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朝鲜战争打不赢，千里投毒我最行
乌鸦校尉
1952年3月10日，一个叫史红儒的25岁退役士兵从山东出发，前往500公里外的承德，寻找5年前去世父亲的遗体，带回家族墓地。
3月23日，他挖到父亲遗体之后就回了招待所。
没想到，5天之后，史红儒突然出现剧烈的胸闷，伴随着高烧，很快就病倒了。
在进医院治疗几天后，4月1日凌晨4点，史红儒去世了。
这个病例让医生极为困惑，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突然说病就病，说死就死了？
一番尸检之后，医生在史红儒的镜检标本中找到了一些链状芽孢杆菌，他们把这种细菌注射给小白鼠，小白鼠过了3天就一命呜呼！
在另外一个标本中，医生还发现了炭疽杆菌，这种细菌会导致一种严重的传染病——炭疽病。
一开始，公共卫生局还以为，细菌是他挖遗体的时候被传染的。结果对遗体进行一番检测后，什么线索也没有发现。
几天之后，3月16日，一架美国飞机飞过满井火车站。
当地的铁路工人刘忠国在检查铁轨时，发现车站以北1.5公里处有大量黑甲壳虫，就把虫子作为样本带回火车站。
将虫子带回火车站后，刘忠国就去防疫站消毒。但他的一名工友瞿占云接触完这些虫子后没有去消毒。
结果，3月22日，瞿占云去世。其尸检结果显示“确诊为炭疽病”。
调查人员从瞿占云生前接触过的那些甲壳虫身上也提取了样本，这些样本同样显示存在炭疽杆菌。
1952年3月12日晚上，锦县一头驴因拒绝吃草而病倒，第二天就死了；
4月8日，辽阳县一名年轻教师死于呼吸炭疽热；
4月14日，鞍山市一名家庭主妇死于呼吸炭疽热……
这些案例的尸检结果，统统显示是由炭疽杆菌所导致的心脏和脾脏出血。
奇怪的是，这些病例发生的地方，距离相隔甚远，之间没有什么接触，根本不像是由某个点扩散爆发出的传染病，更像是多点同时爆发的。
这种种证据说明，这一切根本就不是一次自然爆发的传染病，而是有人蓄意制造的。
而那个制造者，就是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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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0月，美军在朝鲜的正面战场上一败涂地，疯狂“向南进攻”，前所未有的失败让美军颜面扫地。
就在这个时候，李奇微将军在参谋长联合会议上，被面授了一份机密命令(JCS#1837/29) ，命令要求，在朝鲜战争中开展有限生物战。
很快，随着意识到在正面战场上仅凭战术根本无法击败志愿军，1952年，参谋长联席会议授权开展更大规模的生物战。
这里的生物战，说的就是美国秘密研究了很久的细菌战。
美国的细菌战，直接关系到一个恶贯满盈的反人类战犯，和一个重要的生化武器实验室。
这个战犯叫做石井四郎，原日本731部队的部长，在侵华战争期间用活人实验生化武器，早就该上国际法庭了。
1947年1月，苏联远东军事法庭检察官照会盟军总司令部，就要求提审石井四郎等在中国搞细菌战的战犯。
然而，早在1942年，美国就想研究细菌武器了，只是毫无经验。
而大洋彼岸的日本却已经在中国实验了很多年，他们手上有中国人鲜血换来的实验资料。
1947年，美国人提前找到了石井四郎等人，和他们达成了一份协议——只要他们交出细菌战的材料，并为美国效力，就不用在战后被当成战犯处理，并另有好处。
石井等人也不傻，如果落到苏联人手里，只有死路一条，帮美国人办事，反而还能升官，于是便将资料和盘托出。
据美国学者哈里斯所著的《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一书中说：
美国获得了它们想要的731部队有关细菌武器和细菌战的各种资料、人体实验报告和研究论文、100部队关于牲畜和农作物细菌战的研究报告等，石井四郎还承诺提供他20年来细菌战研究经验的报告。
而那个重要的生化武器实验室，就是石井四郎等人被送到的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化学武器实验室，当时还是德特里克营（Camp Detrick）。
在那里，石井四郎被聘为高级顾问。
