界性霸权国，其在中东地区的殖民力度不断增强。1839年，英国占领红海上的港口亚丁，波斯湾地区的部分酋长受到英国“保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凭借战胜国地位，真正成为中东地区的主导者。
在英国人看来，征服阿拉伯国家很容易，因为他们没有组织起来，政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且，阿拉伯民众素有反对现政府的习惯，面对权力更替，大部分居民一般都愿意观望一下，看看新政府是否比旧政府好一些。如果新政府执政过久，它不可避免地要使人民对它(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感到失望，于是反对派就会渐渐聚集起来。【13】换句话说，中东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具有不稳定性，西方大国干预、塑造中东政治制度，很容易找到切入点。
当时，英法在中东传统的领导者酋长、教长和部落首领的领地，建立起众多小的阿拉伯国家，并让原来生活在游牧帐篷里的族长成为宫殿里的国王。【14】在英国的幕后提线指挥下，这些英属的君主国家纷纷效仿英国的君主政体，传统的阿拉伯统治者在一夜间都一跃而变为国王。【15】这些君主国国小力薄，当权者统治基础孱弱，根本无力进行自我保护，因此将外部支持视为维系统治必不可少的条件，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充要条件。【16】英国在埃及乃至整个中东地区都喜欢推进君主制而不是共和制，原因就是“一个严格受到宪法限制的国王可以对英国的立场进行强有力的支持”【17】。一位英国官员1919年坦陈：“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根本任务不是给无权者以权力，而是确保掌权者的权力。”【18】
英国的精心努力并没有白费。这些中东国王及其王国通过条约依附于英国，他们的政府和军队都听从英国的吩咐和调遣，他们的孩子被送往英国公立学校。因此，这些国家有时被称为“英国-阿拉伯君主国”。例如，1897年和1898年，科威特的谢赫·穆巴拉克曾两次要求英国政府的“保护”。1899年英国与穆巴拉克签订协定。依据协议，穆巴拉克本人不经英国同意，不能割让领土。【19】
在卡塔尔，1868年英国确认了阿勒萨尼家族的统治地位。1916年，英国与卡塔尔签订“友好保护条约”，使卡塔尔同巴林、阿曼等地区邻国一样，成为英国的“保护国”。即使卡塔尔在1971年9月3日独立后，仍与英国签订新的友好合作条约。包括卡塔尔的埃米尔、王储、首相在内的军政领导人大多毕业于英国桑赫斯特军事学院。英国在卡塔尔进口来源国中常年名列前五。【20】
英国在埃及也采用代理人统治方法。1936年，英国与埃及华夫脱党缔结了为期20年的同盟条约，规定英国结束对埃及的军事占领，安排埃及加入国联，但作为回报，埃及同意在战时支持英国，同意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地区驻军，对苏丹继续实行英埃共管。【21】
英国治理伊拉克的手段最为典型。当初英国人挑选侯赛因的第三个儿子费萨尔当伊拉克国王，就是看中了费萨尔可以成为英国的忠实奴仆。英国外交部一位官员曾对这一选择背后的动机直言不讳：“我们所要的是一位只满足于登基为王，而不打算励精图治的国王。”英国官方声明同样直率：“我们需要的是一些有阿拉伯人参加、使我们能放心地离开而同时又能在幕后操纵的政府机构；我们想做一些毋需付出很大代价的事情……而且前提是我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将得到保证。”【22】
事实也是如此。在费萨尔成为伊拉克国王后，他不仅没有蔑视委任统治，反而在1922年与英国签署新的条约，以双边协议的形式体现了委任统治推出的全部条款。英国不仅直接掌管伊拉克的防务和内部安全，还在政府的其他部门担任顾问和督察员，并能够行使否决权。而且，英国为防止伊拉克独立后“翅膀变硬”，无视费萨尔扩建军队的要求。在整个委任统治时期，伊拉克的部队只能保持在7 500人这个可笑的、极低的数量上。【23】
经过这些改革，伊拉克确实成了英国的政治附庸。尽管伊拉克的三个政党为争夺议会席位而激烈竞争，内阁历经浮沉，但这种变动只不过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变动而已。这些集团里没有一个能对现状构成挑战。这种现状对内建立在地主和官僚基础之上，对外则建立在伊拉克对英国的仆从关系这一基础上。【24】 1930年英国与伊拉克缔结了一项妥协性的条约：英国同意结束委任统治，并支持伊拉克申请加入国联，作为回报，伊拉克同意英国在伊拉克保留三个空军基地，在战时，英国还可以充分使用伊拉克的河道、铁路和港口。【25】
伊拉克的情况在中东绝非个案。事实上，“恰恰是上述这种政府在委任统治时期得到了发展。这种政府绝不是深孚众望或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府。其基础是少数部落酋长和地主，这些人的势力和财富在英国占领时期大为增加。在这些上层人物的权威遇到严重挑战的场合，英国就会动用皇家空军去轰炸不满于政治现状的反抗者以使之屈服”【26】。英殖民大臣L.S.艾默里在报告中指出：“这完全应归功于英国飞机。如果英国飞机明天撤离，这里整个的统治结构就必然会土崩瓦解。”【27】英国不遗余力地力挺这些海湾君主国，正是因为阿拉伯君主国代表和符合英国的利益。
权力结构是个自组织，一旦形成便会自动运行。英国刻意安排的畸形权力结构一旦形成，当权者便在利益驱动下自行运转、发挥功能，不断复制出这种不合理的政治经济关系。1920—1930年代是所谓的“自由阿拉伯时期”，但这实在名不副实。这些国家虽然有议会，但民众选举权被严格限制，在议会也没有代表性；虽然有政治组织和贸易协会，但相关活动被严格控制，大部分被西方列强或当地独裁者剥夺；虽然有报纸出版，但这些媒体屈从于审查制度。【28】这些阿拉伯国家看似存在“议会民主”，存在政党竞争和内阁更替，但只不过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小打小闹”，根本无法撼动政治结构本身。以伊拉克为例，1922—1958年，在君主制被推翻之前，议会共进行了10次选举，内阁更换了59次，但这些中断只不过是国家职位的重新洗牌而已。在君主制期间，政治精英是非常稳定的，他们大多是前奥斯曼时期的官员和一些城市显贵。【29】
