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最近，“明叔杂谈”读者群里有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看《纽约时报》。我想了一下，最大的理由可能是——“看看他们又是如何污蔑中国的，以便反击。”包括《纽约时报》在内，近年来，西方媒体涉华报道质量不断下降，既缺乏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也缺乏对中国国情的深入了解和基本尊重，完全沦为一种制造意识形态噪音的工具。

2）拿《纽约时报》来说，在一些极端华裔记者的带动下，其涉华报道愈加荒腔走板。在涉及中国抗疫问题上，其对中国恶意之深、其对常识之不尊重，令人震惊。最近，一些人又在炮制一个奇怪的论调，他们说，中国因为坚持“动态清零”的政策，没有让奥密克戎大规模流行，因此，中国未来将面临一场疫情海啸。对于美国每天几十万例感染、几千人死亡，他们视而不见，并默认这种残忍的、冷血的“群体免疫”，有助于疫情早日结束。对于中国坚持科学抗疫，保护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他们百般污蔑。实际上很清楚，不管是哪种变异毒株，中国目前实施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检测、早隔离、早治疗”，都是非常有效的。更重要的是，中国疫苗接种进展顺利，也提供了额外的保护水平。只要中国坚持目前的“动态清零”政策，疫情不可能在中国失控。中国如果疫情失控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我们一些人听信了《纽约时报》这些伪专家的胡说八道，自己放松了防疫标准。

3）像《纽约时报》这样的西方媒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综合体。他们的报道，在不同话题层面，具有不同的隐藏目的。他们首先是美国国内政党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大体上而言，《纽约时报》坚持支持民主党的“自由派”、“左派”立场，就跟“福克斯新闻网”坚持支持共和党的“保守派”、“右派”立场一样。对于美国大众传媒来说，绝对不存在超党派、超政治、超意识形态的媒体。这一点我们要非常清楚。了解了这一点，对于美国等西方媒体的各种报道、评论，我们就需要谨慎看待，要有意识过滤到其中很多党派斗争、意识形态斗争的“噪音”。

4）像《纽约时报》这样的美国主流媒体，也会对美国的社会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报道和批判，但这种批判很少涉及“美式资本主义”的本质问题，经常也会搞意识形态划线。比如，《纽约时报》会批评特朗普政府放松开采化石能源管制，而《华尔街日报》则对拜登政府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愤愤不平。我曾经有一个论断，在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主流媒体出现了一种“全面意识形态化”的趋势，也就是在几乎所有重要问题上都以意识形态立场划线，泾渭分明。与此相对应的则是，美国主流媒体就事论事、理性、客观、平衡的报道越来越少。

5）媒体“全面意识形态化”，既是美国社会内部割裂和对立的一种反映，反过来也强化了美国社会内部的割裂和对立。在互联网、社交媒体时代，媒体“贩卖”的无外乎三种东西——“信息、观点和情绪”。对于很多人来说，看信息太枯燥、不过瘾，只有偏激的观点、激烈的情绪，才能更刺激人的感官，才更能调动人的情绪共鸣。最终，在舆论场上，必然是中庸、平和、理性的观点越来越没有市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在美国很明显，在中国也有一些苗头。

6）像《纽约时报》这样的美国主流媒体，一旦涉及中国、俄罗斯等美国地缘政治竞争对手，其报道就会很“上头”，更难做到理性、客观、平和。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第一个原因在于这些媒体背后的资本、利益集团的影响。在美国媒体中，任何一家都会有自己的“评论立场”（Editorial Stand），虽然它们又会宣称，自己的“评论立场”不受资本等因素影响。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典型的“既当又立”的做法。美国媒体的“评论立场”，一向受到其背后的资本、广告主、读者群体的影响。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指责，默多克旗下的很多媒体，成为很多国家动乱、对立的源头，也是很多国际上反华谣言、虚假信息的源头。对此，我们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找出美国和西方主流媒体背后的资金链、利益链、关系链、影响链，既为了对这个问题有深入了解，也为了在将来必要时釜底抽薪，进行“源头打击”。