而且，原纳粹德国生物武器头号专家，细菌战实验室主管埃里希·特劳布，也因为害怕苏联的清算，转而寻求美国的庇护，他也在德特里克堡工作过，是普拉姆岛细菌战动物疾病实验室的奠基人。
美国就这样融会了两大法西斯的头号科学家战犯，让他们替自己制造致命的生化武器。
1950年2月，美军第406部队雇佣原731部队成员在日本琦玉县专门组成“实验动物综合研究所”、“豚鼠饲养合作社”等组织，培育专用的细菌、病毒用老鼠，专门供给美军第406部队。
1950年，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第五天，美国国防部长特设的研究生物、化学和放射性战争的史蒂文森委员会，就向国防部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了关于更加广泛地发展生物武器的计划和建议。
很快，国防部长批准了这些建议，否定了国际上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定义和分类”，主张美国放弃“使用生化武器只用于报复”的国家政策。
美国空军表示完全赞同，俺也一样。
他们希望在1954年以前，有一个相当规模的生物武器系统用于紧急战争，以对付苏联和中国。
朝鲜战争爆发4个月后，美方研制出了炭疽、兔热病、鼠疫、肉毒杆菌四种细菌弹。
随着美军在战场上遭受挫折，这一计划被进一步提前了，美国制定了生物武器作战应急计划。
美国政府给生物武器研发的资金，1950财政年度还是530万美元，从1951年到1953年就变成了总计3.45亿美元，这还不包括作战使用成本。
1951年，美军决定在志愿军后方以及中国东北投放细菌武器，企图在志愿军后方建立一个满是传染病的“真空地带”，摧毁志愿军的后勤。
1951年3月，“联合国军”总司令部的卫生福利处处长赛姆斯，率领美军1091号细菌登陆艇到过元山港，其后又到过巨济岛，他们用战俘作为细菌武器的实验对象。
1951年夏天，美国德特里克营的科学家研究出了利用昆虫作为媒介来传播疾病的炸弹，他们利用苍蝇、蚊子、跳蚤等昆虫或带病毒的火鸡羽毛生产出细菌弹。
于此同时，在1951年8月的最后两周，60名美国飞行员集中在日本的岩国，秘密进行细菌战培训。
课程主要讲的就是细菌战所用的武器和各种撒布细菌的方法，尤其是如何投掷昆虫及动物来传播细菌。
1951年末，石井四郎、若松有次郎和北野政次奔赴朝鲜战场，实地考察，为细菌战做准备。
1952年1月27日夜，美国多批飞机从42军阵地上空低飞盘旋，然而，他们却没有像往常一样俯冲投弹射击，丢下来的东西连个响都听不见就走了。
第二天早晨，375团战士李广福在驻地金谷里山坡上发现大量苍蝇、跳蚤和蜘蛛等昆虫，散布在约200米长、100米宽的雪地上，这让他感到非常奇怪，因为正常的苍蝇跳蚤在冬天是不怎么看得到的。
随后，375团在外远地、龙沼洞等地也发现了大批昆虫，形似虱子、黑蝇或蜘蛛，散布面积约6公里，当地居民都不认识这些虫子。
到了2月17日，志愿军第42、12、39军和志愿军第19兵团部队驻地相继发现美军投掷昆虫的情况8起，昆虫密度最高的地方达每平方米1000只！
2月19日，志愿军总部向总参谋部电话报告：志愿军第15军部队发生了霍乱、斑疹、脑炎等病症，已经有两人死亡。
而且，美国人丢细菌弹的地方远不止朝鲜前线，还有中国境内。
1952年初，美国飞机被多次观察到在中国东北的辽东省和辽西省各地投下带有炭疽杆菌的标本虫、苍蝇和羽毛；
1952年2月18日，美军在朝鲜安州投撒跳蚤；
4月4日夜，美机在黑龙江省甘南县5 ×15 千米盼地区投下 717 只染有鼠疫的田鼠；
5月16日夜，美机在朝鲜大同投下染有霍乱的蛤蜊……
志愿军67军军长李湘被细菌感染，病情迅速恶化，转化为败血症和脑膜炎病，脑袋肿胀得像水桶一样粗大，虽经医生百般医治，也无能为力。
1952年7月8日13时，李湘与世长辞，从发病到去世前后只有8天，年仅37岁，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最高级别的指挥官。
因为美军这次细菌战也有实验的意思，所以在投毒的同时，美国非常渴望知道自己的“实验结果”。
从3月份开始，美军就把愿意当间谍的俘虏空投到志愿军后方。
他们带着双筒望远镜，收音机，以及窃听电话仪等物品，伪装成志愿军参谋混迹在军队中。
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了解细菌战的影响，比如军队与平民的伤亡情况，感染的人多长时间死去，死者的年龄结构，军队中有没有传染病，住所里有没有死老鼠……