从经济角度看，英法殖民者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国，将大量土地赐予那些农村和部落首领，以换取这些人的忠诚。到20世纪中期，在叙利亚，1%的人口占据该国50%的土地，1963年革命前，有60%的农民没有土地；在埃及，1%的人口拥有全国72%的土地；在伊拉克，无地农民的数量占全国人口的80%。【30】
英国还刻意加强部落势力的地位，使之形成与政府相互制衡的格局。1916年的《部落犯罪和市民争端法》被并入宪法，各省部落首领拥有巨大权力，由此极大限制了中央政府的权力。在君主制统治期间，伊拉克议会还通过几项法律，目的就是巩固农村的半封建关系，强化地主的所有权，以及以损害工业为代价的支持农业的倾斜发展。“英国对一小部分政治精英和农村部落首领的支持，削弱了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国家虚弱和落后。”【31】英国还建立了一套机制，使农民陷入半农奴的处境，被捆绑在土地上。【32】这些阿拉伯权贵凭借土地所有权生产出的产品(如棉花和蚕丝)为英法的工厂提供了重要原材料。这些阿拉伯权贵的经济利益与英法极其一致，因而成为西方在中东的忠实代理人。【33】
经济依附必然导致政治依附。这些大地主、大商人和部族领导人统治下的政权，没有能力在内部建立起和谐的工作关系，也无力了解公众需要，而任其自生自灭。统治精英不信任自己的人民，不关心民众的福祉，只关注个人升迁和捞取好处，并甘愿成为西方的奴仆和爪牙。他们所关心的好像就是保住自己在政府中的位子。【34】因此这些西方扶植的傀儡政权很难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这恰恰是外来殖民者所期待的。中东当权者越是统治基础不稳，越得依靠西方宗主国，便只能通过牺牲民族和民众利益、满足西方需要，以换取西方支持其继续统治。1920—1948年，英法殖民者是整个中东地区的主宰。在埃及、伊拉克和叙利亚，本国资产阶级(主要是农业资产阶级和拥有大庄园的资产阶级)由于追随帝国主义者，其财富得以增多、权力得以加强，同意局促于地方一隅而为其外国主子效劳。【35】
在伊拉克，英国对一小撮政治精英和农村部落首领阶层的支持，削弱了该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使其处于非常虚弱和落后的状态。【36】在埃及，恰恰是在“自由阿拉伯时期”，埃及成了西方人的乐园，当地人则处于低人一等的地位。在埃及亚历山大港，外国人占总人口的40%，这些人享拥有多数埃及人无法享受的各种特权，本土居民则被排斥和隔离在有轨电车、俱乐部、咖啡馆之外。【37】这种状况直到纳赛尔时期才有所改观。
这就解释了“自由阿拉伯时期”为何如此短暂：统治基础狭小的政治精英拒绝扩大政治参与舞台，屈从于西方强权，还滥用西方式议会体制，将其转变为实现个人利益的橡皮图章。【38】这种脆弱的阶级结构与弱势政体，为最终爆发革命和冲突埋下了祸根。由此不难理解，在二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为何诸多中东君主制国家纷纷被推翻。
英法等欧洲殖民者费尽心力地在中东扶植根基薄弱的保守落后政权，目的就是使当地听命于西方，并在“民族自决”和“非殖民化”大潮之后，继续使相关国家保持对宗主国的忠诚和依附。英国人以这种方式在该地区建立看不见的“边界线”，保证了现有政权的稳定性，但这种稳定性是人为强加的，与传统微妙的社会政治平衡是完全相悖的，因而这也为最终爆发革命和冲突埋下了祸根。【39】
2.美国在中东同样竭力扶植保守落后势力
二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中东最大域外力量。美国治理世界的基本理念，是建立在否定英法等传统殖民统治模式的基础之上，并在倡导“民族自决”和“非殖民化”旗号下完成的，因此较英法等老牌殖民者有一定的进步性。不过，欧美政治经济属性本质相同，由此决定了双方对外政策大同小异，至多是“五十步笑百步”。
在政治制度塑造这一重大问题上，美国同样未能摆脱窠臼。美国一直以民主自由的“航标”与“灯塔”自诩，但在实际操作中却“说一套，做一套”。体现在中东地区，美国为实现对该地区的有效控制，其基本原则就是“打压进步力量，扶植落后势力”。“有两个世纪之久，美国在中东站在了专制与不公正一边。美国官方从未支持过民主或妇女权利，或宗教与教育分离和少数民族的权利。相反，它的一个又一个政府扶植起驯服的、不得人心的追随者，并且不理会小民族从军事占领下争取解放的斗争，同时却补贴他们的敌人。”【40】
美国对中东盟友的态度是典型的“只问立场，不顾其他”。只要这些中东国家政策亲美，美国对其国内政策历来是“睁一眼，闭一眼”。美国在中东支持的每个国家(包括埃及、以色列、沙特、伊拉克、也门、约旦和土耳其等)都不同程度存在政治镇压现象，但由于这些国家的政权推进和保护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因而得到美国的默认和支持。尤其当苏联逐渐与中东的威权-民族主义政权形成联盟时，美国的政策就是支持沙特等海湾君主国和伊朗巴列维王朝，以及约旦、突尼斯、摩洛哥等威权国家。在这一时期，美国几乎没有提在中东推动民主、宪政、人权等。【41】有西方学者指出，很多人认为美国领导人抱定“天定命运”的信念，矢志要建立一个既貌似民主又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这是因为，美国本身正变得越来越极权，同时它在悉心培育沙特和以色列等反民主国家。【42】