7）美国和西方主流媒体涉华报道质量越来越差的第二个原因在于，他们很多记者长期生活在一种“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洗脑作用下，很难客观看待美国和西方以外其他国家的发展。这些记者、编辑，思想僵化，意识形态的偏好根深蒂固。他们坚持“新自由主义”的那一套东西，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指指点点、党同伐异。非常荒谬的是，这些人还会有一种虚假的道德感、高尚感、使命感、责任感。他们会认为自己从“新自由主义”的那一套东西出发，是在为全人类的“自由”、“民主”、“人权”而奋斗。当他们遭到回击时，他们还会产生一种虚假的“牺牲感”、“烈士感”。我多年前跟西方媒体一起采访、写稿，我就发现，他们并不比我们中国人高明多少。近年来，我更是发现，他们的认知能力、学习能力、开放度，甚至是一个大劣势。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潜意识里，还是有一种偏狭的“传教士情结”。

8）美国和西方主流媒体涉华报道质量越来越不堪，还跟一批陷入“皈依者狂热”的华裔记者的加入有关。在《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有一批华裔记者，他们中的一些人依然坚持了客观、理性的立场，特别是在涉华报道中，在艰难的夹缝中，努力坚持自己的原则。但还有一部分华裔记者，他们要么来自台湾、香港这些曾经长期受西方反华意识形态宣传“毒害”的地区，要么他们本人或家庭成员曾经跟中国的体制发生过激烈的对冲，因此他们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憎恨。这些人加入《纽约时报》，往往会比他们的西方同行在涉华问题上更加偏激、更加激进，仿佛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显示自己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方面的纯洁性，才能表明他们对美国价值观的无条件接受和拥护。这种人，说得好听一点，就是一帮“糊涂虫”。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一批21世纪“卖国求荣”的汉奸。

9）我最近在抓紧阅读一战的历史，美国历史学家悉德尼·布拉德肖·费伊早在1930年出版的专著中就总结说，在促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基本原因中，新闻宣传与秘密同盟体系、军国主义、民族主义一道，都难逃其咎，它们共同促成了一战这场人类现代史上的浩劫。“有数十年之久，它（新闻报刊）经常煽动着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敌视的暗流，每每由于叫嚣和歪曲使争端起源的和平解决增加困难，甚至不可能。”希望今天西方媒体的编辑和记者，好好读一读这段历史。特别是那些对华持敌视、偏见的记者和编辑，要好好想一想，他们到底要在人类历史上扮演什么角色。如果因为他们对中国的歪曲、污蔑和攻击，最后间接促成了中美两个大国走向悲剧性冲突，他们就是历史的罪人！

10）对于美国等西方媒体不断摆烂、无下限的各种操作，我们要从一开始的震惊、愤怒逐渐转到正常反应上来。“美国不要脸”，“美国和西方一些媒体在涉华报道上不要脸”，这应该成为中国民众的一个基本常识——“我们不要把它们想得太好了。”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一些回击。但我整体感觉，在美国和西方主流媒体“全面意识形态化”的情况下，中国的国际传播很难在西方国家实现根本性突破。在“舆论战”方面，台湾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还是一个跟中国大陆同文同种的社会，但在民进党控制教育、媒体和司法体系的情况下，台湾社会对大陆有非常大的偏见。在西方社会更是如此。所以，我们的重点还是首先放在国内，只要国内民众万众一心，思想不乱，就没有太大的问题。与此同时，我们要把国际传播的重点放到那些“非美国、非西方核心圈”的国家，在东南亚、中亚、中东、中东欧、非洲、拉美，加大力度，传播中国声音。这可能比一味强调“打入西方主流社会”更有可操作性，也更能见到效果。我曾经说过，如果我们的国际传播可以做到，在“非美国、非西方核心圈”国家，大家都能认同我们、拥护我们，我们就已经很成功了。至于剩下的那二十几个“顽固的西方国家”，我们很难改变它们的认知，但如果我们能成功让它们成为国际社会的“少数派”，我们就算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