中国这边的反应也非常快。
在2月上旬，周总理拿到的报告中，对美军是否使用了细菌武器还存在疑问，证据还不充分。
但到了2月中旬，结果已经十分明确——找到第一批昆虫的42军已经从中分析出了鼠疫和霍乱！
面对美军的细菌战攻势，志愿军必须马上行动。抗疫，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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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作家西虹作为战地记者去抗美援朝前线的时候，发现前线的志愿军战士有一件很神奇的装备——用弹药箱设计的捕鼠装置。
面对美国的细菌战，志愿军采取了一整套方法应对，抓老鼠就属于其中之一。
西虹把自己见到的点点滴滴，都记在了自己的著作——《抗美援朝战地日记》里，细节丰富。
经历过新冠疫情的中国人在看这本书的时候，肯定会非常感慨——因为中国在那时候就是防疫能手。
面对疫情，第一步重要的就是要让所有人都重视起来，因为当时全国普遍都缺乏相关的知识，喝生水是普遍现象。
为了普及防疫只是，卫生队长带着显微镜到连上，给大伙儿看苍蝇、冷水在高倍镜头下什么样子，把战士都吓坏了，说以后再也不喝凉水了。
同时，在团、营、连部都设置防疫委员会，团部的参谋长和卫生队长当主任、副主任。
细菌弹落下来以后，小虫子散落在雪地里，部队看到以后就过去打药，杀死以后要么烧掉，要么掩埋。
（志愿军1952年在朝鲜战场上找到的飞机空投下来的细菌武器容器，和1996年美国解密的1953年的陆军化学部队档案中细菌武器的几乎完全一致）
大家吃水的水井有门有盖，炊事员负责看守水井。每班挖垃圾坑，盖的厕所厕坑也加盖，洒DDT粉末。
志愿军在洞里睡高铺，避免着凉，洞里有大油桶当澡盆洗澡，战士每天都要刷牙洗脸，两天一洗脚，七天一洗澡，换下来的衣服统一熏蒸，灭虱子。
战士干部都要剃光头，把洞口都挂上雨布，用手帕做口罩，把裤脚扎起来，外出必须戴口罩。
给大家做饭的炊事员，需要全程戴口罩，一天一洗澡。
具体执行如何连里要三天检查一次，营里七天，团里一个月，抓得特别紧。
对于传染源，我们也要处理，比较密集的地方，就由防疫人员直接用火灭杀毒虫。
对于零散的地方，部队就制作了很多抓带菌昆虫的工具，战士们看到就及时扑杀。
最重要的是，国内紧急往前线运送了大量的疫苗，给所有志愿军战士都打了疫苗，还有部分朝鲜人民。
志司警卫2团警通连班长王全海，在搜山的时候发现有半片弹壳，长1米，半径大概40厘米，中间有横格。
当时他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把它抱起来准备带回连队炊事班当猪槽喂猪用，排长张作山看了说：“是细菌弹，快放下。”王全海赶紧把弹壳扔了，但吃完晚饭以后他就感到呼吸困难，喘不上气，卫生院赶紧把他送到团卫生队，第二天就被转到医院，治了十个月才治愈归队。
随着美国把细菌战范围的扩大，沈阳也发现了美军投放细菌弹的踪迹。
于是，3月12日国家进一步发布命令：对由朝鲜进入东北和由东北进入关内的车辆，进行强制消毒，来往人员发现有症状者，立即隔离治疗；非必要物资暂停运回，非必要人员和部队暂停来往与调动。
19号，中央防疫区和各大军区都发了《反细菌战指示》，宣布志愿军所在的朝鲜为疫区，东北为紧急防疫区，华北、华东、中南沿海地区为防疫监视区，华北、华东、中南内地及西北、西南为防疫准备区。
全国各地组织的139支医疗队逆行而上，奔赴前线和战士们一起战斗。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并不知道美军还会有什么更丧心病狂的想法，只能做最坏的打算。
于是，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除四害”、疏通渠道、改建厕所、修水井，各地都设置了防疫站，有传染病症状马上隔离治疗，直接提高全国人的卫生水平，以防细菌战进一步扩大。
还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全国总动员。
后来，这个运动还延续下来了，隔一段时间就要整一次。
实际上，中国人“多喝热水”这个习惯，正是在预防传染病的过程中慢慢养成的，中国农村最早用上的两样工业品，除了手电筒，就是热水瓶。