美国与沙特的关系尤为典型。1945年2月1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与沙特国王伊本·沙特在埃及举行会晤。当时罗斯福身体非常虚弱，距离去世只有两个月。身为大国总统的罗斯福，之所以肯花费宝贵时间会晤一个微不足道的中东君主，固然是因为沙特丰富的石油资源对美国至关重要，而很多人忽略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沙特拥有“麦加”和“麦地那”两大伊斯兰教圣地，并以圣寺监护人和伊斯兰世界宗教领袖自居。这两大因素决定了沙特在中东。乃至在世界格局中都具有独特影响。沙特将“伊斯兰”作为意识形态工具，这种保守的意识形态可以帮助美国抑制共产主义在中东的扩张，因此“伊斯兰”这一意识形态被美国情报机构及伊斯兰世界其他地区广泛采用。【43】
沙特等美国眼中的“温和国家”有两大特点。一是代表性弱。沙特石油储量世界第一(约占世界石油储量的1/4)，依靠石油收入的特殊经济结构，这类国家朝野间形成一种“福利换忠诚”的庇护与被庇护关系：上层为下层民众提供基本福利，下层向上层提供忠诚。总体看，这类政权一般是阶级基础相对薄弱的倒金字塔结构，沙特王室高居权力之巅，整个社会缺乏流动性，政权看似稳固，实则阶级基础薄弱。二是政府有效性弱。沙特等海湾君主国大多兵微将寡，尽管装备了大量美式先进武器，但“几乎没有威胁性”。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时，沙特只能躲在美国装甲部队后面接受庇护，其军事防卫只能“外包”给美国。“如果没有外来保护，这些统治集团，包括沙特王朝在内，在自己的社会中没有一个会有安全感。”【44】这种依附关系使海湾国家日渐沦为美国的附庸和外交工具：在军事上，允许美国建立军事基地，并大量购买美国军火；在经济上，将石油与美元挂钩，帮助美国维护美元霸权；在地区事务中，帮助美国对付地区强硬国家，成为美国介入中东事务的“特洛伊木马”。
即使今天，美国与沙特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利益分歧。在经济上，沙特通过石油与美元挂钩，帮助美国维护美元霸权。同时，沙特通过华尔街循环往复着数以千亿的石油美元，富了沙特王室和亲以色列的投资银行家。在中东事务中，沙特与美国共同反对亲独立、民主的阿拉伯运动。沙特王室支持美国入侵伊拉克，支持参与美国和北约对叙利亚进行代理人战争。美国也支持沙特镇压巴林亲民众运动，支持也门警察国家。【45】
沙特还是美国军工复合体最赚钱的军火市场。1951—2006年，美国共向该国销售了价值800亿美元的武器。2010年10月，沙美又签署了价值605亿美元的军售合同。2017年商人出身的特朗普上台后，更是将沙特当成出售军火的“提款机”。2017年5月特朗普访问沙特时，双方签署了高达1 100亿美元的军火大单；2018年3月沙特王储小萨勒曼访美时，双方又签订了价值125亿的军售协议。即便如此，特朗普仍继续想方设法敲诈沙特。2018年10月2日，特朗普口无遮拦，在密西西比州一次集会演讲中公开称，“没有美国的保护，沙特可能坚持不到两周，所以沙特必须帮助美国支付军费开支”【46】。这番话固然暴露出特朗普的奸商嘴脸，但也从侧面说明沙特在安全上须臾离不开美国。
对其他中东国家，美国同样“只问立场”，只要政策亲美，美国对其在国内的独裁专制做法向来是“睁一眼，闭一眼”，不遗余力地表示支持。在埃及，穆巴拉克长期实行家族统治，但美国每年为其提供15亿美元援助，直到2011年2月穆巴拉克政权大势已去，美国才转而支持抗议民众；2013年7月埃及军方武力推翻民选的穆尔西政府，并强力镇压穆兄会抗议者，但美国仍拒绝将推翻穆尔西政府视为“政变”，继续向埃及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在巴林，巴林政府对民众采取高压态度。据当地人权中心统计，巴林很可能是全球人均政治犯最多的国家。《经济学家》统计，巴林总共有75万人口，其中有4 000多名政治犯。【47】但巴林却成为美国第五舰队所在地。在也门，萨利赫统治30多年，在此期间，关押和拷打反对派是家常便饭。即使现在，也门也关押了3 000多名政治犯，但美国对此不闻不问。2009—2014年，美国共向也门提供了13亿美元军事援助。在约旦，政府关押了数千名抗议者，但该国是美国中东利益的悉心维护者，美国每年为约旦提供6.6亿美元援助，以及1.5亿美元军事援助。
美国在中东的铁杆盟友以色列，从表面上看是“中东唯一民主国家”，实则却是该地区最大的“监狱看守”。据以色列人权机构统计，1967—2012年，先后有80万名巴勒斯坦人被投入监狱，超过10万人未经审讯就被拘押、拷打。当前，以色列有4 881名在押政治犯。【48】居住在加沙的182万巴勒斯坦人，如同生活在露天监狱，以色列通过陆海空管制和封锁，严禁这些人旅行、捕鱼、盖房、生产和农耕；生活在西岸地区的270万巴勒斯坦人同样面临以色列的高墙包围、军事入侵、随意逮捕、暴力袭击等。但美以盟友关系从未受此影响。1985—2014年，以色列共收到超过1 000亿美元的美国援助。
美国与伊朗关系的戏剧性逆转同样反映出美国外交的逻辑轨迹。1925年伊朗巴列维王朝建立后，美国一直与其关系密切。1953年，美英情报机构策动政变，推翻了深受伊朗民众欢迎的摩萨台政府，重新将巴列维国王扶上台。巴列维国王对美国投桃报李，努力迎合美国的政治经济需要。巴列维国王察觉到美国新当选的肯尼迪总统及其组建的政府喜欢发展中国家“进步的”领导人，因此他在伊朗提倡自由化。1961年，有两位得到美国公开支持的改革家开始担任官职：阿里·阿米尼担任首相，哈桑·阿尔桑贾尼担任农业大臣。在中东地区，伊朗则主动充当维护美国利益的“地区宪兵”。1977年年底，美国总统卡特访问伊朗时，称赞伊朗是“动荡世界中的一个安全岛”，并将其归功于国王的“开明领导”，他是值得伊朗人民“尊敬、钦佩和爱戴的人物”。【49】但时隔一年多，巴列维国王就在席卷全国的游行示威中黯然下台，取而代之的伊斯兰革命政权。尽管该政权实行了“伊斯兰民主制”，但由于其外交政策独立自主，并将美国视为“大撒旦”，美国才转而对伊朗由爱变恨，至今将伊朗视为死敌。
西方大国之所以热衷于扶植保守落后国家，说到底是服务于自身的霸权利益，而不是帮助当地实现富强，更不可能使对象国的政治制度真正反映人民意志，增强其社会动员能力。只有相关国家政治制度保守落后、最大限度抑制民众觉醒，西方国家的外来统治才可能延续下去。因此，西方列强总是与发展中国家的反动势力结成联盟。在这方面，列宁在1913年关于欧洲国家的论述完全适用于西方大国在中东的政策：“当权的资产阶级由于惧怕日益成长壮大的无产阶级而支持一切落后的、垂死的、中世纪的东西，衰老的资产阶级与一切衰败的和已在衰败的势力联合起来，以求保存陷于动摇状态的雇佣奴隶制。”【50】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来说，这种与代表落后生产方式的地方精英的结盟，使西方在殖民体系已经瓦解的背景下，仍能继续控制这些国家，并从中榨取可观的收益。【51】
事实表明，美国在西亚北非的霸权统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靠一批附庸国家充当前哨基地。这些附庸政权由独裁君主和强权人物统治，依靠暴力或利诱维系统治。这些统治者对内治国乏术，对外投敌媚外，但美国则为其提供武器、顾问和财政支持。50多年来，美国在中东的政策就是靠这些人执行和维护，美国在西亚北非地区的军事基地正是被这些关押着上万名政治犯的保守政府保卫。【52】
(二)“抑强”：丑化和打击自主性强的中东国家
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承担着捍卫国家独立和经济发展的多重职责。它既是广大民众维护基本权利的庇护所，又是抵御外来干涉的最后防线，也是西方跨国资本谋求私利的主要障碍。政府的生存能力和执行能力越强，越可能奉行独立自主的内外政策。中东地区强敌环伺的复杂政治生态，决定了该地区更需要能够有效进行社会动员、具有强大行动能力的“强政府”。
二战结束后，中东的民族解放运动顺应了这一历史诉求。1950—1960年代，西方殖民者精心打造的亲西方政权纷纷被推翻和取代。例如，1952年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埃及的法鲁克王朝；1958年卡塞姆领导的青年军官，推翻伊拉克费萨尔王朝；1969年卡扎菲推翻利比亚伊德里斯王朝；等等。这些政治强人和新的执政党大都出身中下阶层，如纳赛尔是乡村小公务员出身，卡塞姆是木匠的儿子，卡扎菲出身游牧部落家庭。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执政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成员，“是由知识分子、政府雇员、工匠以及小商人组成的广大中产阶级”【53】。因此，这些民族主义政权主要代表的是中下阶层的利益，它们对内进行土改、对外抗击帝国主义和以色列，因此深得多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从政体形式看，这些政权基本都是“强政府”(威权政体)，尤其伊拉克、叙利亚实行的复兴党一党专政，其社会动员和资源整合能力极强，对掌权者也具有令人生畏的纪律约束，因此能在政治上动员国内民众支持其改革性目标，并可以在不依靠西方支持的情况下维护国内安全。【54】
这种统治确实取得了一些实际成果：民众教育、医疗和其他公共服务、工业化和就业保障，以及伴随着独立倡议和反帝斗争而出现的社会向上流动的能力。可以说，在当代中东史上，只有这类国家有能力推进本国工业化和提高大众福利，并敢于公开对西方霸权说“不”。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阵线、纳赛尔时期的埃及、复兴党统治时期的伊拉克和叙利亚，以及南也门共和国等，都曾有过令人钦佩的业绩和表现。因此，这一时期是阿拉伯世界最为扬眉吐气、在国际舞台上影响力最大的时期。
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指出：“在万隆会议和不结盟运动时期(1955—1970年)，阿拉伯国家处于争取更美好未来和更平等国际体系的斗争的所有人民、民族和国家组成的共同阵线的最前沿。”【55】他接着指出，阿尔及利亚、埃及、伊拉克、叙利亚、也门等国的政治制度，如果根据西方的标准，它们都不是“民主”政权，“但它们在其人民的眼中却是合法的，因为它们取得了切实的成就：人民普遍享有受教育、医疗和其他公共服务的权利，工业化，就业保障，向上的社会流动——所有这一切都与独立自主和反帝立场有关”【56】。
类似地，伊朗虽然不是阿拉伯国家，但1979年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推翻了亲西方的巴列维王朝，并建立起独特的“伊斯兰共和国”。该国在政体上实行政教合一，最大限度地实行了组织、意识形态的统一，成为中东最稳固、最有效能的政权。同时，伊朗对外强调独立自主，反对美国霸权干涉中东事务，成为中东反美“领头羊”。
然而，对致力于实现“全球大一统”的美国来说，其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防止出现可能挑战美国霸权的地区强国。中东上述民族主义政权的独立自主特性，以及强大的政府行动能力，客观上成了美国称霸中东的主要障碍。为此，美国不遗余力地抹黑和诋毁这些国家，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办法诱使这些国家实现“民主化”，借以削弱中东地区的“强政府”制度。“所谓削弱政府权力，其实专指削弱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政府的权力。”【57】简言之，美国鼓吹削弱国家、削弱政府权力，有着深刻的地缘政治背景。