就在积极防疫的同时，中国还主动联系世界相关机构，在全世界控诉美国。
国际科学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国际科学委员会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报告书》(通常称李约瑟报告)得出的结论是：
“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
由于中国有效的防疫措施，在整个细菌战中，志愿军与美国细菌战有关的疫病患者共计384人，其中有258人治愈。
军队和老百姓的发传染病发病率，反而因为卫生运动的高涨降低了。
1952年9月，美国军方负责生物武器研究项目的人员向政府报告，他们把杀伤力强、稳定、可行、易传播、成本低、能产生疫情的细菌武器运用到常规战争中的计划并不成功。
一年后，在朝鲜战争结束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过去两年的结果表明，他们对细菌武器的计划过于乐观。
然而，恰恰因为中国应对的太好，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疫情报告，给了美国人抵赖的机会，他们一直在用各种办法狡辩，说自己没有使用细菌武器。
甚至，为了掩人耳目，他们不惜杀人灭口。
而且，通过种种下作的手段，他们几乎已经成功了，知道他们罪行的大众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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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11月28日，朝鲜战争停战整整四个月后，纽约曼哈顿第七大道斯塔特勒酒店突然传来一声巨响，一间房间的窗户被打碎了，短短几秒钟之后，一具尸体掉在了人行道上。
Netflix关于该事件的系列片《Wormwood（苦艾草）》
酒店的门房被吓坏了，他大喊道：“有人跳楼了！有人跳楼了！”
夜班经理迅速报警并确认了房间号——1018A，但当警察赶到时，那人已经死去多时，他们只来得及确认死者的身份——弗兰克·奥尔森，CIA的生化科学家。
就在这起事件的同一时期，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美国方面抛出了神奇的理由——“1952年的美军不具备中朝宣称的进攻性生物武器作战能力”。
德特里克营武器开发生物实验室昆虫学部原负责人戴尔·W·詹金斯（Dale W. Jenkins）博士更是表示，在中国控诉之前，美国方面从没有研究过使用节肢动物（主要是昆虫）进行生物作战的可能性。
我都没有，拿什么投毒？
这个突然死亡的奥尔森先生，正是能给美国这个借口画上一个大大叉号的人。
因为奥尔森生前供职之处，就是德特里克营。
制造杀人毒物来“保卫自由”，我反正信了…
1942年末，时任总统小罗斯福正式批准美国的生物武器计划，奥尔森则是40年代第一批“入驻”德特里克营的科学家之一，参与生物武器研发工作，还是“特别行动部”的第二任主管。
也就是说，奥尔森不仅参加了美国政府的生化武器计划，还是涉及最高机密的专家。
奥尔森的离奇死亡让他的家人百思不得其解。
中情局在给奥尔森家属带来这个噩耗时，声称其是“意外”身亡。
但奥尔森的大儿子埃里克（Eric Olsen）无法接受这个说法。
因为奥尔森生前的上司，德特里克营特别行动部长文森特·鲁威特的说法是：埃里克的父亲是死于不慎“跌落”（fall）或者“跳下”（jump）。
然而，跌落是意外，跳下是自杀，这两种说法本身就互相矛盾！
可直到奥尔森下葬，家属都不被允许查看尸体。埃里克后来回忆时说，与其说当时父亲“死了”，不如说是“消失了”。
但这一家那时并没有去深究这件事，就这样过了22年。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上世纪70年代，当时中情局被媒体曝光巨大丑闻，不仅是大规模监视民众，更有大量秘密对人使用致幻剂实验。
1975年6月12日，《华盛顿邮报》头版更是直接刊登文章，说奥尔森当年是因为饮用了中情局下过致幻剂的饮料后，才跳楼丧生的！
得知消息的奥尔森一家人这才打破沉默，决定“在两周内对中情局提起诉讼，要求数百万美元的赔偿”。