美国中情局“十条诫令”指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宣扬民主。一有机会，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无形，都要抓紧发动民主运动。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不断对他们(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权。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地说同样的话，他们的人民就一定会相信我们说的是真理。”【58】为此，美国通过各种方式攻击威权政权的合法性(如腐败和暴力)，使民众相信威权政体只是一种过渡性政体，最终会向“民主化”方向演进。事实上，美国的“民主化”政策主要针对的是那些不服管束、不听号令的中东民族主义国家，而不包括沙特等已经投靠西方国家的海湾君主国。萨米尔·阿明指出：“这个战略(民主化)唯一的目的是把市场经济强加到不服管教的国家头上，迫使它们对外开放并融入所谓的‘自由世界’的体系当中。在它的压制之下，这些国家沦为任凭摆布的外围地带。‘民主’这个话题所针对的只是不愿向自由主义全球化开放市场的国家。对于其他国家，即使它们以极其专制的方式管理其事务，受到关注的程度也不会太高。”【59】这就是美国当局及其主流意识形态特别起劲地鼓吹削弱国家、削弱政府权力的主要背景。【60】
埃及的战略转变就是美国打压结合的产物。对美国来说，纳赛尔在领导了中东反英斗争之后，显然不愿看到“新殖民主义者”继承英国在中东的帝国遗产，因此美国一直将纳赛尔视为中东地区的潜在不稳定因素。美国对纳赛尔竭力诋毁和中伤，对埃及制裁和孤立，并通过以色列削弱阿拉伯民族主义，尤其以色列在1967年中东战争中击败埃及，极大挫伤了阿拉伯人的士气和梦想，使当权者与民众之间的团结信任受到损害。【61】 1970年萨达特上台后，埃及对外战略日渐从“亲阿、反以、疏美”转向“疏阿、和以、亲美”。美国对埃及的政策转向大加鼓励，为此每年向埃及提供13亿美元军援和2.5亿美元经援。埃及也投桃报李，成为维护美国中东利益的忠实战略伙伴，尤其埃以单方面媾和，极大改善了以色列的地缘生存环境。
伊拉克的政治制度变迁之路是另一个典型案例。1958年伊拉克“7月14日革命”后，建立了所谓的“伊拉克第一共和国”，并在1963年建立起阿拉伯复兴党一党专政统治。与中东其他国家相比，这种政治制度优势十分明显。“这个政权和伊朗国王及沙特王朝，甚至与埃及人的政权不同，并不是在社会懦弱无能的一种低级独裁，并没有因其统治阶级的特性而受到西方的束缚。”【62】而伊拉克政权这种强大的社会动员和资源汲取能力，恰恰是令美国耿耿于怀、难以接受的。1990年伊拉克贸然入侵科威特，使美国找到收拾伊拉克的良机。1991年，美国借机发动海湾战争，不仅对伊拉克的军队和军事目标持续发动打击，还系统性地破坏了伊拉克的基础设施、灌溉系统、交通系统、工业生产能力，并随后对伊拉克进行长期制裁。这些举措极大削弱了伊拉克的综合国力，但并未动摇伊拉克的政治制度结构和政府执行能力。只要内外条件适宜，伊拉克仍有可能东山再起，再次成为地区霸主。
美国矢志要彻底消除伊拉克政府再次崛起的可能性。2003年，美国再次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并在占领巴格达后首先解散了伊拉克军队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美国为伊拉克量身定制的联邦政体和议会民主制，表面上使该国各个教派的权益得到尊重，实则使伊拉克从政令统一的“强政府”转型为纷争不断、议而不决的“弱政府”。这种“政治瘫痪战”使伊拉克遭遇“粉碎性骨折”，基本丧失了国家复兴的可能性，由地缘政治“棋手”日益沦为任人宰割的“棋子”。在无力自保的情况下，伊拉克只能更多依靠外部强国。2011年美国从伊拉克撤军时，部分伊拉克高官甚至要求美国推迟撤军；2014年6月“伊斯兰国”兴起后，伊拉克无力凭借自身武力剿灭该组织，只能向美国和邻国伊朗求援。
2011年，中东剧变同样是西方重新塑造中东政治制度的历史性机遇。在这场前所未有的政治大动荡中，西方国家采取了“选择性介入”政策：一方面，对沙特出兵镇压巴林民众抗议等举动视若无睹，有意继续维系这些弱势政府的命运；另一方面，对叙利亚、利比亚等政府具有较强执行力，且不听西方号令的共和/集权国家，则不遗余力地煽风点火和颠覆政权。这种“双重标准”的做法比比皆是。“它被用来针对需要加以削弱的对手，但如果对面是盟友的话，它就被弃之一旁了。”【63】西方国家这种“双重标准”做法正是“扶弱抑强”战略的具体体现。在西方有意识地打压和塑造下，中东主张独立自主的国家日渐衰微，那些对西方俯首帖耳的国家则成功度过“政权更替潮”，成为中东政治的主流力量。
三、影响评估：“扶弱抑强”导致中东日趋保守落后
维护落后政体与推进“民主自由”两种政策看似相互矛盾，实则殊途同归：维护落后政体是为了让中东弱势政权继续存活；推进“民主自由”是为了削弱中东强势政权。西方列强在中东政治制度塑造中奉行“扶弱抑强”，目的就是想方设法地在当地制造“不适应症”，使中东国家不再有能力和底气与西方叫板，不得不臣服于西方霸权的羽翼之下。从影响看，西方在中东地区推行“扶弱抑强”的政治战略，在维护西方国家自身利益的同时，则导致中东地区日趋保守落后，整体衰落趋势更加明显。
(一)中东国家内耗加剧，中东地区日渐成为大国干涉的牺牲品
在阿拉伯世界，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曾是中东地区最具有反帝反封色彩的进步历史运动。阿拉伯民族主义主张阿拉伯团结统一，“对外用一个声音说话”，并由此使阿拉伯世界一度成为世界舞台上举足轻重的战略性力量。然而，这些国家相互间的重重矛盾，美国及其扶植的以色列的持续打击更导致阿拉伯民族主义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失败后风光不再，推行国家本位的国家民族主义日渐兴起。尤其萨达特在1970年执政后将对外政策从“亲苏疏美”转向“亲美疏苏”，使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极大增强。但与此同时，阿拉伯世界因内部分裂日益沦为西方大国武力干涉的牺牲品。冷战结束后，西方大国共发动五场地区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其中四场战争在伊斯兰世界，三场直接针对阿拉伯世界。然而，面对外部武力威胁，阿拉伯世界再也无法像纳赛尔时期那样奋起反抗，取得政治-军事胜利以及国际社会尊重。
2011年中东剧变后，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有意塑造下，以沙特为代表的地区保守势力成功躲过“政权更替潮”，并取代埃及成为阿拉伯世界新的领头羊。沙特一改过去的谨慎保守风格，其地区政策日渐咄咄逼人。然而，相比埃及等世俗共和制国家，沙特等国政治上实行传统君主制，经济发展上主要依靠石油出口，意识形态上推崇瓦哈比主义，安全上严重依附美国。这些特性决定了海湾君主国并不代表中东政治的正确方向，不可能引导阿拉伯世界走向复兴。
事实表明，沙特等海湾国家推行的地区政策更多是“刀刃向内”，破坏性大于建设性。一是积极干预叙利亚、利比亚等国政局，积极推动政权更替，由此导致这些被干涉国家几乎一夜间从“稳定绿洲”变成“恐怖天堂”。二是与伊朗进行公开对抗，为此组建“反恐联盟”和“阿拉伯北约”，人为导致伊斯兰世界内部的“教派冲突”加剧。三是2017年公开与卡塔尔断交，由此使一向以团结著称的海合会公开分裂。四是与以色列暗通款曲，无异于“开门揖盗”，加剧阿拉伯世界的分裂和分化。五是残忍杀害异见记者卡舒吉，使沙特作为伊斯兰世界精神领袖的形象蒙尘。
2015年3月沙特贸然出兵也门更是害人害己。也门原本就是中东地区最贫困落后的国家。沙特武力介入导致也门陷入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灾难。据统计，持续数年的战争导致也门25万人丧生。该国2 800万人口中，2/3处于饥饿状态。2020年也门至少有9.8万名5岁以下儿童死亡。【64】沙特自身也陷入战争泥潭难以自拔，其不仅面临巨大财政负担，而且作为经济命脉的油气设施也经常遭受胡塞武装袭击。据报道，2018年以来，胡塞武装多次用岸舰导弹攻击红海上的沙特军舰和油轮，并向沙特和阿联酋的多个城市发动无人机袭击和导弹袭击。在这种情况下，沙特很难安心推进“2030愿景”。
总之，沙特等地区保守势力主导地区事务的最终结果是：地区形势动荡不止，经济建设难以兼顾，外部势力渔翁得利。有分析认为，当前阿拉伯世界如此动荡，与沙特主导阿拉伯世界事务，而不是埃及主导地区事务直接相关。
在阿拉伯世界内讧不断、无法形成合力的情况下，美国在巴以问题上肆无忌惮地偏袒以色列。特别是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大尺度的亲以政策：将驻以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承认戈兰高地为以色列领土。美国也炮制了明显偏袒以色列的“世纪协议”，试图强加给巴勒斯坦一方。而以色列也肆无忌惮地蚕食巴勒斯坦领土，并血腥镇压巴勒斯坦人的任何反抗举动。2018年3月30日，巴勒斯坦人发起“愤怒日大游行”，以色列对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抗议群众悍然开枪。截至2018年6月12日，已造成135人死亡，14 000人受伤，其中7 800人住院。【65】面对这种困境，阿拉伯世界满怀屈辱，却又无可奈何。前《金字塔报》主编穆罕默德·海卡尔(Heikal，Mohammed)曾将阿拉伯世界近代史分成几个时期：英法主导的帝国主义时代，然后是纳赛尔主导的阿拉伯时代，接下来是海湾产油国主导的沙特时代，最后是以色列帝国时代。【66】
(二)中东经济越发难以摆脱依附性困境
二战后，以纳赛尔为代表的中东民族主义政权在经济上奉行“进口替代”战略，大力发展本国工业，由此使中东国家初步实现工业化。然而，以萨达特继任总统为转折点，埃及不仅在外交上转向亲美，发展战略也从“进口替代”转向“全面开放”，由此导致埃及民族工业日渐萎缩，日益沦为靠旅游、侨汇、运河通行费等“靠天吃饭”的产业链下游国家。与此同时，以沙特为代表的中东产油国，主要依靠出口石油等自然资源，更是典型的资源出口型国家。到21世纪初，中东的工业化水平还不如1970年代。这使中东国家在世界经济产业链中日趋处于下游位置，对世界经济危机缺乏免疫力和抗震力。肇始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原本只是在美国扇动翅膀，结果却在资本主义经济链条最脆弱的中东地区引发了一场暴风雨：多个中东国家2011年出现政权垮台现象。
然而，中东剧变后，中东政治非但没有发生革命性变革，反而出现了保守势力当道的局面，由此导致中东经济边缘化、依附化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中东剧变数年来，中东国家的经济状况仍不乐观。一是经济指标差。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支机构“阿拉伯货币基金组织”(AMF)统计，过去数年，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都面临预算赤字。2017年阿拉伯国家经济增长率只有1.9%(相当于全球经济增长率的一半)。【67】二是腐败问题严重。根据“透明国际”2017年发布的“腐败指数”，在21个阿拉伯国家中，除卡塔尔和阿联酋外，其他阿拉伯国家得分均低于50分，其中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也门等排名最后，腐败仍是阿拉伯国家的顽疾。【68】三是失业问题严峻。根据对中东北非16个国家的一项调查，18—24岁人口中，失业问题和极端主义被视为社会进步的最大威胁，尤其失业问题是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巴勒斯坦、黎巴嫩等国民众最关心的问题。【69】四是中产阶级贫困化加剧。据2015年瑞士研究机构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财富分配不公平，导致埃及中产阶级人数急速减少。2000—2015年，埃及中产阶级的规模从48.2%降至当前的5%。【70】2018年以来，突尼斯、伊朗、约旦等国相继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抗议物价上涨、民生艰难。进入2019年后，阿尔及利亚、苏丹等国相继出现强人政治垮台的问题。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从表面看是独裁专制问题，从深层看还是经济形势每况愈下。