美国情报部门说，奥尔森死亡之前精神状态糟糕，有自杀倾向。
但奥尔森的妻子坚称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里，奥尔森根本没有丧失理智，只是“非常忧郁”，说自己想要辞职，不可能自己跳楼；
而儿子埃里克作为哈佛大学心理学的高材生，更是直指其中的逻辑问题：如果中情局明知道这个人有自杀倾向，为什么还要带他住进酒店13层？
如果走到诉讼庭，奥尔森家就有权依法调出事件相关的机密文件，这让美国政府无法接受。
为此，中情局承认奥尔森之死是当年致幻剂试验“过失”造成的，将对此事负责；连白宫都动员了起来，时任总统杰拉尔德·福特专门在白宫接见了奥尔森一家，并向其致歉。
这次会面使得奥尔森家放弃了起诉的念头，转向寻求赔偿，第二年，他们得到了75万美元的赔偿，这比当初中情局允诺的125万金额相差不少。
但发生在奥尔森家庭的悲剧没有结束。2年后，埃里克的妹妹一家遭遇空难，夫妻俩、儿子乔纳森以及另一个尚未出生的宝宝全部遇难。
这件事极大地刺激了埃里克，他跑到“祖籍”瑞典躲了几年。之后，他决定返回美国，彻查真相。
因为他心里的疑团始终没有解开，中情局一再否认的做法，看上去太像是要刻意隐瞒什么了。
1994年，埃里克的母亲去世，满肚子问号的他终于下定决心，打算借将父亲迁葬与母亲合葬之机，对父亲开棺验尸。
法医验尸后发现，奥尔森尸体内的毒素检验没有发现任何问题，而他的伤势更加令人生疑——头颈部没有玻璃碎片，这与他从窗户跳出去的假设不一致。更奇怪的是，奥尔森是仰面着地的，可他左眼上方的骨头却变形了。
法医的结论是：奥尔森在摔落之前，就被钝器击打了头部，他是被蓄意抛出窗外的。
这不是意外，不是自杀，也不是喝了什么致幻剂，这是蓄意谋杀！
埃里克回过头来继续调查发现，就在他父亲去世的同一年，中情局就出版了第一版《暗杀手册》，里面详细阐述了如何把暗杀布置得看起来像是一场意外。
而暗杀手段中最优先的，中情局特工最喜欢的，就是让人从20米以上高度将人推下去（drop），而把人推落之前，通常会先重击他的头部让他们失去意识，位置要打在某只眼睛的上方……
2001年4月，《纽约时报》再次对奥尔森离奇死亡一案做了报道，这篇报道引来了一个谁都没想到的知情者——当年奥尔森的同事诺曼·考诺耶（Norman Cournoyer）。
考诺耶当年是奥尔森在德特里克营最好的朋友，两人在工作中合作紧密，他联系埃里克说：“朝鲜是关键”。
年轻时的考诺耶与奥尔森家人
在受访时，考诺耶证实：“美国空军在朝鲜战争期间测试了生物武器，弗兰克·奥尔森知道一切以后，就对自己做过的事情感到绝望。”
奥尔森的状态很不稳定，很可能要把这件事揭露出去，考诺耶说：“他极为坦诚，敢于吐露他的想法。他毫不在意，任何时候都敢于直言......我敢肯定，这就是让他们畏惧的地方。”
埃里克他反复追问考诺耶，出于对于老朋友最后的尊重，考诺耶终于在摄影机前艰难地说道：
“不，……我不想说，但是，有些人拥有生物武器，而且他们使用了它们，我不能说更多的了，他们使用了它们。”
“我觉得这就是你的父亲被CIA杀掉的其中一个原因。”
2002年8月8日，经过反复的验证和调查，埃里克在把父亲重新安葬的前一天对记者说：
“1953年11月28日弗兰克·奥尔森的死亡是谋杀，而非自杀。
这不是1975年呈现给世人的那样单纯的LSD药物实验， 而是关于生化战的事件。弗兰克·奥尔森并非是由于在实验中经历了“糟糕体验”而自杀。
他之所以被害，是有人担心他会泄露20世纪50年代早期CIA的绝密审讯项目，以及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生化武器的信息。”
从使用细菌武器的那一天起，美国人就知道这是罪大恶极的，他们用尽了一切手段去掩盖它，否认它。
可是，即使知道了真相，埃里克也无法帮自己的父亲讨回公道了。
因为根据美国法律，“如果要控告中情局或者美国政府，只能从过失的角度，不能用蓄意，如果政府无意间害死你，你可以提告，但要是蓄意杀你，那算你倒霉。但这就是根据《联邦侵权赔偿法》的涵义，公民唯一能控告政府的法条。”
奥尔森的悲剧只是冰山一角。
空投细菌弹的美军飞行员，有不少被志愿军俘虏了，在志愿军的优待下，他们提供了证词。
可是，在战后回国之后，他们第一时间并没有被允许回家，而是受到了中情局精神控制研究团队的审讯！