从长远看，中东国家实现经济振兴并不容易。从内部看，中东国家缺乏实现工业化的基本条件(包括稳定的安全环境、良好的商业环境、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和开放包容的价值观)和内生动力。从外部看，当前世界经济总体上仍未从经济衰退中完全走出来，而且美国等西方大国更愿意让中东继续充当原料供应国和初级产品生产国。在此情况下，中东经济要想产业升级，面临巨大挑战。
四、余论
西方国家推行的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政策本身就是一种反动政策，由此决定了该政策的实施必然要与对象国带有买办和依附色彩的落后保守势力为伍。这种状态既可使当地政权维持最低限度统治而不致陷入动荡无序，又无法有效汲取资源和动员民众，因而无力与西方势力抗衡。“扶弱抑强”战略正是这种反革命的具体战略。它通过制造虚假的政治进步(如实行议会民主制)，阻碍真正的社会革命的发生，阻碍多数人民从社会经济变革中受益。这种战略并非出于西方政策制定者的估计错误或愚昧无知，而是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有意为之的结果。冈纳·米尔达尔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一直起作用的世界范围的殖民国家体系的内部，有一种固有的机制几乎自动地引导殖民国家本身与特权集团结盟。”【71】
如果将中东政治制度建设比喻成盖房子，那么西方列强这一“建筑师”，无论是规划设计、夯实地基还是正式施工过程，其目的就是将中东政治制度变成“豆腐渣工程”。许多中东国家对此却浑然不觉，热衷于在危房中搞装修，“螺蛳壳里做道场”，结果都是无济于事的小打小闹。1950—1960年代推翻王朝统治的中东民族主义政权，实际就是将“旧房子”推倒重建的过程。这些“新房子”(共和/威权政体)比那些腐朽落后的“旧房子”(君主政体等)更加结实。但由于此轮“翻盖新房”没有深挖地基(即进行深刻的生产关系革命)，因此随着时间流逝，房子质量问题日渐显现。那些成心不愿让中东国家过上安生日子的西方大国，一再指责威权政体缺乏合法性，甚至越俎代庖，重新推倒共和制政体。而西方在中东量身定做的议会民主政体，刚建好便成为水土不服的“豆腐渣工程”。这些国家因缺乏自我生存能力，不得不继续依附西方。由此不难理解，中东为何会成为世界上传统君主制(实际是“软政权”)保留最多的地区。在中东历次重大事件中，这些国家几乎总是自动与西方结盟。【72】然而，对中东国家自身来说，保守的统治阶级和落后的生产关系当道，导致中东现代化踯躅不前，迟迟找不到适合国情的正确发展道路。
注释：
【1】[美]肯尼思·沃尔兹：《现实主义与国际政治》，张睿壮、刘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5页。
【2】[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苏长和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9页。
【3】转引自Raymond Hinnebusch,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the Middle East, 2nd edn., Manchester/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5, p.23.
【4】[美]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迟越、王红生等译，黄席群、罗荣渠校，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19—120页。
【5】[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蒋葆英等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97页。
【6】刘鸣：《对现代国际体系形成过程中的地缘差异的一些思考》，《世界历史》2005年第6期。
【7】杨光斌：《政治思潮：世界政治变迁的一种研究单元》，《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9期，第29—30页。
【8】杨光斌：《世界政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95页。
【9】[美]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第486页。
【10】[美]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第493页。
【11】Mason Gaffney, “Corporate Power and Expansive U.S. Military Policy”, https: //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111/ajes.12222, retrieved December 2, 2019.
【12】[英]彼得·高恩：《华盛顿的全球赌博》，顾薇、金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8页。
【13】[英]约翰·巴戈特·格拉布：《英国和阿拉伯人：五十年情况研究(1908—1958)》，何新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364页。
【14】James Gelvin, The Modern Middle East: A History, 3rd ed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243.
【15】北京大陆桥文化传媒编译：《中东战火》，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33页。
【16】Hossein Askari, “The New Colonialism”, Asia Times Online, Sepember 20, 2012.
【17】Beverley Milton-Edwards, Contemporary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4th edn., Cambirdge: Polity Press, 2018, p.40.
【18】[美]塔比特·A.J.阿卜杜拉：《伊拉克史》，张旭鹏译，中国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104页。
【19】[英] S.H.朗里格：《伊拉克：1900—1950年》，北京师范大学翻译组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5—46页。
【20】孙培德、史菊琴编著：《卡塔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8—42、241页。
【21】[美]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第580页。
【22】[美]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第581页。
【23】[美]塔比特·A.J.阿卜杜拉：《伊拉克史》，第109—110、113页。
【24】[美]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第581—582页。
【25】[美]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第580页。
【26】[美]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第581页。
【27】[美]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第581页。
【28】James Gelvin, The Modern Middle East: A History, p.244.
【29】[美]塔比特·A.J. 阿卜杜拉：《伊拉克史》，第112页。
【30】James Gelvin, The Modern Middle East: A History, pp.243, 249.
【31】[美]塔比特·A.J. 阿卜杜拉：《伊拉克史》，第113、114页。
【32】[美]彼得·高恩：《华盛顿的全球赌博》，第227—228页。
【33】James Gelvin, The Modern Middle East: A History, p.242.
【34】Hilal Khashan, Arabs at the Crossroad: Politic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0, p.64.
【35】[埃及]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高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66页。
【36】[美]塔比特·A.J. 阿卜杜拉：《伊拉克史》，第114页。
【37】James Gelvin, The Modern Middle East: A History, p.243.
【38】Hilal Khashan, Arabs at the Crossroads: Politic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p.67.
【39】[法]弗朗索瓦·马苏里耶：《中东危机》，李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19页。
【40】[美]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428页。
【41】Rashid Khalidi, Sowing Crisis:The Cold War and American Dominance in the Middle East, Boston: Beacon Press, 2009, p.21.
【42】Philip Giraldi,“‘Shock and Awe’ Is a State of Mind: Millions of Deaths Have Not Made Americans Safer”, Strategic Culture Foundation, April 15, 2021.
【43】Rashid Khalidi, Sowing Crisis: The Cold War and American Dominance in the Middle East, p.20.
【44】[英]彼得·高恩：《华盛顿的全球赌博》，第218页。
【45】James Petras, “Obama: Remaking the Middle East: The American Gulag”, Global Research, April 22, 2014.
【46】《特朗普：没有美国支持 沙特政权恐撑不过两周》(2018年10月4日)，观察者网，https: //www.guancha.cn/internation/ 2018＿10＿04＿474313.shtml，最后浏览日期：2021年11月21日。
【47】James Petras, “Obama: Remaking the Middle East: The American Gulag”.
【48】James Petras, “Obama: Remaking the Middle East: The American Gulag”.
【49】[美]埃尔顿·丹尼尔：《伊朗史》，李铁匠译，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版，第161、171页。
【50】《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9页。
【51】[美]乌戈·马太、劳拉·纳德：《西方的掠夺：当法治非法时》，苟海莹译，纪锋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3页。
【52】James Petras, “Obama: Remaking the Middle East: The American Gulag”.
【53】[英]彼得·高恩：《华盛顿的全球赌博》，第240页。
【54】[美]彼得·高恩：《华盛顿的全球赌博》，第217—218页。
【55】[埃及]萨米尔·阿明：《阿拉伯革命：一年之后》，支晓兰译，《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7期。
【56】[埃及]萨米尔·阿明：《人民的春天：阿拉伯革命的未来》，嵇飞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英文版导言，第1页。
【57】卫建林：《全球化与第三世界》，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2页。
【58】兰雅清：《从文献对比查证美国中情局的“十条诫令”》，《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7期。
【59】[埃及]萨米尔·阿明：《人民的春天：阿拉伯革命的未来》，第116页。
【60】卫建林：《全球化与第三世界》，第203页。
【61】Tarek Osman, Egypt on the Brink: From the Rise of Nasser to the Fall of Mubarak,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p.74-75.
【62】[英]彼得·高恩：《华盛顿的全球赌博》，第217—218页。
【63】[埃及]萨米尔·阿明：《人民的春天：阿拉伯革命的未来》，第131页。
【64】“UN Raises Alarm about Spectre of Famine in Yemen”, The Arab Weekly, November 20, 2020.
【65】Joel Beinin, “From Gaza to Jerusalem to Iran”, Middle East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Project, July 12, 2018.
【66】[埃及]穆罕默德·海卡尔：《萨达特遇刺记》，发恩、黎启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324页。
【67】“IMF Chief Encourages Arab Countries to Rein in Spending”，Middle East Online, Febraury 12, 2018.
【68】“Unfair on Corruption?”, Al-Ahram Weekly, Issue 1383, March 1-7, 2018.
【69】Simon Speakman Cordall, “Unemployment and Extremism Top Concerns of Arab Youth”, Middle East Online, May 5, 2017.
【70】Gihan Shahine, “Taxing Times for the Middle Classes”, Al-Ahram Weekly, Issue l335, March 9-15, 2017.
【71】转引自[美]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487页。
【72】Bart Hesseling, “Qatar’s Trailblazing Diplomacy”(November 21, 2011), Arabs Think, http: //arabsthink.com/2011/11/21/qatars-trailblazing-diplomacy/，retrieved March 8,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