美国总检察长布劳纳尔说：“所有与共产党看守进行过合作的战俘，都必须对他们的背叛罪作出回答。”国防部长声明：“那些做出使美国司令部不高兴的见证的人，将按军法个别予以处理。”他们还拿出最高可判死的“叛国罪”出来威慑归国战俘。
在威逼利诱之下，这些飞行员几乎全部翻供。
这事当然被美方拿出来大说特说——所谓的细菌战供词都是中共威逼酷刑弄出来的，不是真话。
在中国供认细菌战罪行的飞行员奎因回国后翻供
这话根本不值一驳，因为如果一个人没做过某件事，哪怕你再怎么逼供，编造出来的“飞行时间”、“投弹地点”等等细节，和记录肯定是对不上的。
但美国人没有胆量拿飞行记录出来对质，反而是在细菌战的后期，把参与该行动的各项资料集中销毁。
1956年，美军从国家档案馆中拿走了关于化学兵的记录。华盛顿的档案管理员说，13年后，在军队将文件归还给档案馆时，一些文件被剔除销毁了。
比如远东司令部的生物战档案，1952年春天，那份档案最初有25项内容，但剔除之后，就只剩下6个。
对于那些“死硬分子”，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更不客气。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第一时间向西方民众报道有关美军实施细菌战的西方记者——韦尔弗雷德·格拉汉姆·伯切特（Wilfred Graham Burchett）和阿兰·温宁顿（Alan Winnington），都遭到了迫害。
伯切特从1955年开始，就一直拿不到自己祖国澳大利亚发放的护照。
到1972年，澳大利亚政府更是拒绝给他和子女公民身份，他也成为了澳大利亚“唯一的政治难民”；温宁顿则在战后被英国政府指控“叛国罪”，此后只能流亡海外。
当时在中国上海出版的美国杂志《中国月报》（China Monthly Review）的编辑兼发行人约翰·鲍威尔（John William Powell），持续刊文揭露美军在朝鲜战场及中国境内进行细菌战的真相。
由于这是在中国办的美国杂志，很大一部分资金来源是靠美国读者的订阅。
于是，美国对鲍威尔的刊物进行了邮禁，没了财源的刊物很快走向了末路，1953年7月宣告停刊。鲍威尔也回到了美国。
回到祖国的鲍威尔，很快被以“煽动叛乱罪”指控起诉，一旦败诉，就要面对260年的刑期——关到死。
当时，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横行，只要和共产党沾上，败诉的概率太大了。
但出生于中国，也同情中国革命的鲍威尔，选择死扛到底，不以屈膝谋求减刑，而是坚决要进行无罪辩护！
鲍威尔的辩护律师冲破阻碍，到达中国和朝鲜取得了重要的证据，证明鲍威尔的文章并无虚假。
美国控方仍然不依不饶，看准的就是鲍威尔方面没法找到中国的证人到美国出庭。
但鲍威尔的律师团见招拆招，提出让美军方关键人物李奇微、布雷德利、克拉克以及中情局、国安局等部门出庭作证，并提供与朝鲜战争、细菌战和停战谈判行为有关的文件。
但这恰恰是美国政府竭力想要隐瞒的，绝不可能拿出来。
因为关键的证人、证据到不了位，审判历经了数年时间，法官最后只能以证据不足宣判鲍威尔夫妇无罪，只是禁止他再从事这个行业的工作。
可这依然没有让鲍威尔闭嘴。上世纪80年代，鲍威尔连续写作文章，揭露美国包庇日本细菌战战犯，相互勾结的实情。
正是他的坚持，让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迪芬·恩迪克特和爱德华·哈格曼花费了20 年的时间，经过对方的调研和证据比对，在1998年完成了《美国与生物战：冷战早期与朝鲜战争的秘密》一书。
可惜的是，专业学者的严谨考究，无法通过媒体传递给全世界。
人是健忘的生物，随着时间的逐渐逝去，真相就会变得模糊。
志愿军后勤司令洪学智，曾在生前的一场座谈会上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全过程，我对这段历史全都了解，对一些重大事件和一些细节我全都清楚。
现在我还活着，有人不敢瞎说乱说；等我死了，有人就会胡说八道，胡编滥造，甚至歪曲、篡改那段历史，这是决不允许的！”
洪学智说对了，如今，在中国舆论场上，就有人拿着一两篇死无对证的稿子，拿着所谓的“苏联解密档案”，志愿军卫生部“吴之理”的文章，妄图给美国人翻案，对海量可以互相印证的人证物证视而不见。
很多人对当年那场细菌战，已经知之甚少，甚至毫无概念，不认为美国会做这样的事。
历史永远是需要争夺的领域，舆论阵地你不争取，就要让给你的敌人。